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兵法散文·战国兵法·吴子兵法》原文鉴赏
[原文]
见魏文侯
吴起儒服，以兵机见魏文侯。
文侯曰： 寡人不好军旅之事。
起曰： 臣以见占隐，以往察来，主君何言与心违?今君四时使斩离皮革，掩以朱漆，画以丹青，烁以犀象，冬日衣之则不温，夏日衣之则不凉，为长戟二丈四尺，短戟一丈二尺，革车掩户，缦轮笼毂，观之于目则不丽，乘之于田则不轻，不识主君安用此也?若以备进战退守，而不求能用者，譬犹伏鸡之搏狸，乳犬之犯虎，虽有斗心，随之死矣!
昔承桑氏之君，修德废武，以灭其国家;有扈氏之君，恃众好勇，以丧其社稷。明主鉴兹，内修文德，外治武备。故当敌不进，无逮于义矣;僵尸而哀之，无逮于仁矣。
于是文侯身自布席，夫人捧觞，醮吴起于庙，立为大将，守西河。
与诸侯大战七十六，全胜六十四，余则均解。辟土四面，拓地千里，皆起之功也。
图国第一
吴子曰： 昔之图国家者，必先教百姓，而亲万民。
有四不和： 不和于国，不可以出军; 不和于军，不可以出陈; 不和于陈，不可以进战; 不和于战，不可以决胜。
是以有道之主，将用其民，先和，而造大事。不敢信其私谋，必告于祖庙，启于元龟，参天之时，吉，乃后举。
民知君之爱其命，惜其死，若此之至，而与之临难，则士以进死为荣，退生为辱矣。
吴子曰： 夫道者，所以反本复始; 义者，所以行事立功;谋者，所以违害就利;要者，所以保业守成。
若行不合道，举不合义，而处大居贵，患必及之。
是以圣人绥之以道，理之以义，动之以礼，抚之以仁。此四德者，修之则兴，废之则衰。故成汤讨桀，而夏民喜说;周武伐纣，而殷人不非。举顺天人，故能然矣。
吴子曰： 凡制国治军，必教之以礼;励之以义，使有耻也，夫人有耻，在大足以战; 在小足以守矣。然战胜易，守胜难。
故曰： 天下战国，五胜者祸，四胜者弊，三胜者霸，二胜者王，一胜者帝。是以数胜得天下者稀，以亡者众。
吴子曰： 凡兵之所起者有五，一曰争名，二曰争利，三曰积恶，四曰内乱，五曰因饥。其名又有五，一曰义兵，二曰强兵，三曰刚兵，四曰暴兵，五曰逆兵。
禁暴救乱，曰义; 恃众以伐，曰强; 因怒兴师，曰刚; 弃礼贪利，曰暴; 国乱人疲，举事动众，曰逆。
五者之数，各有其道。义必以礼服，强必以谦服，刚必以辞服，暴必以诈服，逆必以权服。
武侯问曰：愿闻治兵、料人、固国之道。
起对曰： 古之明王，必谨君臣之礼，饰上下之仪，安集吏民，顺俗而教，简募良才，以备不虞。
昔齐桓募士五万，以霸诸侯，晋文召为前行四万，以获其志，秦穆置陷陈三万，以服邻敌。故强国之君，必料其民。民有胆勇气力者，聚为一卒;乐以进战效力，以显其忠勇者，聚为一卒;能逾高超远，轻足善走者，聚为一卒;王臣失位，而欲见功于上者，聚为一卒;弃城去守，欲除其丑者，聚为一卒。此五者，军之练锐也。有此三千人，内出可以决围，外人可以屠城矣。
武侯曰： 愿闻陈必定，守必固，战必胜之道。
起对曰： 立见且可，岂直闻乎?君能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处下，则陈已定矣; 民安其田宅，亲其有司，则守已固矣; 百姓皆是吾君，而非邻国，则战已胜矣。
武侯尝谋事，群臣莫能及，罢朝，而有喜色。
起进曰： 昔楚庄王尝谋事，群臣莫能及，罢朝，而有忧色。申公问曰： 君有忧色，何也?曰： 寡人闻之，世不绝圣，国不乏贤，能得其师者王，能得其友者霸。今寡人不才，而群臣莫及者，楚国其殆矣! 此楚庄王之所忧，而君说之，臣窃惧矣! 于是武侯有愧色。
料敌第二
武侯谓吴起曰：今秦胁吾西; 楚带吾南;赵冲吾北; 齐临吾东;燕绝吾后; 韩拒吾前。六国之兵四守，势甚不便，忧此奈何?
起对曰： 夫安国家之道，先戒为宝。今君以戒，祸其远矣!
臣请论六国之欲： 夫齐陈重而不坚，秦陈散而自斗，楚陈整而不久，燕陈守而不走，三晋陈治而不用。
夫齐性刚，其国富，君臣骄奢，而简于细民。其政宽而禄不均，一陈两心，前重后轻，故重而不坚。击此之道，必三分之，猎其左右，胁而从之，其陈可坏。
秦性强，其地险，其政严，其赏罚信，其人不让，皆有斗心，故散而自战。击此之道，必先示之以利，而引去之，士贪于得，而离其将，乘乖猎散，设伏投机，其将可取。
楚性弱，其地广，其政骚，其民疲，故整而不久。击此之道，袭乱其屯，先夺其气，轻进速退，弊而劳之，勿与争战，其军可败。
燕性悫，其民慎，好勇义，寡诈谋，故守而不走。击此之道，触而迫之，陵而远之，驰而后之，则上疑而下惧，谨我车骑必避之路，其将可虏。
三晋者，中国也，其性和，其政平，其民疲于战，习于兵，轻其将，薄其禄，士无死志，故治而不用。击此之道，阻陈而厌之，众来则拒之，击则追之，以倦其师，此其势也。
然则一军之中，必有虎贲之士，力轻扛鼎，足轻戎马，搴旗取将，必有能者。若此之等，选而别之，爱而贵之，是谓军命。
其有工用五兵，材力健疾，志在吞敌者，必加以爵列，可以决胜;厚其父母妻子，劝赏畏罚，此坚陈之士，可以持久。能审料此，可以击倍。
武侯曰： 善。
吴子曰： 凡料敌，有不卜而与之战者八： 一曰疾风大寒、早兴寤迁，剖冰济水，不惮艰难;二曰盛夏炎热，晏兴无间，行驱饥渴，务于取远; 三曰师既淹久，粮食无有，百姓怨怒，妖祥数起，上不能止; 四曰军资既竭，薪刍既寡，天多阴雨，欲掠无所;五曰徒众不多，水地不利，人马疾疫，四邻不至; 六曰道远日暮，士众劳惧，倦而未食，解甲而息; 七曰将薄吏轻，士卒不固，三军数惊，师徒无助;八曰陈而未定，舍而未毕，行阪涉险，半隐半出，诸如此者，击之勿疑。
有不占而避之者六： 一曰土地广大，人民富众;二曰上爱其下，惠施流布;三曰赏信刑察，发必得时;四曰陈功居列，任贤使能;五曰师徒之众，兵甲之精; 六曰四邻之助，大国之援。凡此不如敌人，避之勿疑。
所谓见可而进，知难而退也。
武侯问曰：吾欲观敌之外，以知其内，察其进，以知其止，以定胜负，可得闻乎?
起对曰： 敌人之来，荡荡无虑，旌旗烦乱，人马数顾，一可击十，必使无措。
诸侯未会，君臣未和，沟垒未成，禁令未施，三军汹汹，欲前不能，欲去不敢，以半击倍，百战不殆。
武侯问： 敌必可击之道?
起对曰： 用兵必须审度虚实，而趋其危。敌人远来新至，行列未定，可击; 既食，未设备，可击; 奔走，可击; 勤劳，可击; 未得地利，可击; 失时不从，可击; 涉长道，后行未息，可击; 涉水半渡，可击;险道狭路，可击;旌旗乱动，可击; 陈数移动，可击;将离士卒，可击;心怖，可击。凡若此者，选锐冲之，分兵继之，急击勿疑。
治兵第三
武侯问曰： 用兵之道何先?
起对曰： 先明四轻，二重，一信。
曰： 何谓也?
对曰： 使地轻马，马轻车，车轻人，人轻战。明知险易，则地轻马; 刍秣以时，则马轻车，膏锏有馀，则车轻人，锋锐甲坚，则人轻战。进有重赏，退有重刑，行之以信。审能达此，胜之主也。
武侯问曰： 兵何以为胜?
起对曰： 以治为胜。
又问曰： 不在众乎?
起对曰： 若法令不明，赏罚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进，虽有百万，何益于用?
所谓治者：居则有礼; 动则有威;进不可当;退不可追;前却有节; 左右应麾; 虽绝成陈; 虽散成行。与之安，与之危，其众可合而不可离，可用而不可疲。投之所往，天下莫当，名曰父子之兵。
吴子曰： 凡行军之道，无犯进止之节，无失饮食之适，无绝人马之力。此三者，所以任其上令。任其上令，则治之所由生也。若进止不度，饮食不适，马疲人倦，而不解舍，所以不任其上令，上令既废，以居则乱，以战则败。
吴子曰： 凡兵战之场，止尸之地，必死则生，幸生则死。其善将者，如坐漏船之中，伏烧屋之下，使智者不及谋，勇者不及怒，受敌可也。
故曰： 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生于狐疑。
吴子曰： 夫人常死其所不能，败其所不便。故用兵之法，教戒为先。一人学战，教成十人; 十人学战，教成百人; 百人学战，教成千人; 千人学战，教成万人; 万人学战，教成三军。以近待远，以佚待劳，以饱待饥。圆而方之，坐而起之，行而止之，左而右之，前而后之，分而合之，结而解之。每变皆习，乃授其兵，是谓将事。
吴子曰：教战之令，短者持矛戟，长者持弓弩，强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弱者给厮养，智者为谋主。乡里相比，什伍相保。一鼓整兵，二鼓习陈，三鼓趋食，四鼓严办，五鼓就行。闻鼓声合，然后举旗。
武侯问曰：三军进止，岂有道乎?
起对曰： 无当天灶，无当龙头。天灶者，大谷之口;龙头者，大山之端。必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招摇在上，从事于下。将战之时，审候风所从来。风顺，治呼而从之; 风逆，坚陈以待之。
武侯问曰： 凡畜车骑，岂有方乎?
起对曰： 夫马必安其处所，适其水草，节其饥饱。冬则温厩，夏则凉庑，刻剔毛鬣，谨落四下，戢其耳目，无令惊骇，习其驰逐，闲其进止，人马相亲，然后可使。车骑之具，鞍勒衔辔，必令完坚。凡马不伤于末，必伤于始;不伤于饥，必伤于饱。日暮道远，必数上下，宁劳于人，慎勿劳马，常令有馀，备敌覆我。
能明此者，横行天下。
论将第四
吴子曰： 夫总文武者，军之将也; 兼刚柔者，兵之事也。
凡人论将，常观于勇，勇之于将，乃数分之一耳。夫勇者必轻合，轻合而不知利，未可也。
故将之所慎者五： 一曰理，二曰备，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约。理者，治众如治寡。备者，出门如见敌。果者，临敌不怀生。戒者，虽克如始战。约者，法令省而不烦。
受命而不辞家，敌破而后言返，将之礼也。故师出之日，有死之荣，无生之辱。
吴子曰：凡兵有四机： 一曰气机，二曰地机，三曰事机，四曰力机。三军之众，百万之师，张设轻重，在于一人，是谓气机;路狭道险，名山大塞，十夫所守，千夫不过，是谓地机;善行间谍，轻兵往来，分散其众，使其君臣相怨，上下相咎，是谓事机; 车坚管辖，舟利橹楫，士习战陈，马闲驰逐，是谓力机。知此四者，乃可为将。然其威、德、仁、勇，必足以率下安众，怖敌决疑，施令而下不敢犯，所在而寇不敢敌。得之国强，去之国亡，是谓良将。
吴子曰： 夫鼙鼓金铎，所以威耳;旌旗麾帜，所以威目;禁令刑罚，所以威心。耳威于声，不可不清; 目威于色，不可不明;心威于刑，不可不严。三者不立，虽有其国，必败于敌。
故曰： 将之所麾，莫不从移;将之所指，莫不前死。
吴子曰： 凡战之要，必先占其将，而察其才。因其形，而用其权，则不劳而功举。
其将愚而信人;可诈而诱;贪而忽名，可货而赂;轻变无谋，可劳而困。上富而骄，下贫而怨，可离而间：进退多疑，其众无依，可震而走; 士轻其将，而有归志，塞易开险，可邀而取。进道易，退道难，可来而前;进道险，退道易，可薄而击。居军下湿，水无所通，霖雨数至，可灌而沉;居军荒泽，草楚幽秽，风飙数至，可焚而灭;停久不移，将士懈怠，其军不备，可潜而袭。
武侯问曰： 两军相望，不知其将，我欲相之，其术如何?
起对曰： 令贱而勇者，将轻锐以尝之，务于北，无务于得。观敌之来，一坐一起，其政以理，其追北佯为不及;其见利佯为不知，如此将者，名为智将，勿与战矣!若其众喧哗，旌旗烦乱，其卒自行自止，其兵或纵或横，其追北恐不及，见利恐不得，此为愚将，虽众可获。
应变第五
武侯问曰： 车坚马良，将勇兵强，卒遇敌人，乱而失行，则如之何?
吴起对曰： 凡战之法，昼以旌旗旄麾为节，夜以金鼓笳笛为节。麾左而左，麾右而右; 鼓之则进，金之则止。一吹而行，再吹而聚。不从令者诛，三军服威，士卒用命，则战无强敌，攻无坚阵矣!
武侯问曰：若敌众我寡，为之奈何?
起对曰：避之于易，邀之于厄。故曰： 以一击十，莫善于厄; 以十击百，莫善于险; 以千击万，莫善于阻。今有少卒卒起，击金鸣鼓于十路，虽有大众，莫不惊动。故曰： 用众者务平易，用少者务险隘。
武侯问曰：有师甚众，既武且勇，背大阻险，右山左水，深沟高垒，守以强弩，退如山移，进如风雨，粮食又多，难与长守，则如之何?
起对曰： 大哉问乎! 此非车骑之力，圣人之谋也。能备千乘万骑，兼之徒步，分为五军，各军一衢，夫五军五衢，敌人必惑，莫知所加。敌若坚守，以固其兵，急行间谍，以观其虑。彼听吾说，解之而去;不听吾说，斩使焚书，分为五战，战胜勿追，不胜疾归。如是佯北，安行疾斗，一结其前，一绝其后，两军衔枚，或左或右，而袭其处，五军交至，必有其利。此击强之道也。
武侯问曰： 敌近而薄我，欲去无路，我众甚惧，为之奈何?
起对曰： 为此之术，若我众彼寡，分而乘之;彼众我寡，以方从之，从之无息，虽众可服。
武侯问曰： 若遇敌于溪谷之间，傍多险阻，彼众我寡，为之奈何?
起对曰：诸丘陵、林谷、深谷、大泽，疾行亟去，勿得从容。若高山，深谷，卒然相遇，必先鼓噪而乘之。进弓与弩，且射且虏，审察其治乱，则击之勿疑。
武侯问曰：左右高山，地甚狭迫，卒遇敌人，击之不敢，去之不得，为之奈何?
起对曰： 此谓谷战，虽众不用，募吾材士，与敌相当，轻足利兵，以为前行，分车列骑，隐于四旁，相去数里，无见其兵，敌必坚陈，进退不敢。于是出旌列旆，行出山外营之，敌人必惧，车骑挑之，勿令得休，此谷战之法也。
武侯问曰：吾与敌相遇大水之泽，倾轮没辕，水薄车骑，舟楫不设，进退不得，为之奈何?
起对曰： 此谓水战，无用车骑，且留其傍，登高四望，必得水情，知其广狭，尽其浅深，乃可为奇以胜之。敌若绝水，半渡而薄之。
武侯问曰： 天久连雨，马陷车止，四面受敌，三军惊骇，为之奈何?
起对曰： 凡用车者，阴湿则停，阳燥则起，贵高贱下，驰其强车，若进若止，必从其道。敌人若起，必逐其迹。
武侯问曰： 暴寇之来，掠吾田野，取吾牛马，则如之何?
起对曰： 暴寇之来，必虑其强，善守勿应，彼将暮去，其装必重，其心必恐，还退务速，必有不属，追而击之，其兵可覆。
吴子曰： 凡攻敌围城之道，城邑既破，各入其宫，御其禄秩，收其器物。军之所至，无刊其木，发其屋，取其粟，杀其六畜，燔其积聚，示民无残心，其有请降，许而安之。
励士第六
武侯问曰：严刑明赏，足以胜乎?
起对曰：严明之事，臣不能悉，虽然非所恃也。夫发号施令而人乐闻，兴师动众而人乐战，交兵接刃而人乐死。此三者，人主之所恃也。
武侯曰： 致之奈何?
对曰： 君举有功而进飨之，无功而励之。
于是武侯设坐庙廷，为三行飨士大夫。上功坐前行，肴席，兼重器，上牢; 次功坐中行，肴席，器差减; 无功坐后行，肴席，无重器，飨毕而出。
又颁赐有功者，父母妻子于庙门外，亦以功为差。有死事之家，岁遣使者，劳赐其父母，着不忘于心。(行之三年，秦人兴师，临于西河，魏士闻之，不待吏令，介胄而奋击之者以万数。武侯召吴起而谓曰： 子前日之教行矣。起对曰： 臣闻人有短长，气有盛衰。君试发无功者五万人，臣请率以当之，脱其不胜，取笑于诸侯，失权于天下矣!)
今使一死贼伏于旷野，千人追之，莫不枭视，狼顾。何者?恐其暴起害己也。是以一人投命，足惧千夫。(今臣以五万之众，而为一死贼，率以讨之，固难敌矣! 于是武侯从之，兼车五百乘，骑三千匹，而破秦五十万众，此励士之功也)。先战一日，(吴起) 令三军曰： 诸吏士当从受敌。车骑与徒，若车不得车，骑不得骑，徒不得徒，虽破军皆无功。故战之日，其令不烦而威震天下。
[鉴赏]
《吴子兵法》，亦称《吴起兵法》，后又称《吴子》。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兵书，与《孙子兵法》齐名。宋神宗年间(公元1078年—1085年)将其列入《武经七书》，颂行武学，为将校所必读，颇受重视，现有英、日、法、俄等文字译本。
《吴子兵法》的作者相传是战国初期的吴起。吴起是战国时卫国左氏(今山东曹县西北)人，约生于公元前440年(周考王元年)，卒于公元前381年(周安王二十一年)。他是战国初期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初为鲁将破齐军，后入魏为将。周威烈王十七年(公元前409年)，吴起率军攻取秦河西地(今陕西东部黄河西岸地区)。任魏西河郡守20余年，致力革新政治、经济、军事，创建了一支经过严格选拔和训练的“武卒”，与诸侯国作战数十次，开疆拓地，战绩卓著。后遭大夫王错陷害，被迫于周安王十九年(公元前383年)投奔楚国。先任宛(今河南南阳)守，一年后升令尹，掌军政大权，主持变法。吴起针对楚国积弊，剥夺旧贵族政治、经济特权，裁减冗员冗费，用于选练军队，以求富国强兵，仅一年，贫弱的楚国开始强盛，兵威四方。二十一年，楚悼王死，反对改革的旧贵族乘机杀害吴起。历史上，吴起作为政治家与商鞅齐名，作为军事家与孙武并称。他能征善战，治军严明，与士卒共甘苦，深得部众之心。《吴子兵法》是他的政治、军事思想代表作。
《吴子兵法》在战国时期业已盛传于世，正如战国末期哲学家韩非子在《五蠹》中说：“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术者家有之。”到了汉朝人们对《吴子兵法》的传颂，如同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孙子吴起列传》所写道“世俗所称师旅，皆道《孙子十三篇》、《吴起兵法》世多有，故弗论。”东汉史学家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吴起四十八篇。”可见《吴子兵法》一直到汉代至少是西汉时期世间还广泛流传。
但《吴子兵法》在漫长的流传中，难免与其它古代名著一样出现某些亡佚现象，到唐初魏征撰《隋书·经籍志》著录为《吴起兵法》一卷。到南宋时期著名藏书家晁公武在他编录的《郡斋读书志》中则称三卷，并称唐代陆希声曾对兵法进行过校辑类编为篇，其所说篇目为说国、料敌、治兵、论将、变法、励士等。与今本篇目大体一致，只是“说国”作“图国”，“变法”作“应变”。
而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出土的汉代竹简，却未见《吴子兵法》。郭沫若同志也考证说：“但可惜这书(指《吴子兵法》)是亡了。”并在他所著的《青铜时代·述吴起》中说“故今存《吴子》实可断言为伪。以笔调观之，大率西汉中叶人所依托”。确切，从今《吴子》中提到“笳”(见《应变第五》)、“鞍”(见《治兵第三》)等都是吴起时代还没有的东西，而是汉代才发现的，特别是“骑三千匹”(见《励士第六》)这样大规模地使用骑兵部队，也是吴起死后几十年，即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变服骑射”之后的事。因此，今存《吴子》成书时间可能是西汉中叶。
今存《吴子》虽非吴起原著，但从内容看，仍不失为一部有价值的兵书，是前人留下的宝贵遗产。
今本《吴子》共分《图国》、《料敌》、《治兵》、《论将》、《应变》、《励士》6篇，涉及到战略、战术、教育训练等诸多方面的内容十分丰富。
《图国第一》主要是讲战争观问题。它比较全面而客观地论述了对战争的态度。它说：“昔承桑氏之君，修德废武以灭其国;有扈氏之君，恃众好勇，以丧其社稷。明主之，必内修文德，而外治武备。”既反对废驰军备，也反对恃勇好战。
它对战争的起因，从现象上进行观察分析认为：“凡兵之起者有五：一曰争名，二曰争利，三曰积恶，四曰内乱，五曰因饥。”从而将战争性质分为“义兵”、“强兵”、“刚兵”、“暴兵”、“逆兵”五种。
对于战争胜败的基本因素，它说：“昔之图国者，必先教百姓而亲军民”。继承了《孙子》“道者，令民与上同意”的思想。
《吴子》在战争观上提出新的观点是：“战胜易，守胜难。故曰：天下战国，五胜者祸;四胜者弊;三胜者霸;二胜者王; 一胜者帝。是以数胜得天下者稀，以亡者众。”这是作者深入研究了前代战争得失，发展了《孙子》“兵贵胜，不贵久”的思想，深刻而具体地指出长期而频繁的战争，即使胜利了，其后果也是灾难性的。这种观点近似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鲁登道夫在总结大战失败教训后提出的“一次决胜论”。这个“一次决胜论”，曾经成为德军在第二次大战中“闪电战”的理论基础。《吴子》在大约两千年前就提出这个观点，确是难能可贵的。
《料敌第二》主要论述判断敌情，因敌制胜的方法。它提出“观敌之外，以知其内”，“审敌虚实，而趋其危。这种从现象看到本质，全面察明敌情而乘敌之隙的原则，以及它所举出“凡料敌有不卜而与三战者八”，都是说要乘敌处于困难境地之时，抓住战机，乘敌之隙而迅速击灭它。这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正确的，也为后世兵家所继承和发展。《吴子》还就其它六国的各自不同情况，对军阵形势高度概括道：“夫齐阵重而不坚：秦阵散而自斗;楚阵整而不久;燕阵守而不走;三晋阵治而不用。”并针对具体情况提出了相应的战法。
《治兵第三》提出“兵以治为胜”而不在众寡的主张。它认为“行军(用兵)之道，无犯进止之节，无失饮食之适;无绝人马之力”，以保持军队旺盛的战斗力，堪负其所受领的任务。这就是“治之所由生也”。除此之外，他还特别强调军队的训练，它说：“夫人常死其所不能，败其所不便。故用兵之法教戒为先。”在论述军队训练中又特别阐述训练骑兵，驯养马匹的方法，反映了战国至秦汉时代骑兵日益显示其“主要兵种”的时代精神。
《论将第四》说：总文武者，军之将也;兼刚柔之事者，兵之事也。”它主张“将在智而不在勇”。由此而提出对将领五点要求，这就是：“一曰理，二曰备，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约”。并解释说：“理者，治众如治寡;备者，出门如见敌;果者，临敌不怀生;戒者，虽克如始战;约者，法令省而不烦”。它认为良将必须“其威、德、仁、勇，足以率下安众。”还有关于掌握作战中的四个关键，就是善于保持高昂的士气;善于利用地形;善于了解敌情，运用计谋;善于充实部队的战斗力。归纳起来就是充分了解敌情、地形并加以利用，不断充实和提高我军精神和物质力量。它的确是抓住了指挥作战的关键问题，至今仍是不可违背的规律，有其旺盛的生命力。
《应变第五》论述在各种不同情况下的作战方法。它首先指出任何情况下，军队都必须听从指挥。“麾左而左，麾右而右”，“不从任令者，诛”，“三军服威，士卒用命，则战无强敌，攻无坚阵矣”。然后分论各种情况下的不同战法：“敌众我寡”，就“避之于易(平坦开阔地)，邀(截击)之于厄(险隘的地形)”;对坚守险要的强大敌人可用诱敌出战，再合围(五军交至)而歼灭之的方法。还提出了谷战、水战，围攻城邑，防御袭击等作战原则，这些都反映了战国后期至秦汉之间，战场已扩展到南方山地，湖沼地带的情况。
《励士第六》主要讲述论功行赏，以鼓励士气。提出“发号布令而人乐闻，兴师动众而人乐战，交兵接刃而人乐死。”这就具体发挥了《孙子》“道者，令民与上同意”的意思。
《吴子兵法》论军论政兼而有之，就军事思想而言，主要有如下三个方面：
一、“内修文德、外治武备”的战略思想
吴起是集法家、军事家于一身的历史人物，法家反映在政治观念上一个重要的思想就是“富国强兵”。“富国”是“强兵”的基础和条件，“国治方可以用兵”。那么如何才能使“国治”呢?吴起指出要“内修文德，外治武备”。吴起所提出的“文德”是有其特定的含义，是一个政治的概念，他认为“文德”的基础和核心，“必先教百姓而亲万民”，达到“四和”： 和于国，和于军，和于阵，和于战。否则，如果万名不教，百姓不亲，出现四不和，“不和于国，不可以出军;不和于军，不可以出陈(阵)，不和于陈(阵)，不可以进战;不和于战，不可以决胜”，其后果则将是其国不治，其军不兴，富国强兵自然是一句空话。因此，吴起指出“先和而造大事”，这就不言而喻清楚地看到，“内修文德”的内核体现一个“和”字。他说，要实现“内修文德”，必须要用“道、义、礼、仁”“四德”引导和鞭策万民。就是要用“道”去引导，用“义”去激励，用“礼”去约束，用“仁”去爱抚(“绥之以道，理之以义，动之以礼，抚之以仁”)。
“内修文德”，是吴起为魏文侯“图国”以治所筹划的施政纲领。然而在他提出“内修文德”的同时，又提出“外治武备”，敏锐地把政治和军事二者结合起来。吴起以历史观点出发，总结历史上兴废得失指出：“昔承桑氏(传说神农时的一个部落)之君，修德废武，以灭其国。有扈氏(传说夏禹时一个部落)之君，恃众好勇，以表其社稷。”深刻地阐明了“内修文德”与“外治武备”的辩证关系。但是，这里吴起强调“武备”的重要，并不是象有扈氏之君那样只顾“修德”而“废武”忘战，其实他提出“武备”的观点，是告诫魏文侯不要重蹈历史上失败的覆辙，提出一个忘战必危，好战必亡的慎战思想。这是吴起明智之处，在他之前的任何军事家都无所企及。
吴起提出“外治武备”也是同“内修文德”一样，是有实际内容的。他不是着眼于兵器的制造和装备上，而首先注意的是掌握兵器和装备使用的人。因此，他指出要“简募良材”、“聚卒练锐”，建立一支精锐部队。并且进一步指出：从前齐桓公简募勇士五万，称霸诸侯，晋文公募良材四万作前锋部队，遂愿霸主之志;秦穆公聚锐卒三万作为冲锋陷阵部队，而制服邻敌(“昔齐桓募士五万，以霸诸侯。晋文召为前行四万，以获其次。秦穆置陷陈三万，以服临敌”)。由此看来，“简募良材”、“聚卒练锐”是十分重要的。但是，要真正实现“简募良材”、“聚卒练锐”，就要有一个严格的募选标准和制度。吴起援引楚庄王的话说，“世不绝圣，国不圣贤”，要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处下”，自然可以“良材”必至，“练锐”云集。加以“教之以礼，励之以义”，则士可竭力为国效命，“进死为荣，退生为辱”，定然武备大治。
吴起强调“外治武备”，有着深邃的战略意义，包括战略上攻、守寓武备于其间。如他说：“外治武备”、“内可以决围，外入可以屠城”。“内可以决围”就是战略上和战术上的“守”，“守”即是“戒”，“戒”就是备敌，一旦敌人犯境围城，依靠严整的武备力量去击溃它，以保卫国家的安全。因此，他说：“安国之道，先戒为宝”。当时魏是“四战之国”，秦居于西，楚逼于南、东临于齐，赵冲于北，燕绝其后”。如果没有坚实的“武备”，在群雄环列，翦弱吞小的封建兼并战争中，是无以幸存的。所以，“武备”对于地处要冲的魏国来说尤为重要。“外入可以屠城”，这就是战略和战术上的攻。
二、“以治为胜”、“教戒为先”的治军思想
吴起提出“外治武备”的主张。其实质就是要建立一支精锐的军队。军队是“武备”的实体。吴起认为，军队“不在众寡”、“以治为胜”。那么何以为“治”呢?吴起解释说：“所谓治者，居则有礼，动则有威，进不可当，退不可追，前却有节，左右应麾，虽绝成陈(阵)，虽散成行。与之安，与之危，其众可合而不可离，可用而不可疲。投之所往，天下莫当，名曰父子之兵。”意思是说，所谓兵德而治，驻扎时守纪律，行动时很威武，进攻时敌不可挡，撤退时敌追不及;前进后退有秩序，左右移动听指挥;队伍虽被隔断，却阵势不乱;队形虽被冲散。但能恢复行列;将帅士卒同安共危，和衷共济终不分散;能用于作战而不知疲惫。这样的军队不论投入那里战斗，任何敌人都不能抵挡。这叫做“父子之兵”。由此可见，吴起“以治为胜”的建军方向和标准，是建立一支“投之所往，天下莫当”的“父子之兵”。可是，依靠什么样的措施去实现呢?吴起同历史上任何有作为的军事家一样，都主张“明法审令”、“赏罚”治军。吴起说：“进有重赏、退有重刑。行之有信。”这些是治军的首要问题。当初，吴起为魏武侯任西河守之时，就曾以赏罚取信于民，“甚有声名”。秦有小亭临境，吴起欲攻取它，但不知军队是否能奋力劲战。于是置一本辕于北门之外，下令：“有能徙此南门之外者赐之上田上宅。”起初无人问津，不久， 果然有人将车辕“徙之南门之外”， 吴起如令赏徙者“上田上宅”。如此赏而有信，秦小亭“一朝而拔之。”“自是之后，民信吴起之赏罚。”相反，吴起说：“若法令不明，赏罚不信，金(指用金属制的打击乐器，古代作为指挥军队停止的信号)之不止，鼓(即皮鼓用来指挥军队前进，冲锋的信号)之不进，虽有百万(指军队)，何益于用?”足见“明法审令”，实行赏罚对治理军队的积极作用。
吴起提倡“明法审令”、“赏罚”治军，大有孙武遗风，赏罚必行于“亲附”之后。他们的共同之处，都是建立在爱兵的基础上。孙武主张“视卒如婴儿”、“视卒如爱子”。吴起强调对士卒“爱其命、惜其死”、“惠施流布”，在这一点上吴起是率先示范，身体力行的。司马迁在《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曾作过翔实的描述：“起之为将，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坐不设席，行不骑乘，亲裹(背)赢粮，与士卒分劳苦。卒有病疽者，起为吮之。”吴起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发号布令而人乐闻，兴师动众而人乐战，交兵接刃而人乐死。”实际上也是如此，正如《战国策·齐策》中所说：“食人饮骨，士无反北之心，是孙膑、吴起之也。”“有提七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吴起也。”
吴起主张治军要“明法审令”，实行赏罚，是从精神上进行管束并调动士卒的积极性，然而单凭精神一方面是不能最终“造大事”的，即在激烈的兼并战争中角逐争胜。孔子说：“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吴起是深谙其理的。所以，吴起又指出“用兵之法，教戒为先”。所谓“教戒为先”就是要加强训练。吴起从历史和自己的战争实践中，清醒地认识到：将士常因没有打仗的本领而战死，军队往往因为战法的不灵活而战败(夫人常死其所不能、败其所不便”)，因此，要想使军队所向披靡，没有严格的军事基础技术等方面的训练是不行的。训练的方法主要有两点：“学战之法”和“教战之令”。
“学战之法”：“一人学战，教成十人。十人学战，教成百人。百人学战，教成千人。千人学战，教成万人。万人学战，教成三军。”训练内容及其要求：要求掌握以近待远，以逸待劳，以饱待饥的原则，同时灵活运用阵法变换：“圆而方人，坐而起之，行而止之，左而右之，前而后之，分而合之，结而解之”(圆阵变方阵，跪姿变立姿，前进变停止，向左转向右，向前转向后，分散变集中，集中变解散)，待到各种战斗队形变换都能掌握(“每变皆习”)，才能授士卒兵器，出征打仗。
“教战之令”：“短者持矛戟，长者持弓弩，强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弱者给厮养，智者为谋主。乡里相比、什伍相保。一鼓整兵，二鼓习陈(阵)，三鼓趋食，四鼓严辩，五鼓就行。闻鼓声合，然后举旗。”(教练作战法规定，身材矮小的使用矛、戟，个头高大的使用弓、弩，身强力壮的扛军旗，作战勇敢的操金鼓，体质赢弱的做杂役，睿智多计的当谋士。同乡里的士卒编在一起，彼此什伍相保。第一次击鼓检查整理兵器，第二次击鼓练习阵法，第三次击鼓迅速吃饭，第四次击鼓整顿军容，第五次击鼓排好队列。听到鼓声齐鸣，然后举令旗军队开始行动)。“学战之法”、“教战之令”综合起来讲，从士卒单兵训练到整体训练;从技术训练到组织训练，然后到编制编成，形成一整套的训练体系，虽今天看起来，未免有些机械呆板，但在当时确有一定的普遍意义。
与此同时，吴起还对行军驻营、训养战马等，都一一作了说明。诸如军队开进和驻止，不要对着“天灶”(大山的开口)扎营，不要在“龙头”(大山的山顶)上驻军，军队驻守时必须左用青龙旗(古代一种青色绘制蛟龙的军旗)，右用白虎旗(白色绘制熊虎的军旗)，前用朱雀旗(红色绘制鸟隼的军旗)、后用玄武旗(黑色绘制龟蛇的军旗)、中军用招摇旗(黄色绘制北斗七星，一般为中军指挥旗)。临战的时候，要观测风向，顺风便于乘势呐喊;、逆风要坚守阵地，相机破敌。
关于驯养战马，更是谈的细致入微。例如适当地饮水喂草，节制饥饱，经常剪刷鬃毛，细心地铲蹄钉掌;冬天马厩要温，夏天要凉爽，诸如此类等等。
当然，治军主要是将帅的事，自古有“良将”才有“精兵”，吴起十分强调将帅在治军和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在他的《兵法》中专设《论将》篇。他提出为将必须“总文武”、“兼刚柔”。将固然要“勇”，但徙勇不足恃，“乃数分之一”，只是应该具备的若干条件中之一。他要求将帅治军。作战要做到“五慎”，掌握“四机”。
“五慎”，即理、备、果、戒、约。所谓“理”，就是要求将帅治理人数众多同治理人数较少一样有条理(“治众如治寡);所谓“备”，就是将帅要求军队一出动，就应如同见到敌人那样保持高度的戒备(“出门如见敌”);所谓“果”，就是指挥军队与敌作战不考虑个人安危不动摇战斗决心(“临敌不怀生”);所谓“戒”，就是作战获胜后同战斗开始时一样始终警戒如一(“虽克如始战”);所谓“约”，就是下达命令简明扼要而不繁琐(“法令省而不烦”)。
“四机”，即气机、地机、事机、力机。所谓“气机”，是指士气，要求将帅适时地掌握全军上下士气的盛衰(三军之众，百万之师，张设轻重，在于一人。是谓气机);所谓“地机”，指利用地形，要求将帅指挥军队作战时，善于利用道路险阻、名山要塞等，十人防守、千人难攻的复杂地形(路狭道险，名山大塞，十夫所守，千夫不过，是谓地机);所谓“事机”，指运用谋略，要求将帅善于派遣间谍离间敌人，施放精悍分队骚扰并迷惑敌人，分散其兵力，使敌国君臣互相埋怨，三军上下相互责怪(善行间谍，轻兵往来，分散其众，使其君臣相怨，上下相咎，是谓事机);所谓“力机”，是指提高战斗力，要求将帅指挥军队做到战车坚固，战舰橹浆轻便，士卒熟练阵法，战马熟悉驰骋追逐，(车坚管辖，舟利橹楫，士习战陈，马闲驰逐，是谓力机)。吴起认为具备上述“乃可为将”，有这样的“良将”，治军则军强，作战则必胜。
吴起提出“以治为胜”，“教戒为先”的治军主张，对于促进当时魏国军队的强盛和发展有着直接的关系。战国前期，魏国盛极一时，“魏氏武卒”诸侯莫挡，吴起的功劳不可磨灭。
三、“审敌虚实”，“因形用权”的作战指导原则
吴起在作战方面。主张未战先“料敌”(估量敌情)、“审敌虚实”、情况既明，注重“应变”(灵活机动)、“因形用权”，即根据战争和作战、战场形势的变化适时采取不同的谋略和决策，形成了一整套的作战指导原则。
魏国地临中原，处于“六国四守，势甚不便”的战略态势。吴起首先从六国形势出发，指出了六国战阵的不同特点：“夫齐陈(阵)重而不坚，秦陈(阵)散而自斗，楚陈(阵)整而不久，燕陈(阵)守而不走，三晋(韩、赵、魏，这里指韩、赵)陈(阵)治而不用。”这是由于各国政治、民俗、地理等条件所决定的。
吴起进一步指出：
齐人秉性刚烈，其国殷富，君臣骄奢，傲视百姓;施政松驰，奉禄不均，军心不齐;兵力部署前重而后轻，布阵庞大(有纵深)而不坚固。破齐战法：必三分我军，两军猎其两翼，一军正面攻击，齐阵必破。
秦人秉性强悍，地势险要、政令严肃，赏罚有信; 国人恃勇好斗，互不相让，所以阵散而各自为战。破秦战法：必先以利引诱，敌贪利而出阵，势必离将而自乱，我则乘乱而击，其将可获。
楚人秉性柔弱，地域广博，政令烦扰，百姓废弊，虽军阵严整而不持久。破楚之法：必袭扰其驻地，先夺其军心，速进速退，使敌疲惫劳顿，勿与争阵，楚军自然疲于奔命而败北。
燕人秉性诚朴，谨慎，好勇尚义，寡诈谋，能坚守阵势不善机动，破燕之法：必迅速接触以胁迫它，同时快速离去，袭击其军后方，使将帅狐疑，使士卒慌惧，然后令我车骑设伏于敌必经之路，敌将必虏。
三晋(指韩、赵)地处中原，其人秉性虽和，政令平稳，民疲于战阵;虽习于战事，却轻视将帅，蔑视俸禄，因此士卒无斗志，阵虽齐整，无济于用。破三晋之法;采用人众阵坚压制它，敌来则拒，敌退则追，以倦怠其军。
对于敌情，吴起指出“不卜而与之战者八”、“不占且避之者六”。
对于时逢狂风严寒，昼夜兼程行军，砍木造筏渡河，士卒劳倦的敌军;对于盛夏酷暑，休息、行动没有节制，既饥又渴，尚要驱向远程行进的敌军;对于旷日持久暴师于外，粮食殆尽，士卒怨声载道，妖孽(怪事)数起不迭，上不能制下的敌军;对于军需匮乏，柴草饲料耗竭，又逢霖雨，无处猎获，无处去所的敌军;对于兵力甚少，水土不服，地势不利，人马患病，四邻无援的敌军，对于道远日暮，士卒疲劳恐惧，饥困交加，解甲休息的敌军;对于没有威信，无统御能力的将帅，而造成军心摇动，三军又数遭惊扰，又乏援军驰援的敌军;对于行阵未定，宿营未毕，有的还在爬坡涉险的敌军。上述八种情况的敌军“击之勿疑”。
对于土地广阔人众富饶的敌军;对于上爱其下，惠施流布的敌军;对于有功必赏，有罪必罚，赏刑适时的敌军;对于奖掖战功，任贤使能的敌军;对于兵多将广，装备精良的敌军;对于有邻国资助，大国支持的敌军，凡此六种情况：“避而勿疑”等。
对于“两军相望，不知其将”的情况，吴起认为，先派遣勇敢的下级将领，率轻兵锐卒试击敌军，只许佯败，不能取胜，从中观察敌人的动静虚实。如敌军一举一动，指挥很有条理，向我追击时佯为不及，对我散于地上的财物假装看不见，“如此将者，名为智将，勿与战矣。”若是敌军之中嘈杂喧哗，军旗摇曳烦乱，士卒自由行动，手中兵器横七竖八，追时唯恐不及，见到财物唯恐抢不到，“此为愚将，虽众可获。”
吴起最终指出：“审敌虚实而趋其危。”意思是查明敌军虚实强弱，攻击它的弱点。又指出“急击勿疑”的十三种情况：敌军远来尚未列好阵势;正在吃饭未有戒备;慌乱奔走;疲劳过度;所处地形不利;殆失良机;旌旗靡乱;长途跋涉未得休息;涉水半渡;险道狭路列阵数动;将帅脱离士卒;军心惶遽;等等。这些都应“选锐冲之，分兵续之”，捕捉战机，乘其隙，趋其危，迅速攻击，果敢歼敌。吴起说：“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生于狐疑。”吴起进一步指出：“审敌虚实而趋其危”，不仅可以以众击寡，以强击弱，而且可以“以一击十”、“以半击倍”，制敌于死命，夺取战争和战斗的胜利。吴起“审敌虚实”，“因形用权”的作战指导原则，从宏观到微观，从整体到局部，从战略到战术，无一不涉，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不仅在当时有着很大的积极作用，即使今天也有着启迪和普遍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