《古代兵法散文·隋唐五代兵法·唐李问对》原文鉴赏

[原文]

卷 上

太宗曰：“高丽数侵新罗，朕遣使谕，不奉诏，将讨之，如何?”靖曰：“探知盖苏文自恃知兵，谓中国无能讨，故违命。臣请师三万，擒之。”

太宗曰：“兵少地遥，以何术临之?”靖曰：“臣以正兵。”

太宗曰：“平突厥时用奇兵，今言正兵，何也?”靖曰：“诸葛亮七擒孟获，无他道也，正兵而已矣。”

太宗曰：“晋马隆讨凉州，亦是依八阵图，作偏箱车。地广，则用鹿角车营，路狭，则为木屋，施于车上，且战且前。信乎正兵古人所重也。”靖曰：“臣誧突厥， 西行数千里，若非正兵，安能致远?偏箱鹿角，兵之大要，一则治力，一则前拒，一则束伍，三者迭相为用，斯马隆所得古法深矣。”

太宗曰：“朕破宋老生，初交锋，义师少却，朕亲以铁骑自南原驰下，横突之，老生兵断后，大溃，遂擒之。此正兵乎?奇兵乎?”靖曰：“陛下天纵圣武，非学而能。臣按兵法，自黄帝以来，先正而后奇，先仁义而后权谲。且霍邑之战，师以义举者，正也，建成坠马，右军少却者，奇也。”

太宗曰：“彼时少却，几败大事，曷谓之奇耶?”靖曰：“凡兵以前向为正，后却为奇。且右军不却，则老生安致之来哉?法曰：‘利而诱之，乱而取之。’老生不知兵，恃勇急进，不意断后，见擒于陛下，此所谓以奇为正也。”

太宗曰：“霍去病暗与孙吴合，诚有是夫?当右军之却也，高祖失色，及朕奋击，反为我利，孙吴暗合，卿实知言。”

太宗曰：“凡兵却，皆可谓之奇乎?”靖曰：“不然，夫兵却，旗参差而不齐，鼓大小而不应，令喧嚣而不一，此真败却也，非奇也;若旗齐鼓应，号令如一，纷纷纭纭虽退走非败也，必有奇也。法曰：‘佯北勿追。’又曰：‘能而示之不能。’皆奇之谓也。”

太宗曰：“霍邑之战，右军少却，其天乎?老生被擒，其人乎?”靖曰：“若非正兵变为奇，奇兵变为正，则安能胜哉?故善用兵者，奇正在人而已，变而神之，所以推乎天也。”太宗俯首。

太宗曰：“奇、正素分之欤?临时制之欤?”靖曰：“按曹公新书曰：‘己二而敌一，则一术为正，一术为奇; 己五而敌一，则三术为正，二术为奇。’此言大略耳!唯孙武云：‘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 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斯得之矣。安有素分之耶?若士卒未习吾法，偏裨未熟吾令，则必为之二术。教战时，各认旗鼓，迭相分合，故曰：分合为变，此教战之术耳。教阅既成，众知吾法，然后如驱群羊，由将所指，孰分奇正之别哉?孙武所谓形人而我无形，此乃奇正之极致，是以，素分者，教阅也。临时制变者，不可胜穷也。”太宗曰：“深乎! 深乎! 曹公必知之矣! 但新书所以授诸将而已，非奇正本法。”

太宗曰：“曹公云：‘奇兵旁击。’卿谓若何?”靖曰：“臣按曹公注孙子曰：‘先出合战为正，后出为奇。’此与旁击之拘异焉。臣愚谓大众所合为正，将所自出为奇。乌有失后旁击之拘哉?”

太宗曰：“吾之正，使敌视以为奇，吾之奇，使敌视以为正，斯所谓形人者欤?以奇为正，以正为奇，变化莫测，斯所谓无形者欤?”靖再拜曰：“陛下神圣，迥出古人，非臣所及。”

太宗曰：“分合为变者，奇正安在?”靖曰：“善用兵者，无不正，无不奇，使敌莫测。故正亦胜，奇亦胜。三军之士，止知其胜，莫知其所以胜，非变而能通，安能至是哉?分合所出，惟孙武能之，吴起而下，莫可及焉。”

太宗曰：“吴术若何?”靖曰：“臣请略言之，魏武侯问吴起两军相向，起曰：‘使贱而勇者前击，锋始交而北，北而勿罚，观敌进取，一坐一起，奔北不追，则敌有谋矣。若悉众追北，行止纵横，此敌人不才，击之勿疑。’臣谓吴术大率多此类，非孙武所谓以正合也。”

太宗曰：“卿舅韩擒虎，尝言卿可论孙吴，亦奇正之谓乎?”诸曰：“擒虎安知奇正之极，但以奇为奇，以正为正耳! 曾未知奇正相变，循环无穷者也。”

太宗曰：“古人临阵出奇，攻人不意，斯亦相变之法乎?”靖曰：“前代战斗，多是以小术而胜无术，以片善而胜无善，斯安足以论兵法也。若谢玄之破苻坚，非谢玄之善也，盖苻坚之不善也。”太宗顾侍臣，检谢玄传阅之，曰：“苻坚甚处是不善。”靖曰：“臣观苻坚载记曰：‘秦诸军皆溃败，唯慕容垂一军独全，坚以千余骑赴之，垂子宝劝垂杀坚，不果。’此有以见秦师之乱，慕容垂独全，盖坚为垂所陷明矣。夫为人所陷而欲胜敌，不亦难乎?臣故曰： 无术焉，苻坚之类是也。”太宗曰：“孙子谓多算胜少算，有以知少算胜无算，凡事皆然。”

太宗曰：“黄帝兵法，世传握奇文，或谓为握机文，何谓也?”靖曰：“奇音机，故或传为机，其义则一，考其辞云：‘四为正，四为奇，余奇，为握机。’奇，余零也。因此音机。臣愚谓兵无不是机，安在乎握而言也?当为余奇则是。夫正兵受之于君，奇兵将所自出。法曰：‘令素行，以教其民者，则民服。’此受之于君者也。又曰：‘兵不豫言，君命有所不受。’此将所自出者也。凡将，正而无奇，则守将也;奇而无正，则斗将也;奇正皆得，国之辅也。是故握机，握奇，本无二法，在学者兼通而已。”

太宗曰：“阵数有九，中心零者，大将握之，四面八向，皆取备焉。阵间容阵，队间容队，以前为后，以后为前，进无速奔，退无剧走，四头八尾，触处为首，敌冲其中，两头皆救，数起于五，而终于八，此何谓也?”靖曰：“诸葛亮以石纵横布为八行方阵方法，即此图也，臣尝教阅，必先此阵，世所传握机文，盖得其粗也。”

太宗曰：“天、地、风、云、龙、虎、鸟、蛇，斯八阵，何义也?”靖曰：“传之者误也，古人秘藏此法，故诡设八名耳。八阵本一也，分为八焉。若天地者，本乎旗号，风云者，本乎幡名。龙虎鸟蛇者，本乎队伍之别。后世误传，诡设物象，何止八而已乎?”

太宗曰：“数起于五，而终于八，则非设象，实古制也，卿试陈之。”靖曰：“臣按黄帝始立丘井之法，因以制兵，故井分四道，八家处之，其形井字，开方九焉，五为阵法，四为闲地，此所谓数起于五也，虚其中，大将居之，环其四面，诸部连绕，此所谓终于八也。及乎变化制敌，则纷纷纭纭，斗乱而法不乱，混混沌沌，形圆而势不散，此所谓散而成八，复而为一者也。”

太宗曰：“深乎! 黄帝之制兵也。后世虽有天智神略，莫能出其斗阈，降此孰有继之者乎?”靖曰：“周之始兴，则太公实缮其法，始于岐都，以建井亩，戎车三百辆，虎贲三百人，以立军制，六步七步，六伐七伐，以教战法。陈师牧野，太公以百夫致师，以成武功，以四万五千人，胜纣七十万众。周司马法，本太公者也。太公既没，齐人得其遗法，至桓公霸天下，任管仲，复修太公法，谓之节制之师，诸侯毕服。”

太宗曰：“儒者多言管仲霸臣而已，殊不知兵法乃本于王制也，诸葛亮王佐之才，自比管乐，以此知管仲亦王佐也。但周衰时，王不能用，故假齐兴师尔。”靖再拜曰：“陛下神圣，知人如此，老臣虽死，无愧昔贤也。臣靖言管仲制齐之法，三分齐国以为三军。五家为轨，故五人为伍。十轨为里，故五十人为小戎。四里为连，故二百人为卒。十连为乡，故二千人为旅。五乡一师，故万人为军。亦由司马法一师五旅，一旅五卒之义焉。共实皆得太公之遗法。”

太宗曰：“司马法，人言穰苴所述，是欤?否也?”靖曰：“按史记穰苴传，齐景公时，穰苴善用兵，败燕晋之师，景公尊为司马之官，由是称司马穰苴，子孙号司马氏。至齐威王，追论古司马法。又述穰苴所学，遂有司马穰苴书数十篇。今世所传兵家者流，又分权谋、形势、阴阳、技巧四种，皆出司马法也。”

太宗曰：“汉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今失其传，何也?”靖曰：“张良所学，太公六韬三略是也;韩信所学，穰苴孙武是也。然大礼不出三门四种而已。”

太宗曰：“何谓三门?”靖曰：“臣按太公谋八十一篇，所谓阴谋不可以言穷; 太公言七十一篇，不可以兵穷; 太公兵八十五篇，不可以财穷。此三门也。”

太宗曰：“何谓四种?”靖曰：“汉任宏所论是也。凡兵家流，权谋为一种，形势为一种，及阴阳、技巧二种，此四种也。”

太宗曰：“司马法首序搜狩，何也?”靖曰：“顺其时，而要之以神，重其事也。周礼最为大政，成有岐阳之搜，康有丰宫之朝，穆有涂山之会，此天子之事也。及周衰，齐桓有召陵之师，晋文有践土之盟，此诸侯奉行天子之事也。其实用九伐之法，以威不恪，假之以朝会，因之以巡狩，训之以甲兵，言无事兵不妄举，必于农隙，不忘武备也，故首序搜狩，不其深乎?”

太宗曰：“春秋楚子二广之法云：‘百官象物而动，军政不戒而备，’此亦得周制欤?”靖曰：“按左氏云：‘楚子乘广，三十乘，广有一卒。卒偏之两，军行右辕，以辕为法，故挟辕而战，皆周制也。’臣谓百人曰卒，五十人曰两，此是每车一乘用士百五十人，此周制差多耳。周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 以二十五人为一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楚山泽之国，车少而人多。分为三队，则与周制同矣。”

太宗曰：“春秋荀吴伐狄，毁车为行，亦正兵欤?奇兵欤?”靖曰：“荀吴用车法耳。虽舍车而法在其中焉。一为左角，一为右角，一为前拒，分为三队，此一乘法也，千万乘皆然。臣按曹公新书云：‘攻车七十五人，前拒一队，左右角二队，守车一队。炊子十人，守装五人，厩养五人，樵汲五人，共二十五人。’攻守二乘，凡百人。兴兵十万，用车千乘，轻重二千，此大率荀吴之旧法也。又观汉魏之间军制，五车为队，仆射一人，十车为师，率长一人，凡车千乘，将吏二人，多多仿此。臣以今法参用之，则跳荡，骑兵也; 战锋队，步骑相半也;驻队，兼车乘而出也。臣西讨突厥，越险数千里，此制未尝敢易，盖古法节制，信可重也。”

太宗幸灵州回，召靖赐坐，曰：“朕命道宗及阿史那社氽等讨薛延陀，而铁勒诸部乞置汉官，朕皆从其请，延陀西走，恐为后患，故遣李绩讨之。今北荒悉平，然诸部番汉杂处，以何道经久，使得两全安之?”靖曰：“陛下敕自突厥至回纥部落，几置驿六十六处，以通斥候，斯已得策矣; 然臣愚，以谓汉戍，宜自为一法，番落，宜自为一法，教习各异，勿使混同，或遇寇至，则密敕主将，临时变号易服，出奇击之。”

太宗曰：“何道也?”靖曰：“此所谓多方以误之之术也。番而示之汉，汉而示之番，彼不知番汉之别，则莫能测我攻守之计矣。善用兵者，先为不可测，则敌乖其所之也。”

太宗曰：“正合朕意。卿可密教边将。只以此番汉，便见奇正之法矣。”靖再拜曰：“圣虑天纵，闻一知十，臣安能极其说哉?”

太宗曰：“诸葛亮言：‘有制之兵，无能之将，不可败也。无制之兵，有能之将，不可胜也。’朕疑此谈，非极致之论。”靖曰：“武侯有所激云耳。臣按孙子有曰：‘教习不明，吏卒无常，陈兵纵横，曰乱。’自古乱军引胜，不可胜纪。夫教道不明者，言教阅无古法也。吏卒无常者，言将臣权任无久职也。乱军引胜者，言己自溃败，非敌胜之也。是以武侯言兵卒有制，虽庸将未败，若兵卒自乱，虽贤将危之，又何疑焉?”

太宗曰：“教阅之法，信不可忽。”靖曰：“教得其道，则士乐为用;教不得法，虽朝督暮责，无益于事矣。臣所以区区古制，皆纂以图者，庶乎成有制之兵也。”太宗曰：“卿为我择古阵法，悉图以上。”

太宗曰：“番兵唯劲马奔冲，此奇兵欤?汉兵唯强弩掎角，此正兵欤?”靖曰：“按孙子云：‘善用兵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夫所谓择人者，各随番汉所长而战也。番长于马，马利乎速斗;汉长于弩，弩利乎缓战。此自然各任其势也，然非奇正所分。臣前曾部番汉必变号易服者，奇正相生之法也。马亦有正，弩亦有奇，何常之有哉?”

太宗曰：“卿更细言其术。”靖曰：“先形之，使敌从之，是其术也。”

太宗曰：“朕悟之矣! 孙子曰：‘形兵之极，至于无形。’又曰：‘因形以措胜于众，众不能知。’其此之谓乎!”靖再拜曰：“深乎! 陛下圣虑，已思过半矣。”

太宗曰：“近契丹、奚皆内属，置松漠饶乐二都督，统于安北都护，朕用薛万彻，如何?”靖曰：“万彻不如阿史那社氽及执失思力、契苾何力，此皆番臣之知兵者也。因尝与之言松漠、饶乐山川道路，番情逆顺，远至于西域部落十数种，历历可信。臣教之以阵法，无不点头服义，望陛下任之无疑。若万彻则勇而无谋，难以独任。”太宗笑曰：“番人皆为卿役使。古人云：‘以蛮夷攻蛮夷，中国之势也。’卿得之矣。”

卷 中

太宗曰：“朕观诸兵书，无出孙武，孙武十三篇，无出虚实。夫用兵识虚实之势，则无不胜焉。今诸将中，但能言避实击虚，及其临敌，则鲜识虚实者;盖不能致人，而反为敌所致故也。如何?卿悉为诸将言其要。”靖曰：“先教之以奇正相变之术，然后语之以虚实之形，可也。诸将多不知以奇为正以正为奇，且安识虚是实，实是虚哉?”

太宗曰：“策之而知得失之计，作之而知动静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此则奇正在我，虚实在敌欤?”靖曰：“奇正者，所以致敌之虚实也。敌实则我必以正; 敌虚则我必以奇。苟将不知奇正，则虽知敌虚实，安能致之哉?臣奉诏，但教诸将以奇正，然后虚实自知焉。”

太宗曰：“以奇为正者，敌意其奇，则吾正击之; 以正为奇者，敌意其正，则吾奇击之，使敌势常虚，我势常实。当以此法授诸将，使易晓耳。”靖曰：“千章万句，不出乎致人而不致于人而已。臣当以此教诸将。”

太宗曰：“朕置瑶池都督，以隶安西都护，番汉之兵如何处置?”靖曰：“天之生人，本无番汉之别，然地远荒漠，必以射猎而生，由此常习战斗。若我恩信抚之，衣食周之，则皆汉人矣。陛下置此都护，臣请收汉戍卒，处之内地，减省粮馈，兵家所谓治力之法也。但择汉吏有熟番情者，散守堡障，此足以经久。或遇有警，则虞卒出焉。

太宗曰：“孙子所言治力何如?”靖曰：“以近待远，以佚待劳，以饱待饥，此略言其概耳。善用兵者，推此三义而有六焉： 以诱待来，以静待躁，以重待轻，以严待懈，以治待乱，以守待攻;反是则力有弗逮，非治力之术，安能临兵哉?”太宗曰：“今人习孙子者，但诵空文，鲜克推广其义，治力之法，宜偏告诸将。”

太宗曰：“旧将老卒，凋零殆尽;诸军新置，不经阵敌，今教以何道为要?”靖曰：“臣常教士，分为三等，必先结伍法。伍法既成，授之军校，此一等也。军校之法，以一为十，以十为百，此一等也。授之裨将，裨将乃总诸校之队，聚为阵图，此一等也。大将军察此三等之教，于是大阅，稽考制度，分别奇正，誓众行罚，陛下临高观之，无施不可。”

太宗曰：“伍法有数家，孰者为要?”靖曰：“臣按春秋左氏传云：‘先偏后伍，’又司马法曰：‘五人为伍，’尉缭子有束武令，汉制有尺籍伍符。后世符籍，以纸为之，于是失其制矣。臣酌其法，自五人而变为二十五人，自二十五人而变为十五人，此则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之制也。舍车用骑，则二十五人当八马，此则五兵五当之制也。是则诸家兵法，唯伍法为要。小列之五人，大列之二十五人，参列之七十五人。又五参其数，得三百七十五人，三百人为正，六十人为奇，此则百五十人分为二正，而三十人分为二奇，盖左右等也。穰苴所谓‘五人为伍，十伍为队’至今因之，此其要也。”

太宗曰：“朕与李绩论兵，多同卿说，但绩不究出处尔，卿所制六花阵法，出何术乎?”靖曰：“臣所本诸葛亮八阵法也。大阵包小阵，大营包小营，隅落钩连，曲折相对，古制如此。臣为图因之，故外画之方，内环之圆，是成六花，俗所号尔。”

太宗曰：“内圆外方，何谓也?”靖曰：“方生于正，圆生于奇，方所以矩其步，圆所以缀其旋，是以步数定于地，行缀应乎天，步定缀齐，则变化不乱，八阵为六，武侯之旧法焉。”

太宗曰：“画方以见步，点圆以见兵，步教足法，兵教手法，手足便利，思过半乎。”靖曰：“吴起云：‘绝而不离，却而不散。’此步法也。教士犹布棋于盘，若无画路，棋安用之?孙武曰：‘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胜兵若以镒称铢，败兵若以铢称镒。’皆起于度量方圆也。”

太宗曰：“深乎! 孙武之言。不度地之远近，形之广狭，则何以制其节乎?”靖曰：“庸将罕能知其节者也。善战者，其势险，其节短，势如纩弩，节如发机。臣修其术，凡立队相去各十步，驻队去前队二十步，每隔一队立一战队。前进以五十步为节，角一声，诸队皆散立，不过十步之内。至第四角声，笼枪跪坐。于是鼓之，三呼三击，三十步至五十步，以制敌之变。马军从背出，亦以五十步临时节止，前正后奇，观敌如何。再鼓之，则前奇后正，复邀敌来，伺隙捣虚，此六花大率皆然也。”

太宗曰：“曹公新书云：‘作阵对敌，必先立表，引兵就表而阵，一部受敌，余部不进救者斩。’此何术乎?”靖曰：“临敌立表，非也，此但教战时法耳。古人善用兵者，教正不教奇，驱众若驱群羊，与之进，与之退，不知所之也。曹公骄而好胜，当时诸将，奉新书者，莫敢攻其短，且临敌立表，无乃晚乎?臣窃观陛下所制破阵乐舞，前出四表，后缀八幡，左右折旋，趋步金鼓，各有其节，此即八阵图四头八尾之制也。人间但见乐舞之盛，岂有知军容如斯焉?”太宗曰：“昔汉高帝定天下，歌云：‘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盖兵法可以意授，不可以语传，朕为破阵乐舞，唯卿以晓其表矣，后世其知我不苟作也。”

太宗曰：“方色五旗为正乎?幡麾折冲为奇乎?分合为变，其队数曷为得宜?”靖曰：“臣参用古法， 凡三队合， 则旗相倚而不交;五队合，则两旗交; 十队合，则五旗交。吹角，开五交之旗，则一复散而为十;开二交之旗，则一复散而为五;开相倚不交之旗，则一复散而为三。。兵散则以合为奇，合则以散为奇，三令五申，三散三合，复归于正，四头八尾，乃可教焉，此队法所宜也。”太宗称善。

太宗曰：“曹公有战骑、陷骑、游骑，今马军何等比乎?”靖曰：“臣按新书云：‘战骑居前，陷骑居中，游骑居后。’如此，则是各立名号，分为三类耳。大抵骑队八马，当车徒二十四人，二十四骑，当车徒七十二人，此古制也。车徒常教以正，骑队常教以奇。据曹公前后及中，分为三覆，不言两厢，举一端言也。后人不晓三覆之义，则战骑必前于陷骑游骑，如何使用。臣熟用此法，回军转阵，则游骑当前，战骑当后，陷骑临变而分，皆曹公之术也。”太宗笑曰：“多少人为曹公所惑。”

太宗曰：“车、步、骑三者一法也。其用在人乎?”靖曰：“臣按春秋鱼丽阵，先偏后伍，此则车步无骑，谓之左右拒，言拒御而已，非取出奇胜也。晋荀吴伐狄，舍车为行，此则骑多为便，唯务奇胜，非拒御而已。臣均其术，凡一马当三人，车步称之，混为一法，用之在人，敌安知吾车果何出?骑果何来?徒果何从哉?或潜九地，或动九天，其知如神，唯陛下有焉，臣何足以知之?”

太宗曰：“太公书云：‘地方六百步，或六十步，表十二辰。’其术如何?”靖曰：“画地方一千二百步，开方之形也。每部占地一百步之方，横以五步立一人，纵以四步立一人。凡二千五百人，分五方，空地四处，所谓阵间容阵者也。武王伐纣，虎贲各掌三千人，每阵六千人，共三万之众，此太公画地之法也。”

太宗曰：“卿六花阵画地几何?”靖曰：“大阅地方千二百步者，其义六阵，各占地四百步，分为东西两厢，空地一千二百步为教战之所，臣尝教士三万，每阵五千人，以其一为营法，五为方圆曲直锐之形，每阵五变，凡二十五变而止。”

太宗曰：“五行阵如何?”靖曰：“本因五方色立此名，方圆曲直锐，实因地形使然，凡军不素习此五者，安可以临敌乎?兵，诡道也，故强名五行焉。文之以术数相生相克之义，其实兵形象水，因地制流，此其旨也。”

太宗曰：“李绩言牝牡方圆伏兵法。古有是否?”靖曰：“牝牡之法，出于俗传，其实阴阳二义而已。臣按范蠡云：‘后则用阴，先则用阳，尽敌阳节，盈吾阴节而夺之。’此兵家阴阳之妙也。范蠡又云：‘设右为牝，益左为牡，早晏以顺天道。’此则左右早晏，临时不同，在乎奇正之变者也。左右者，人之阴阳;早晏者，天之阴阳;奇正者，天人相变之阴阳。若执而不变，则阴阳俱废，如何守牝牡之形而已。故形之者，以奇示敌，非吾正也。胜之者，以正击敌，非吾奇也。此谓奇正相变。兵伏者，不止山谷草木，伏藏所以为伏也。其正如山，其奇如雷，敌虽对面，莫测吾奇正所在。至此夫何形之有哉?”

太宗曰：“四兽之阵，又以商羽徵角象之，何道也?”靖曰：“诡道也。”

太宗曰：“可废乎?”靖曰：“存之所以能变之也。若废而不用，诡愈甚焉。”

太宗曰：“何谓也?”靖曰：“假之以四兽之阵，及天地风云之号，又加商金、羽水、徽火、角木之配，此皆兵家自古诡道。存之，则余诡不复增矣; 变之，则使贪使愚之术，从何而施哉?”太宗良久曰：“卿宜秘之，无泄于外。”

太宗曰：“严刑峻法，使人畏我，而不畏敌，朕甚惑之。昔光武以孤军当王莽百万之众，非有刑法临之，此何由乎?”靖曰：“兵家胜败，情状万殊，不可以一事推也。如陈胜吴广败秦师，岂胜广刑法能加于秦乎?光武之起，盖顺人心之怨莽也。况又王寻王邑不晓兵法，徒夸兵众，所以自败。臣按孙子曰：‘卒未亲附而罚之，则不服; 已亲附而罚不行，则不可用。’此言凡将先有爱结于士，然后可以严刑也。若爱未加，而独用峻法，鲜克济焉。”

太宗曰：“尚书云：‘威克厥爱，允济; 爱克厥威，允罔功。’何谓也?”靖曰：“爱设于先，威设于后，不可反是也。若威加于前，爱救于后，无益于事矣。尚书所以慎戒其终，非所以作谋于始也。故孙子之法，万代不刊。”

太宗曰：“卿平萧铣，诸将皆欲籍伪臣家，以赏士卒，独卿不从，以为蒯通不戮于汉，既而江汉归顺。朕由是思古人有言曰：“文能附众，武能威敌。其卿之谓乎?”靖曰：“汉光武平赤眉，入贼营中，按行。贼曰：‘萧王推赤心于人腹中。’此盖先料人情，本非为恶，岂不豫虑哉?臣顷讨突厥，总番汉之众，出塞千里，未尝戮一杨干，斩一庄贾，亦推赤诚，存至公而已矣。陛下过听，擢臣以不次之位，若于文武，则何敢当!”

太宗曰：“昔唐俭使突厥，卿因而击败之，人言卿以俭为死间，朕至今疑焉，如何?”靖再拜曰：“臣与俭比肩事主，料俭说必不能柔服，故臣因纵兵击之，所以去大恶不顾小义也。人谓以俭为死间，非臣之心。按孙子用间，最为下策。臣尝著论，其末云：‘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或用间以成功，或凭间以倾败。’若束发事君，当朝正色，忠以尽节，信以竭诚。虽有善间，安可用乎?唐俭小义，陛下何疑?”太宗曰：“诚载! 非仁义不能使间，此岂纤人所为乎?周公大义灭亲，况一使人乎?灼无疑矣。”

太宗曰：“兵贵为主，不贵为客，贵速不贵久。何也?”靖曰：“兵不得已而用之，安在为客且久哉?孙子曰：‘远输则百姓贫，’此为客之弊也。又曰：‘役不再籍，粮不三载。’此不可久之验也。臣较量主客之势，则有变客为主，变主为客之术。”

太宗曰：“何谓也?”靖曰：“因粮于敌，是变客为主也。饱能饥之，佚能劳之，是变主为客也。故兵不拘主客迟速，唯发必中节，所以为宜。”

太宗曰：“古人有诸?”靖曰：“昔越伐吴，以左右二军，鸣鼓而进，吴分兵御之。越以中军潜涉，不鼓，袭败吴师，此变客为主之验也。石勒与姬澹战，澹兵远来，勒遣孔苌为前锋，逆袭澹军。孔苌退而澹来追，勒以伏兵夹击之，澹军大败。此变劳为佚之验也。古人如此者多。”

太宗曰：“铁蒺藜行马，太公所制是乎?”靖曰：“有之，然拒敌而已。兵贵致人，非欲拒之也。太公六韬，言守御之具尔，非攻战所施也。”

卷 下

太宗曰：“太公云：‘以步兵与车骑战者，必依丘墓险阻。’又孙子云：‘天隙之地，丘暮故城，兵不可处。’如何?”靖曰：“用众在乎心一，心一在乎禁祥去疑。倘主将有所疑忌，则群情摇;群情摇，则敌乘衅而至矣。安营据地，便乎人事而已。若涧井陷隙之地，及如牢如罗之处，人事不便者也; 故兵家引而避之，防敌乘我。丘墓故城，非绝险处，我得之为利，岂宜反去之乎?太公所说，兵之至要也。”

太宗曰：“朕思凶器，无甚于兵者，行兵苟便于人事，岂以避忌为疑，今后诸将有以阴阳拘忌，失于事宜者，卿当丁宁戒之。”靖再拜谢曰：“臣按尉缭子云，‘黄帝以德守之，以刑伐之，是谓刑德，非天官时曰之谓也。’然诡道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后世庸将，泥于术数，是以多败，不可不戒也。陛下圣训，臣即宣告诸将。”

太宗曰：“兵有分有聚，各贵适宜，前代事迹，孰为善此者?”靖曰：“苻坚总百万之众，而败于淝水，此兵能合而不能分之所致也。吴汉讨公孙述，与副将刘尚分屯，相去二十里。述来攻汉，尚出合击，大破之。此兵分而能合之所致也。太公云：‘分不分为縻军，聚不聚为孤旅。’”太宗曰：“然苻坚初得王猛，实知兵，遂取中原。及猛卒，坚果败，此縻军之谓乎?吴汉为光武所任，兵不遥制，故汉果平蜀，此不陷孤旅之谓乎?得失事迹，足为万代鉴。”

太宗曰：“朕观千章万句，不出乎多方以误之一句而已。”靖良久曰：“诚如圣语，大凡用兵，若敌人不误，则我师安能克哉?譬如奕棋，两敌均焉，一著或失，竟莫能救。是古今胜败，率由一误而已，况多失者乎!”

太宗曰：“攻守二事，其实一法欤?孙子言：‘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 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即不言敌来攻我，我亦攻之; 我若自守，敌亦守之，攻守两齐，其术奈何?”靖曰：“前代似此相攻相守者多矣，皆曰：守则不足，攻则有余，便谓不足为弱，有余为强。盖不悟攻守之法也。臣按孙子云：‘不可胜者守也，可胜者攻也’谓敌未可胜，则我且自守;待敌之可胜，则攻之耳! 非以强弱为辞也。后人不晓其义，则当攻而守，当守而攻。二役既殊，故不能一其法。”

太宗曰：“信乎有余不足，使后人惑其强弱。殊不知守之法，要在示敌以不足; 攻之法，要在示敌以有余也。示敌以不足，则敌必来攻，此是敌不知其所攻者也; 示敌以有余，则敌必自守，此是敌不知其所守者也。攻守一法，敌与我分二事，若我事得，则敌事败;敌事得，则我事败。得失成败，彼我之事分焉。攻守者，一而已矣，得一者，百战百胜。故曰：“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其知一之谓乎?”靖再拜曰：“深乎圣人之法也。攻是守之机，守是攻之策，同归乎胜而已矣。若攻不知守，守不知攻，不唯二其事，抑又二其官，虽口诵孙吴，而心不思妙攻守两齐之说，其孰能知其然哉?”

太宗曰：“司马法言，国虽大，好战必亡; 天下虽安，忘战必危。此亦攻守一道乎?”靖曰：“有国有家者，曷尝不讲乎攻守也?夫攻者，不止攻其城，击其阵而已，必有攻其心之术焉。守者，不止完其壁，坚其阵而已，必也守吾气而有待焉。大而言之，为君之道; 小而言之，为将之法。夫攻其心者，所谓知彼者也;守吾气者，所谓知己者也。”

太宗曰：“诚哉! 朕尝临阵，先料敌之心与己之心孰审，然后彼可得而知焉。察敌之气与己之气孰治，然后我可得而知焉。是以知彼知己，兵家大要。今之将臣，虽未知彼，苟能知己，则安有失利者哉?”靖曰：“孙武所谓先为不可胜者，知己者也。以待敌之可胜者，知彼者也。又曰，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臣斯须不敢失此诫。”

太宗曰：“孙子言三军可夺气之法，朝气锐，昼气惰，暮气归。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如何?”靖曰：“夫含生禀血。鼓作斗争，虽死不省者，气使然也。故用兵之法，必先察吾士众，激吾胜气，乃可以击敌焉。吴起四机，以气机为上，无他道也。能使人人自斗，则其锐莫当。所谓朝气锐者，非限时刻而言也，举一日始末为喻也。凡三鼓，而敌不衰不竭，则安能必使之惰归哉?盖学者徒诵空文，而为敌所诱，苟悟夺之之理，则兵可任矣。”

太宗曰：“卿尝言李绩能兵法，久可用否?然非朕控御，则不可用也。他日太子治，若何御之?”靖曰：“为陛下计，莫若黜绩，令太子复用之，则必感恩图报，于理有损乎?”太宗曰：“善!朕无疑矣!”

太宗曰：“李世绩若与长孙无忌共掌国政，他日如何?”靖曰：“绩忠义，臣可保任也。无忌佐命大功，陛下以肺腑之亲，委之辅相。然外貌下士，内实嫉贤，故尉迟敬德面折其短，遂引退焉。侯君集恨其忘旧，因以犯逆，皆无忌致其然也。陛下询及臣，臣不敢避其说。”太宗曰：“勿泄也，朕徐思其处置。”

太宗曰：“汉高祖能将将，其后韩彭见诛，萧何下狱，何故如此?”靖对曰：“臣观刘项，皆非将将之君。当秦之亡也，张良本为韩报仇，陈平韩信，皆怨楚不用，故假汉之势，自为奋耳! 至于萧曹樊灌，悉由亡命，高祖因之以得天下。设使六国之后复立，人人各怀其旧，则虽有能将将之才，岂为汉用哉?臣谓汉得天下，由张良借箸之谋，萧何漕挽之功也。以此言之，韩彭见诛，范增不用，其事同也。臣故谓刘项皆非将将之君。”

太宗曰：“光武中兴，能保全功臣，不任以吏事，此则善于将将乎?”靖曰：“光武虽籍前构，易于成功，然莽势不下于项籍，寇邓未越于萧曹; 独能推赤心，用柔治，保全功臣，贤于高祖远矣。以此论将将之道，臣谓光武得之。”

太宗曰：“古者出师命将，斋三日，授之以钺，曰：‘从此至天，将军制之;’又授之斧，曰：‘从此至地，将军制之;’又推其毂曰：‘进退惟时，既行，军中但闻将军之令，不闻君命。’朕谓此礼久废，今欲与卿参定遣将之仪，如何?”靖曰：“臣窃谓圣人制作，致斋于庙者，所以假威于神也;授斧钺又推其毂者，所以委寄以权也。今陛下每有出师，必与公卿议论，告庙而后遣，此则邀以神至矣。每有任将，必使之便宜从事。此则假以权重矣，何异于致斋推毂耶?尽合古礼，其义同焉，不须参定。”上曰：“善!”乃命近臣书此二事，为后世法。

太宗曰：“阴阳术数，废之可乎?”靖曰：“不可，兵者，诡道也，托之以阴阳术数，则使贪使愚，兹不可废也。”

太宗曰：“卿尝言天官时日，明将不法，暗将拘之，废宜亦然。”靖曰：“昔纣以甲子日亡，武王以甲子日兴。天官时日，甲子一也; 殷乱周治，兴亡异焉。又宋武帝以往亡日起兵，军吏以为不可。帝曰：‘我往彼亡。’果克之，由此言之，可废明矣。然而田单为燕所围，单命一人为神，拜而祠之，神言燕可破; 单于是以火牛出击燕，大破之。此是兵家诡道，天官时日，亦犹此也。”

太宗曰：“田单托神怪而破燕，太公焚蓍龟而灭纣，二事相反，何也?”靖曰：“其机二也，或逆而取之，或顺而行之，是也。昔太公佐武王，至牧野，遇雷雨，旗鼓毁折，散宜生欲卜吉而后行。此则因军中疑惧，必假卜以问神焉。太公以为腐草枯骨无足问，且以臣伐君，岂可再乎?然观散宜生发机于前，太公成机于后，逆顺虽异，其理致则同。臣前所谓术数不可废者，盖存其机于未萌也。及其成功，在人事而已矣。”

太宗曰：“当今将帅，唯李世绩、道宗、薛万彻，除道宗以亲属外，孰堪大用?”靖曰：“陛下尝言绩、道宗，用兵不大胜，亦不大败;万彻若不大胜，即须大败。臣愚思圣言，不求大胜，亦不大败者，节制之兵也。或大胜，或大败者，幸而成功者也。故孙武云：‘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节制在我云尔。”

太宗曰：“两阵相临，欲言不战，安可得乎?”靖曰：“昔晋师伐秦，交绥而退。司马法曰：‘逐奔不远，纵绥不及。’臣谓绥者，御辔之索也。我兵既有节制，敌兵亦正行伍，岂敢轻战哉?故有出而交绥，退而不逐，各防其失败者也。孙武云：‘勿击堂堂之阵，无邀正正之旗。’若两阵体均势等，苟一轻肆，为其所乘，则或大败，理使然也。是故兵有不战，有必战。夫不战者在我，必战者在敌。”

太宗曰：“不战在我，何谓也?”靖曰：“孙武云：‘我不欲战者，画地而守之。敌不得与我战者，乖其所之也。’敌有人焉，则交绥之间，未可图也，故曰不战在我。夫必战在敌者，孙武云：‘善动敌者，形之，敌必从之，予之，敌必取之，以利动之，以本待之。’敌无人焉，则必来战，吾得以乘而破之。故曰必战者在敌。”

太宗曰：“深乎! 节制之兵，得其法则昌，失其法则亡，卿为纂述历代善于节制者，具图来上，朕当择其精微，垂于后世。”靖曰：“臣前进黄帝太公二阵图，并司马法，诸葛亮奇正之法，此已精悉。历代名将，用其一、二，成功者亦众矣。但史官鲜克知兵，不能纪其实迹焉。臣敢不奉诏，当纂述以闻。”

太宗曰：“兵法孰为最深?”靖曰：“臣尝分三等，使学者当渐而至焉：一曰道，二曰天地，三曰将法。夫道之说，至精至微，易所谓聪明睿知，神武而不杀者，是也。夫天之说阴阳，地之说险易;善用兵者，能以阴夺阳，以险攻易。孟子所谓天时地理者，是也。夫将法之说，在乎任人利器，三略所谓得士者昌，管仲所谓器必坚利者，是也。”

太宗曰：“然!吾谓不战而屈人之兵者，上也。百战百胜者，中也。深沟高垒以自守者，下也。以是较量，孙武著书，三等皆具焉。”靖曰：“观其文，迹其事，亦可差别矣。若张良、范蠡、孙武，脱然高引，不知所往，此非知道，安能尔乎?若乐毅、管仲、诸葛亮，战必胜，守必固，此非察天时地利，安能尔乎?其次王猛之保秦，谢安之守晋，非任将择才，缮完自固，安能尔乎?故习兵之学，必先由下以及中，由中以及上，则渐而深矣。不然，则垂空言，徒记诵，无足取也。”

太宗曰：“道家忌三世为将者，不可妄传也，亦不可不传也。卿其慎之。”靖再拜出，尽传其书与李世绩。

[鉴赏]

《唐李问对》，即《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又称《李卫公问对》，中国古代著名兵书，《武经七书》之一。以唐太宗李世民与卫国公李靖讨论兵法的形式而辑成，分上中下3卷，共98个问对，1万余字。北宋陈师道等认为乃当时人阮逸伪托，元马端临则认为是宋神宗时所校正。该书有中华书局校注本、黄氏刊本、《武经七书》本、《诸子萃览》本、《四库全书》本、清刊本等。

唐太宗李世民(公元599年—公元649年)，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盛世之君。李靖(公元571年—公元649年)，字药师，唐朝杰出的军事家，隋炀帝时为马邑(今山西朔县)丞。归唐后，南平吴楚，北破突厥，西定吐谷浑，显示了非凡的军事才能，被封为卫国公。《唐李问对》一书，记录了唐太宗同李卫公对一些军事问题进行研究和讨论的内容。南宋戴少望《将鉴论断》说：该书“兴废得失，事宜情实，兵家术法，灿然毕举，毕可垂范将来。”

一、“奇正相变”的作战原则

《唐李问对》在上卷开篇中就谈及“奇正”。“奇正”是古代兵书中重要的哲学范畴，自孙武始为历代兵家所倚重。文中是从唐太宗李世民问李靖远征高丽用何术开始，李靖回答用“正兵”，从而引起唐太宗的疑虑。唐太宗说，从前平突厥用奇兵取胜，而今征高丽为什么却言正兵?这里李靖没有正面回答，只援引诸葛亮七擒孟获为正兵例举。接着，唐太宗复问李靖，昔日攻打宋老生，“初交锋义师少却，朕亲以铁骑自南原驰下，横突之，老生兵断后，大溃，遂擒之。此正兵乎，奇兵乎?”唐太宗所问的正兵、奇兵，是沿袭传统的正兵、奇兵之说，亦即单纯从作战形式上谈论正兵和奇兵。李靖却不然。他说：“自黄帝以来，先正而后奇，先仁义而后权谲”。这里“正”与“奇”相对，“仁义”与“权谲”相对。这就不言自明，“正兵”与“仁义”相匹，“奇兵”与“权谲”同义。对此，刘寅作了全面集解。他说：“自轩辕黄帝征诸侯之僭号者始用师旅，以至于今必用正而后奇。必先以仁义治之，而后用权变谲诈之术。(《唐李问对·刘寅集解》)这就把“正兵”和“奇兵”染上了政治的色彩，规定了战争的性质。所以，李靖把唐太宗征高丽说成是“正兵”，移入了“义”的行列，给正兵与奇兵赋予了政治的内容，纳入了战争观的范畴。这无疑是李靖的一个创见。当然，这种解释不免有牵强附会和奉迎成份，目的是为了烘托唐太宗“天纵圣武”。

其实，正兵和奇兵是没有战争性质之分的，因为它是作战形式即“战势”的殊异。孙武在他的兵法《势》篇中就明确地指出：“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认为一切战争现象均可分解为奇正这两个对立统一的因素，奇正的不同组合便形成了变化。而千变万变又都是奇正之变的结果。当然，李靖在阐明奇正的政治含义时，并没有否定“战势”的内容，而且更是加以推崇。他说：“善用兵者，无不正，无不奇，使敌莫测，故正亦胜，奇亦胜。三军之士止知其胜，莫知其所以胜，非变而能通，安能至是哉。分合所出，唯孙武能之;吴来而下，莫可及焉。”李靖认为奇正的运用，唯孙武达到了娴熟的程度，孙武之后是无人企及的。李靖掌握了奇正的用兵原则，并且作了一系列的精辟论述。指出：用兵前向为正，后却为奇;先出合战为正，后出为奇;大众所合为正，将所自出为奇;正兵受之于君，奇兵将自所出;车徒当教以正，骑队当教以奇;兵散则以合为奇，合则以散为正;以奇为正，以正为奇，等等。但是，奇正并不停留在表面形式上，必须在作战中细微观察，慎度其势，灵活变用。譬如：“夫兵却，旗参差而不齐，鼓大小而不应，令喧嚣而不一，此真败却也，非奇也;若旗齐鼓应，号令如一，纷纷纭纭虽退走非败也，必有奇也。”李靖认为“奇正相变”方可为用。他举出攻打宋老生为例。本来攻打宋老生时，是以正兵进攻，不意唐右军“少却”，正是由于右军少却，却给唐军造成了一个“利而诱之”的机会，于是出奇兵断宋老生军后，将宋老生擒获。所以，李靖说：“若非正兵变为奇，奇兵变为正，则安能胜哉?”这就是“奇正相变”的结果。

更值得一提的是，李靖的“奇正相变”是建立在敌之虚实的基础上的。李靖说：“奇正者，所以致敌之虚实也。敌实则我必正;敌虚则我必以奇”，倘使不明敌之虚实，是不可用奇正的。最后李靖对运用奇正原则结论是：“不出乎致人而不致于人”，即设法战胜敌人而不被敌人所战胜。李靖的这些论述，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孙武的“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的思想。

“奇正相变”的运用必然寓于攻守之中。攻和守，是战争中两种基本的作战形式，古今中外战争都离不开。李靖说：前代人皆曰“守则不足，攻则有余，便谓不足为弱，有余为强。盖不悟攻守之法也。”他引用孙武“不可胜者，守也;可胜者，攻也”。即当没有战胜敌人的把握时，我且自守;待可以战胜敌人的时候，则攻之，“非以强弱为辞”。李靖在这里把“攻”、“守”作战引伸了一大步，一改把攻守作为兵势强弱的偏见，重新论证攻守是根据是否有助于战争胜利而定的，维护了孙武关于论攻守思想的本意。他还进一步深刻地阐明攻、守的辩证关系。李靖说：“攻是守之机，守是攻之策，同归于胜而已矣。若攻不知守，守不知攻，……虽口诵孙吴，而心不思妙攻守两齐之说，其孰能知其然哉?”意思说，攻是守的发动之所由，守是攻的运筹之策略，二者都是以取胜为最终目的的。假若知攻而不知守，或知守而不知攻，虽熟背孙吴兵法，而不解攻守两齐之妙用，实际上是不知其所以然。李靖进一步指出：“有国有家者，曷(何)尝不讲乎攻守也?”李靖已经清楚地懂得战争是有国有家以来就有的，而且有战争就有攻守的两种形势。李靖还指出：“夫攻者，不止攻其城，攻其阵而已，必有攻其心之术焉。守者，不止完其壁，坚其阵而已，必也守吾气而有待焉。大而言之，为君之道;小而言之，为将之法。夫攻其心者，所谓知彼者也;守吾气者，所谓知己者也。”李靖攻从攻城、攻阵谈到攻心;守从完其壁、坚其阵论及守吾气。由表及里、层层深入，画龙点睛，指出或攻或守最根本的在于士气。如果气盛夺人，则攻可胜、守可成，百战不殆。

二、“教得其道”的教战方法

李靖非常重视“教战”，并有自己的特色。他主张“教得其道”，循循善诱，由易变难，由浅入深。李靖认为：“教得其道，则士乐为用，教不得法，虽朝督暮责，无益于事矣。”李靖“教战”遵循先从训练士卒耳目开始。因为目识旌旗，耳闻鼓角，才能心存号令，“各认旗鼓”方能便于指挥。据《旧唐书·职官志》记载，唐初府兵曾用“唱大角歌”来锻炼和陶冶府兵入军前士卒的口、耳。“大角有七曲，皆以三通为一曲，曲各有词”(隋书·礼仪志》。士卒习歌曲，就易于从号角中辨别号令。唐太宗曾亲自制过破阵乐舞，李靖叹道：“人间但见乐舞之盛，岂有知军容如斯焉!”

在训练耳、目的基础上，循序渐进训练步法、伍法、队法、阵图等。

步法。指单兵的战斗动作的基本训练，唐太宗说：“画方以见步，点圆以见兵(指兵器)，，步教足法，兵教手法，手足便利，思过半乎。”李靖说：“吴起云：‘绝而不离，却而不散。’此步法也。”李靖强调说：“教士犹布棋于盘，若无画路，棋安用之?”就是说，教士兵步法，好象在棋盘上奕棋一样，若棋盘上没有画应走的路线，那怎能对奕呢?李靖十分形象地表述了训练步法的重要性。从文中记载来看，步法无过于前进、后退、左旋、右旋、跪、坐、立等姿势，这些步法动作，都是单兵作战经常所遇到和运用的，练是为了战。

伍法。即“伍”的作战协同动作训练。伍，是军队基本的编制单位和战斗队形的基础。伍的训练从春秋时期已经开始了，历代相沿。《尉缭子》有专论伍法的《束武令》和《伍制令》。迨至汉代有“尺籍伍苻”(《汉书·冯唐传》)之制。唐代伍的组成，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沿袭春秋以来五人为伍，一种是三人为小队法，因事因地制宜，便于步兵作战的灵活编组。唐代兵器发生了很大变化，长兵早已无戈，斧制渐失，矛戟已列入仪仗，常用兵器多是弓矢、弩、刀、枪等。五人为伍的组织方法，第一名短兵，第二名短兵，第三名长兵，第四名长兵，第五名弓箭手。最后一名兼伍长。三人为伍，见于《《宋史·兵志》，说：“李靖以每三人结为一小队，合三小队为一中队，五中队为一大队。”三人一伍的组织方法，第一名短兵，第二名长兵，第三名弓箭手，兼伍长或称小队长。不管五人为伍，或三人为伍，这样组合都是为了利于武器的运用和战斗力的发挥。因此，伍及伍法，就更显得格外重要。所以，李靖强调指出，教战“必先结伍法”，“诸家兵法，惟伍法为要。”

军校之法、裨将之法。“军校之法，以一为十，以十为百”。即一队十伍组成，实为队法。军校之法教成后，再授之裨将(副将)之法。“裨将乃总诸校之队聚为阵图”，是指裨将总合指挥各队，教他们阵图之法。唐朝的“阵”主要是李靖的六花阵。据《唐李问对》记载，六花阵是变通诸葛亮的八阵图而来的，其阵法：“大阵包小阵，大营包小营，隅落钩连，曲折相对”，“外画之方，内环之圆，是成六花”。顾名思议，六花阵中如花心，外六如花瓣。具体说。六花阵先组成长方形的小编队：纵五人，横九人，合官长(押官、队头、副队头、左右谦旗共五人)共50人。再组成长方形的大编队：三、五、十个小编队分别组成为150人、250人、500人的战时大编队。由大编队组成小方阵。六个小方阵组成大方阵，共约14000人。这就是“大阵包小阵”了。一个大方阵就是一个军。左右总管各二阵(二军)，左右虞侯各一阵(军)，大将居中军。六花阵由七军构成，所以六花阵也称七军阵。茅元仪对此曾作过稽考，他说：“杜佑《通典》因述为七军阵，正六花(阵)之别名也”(明茅元仪《武备志》卷六十》)。

六花阵，组合严密，变化多端，方、圆、曲、直、锐阵，根据作战需要，随时可以互换，阵中人员彼此协力、应援，人自为战，利于攻，亦利于守，因此，六花阵堪称自三国两晋以后最为先进的阵势。此阵曾在作战中发挥一定的效用，后人曾评说，六花阵“开唐家之运”，显现出其战术性能。

李靖的教战方法从低级到高级，先简单后繁难，先单兵后合成，先步法、伍法、队法，后阵图，这种训练方法是符合人们认识规律的。所以，他总结教战方法时说：教战“必先繇下以及中，繇中以及上，则渐而深矣。不然，则垂空言，徒记诵，无足取也。”这是一条成功的经验，今天仍不失其参考价值。

三、“赏罚不欺”的治军思想

李靖说：“持军之急务莫大于赏罚矣”(杜佑《通典》卷一四九)。赏是为了劝功，罚是为了毖后，目的为了使军队得到良好的治理。但是，历来对于赏罚施行各异，或重赏轻罚，或重罚而轻赏。正由于赏罚标准和尺度掌握的不当，因而对于军队的治理也得出迥异的效果，这也是治军中一个非常难掌握的环节。唐太宗对此也困惑不解，问于李靖说：“严刑峻法，使人畏我，而不畏敌，朕甚惑之。昔光武以孤军当王莽百万之众，非有刑法临之，此何由乎?”李靖回答说：“兵家胜败，情况万殊，不可以一事推也。”意思说，兵家胜败的原因，多种多样，千千万万，不能单从一事推断。但就赏罚而论：“臣按孙子曰：‘卒未亲附而罚之，则不服，己亲附而罚不行，则不可用。’此言凡将，先有结爱于士，然后可以严刑也。若爱未加，而独于峻法，鲜可济焉。”关于“结爱于士”，例举一事。杜佐《通典》中说，李靖规定：每营设一检校(官名)负责伤病士卒，并且要细心调养，乃至要亲自“煮羹养饲”，而且要每天向总管(军队出征时负责整个军队的最高长官)汇报情况。同时，及时派“医人巡营，将药救疗”。如果伤病士卒能行者，给一人扶持，伤病较重不能行者，除给一人照料外，另增加驴一头(让伤病者坐乘)、倘若连乘骑都不可以，派二人、两头驴、“缚举将行”(疑用木架框二驴并行，伤病者置其上，二人扶持左右)，假若弃掷伤病士卒，“检校病儿官”，杖责一百。从这一事例中，就足见李靖“结爱于士”之心。

然而，“结爱于士”，并不是把士卒宠为象孙武所说的那种“骄子”，更不是废弃赏罚，正是由于“爱”士卒，才应赏罚分明。李靖叫做：“赏罚不欺”。怎样“赏罚不欺”呢?《通典》记载也比较翔实：“尽忠益时，轻行重节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惰，败事贪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质直敦素者，虽重必舍;游辞巧饰，虚伪狡诈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赞，恶无纤而不贬，斯乃励众劝功之要术。”不可否认，李靖的“赏罚不欺”，“结爱于士”正由于此，才有助于达到士卒意志的统一。意志统一才利于指挥，益于作战。李靖说“用众在乎心”，就是这个道理。固然，要使士卒“心一”，重要是赏罚。赏罚分明与否，是促使士卒“心一”与动摇的重要环节。在一定意义上说来，举凡能够达到士卒“心一”，可以说军队基本上达到了“治”。李靖采取“赏罚不欺”，“结爱于士”乃是抓住军心的重要手段。说到底，赏罚是军中一种“治心”的办法。李靖“治心”的研究，可以说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

李靖对“治力”也有所研究。当唐太宗问李靖“治力之法”时，李靖总结为“三义六焉”。所谓“三义”，即“以近待远，以佚待劳，以饱待饥”。以自己的近途，待敌人远道而来;以自己的休整，待敌人的奔走疾劳; 以自己的饱食，待敌人的饥饿。所谓“六焉”，即“以诱待来，以静待躁，以重待轻，以严待懈，以治待乱，以守待攻”。敌人不至，利诱他出;敌人浮躁不安，我以镇静沉着迎敌;敌人轻举妄动，我以持重稳妥方法抗击;敌人疏忽懈怠，我以严整的军阵乘隙;敌阵混杂纷乱，我以整然节制之师掩袭;敌军前来进攻，我采取攻势防御坚守。这是在战术上的治力方法。

在战略上，如何处理“番汉”关系?李靖以高屋建瓴之势，科学地辨明“天生之人，本无番汉之别，然地远荒漠，必以射猎为生，由此常习战斗。若我恩信抚之，衣食周之，则皆汉人矣。”所以在对于“番”的防范上，李靖建议：陛下“请收汉戍卒，处之内地，减省粮馈，兵家所谓治力之法也。”就是说，对于“番”人不要用重兵设防，关键要推恩讲信安抚他们“恩信抚之”，同时，接济他们衣食“衣食周之”。这样番人自然就变成汉人了。而尚能节省人力，又能免除千里运粮之苦，益国利民，此也是长久之策(“足以经久”)。特别是“番”、“汉”融合，“各随番汉所长”，“番长于马，马利于速斗，汉长于弩，弩利于缓战，此自然各任其势也。”如果互相交往，取长补短，也是锻炼军队，提高军队素质的好办法。李靖这一治力思想，深得唐太宗的赏识，“太宗笑曰：‘番人皆为卿役使。’”

《唐李问对》是一部形式上别具一格的兵书。它采用传统的问答式体裁，以98次问答结构全书，虽较松散，但可以同时罗列若干种不关联的论题，进行广泛而自由的讨论。因此，《问对》所论及的问题很广泛，旁征博引，对前人军事思想大胆地评说扬弃。《问对》是有问设对，生动活泼，往往能互相引发、启迪思维，深化军事思想。

《唐李问对》也不可避免地表现出地主阶级的偏见和时代的局限，糟粕的存在也是明显的。例如对李绩的明黜暗用，完全是欺骗笼络的封建权术;公开主张用天官、时日等迷信东西去欺骗士卒，所谓“诡道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更是愚兵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