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诗歌
一、非洲本地语口头诗歌
非洲的本地语诗歌多数用于口头传唱，鲜有文本。这些口头诗歌都是非洲传统社会的产物。它可以分为两大类：礼仪类口头诗歌与非礼仪类口头诗歌。其中礼仪类口头诗歌是主要的类型。这类诗歌，在其产生的历史过程和今天的现实应用中，都同正式的典礼仪式与风俗活动联系在一起。其主要类别包括颂诗与抒情诗。而非礼仪类口头诗歌则用于非正式场合诵唱。它的主要类型包括抒情诗和叙事诗。
颂诗是非洲发展最成熟、最完美的诗歌类型之一。颂诗的代表性作品是班图族南部地区的宫廷诗歌。南非的学者曾对它做过大量的研究，他们认为这类颂诗是介于史诗与颂歌之间的一种类型。它结合了叙事与赞颂这两种特征。颂诗类的作品也出现在班图族居住的其他地区，尤其是中非的东部地区。颂诗赞美的事物内容广泛，包括动物、占卜、飞禽、饮酒、氏族等。但是最高形式的颂诗所崇拜赞扬的则是人，其对象可以是生者也可以是死者。例如，当某人升迁或者某一团体的社会地位提高时，就要举行庆典，吟唱颂诗。又如索托族和加拉族为其男孩举行成人仪式时，也要吟唱颂诗。
加纳南部讲阿坎语的部族人在举行葬礼时唱的哀歌，以及豪萨族和其他穆斯林民族所唱的歌颂先知穆罕默德的赞歌，也都属于颂诗的范畴。此外，颂诗还包括各种庆贺战功的诗歌，例如，班图族南部地区的颂诗中，有些就是以战争和武功为主题的。安科勒人赞扬战争英雄的“英雄颂”和卢旺达的战斗诗歌等也都属于颂诗类。狩猎诗歌常带有颂歌的特征，赞美猎人不畏危险、杀死野兽的功绩，这种诗歌有时也带有抒情的特色。
抒情诗是非洲口头诗歌中最常见的类型。它的形式虽然多种多样，但一般都很短，用于个人或集体吟唱。属于礼仪类的抒情诗则用于各种正式场合的诵唱，如庆贺小孩出生、给孩子命名、孩子成年、定婚、结婚、获得新头衔或新地位、葬礼等。在一些城市化了的非洲社会，如在南非祖鲁族和索托族人聚居的城镇，抒情诗亦用于非正式场合的诵唱，如在祝酒时或跳舞时歌唱。因此，这种抒情诗又属于非礼仪类的抒情诗。非礼仪类抒情诗的另一种传播媒介是广播电台。电台经常会插播一段抒情诗歌，由说书人领唱，听众跟着合唱，作为说书中的一种结构性间歇。抒情诗的主题包括非洲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很多抒情诗描写鸟类，但是最主要的还是描写人的生活与行为。情诗的创作在一些民族，如南非的祖鲁族和肯尼亚的卢奥族中，有着悠久的历史，从内容到形式都十分丰富多彩。具有强烈节奏感的劳作歌几乎在所有的非洲国家都很流行。
长篇口头叙事诗歌，在非洲并不多见。南非的一些长篇赞颂诗中，包含一些叙事部分，但这些作品不属于典型的长篇叙事诗。刚果的赤道地区有长篇史诗，但是这些史诗仍是散文体与诗体的形式混合之作。在加蓬、西属几内亚及喀麦隆南部有一种在非洲竖琴伴奏下演唱的叙事诗，即“姆韦特琴诗”。但就现存的资料看，要把叙事诗确立为非洲本地语口头诗歌中的一个类型，证据仍嫌不足。
二、非洲本地语书面诗歌
非洲本地语书面诗歌，除了南非及埃塞俄比亚有采用罗马字母记录的口头诗歌文本外，只有阿拉伯人用其民族语言直接写作的诗歌。非洲讲阿拉伯语的民族主要聚居在北部。他们在人数上超过了任何一个讲其他语言的民族。除此之外，在讲富拉语、豪萨语、斯瓦希里语等的民族中也有书面语伊斯兰诗歌。西非用本地语写的伊斯兰诗歌来源于北非的阿拉伯语诗歌。东非用斯瓦希里语写的伊斯兰诗歌则来源于哈德拉马乌特和波斯湾的民间诗歌。
北非阿拉伯语诗歌中所用的“卡西达”颂歌体，比古典“卡西达”体的形式更加丰富。它用诗节的结构形式来代替原来的双行式，用多韵式代替原来的单韵式。诗歌的内容也多种多样，有狩猎诗、格言诗、教诲诗、饮酒诗和怀旧诗等。怀旧诗原来仅用于表达人们眷恋故乡之情，这种诗歌在阿尔及利亚与突尼斯又进一步发展成爱国诗。比赞颂诗更精巧的是讽刺诗。总而言之，对于北非的本地语诗歌，无论是口头诗歌还是书面诗歌，仍有待作更广泛的研究。
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最著名的伊斯兰诗歌是用斯瓦希里语、豪萨语和弗拉语写的。也有用沃洛夫语、曼丁语等写的伊斯兰诗歌，不过出版量很少。今天，这类伊斯兰诗歌，尤其是那些发表在当地的通俗报刊上、从阿拉伯语原作派生出来的更具世俗性的作品，常常用罗马字母拼写。这些诗歌的作者对伊斯兰古典诗歌修养不深，甚至不会用阿拉伯语写作。但是他们熟悉阿拉伯诗歌的译本，并受命仿作了这些伊斯兰诗歌。即使在写世俗性较强的诗歌时，这些诗人的态度亦比较保守谨慎，这是因为他们的作品须遵循信仰要求的缘故。
由于受西方教育的影响，非洲的许多口语诗歌已经用各种非洲语言记录下来了。但这些书面诗歌只不过是非洲现有的口头诗歌的记录，而不是采用口头诗歌的素材所进行的创作。埃塞俄比亚自1917年以来出版的大多数本地语诗歌和南非1962年以来出版的大多数本地语诗歌，都是与口头颂诗类似的赞颂诗。南非的恩古尼人借用颂诗的技巧写作基督教的赞美诗，但都没有创造出具有自己特色的抒情诗。
1941年亚的斯亚贝巴解放后出版的第一本书就是一部颂诗集。在非洲，埃塞俄比亚是出版非洲诗人创作的本地语诗歌最多的国家。对于埃塞俄比亚诗人以及非洲其他地区的本地语作家，批评界往往以其作品的赞颂特色、教诲意义和运用语言的技能，作为衡量其水平的标准。惟有南非的一些诗人不受这种评价标准的限制，而是致力于创新。1931年出版的贝伦格的《莫舒舒王颂》是南非第一部用本地语创作的诗集。1936年出版的约洛贝的《果园》是南非科萨族诗歌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它标志着科萨族诗歌开始探索新的主题、建立新的结构。1935年B·W·维拉卡齐编辑出版的祖鲁诗歌集显示了新诗在主题、感情格调及格律等方面与传统非洲本地语诗歌有明显的不同。南非的批评家率先开始讨论非洲本地语口头诗歌与书面诗歌之间的关系。目前，这个讨论仍在非洲以及世界上其他地方的非洲学者之中继续进行着。
三、非洲英语诗歌
随着殖民时代的结束、人民文化程度的提高和高等教育的发展，非洲的英语诗歌创作日益繁荣。由于非洲各国社会文化各具特征，因此非洲的英语诗歌也体现出各种不同的地区特色。然而，非洲各国的杰出英语诗人却共同创造了一种具有很高价值与广泛影响的国际性英语诗歌。
非洲的英语诗歌一般不用行末韵而用头韵和元音谐音。诗行的节奏与长短，不依规定的音律格式，而随句法结构、逻辑、感情或修辞特征确定。视象诗极少。诗歌的用词意义明确。本地传统的口头诗作对英语诗歌创作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诗人的立场与诗歌的内容等基本方面。非洲英语诗人注重捍卫非洲的社会价值，选取的主题涉及非洲民族的历史、习俗、文化传统等，并采用非洲传统诗歌中的情歌、颂诗、谚语故事诗及史诗等的写作方法。乌干达的利永(生于1938年)和南非的库内内(生于1932年)等诗人，将传统的非洲本地语诗歌形式移植到英语诗歌中。利永的《进餐的酋长》和库内内的《祖鲁诗集》都是有代表性的实例。许多其他的非洲诗人，尤其是侨居国外的非洲诗人，则非常娴熟地掌握了英、美诗歌的技巧。他们创作的一些戏剧和小说作品，有的包含了一些诗歌，有的完全用诗体写成。
非洲结构精致的英语诗歌最早产生于西非的加纳和尼日利亚等地。近年来西非英语诗人的影响已扩大到了非洲的其余地区。其中最著名的有尼日利亚的C·奥基格博(生于1932)、J·P·克拉克(生于1935)和W·索因卡(生于1934)。奥基格博的《迷宫》、克拉克的《潮水中的芦苇》和索因卡的《伊丹德雷》，都是非洲英语诗作名篇。这类英语诗歌把带有大胆的思想跳跃的抒情意韵，同带有严肃的社会责任心的个人感情结合在一起。诗人们主要采用他们自己民族的社会、文化、宗教观念进行创作，而很少撷取欧洲文化成分。风格相同的另外两位诗人是：加纳的K·阿伍诺尔(生于1935，主要作品有《重新发现》)和冈比亚的L·皮特斯(生于1932，主要作品是《卫星》)。另一位著名诗人是尼日利亚的G·奥卡拉(生于1921)，他的作品表达明晰、风格优美。
东非的英语诗歌主要有两种风格，其代表人物都是乌干达人。一位是O·普比特克(生于1931)，他的主要作品是《拉维诺之歌》《奥科尔之歌》《囚徒之歌》和《马来亚之歌》。另一位是O·奥库利(生于1942)，其代表作是《孤儿》。前一种风格的特征是以雄辩、明晰的言词，哀叹现代都市化对社会所造成的破坏。诗中的叙述者通常是一名失意者。诗人采用鲜明的比喻手法，唤起人们对富有人情的往昔的回忆，借以抨击今日世风的无情。后一种风格的诗歌受西非英语诗歌的影响较深。其特征是将微妙的意象和隐蔽的引喻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创造出一种色彩强烈、形式独特的幻境以反映现代生活。这类诗歌的主题广泛，格调多样，常采用一种叙述型结构或集中描写某一事件。这类诗歌的著名作者有肯尼亚的J·奥吉拉(生于1947，主要作品有《沉寂的声音》和《柔软的珊瑚》)、乌干达的R·C·恩蒂鲁(生于1946，主要作品有《紧张》)及利永(主要作品有《弗朗斯·法农》《又一名黑人死去》《对敌人的十三次反击》)。
南非的英语诗歌必然反映那里的社会动荡、种族压迫、贫困、囚禁、起义以及一个不公正的社会给个人生活造成的无穷痛苦等。O·M·姆特夏利的诗《牛皮鼓声》就是反映这些问题的杰作。由于现在世界上流行的大部分南非英语诗歌的作者都是流亡国外的南非诗人，所以这些诗作在题材、引喻和形式方面都反映了英、美社会生活的影响。这些诗人中较著名的有K·克戈西特西尔(生于1936，主要作品有《为了梅尔巴》《我的名字是阿非利加》)和D·布鲁特斯(生于1924，主要作品有《单纯的渴望》)。他们的抒情诗作常用一种广阔、宁静的大自然背景来反衬人生的痛苦。诗中的叙述者常常是一个胸怀激情而又思想深远的人生观察者。
尽管非洲诗人的经历不同、才华各异，但是他们的作品却都发出一种共同的、清晰的非洲之声。非洲的英语诗歌表现了诗人们与他们本民族的文化、历史、理想和行为的密切联系。诗人们在观察生活方面表现出了他们的个性，但在伦理原则上却反映出了他们的共性。
非洲英语诗歌的风格与欧洲诗歌的风格不同。它具有抒情色彩和意象主义以及哲理深思的特征。它在艺术上避免采用大胆创新的技法以推护新作的真诚格调。总而言之，非洲的英语诗歌无论在主题与风格上，都是独树一帜的英语诗歌。它以自己的特色和活力丰富了世界英语诗歌。
四、非洲法语诗歌
非洲法语诗歌虽然历史不长，但仍可以划分为几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是1932年到1948年。这一阶段的诗歌主要反映了非洲的黑人诗人，在海地黑人文学和美国哈莱姆文艺复兴作家兰斯顿·休斯和克劳德·麦凯的影响下，开始觉醒，为黑人的自尊和自豪而辩护和歌唱。这一阶段一般称作“黑人性”阶段。
第二阶段是1948年到1960年。这一阶段的诗歌反映了黑非洲为争取民族独立的激烈情绪与英勇斗争，直到1960年全部法属非洲殖民地及比属刚果获得独立时为止。因此，这一阶段被称为“战斗的黑人性阶段”。
第三阶段是在1960年以后，批评家认为1960年以后的非洲诗歌已经超过了“黑人性”阶段，而开始反映非洲黑人所面临的一些新问题。
“黑人性”运动开始于1932年。这一年，埃蒂安·莱罗等七名马提尼克大学生在巴黎出版了一份杂志《正当防卫》，尖锐地批评了马提尼克的中产阶级效仿欧洲的资产阶级文化，宣告一种黑人文学的诞生。1934年，三位青年诗人——塞内加尔的莱奥波尔德·塞达·桑戈尔(生于1906)，法属几内亚的莱昂·G·达马(生于1912)和马提尼克的艾梅·塞赛尔(生于1913)——创办了《黑人大学生》杂志，吸引了一批年轻的非洲诗人和批评家。虽然这份杂志不久便停刊了，但是它所聚集起来的这批诗人和批评家继续团结一致，活跃在诗坛，直到1940年左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中被迫停止了活动。《黑人大学生》不同于《正当防卫》，它面向整个法属非洲殖民地，其作者们相信，他们对非洲人价值的肯定必将“对世界大同与全人类的人道主义理想的实现做出贡献”。他们的诗作在巴黎出版的《精神》等杂志上发表。1947年，阿辽纳·狄奥普创办了《非洲的存在》。这份杂志继续为发展和传播黑人法语文学发挥重要的作用。1948年，桑戈尔出版了他编辑的著名诗选《黑人和马尔加什法语新诗选》。法国文学家兼哲学家让·保尔·萨特为这部诗选作序，并在序言中对“黑人性”作了精辟的阐释。这部诗选首次汇集了一批旨意与欧洲的法语文学明显不同的法语诗作。
桑戈尔为“黑人性”下了一个客观的定义。他认为：“黑人性”就是非洲各国的黑人和移居美洲、亚洲、大洋洲的非洲黑人的文化，这种文化包括经济、政治、知识、道德、艺术和社会的各种价值。但是，“黑人性”还有主观方面的含义。在这方面，“黑人性”是指黑人本身要认识到自己种族的特殊文化，认识到他们本身就代表了一种历史悠久的生活方式和世界观。萨特在他给《黑人和马尔加什法语新诗选》所作的序言中，指出了黑人在人类社会中的一种辩证的发展过程。他说，最初黑人拒绝接受白人世界和白人，认为只有采取这种态度他们才能重新确立自己的人格，重新发现自己的传统。但是，黑人很快就认识到了：他们近几百年受奴役的历史和所遭受到的苦难，可以成为一种新的、能够团结全人类的人文主义的潜在基础。由此看来，“黑人性”将会融合于人类的普遍性之中。萨特的这个观点引起了许多争论。但是，无论如何有一点似乎是明确的：“黑人性”就是要通过针锋相对地否定白人的价值观，来重新确立黑人作为人的应有地位。主张“黑人性”的人们认为，建立在技术和理性基础上的白人文明不可能达到生活的本源而只能在毫无意义的忙碌中消耗一生。而黑人则在本性上就与大自然相互融合。因此，只有黑人才能够创造出一种富有感情的、具有真正人性的文明。
大卫·狄奥普(1927—1960)曾被“黑人性”时期的第一代诗人誉为“诗坛新星”。他的诗作继承了“战斗的黑人性”阶段诗作的反殖民主义传统，同时也展现了将来种族压迫被消灭的前景。狄奥普的这个思想反映了非洲殖民地人民的愿望。因此，从另一方面讲他的作品正好体现了萨特关于非洲黑人问题的观点。狄奥普本人亦被看作是连接“战斗的黑人性”阶段与非洲独立以后阶段的桥梁。
随着法属黑非洲的政治独立，原先诗歌中所反映的许多社会政治问题便失去了存在的理由。非洲法语诗歌的格调和主题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不过，非洲独立后出版的许多青年诗人的大量诗集表明：在独立后的黑非洲，又出现了一场新的，生气蓬勃的诗歌运动。新的诗歌不再像以前那样具有战斗性，语言也变得委婉，更加富于修养性和抒情色彩，充分反映了一个获得新生的种族对新生活的憧憬。在新一代诗人中，有两位出类拔萃者——刚果诗人契卡雅·乌·塔姆西(生于1931)和毛里求斯诗人爱德华·莫尼克(生于1931)。塔姆西著有诗集《历史概要》(1962);莫尼克著有《这些血鸟》(1954)、《怒潮》(1966)等抒情诗集。这些诗作表现了黑人的种族传统，诗人从孩提时代起所观察到的非洲生活，他们的追求与新生，他们对人类命运的关注，以及他们对诗人使命的理解等等。他们采用了多种多样的象征手法来表现新的主题。这些诗篇中有的反映了卢蒙巴时代的刚果内战和比夫拉内战等在独立后的非洲连续发生的战争，表现了诗人对黑非洲四分五裂、战乱不已的悲剧性现状的忧伤。同时，黑非洲的法语诗人又把他们的视野从饱受战乱蹂躏的非洲扩展到仍遭受战争与压迫之苦的世界各国，表达了他们对遭受苦难者的普遍同情与关注，也表达了他们对人类实现真正和谐的希冀。
五、非洲葡萄牙语诗歌
葡萄牙在非洲的殖民地有安哥拉、莫桑比克、圣多美与普林西比、佛得角群岛以及几内亚比绍。虽然这些国家都曾受到葡萄牙文化的共同影响，但是各国产生的葡萄牙语诗歌却各具特色。非洲葡萄牙语诗歌的作者是少数受葡萄牙教育而与非洲文化切断了关系的知识分子。他们中的多数人都曾去葡萄牙上学，并自命为社会的代言人与改革家。他们对葡萄牙语不仅毫不反感，反而十分欣赏，而将它作为一种共同的交际工具。有趣的是，最早的一些葡萄牙语诗人却出生于最小的葡萄牙殖民地。其中有两位是葡萄牙人与黑人的混血儿——圣多美的萨塔诺·达·哥斯达·阿莱格雷(1864—1890)和佛得角的欧仁尼奥·塔瓦雷斯(1867—1930)。阿莱格雷的诗歌作于19世纪的后期，1916年出版。塔瓦雷斯的一些诗歌是用克里奥尔语写的。最早的黑人葡萄牙语诗人贾奎姆·柯德依若·达·马塔(1857—1894)是安哥拉人。非洲大陆上民族文化传统的衰落，间接地促进了岛屿地区葡萄牙语诗歌的发展。受20世纪30年代巴西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种族问题开始进入佛得角群岛的诗歌。彼得罗·蒙特里奥·卡尔多索(1890—1942)出版了一些用葡萄牙语和克里奥尔语写的双语对照诗。1936年乔治·巴尔博扎(1902—1971)、曼努埃尔·洛佩斯(生于1907)以及其他一些诗人创办了《光明》杂志，使文学的重心转移到了海岛国家。与此同时，《光明》杂志的另一名创办者彼得罗·科尔西诺·阿泽韦多(1905—1942)则从岛上传统的口头诗歌中汲取素材，用克里奥尔语创作诗歌。《光明》杂志断断续续出版。到了1960年代，年轻的佛得角诗人的作品开始超越了海岛上传统的主题，而涉及到饥饿和移民域外等社会主题。其中的加布利尔·马里亚诺(生于1928)、奥维蒂欧·马丁斯(生于1928)和欧奈西莫·西尔韦拉(生于1935)等诗人，主要写了关于移民域外的主题。小岛圣多美的诗歌具有很强的反映社会现实的特色。圣多美诗人阿尔维斯·托玛斯·梅德里斯(生于1931)和弗朗西斯科·何塞·德·瓦斯克斯·滕雷罗(1921—1963)都曾受到古巴诗人尼古拉斯·纪廉的影响。滕雷罗连续写了大量的关于“黑人性”主题的作品。阿尔达·多·埃斯皮里托·桑托(生于1926)是圣多美的一位著名女诗人。她的名诗《被疯狂的暴风吞没了的人们现在在哪儿?》以无限的深情哀悼1953年巴特帕大屠杀中的死难者。安哥拉与莫桑比克的葡萄牙语诗歌也是在“黑人性”运动的影响下兴起的，主要反映社会问题。莫桑比克最早的葡萄牙语诗人之一是瑞·德·诺罗尼亚(1909—1943)。他的创作格调低沉，主要表现了殖民统治给人民带来的苦难以及诗人的悲观情绪。在安哥拉，1950年出版了《信息》杂志，但不久就被封闭了。之后，又出版了另一份杂志《文化》。在这两份杂志的推动下，在安哥拉与莫桑比克兴起了一场真正的诗歌运动。在这期间，里斯本建立了“帝国学生会馆”。这一学生组织吸引了非洲各地的诗人，出版了许多非洲诗人的作品，对非洲葡萄牙语诗歌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非洲一些著名的作家、知识分子和后来的独立运动领导人，如阿米尔卡·卡布拉尔、阿戈斯廷霍·内托和玛里奥·德·安德拉德等，也都曾聚集在这个组织里。但是在20世纪60年代，“会馆”终于被关闭了。这一时期的安哥拉与莫桑比克诗歌，以重新发现民族文化为主题。例如，维里亚托·达·克鲁兹(1928年生于安哥拉)的许多诗篇描写了典型的民间风情。在非洲的其他地区也出现了一些以“黑人性”为主题的诗作。例如，内托的一些诗歌表现了黑人之间的兄弟情谊，何塞·克拉韦里尼亚(1922年生于莫桑比克)的一些诗作表现了黑人对白人殖民主义者的反抗(如《黑人的怒吼》一诗把黑人比作煤，总有一天煤会燃烧起来，烧死白人老板)，女诗人诺伊米亚·德·索萨(1927生于莫桑比克)的诗则把非洲比作母亲，控诉了白人殖民主义者对非洲母亲的奸污。在1961—1964年间爆发的武装斗争中，许多诗人都参加了战斗。内托、卡隆加诺(1929年生于莫桑比克)和乔治·雷贝洛(1940年生于莫桑比克)都成了解放运动的领导人。安东尼奥·加辛托·多·阿玛拉尔·马丁斯(1924年生于安哥拉)和何塞·克拉韦里尼亚等人则被捕入狱。自然地，在这些诗人的作品中，揭露社会剥削便成了最突出的主题。还有一些作品是直接反映解放战争的，例如，费尔南多·哥斯达·安德拉德(1936生于安哥拉)的诗作。与这些战争性诗歌形成对照的，是玛里奥·安东尼奥·费尔南德斯·德·奥利韦拉(1934生于安哥拉)和杰拉尔德·贝萨·维克托(1917生于安哥拉)的作品。奥利韦拉的诗作表现的是非洲人与大自然之间的神秘联系。维克托的诗歌则对种族隔离制度被消灭以后的时代充满了憧憬。表现社会政治内容的诗歌，在语言和风格上也显得激越奔放或深刻动人。诗中虽很少采用非洲词语，但却常可听见非洲特有的咚咚鼓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