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丁诗歌

一、古典时代

1.概述

拉丁诗歌常被贬为希腊诗歌的衍生物。的确，拉丁诗人借用了希腊诗歌的音律，吸收了希腊神话题材。然而，优秀的拉丁诗歌绝非仅仅是对希腊诗歌的单纯模仿，而是有其自身特色的。应该指出，拉丁诗歌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发达的希腊文学：历经许多个世纪发展的古希腊文学在各种类型的创作上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为拉丁诗人提供了宝贵的模式与规范。另一个是发展中的拉丁文学：它直接影响着拉丁诗人的创作。这两种传统对拉丁诗歌的发展(尤其在共和国时期)，都起了重要的作用。早期的拉丁诗歌一般可以分为两个流派——“罗马化诗派”和“希腊化诗派”。但是到了后期，这种区分便消失了。后期拉丁诗人兼收并蓄了这两种传统，认为两者并不矛盾。需要指出的是，接受这两种传统并不是简单地照搬希腊诗歌的音律和形式，也不是用希腊诗歌的音律和形式来表达罗马人的情感，而是把希腊人与罗马人的优点和美德融合起来，用一种共同的形式来表达这种内容。维吉尔是融合这两种传统最有成就的拉丁诗人。他对他的追随者的影响十分巨大，以致他以后的拉丁诗人不再以希腊派、罗马派来划分，而以维吉尔式或非维吉尔式来区别。

成熟的拉丁诗歌在两个方面表现出与古典希腊诗歌完全不同的思想。一个方面是拉丁诗人像罗马历史学家一样，对自己的民族传统具有强烈的意识，并且十分忠诚于这种传统。与希腊或后世的英国诗歌相比，拉丁诗歌的种类不多、范围较小，其原因就是拉丁诗人过分忠实于传统。拉丁诗歌的传统很早就形成了权威性，其影响涉及诗歌创作的主题、规则、形式以及修辞模式等方面。这种传统应该得到继承。但是拉丁诗人在继承传统时却十分拘泥于传统，他们仅仅对传统中的主要诗歌模式作一些改进，却很少有人违背传统章法。无论在诗歌创作还是在人品修养方面，对传统的忠诚，都是拉丁诗人崇尚的美德，因而传统的延续性也就成了拉丁诗歌的特征。例如，维吉尔的诗学和400年后克劳狄安的诗学，在最基本的内容方面都是一致的。拉丁诗歌不仅种类较少，而且缺乏感染力和独创性。然而，如果因此就认为拉丁诗人是平庸的改革者，或者说他们的风格缺乏个性，那就错了。拉丁诗歌在修辞及情景描写方面非常出色，尤其是维吉尔以后的诗作，在这些方面表现得就更加突出。应该指出，拉丁诗歌在修辞方面的革新主要表现在措词方面，既有细腻精致之美，亦有拘谨生硬之嫌。但是，在传统诗学的核心内容方面，拉丁诗人从未进行过革命，也从未违背过传统。

拉丁诗歌的第二方面特征是注重实用性，即用诗歌表现爱国主义或教育内容。拉丁诗歌的实用性，体现在其自始至终的创作中。

2.起源

纯粹本土的拉丁文学的最早痕迹今天已难寻觅。在希腊文化进入拉丁地域之前，曾有一些用重音音律写成的滑稽剧，但我们现在仍然没有这种滑稽剧的实证材料。不过，第一首拉丁语诗歌使用的就是这种重音音律。这首诗就是获释的希腊奴隶李维乌斯·安德罗尼库斯于公元前3世纪中期翻译的《奥德赛》。他所使用的带有重音的抑扬—扬抑音步没有什么独特之处，但他却是第一位使用这种形式的诗人。所以，他的作品被当做教材使用了200多年。他的同代人，年龄较小的G·尼维乌斯是过渡时期的代表人物。他用诗体记载的古罗马与迦太基之间的第一次战争的大事，也是用这种音律写成的，但他似乎吸收了荷马的风格。同时他也根据雅典戏剧的模式创作了喜剧和悲剧。在这些剧作中他使用了希腊的音长音律，而不再使用以前的重音音律。然而，早期拉丁诗歌最杰出的作者乃是Q·恩尼乌斯(公元前239—公元前169)。从他的作品的残篇中，我们可以看到后世拉丁诗歌的根源。他写了悲剧、喜剧、教育诗和警句诗，基本上都来源于希腊传统。他最重要的作品是史诗《编年史》，记叙了从埃涅阿斯到他所生活的时代这一段罗马历史。这部著作创立了拉丁史诗的格式——扬抑抑格六音步诗行。这部史诗残留的片断，足以说明拉丁诗歌的特征。它带有荷马史诗的风格，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荷马史诗的延续，同时似乎也受到希腊的诗体历史作品的影响。恩尼乌斯把这两种希腊泉源融合在一起，再赋以自己的爱国主义与教育内容，从而使《编年史》成为了独具风格的罗马史诗。他的同时代人T·M·普劳图斯(公元前250—公元前184)把多种希腊新喜剧改编成拉丁喜剧。但是他的剧作仍带有浓厚的罗马本土戏剧传统特色。现存的21部普劳图斯喜剧，风格粗犷，语言通俗、活泼、幽默，显然是为下层人民而作的。

3.古典时代的四个时期

(1)前古典时期

公元前2世纪是罗马文学和哲学的繁荣时期。一批崇尚希腊文化的人聚集在西皮奥·阿弗里卡纳斯的周围，学习希腊文化，改编希腊文学作品。有两位伟大的诗人是西皮奥圈子里的积极成员。第一位是普布留斯·泰伦提乌斯·阿非尔(公元前195—公元前159)。他的六部诗体喜剧是普劳图斯等前辈所师法的希腊新喜剧的再现。泰伦提乌斯的语言纯洁、优美，是戏剧语言史上的里程碑。更重要的是他的语言具有含蓄、机智的魅力。为了强调形式、表现手法以及词与词之间的关系，他不惜牺牲作品的力量、人物的个性以及作品本身的幽默感，并把作品的对象——读者，从一般群众转向知识阶层。在把博大精深的希腊传统移植于粗犷而富有生气的罗马传统的过程中，这种转变是必不可少的一步。从此以后，拉丁诗歌总是由博学的诗人写成，并面向多少有点学问的读者。另一位伟大的诗人是G·卢齐利乌斯(公元前180—公元前102)，他通常被称为“讽刺诗歌之父”。尽管希腊的讽刺风格有着悠久的历史，卢齐利乌斯也深受希腊亚历山大里亚派诗人卡利马科斯(约公元前310—公元前240)的影响，但是，正是由于他的诗作，罗马人才有资格声称他们是讽刺诗体的首创者。他的著作包括30本左右的诗集，题材广泛，涉及了人类经验的各个方面。可惜他的著作，现存的许多残篇，都比较短小。像泰伦提乌斯—样，卢齐利乌斯的作品也是给有文化的人写的。

(2)共和国晚期

公元前1世纪是演说术(即修辞学)兴起和罗马共和国衰落时期。这两件事对拉丁诗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该时期第一首重要的诗作是雄辩家西塞罗(公元前106—公元前43)的译作《现象》(阿拉图斯著)。该译作充满了亚历山大式的说教，并把虔诚的斯多葛哲学与天文学和气象学里错误的东西糅合在一起。西塞罗绝不是伟大的诗人，但他的措词和他的斯多葛哲学，对当时最著名的诗歌《物性论》产生过巨大的影响。《物性论》是由提图斯·卢克莱修·卡卢斯(约公元前99—约公元前55)创作的。这是一部用六音步诗行写成的6卷本诗作，描述了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他崇拜的楷模是公元前5世纪希腊哲学家、诗篇《自然论》的作者恩培多克勒和恩尼乌斯。他崇尚恩尼乌斯的史诗《编年史》，而不是他的说教。《物性论》成了当时最杰出的教育诗。尽管卢克莱修是一位传教士，相信他的观点是解除罗马人的封建思想和对死亡的恐惧所必需的，但他却把自己激情的流露限制在“词藻绚丽的章节”。在诗的其他章节里，他均用理性来表达他的观点。《物性论》独树一帜，与当时罗马的诗歌发展主流截然不同。在当时，爱国和实用主义的诗歌受到了一批自封的“新诗人”的攻击。这些人提倡采用亚历山大派的批评标准与形式，喜欢短小、精练的诗歌类型和叙事诗、抒情诗、警句诗、哀歌等，而不喜欢长篇史诗和教育诗。这批博学的诗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G·V·卡图卢斯(约公元前87—约公元前54)。他的题材相当广泛。他借用希腊的诗歌风格创作短篇叙事诗。这些诗歌丰富多彩，结构优美，《珀琉斯和忒提斯的婚礼》就是其中的杰作之一。然而，卡图卢斯在短小、精练的诗作中则一反希腊诗歌的常规，全部使用拉丁语口语和多种音律，来表达他对朋友的敬意，对敌人的攻击，对情人的祝福或怨恨。情网中的卡图卢斯依然表现出他的学者、诗人风度。他比别的拉丁语诗人都更喜欢直接地表现自己的情感。他那些短小诗作也不乏精致、博学、情节复杂的特点。

(3)奥古斯都时期

希腊文化的“新诗人”最终仍没有与爱国诗和教育诗传统彻底决裂。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他们的成就却成了下一个时代优秀的教育诗的组成部分。这一点充分体现在罗马最伟大的诗人维吉尔(公元前70—公元前19)的作品中，他的第一部重要作品是《牧歌》，由10首牧歌组成。这些诗歌遵循新诗人的诗歌结构与用词特点，讴歌古希腊文化源泉。他与新诗人诗作的不同之处是他的作品中的牧羊人不是希腊人，而是意大利人。他的牧歌公开或隐晦地论述了几乎各方面的问题。这一特征在他的《农事诗》中更加明显。这是模仿希腊赫西奥德的教谕性农事诗《工作与时日》写成的，但它却超越了传统农事诗的特点，而赞颂人，尤其是赞颂意大利人。维吉尔的史诗《埃涅阿斯纪》显然不是荷马史诗的单纯再现，而是有所创新。全诗的形式和主题均把希腊传统和罗马传统结合起来。其成就在于它创造了一种把两种截然不同、相互冲突的传统融合在一起的拉丁文化。这种融合体现在诗的形式与主题的有机统一之中。在《埃涅阿斯纪》中，诗歌和历史融为一体;新的罗马是它的主题，而它的形式则几乎达到了后人无法企及的完美境界。换言之，维吉尔几乎吸收了全部诗歌传统。他树立的楷模是相当高大的，以致后来的诗歌不得不按照他的诗歌模式走下去。他在诗歌领域的造诣使后来的诗人望尘莫及。《埃涅阿斯纪》是一部爱国主义作品，一部赞美奥古斯都·凯撒的新罗马的诗篇。它指出新罗马的诞生是不可避免的天意。这样的主题并不完全是维吉尔自己选择的，它是时代的要求，是当时最重要的文学主题，因为奥古斯都帝国期望诗人兼宣传家式的人物出现。但是单纯地认为维吉尔是才华超群的帝国宣传家，那也是不恰当的。

贺拉斯(公元前65—公元前8)比维吉尔具有更明确的政治信念。他的早期作品有模仿希腊抑扬格诗体写成的《长短句集》以及师承讽刺诗之父卢齐利乌斯之作《讽刺诗集》。这两部诗集在批判人类的同时，赞美了罗马的伟大。他的抒情诗集《颂歌集》标志着他已成为伟大的诗人和政治宣传家。他在这些抒情诗里涉及了爱情与美酒，生命与死亡，并从当时备受赞颂的斯多葛主义出发，赞美了奥古斯都时代的美德。这些诗作音律多样，形式精致，遣词恰当，足以和维吉尔的语言媲美。用丁尼生的标准衡量，贺拉斯完全可以成为一位杰出的“桂冠诗人”。他后期的作品包括为罗马百年纪念日所做的颂歌和略带讽刺特色的三卷本书信体诗集。其中的最后一卷《诗艺》是一本以诗体形式写成的著名文学论著;它提出了文学的基本原则：成功的诗人必须是自觉地把诗的实用性与优美的艺术形式结合起来的人。

奥古斯都时期提倡诗的实用性，以诗来宣传爱国主义，但是这种主张在其他方面却难以得到发展。尽管希腊哀歌的主题多种多样，但是源于卡图卢斯、亚历山大里亚哀歌以及希腊新喜剧的罗马哀歌却基本上局限于一种主题——爱。罗马哀歌所描述的爱不同于贺拉斯所说的爱，而是指世界上最珍贵的一种感情。若是奥古斯都帝国的官员要求A·提布卢斯(约公元前54—公元前19)写诗为他们歌功颂德，他准会婉言推辞，因为他所写的那些哀歌体诗作词语简朴、结构自然，都是描写他的情人、他的农场以及宁静生活的。偶尔，他也写过一些作品献给他的庇护人。在使用结构、语言及意象方面，S·普罗佩提乌斯(约公元前50—公元16)是罗马诗人中最大胆、最具独创性的一位。他的早期诗作抒发了他对情人的强烈而深刻的恋情，后期听人之劝而改弦更张，创作了一类奇特的所谓“官方诗歌”。他的最后一部诗集出版于公元前16年，在这些作品里，他借用卡利马科斯的诗体，叙述了罗马的历史事件。奥维德(公元前43—公元17)以其诗歌创作中锤炼词句的功力和爱情哀歌体诗人的传统风格，极力揭示人的内在特性。他用哀歌体写了《恋歌》和《列女志》。在《列女志》里，诗人借古代希腊神话中的美狄娅、狄多等著名女子给她们情人的信，表述了她们的悲怨之情。他的《爱的艺术》与《爱的医疗》是融爱情与教育为一体的诗作。在这些诗作中，奥维德第一次提出了爱的双方应相互平等的观念。但是一些内容放荡的诗作显然不利于帝国道德风尚的建立。因此，当奥维德的《变形记》问世时，奥古斯都终于无法容忍了。《变形记》是奥维德最重要的作品。它是一部由250多个神话故事构成的故事诗集，是一总括古希腊罗马神话的集大成之作。其中的故事多属言情，语言轻佻，描写放荡，被认为是有损于世俗与神圣权力和尊严的作品。奥维德早就因写了格调淫荡的《爱的艺术》而名誉扫地，又因风流韵事声名更加狼藉，最后被流放到黑海之滨的托弥，致使他中断了预计12卷的《岁时记》的写作(流放时已写完6卷)。在流放期间他还写了《哀歌》与《黑海零简》等诗作，表述自己的流离之苦与对妻友的思念之情。

(4)奥古斯都以后时期

奥古斯都以后的时期是古典拉丁诗歌最后一个重要时期。随着独裁主义的钳制日益增强，专制的淫威使诗歌赖以存在的社会生活发生了变化。修辞术此时已成了诗歌创作的目的，而不是手段，妨碍了诗歌的发展。希腊和罗马文学过去的成就，不仅成了一种巨大的权威，而且成了一种障碍。例如：维吉尔在史诗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使其他类型的诗歌黯然失色。就其特点而言，“白银时代”的拉丁诗歌出现了为修辞而写诗、用修辞来加强诗歌结构的不良倾向，而诗人的修辞功力又大都非常肤浅。这些诗歌取材于宏伟的神话传说，与当时的政治和社会毫无联系。从社会意义上讲，“白银时代”是功底肤浅的诗人和口头吟诵的诗歌兴起的时代，才华卓著的人不是遭受政治压制，就是备受贫穷之苦。只是在讽刺诗创作方面，“白银时代”的拉丁诗歌才显示出一些生气和活力;这是因为讽刺诗人通常使用口头语言或者较为通俗的文学语言写作，还因为这些诗人能对时代的变化采取比较现实的态度。

这一时期最拙劣的诗歌莫过于一些几乎纯粹是模仿维吉尔的作品。有人模仿维吉尔的牧歌;有人模仿维吉尔的史诗风格写了叙说西皮奥·阿弗里卡纳斯生平事迹的史诗;还有人步维吉尔之后尘，借用人们熟悉的希腊诗材料再写史诗。但也有一部分诗人试图创造新的诗歌类型。马尼利乌斯从星象学的角度吸取奥维德的才智与措词，创作了《星象》。费德卢斯以诗体形式改写了伊索寓言。斯塔提乌斯写了一些自然流畅的即席诗。在讽刺诗创作方面出现了三位著名人物。马尔提阿利斯(约卒于104年)的警句诗极为凝练、极富才智。他的个人讽刺诗亦带警句特征，是罗马对世界文学的重要贡献之一。佩尔西乌斯(34—62)的传世之作不多，但是他的6首斯多葛式的讽刺诗十分犀利有力。尤维纳利斯(创作盛期约100—130年)的讽刺诗措词尖锐，鞭笞了人类的虚伪等弱点，是罗马最有力、最机智、最优秀的讽刺诗作。在那个才气虚弱，又追求修辞效果、排斥其他风格作品的时代里，他却是一位富有激情与魅力的诗人。还有一些讽刺诗作试图把斯多葛主义和修辞术结合起来，但效果不佳。塞内加以雅典悲剧为素材，创作了供人阅读但不适合演出的诗剧，这些作品因过于注重修辞华丽而显得苍白空洞。他的侄子卢卡努斯(39—65)创作了当时最伟大的史诗《内战记》。这部作品，除了一些段落写得精彩外，亦因追求修辞而使语言晦涩，因强调哲理而使人物苍白，结果失色颇多。这一时期值得提及的人物还有佩特罗尼乌斯(卒于66年)。他是一位讽刺小说家，同时对诗歌发展也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在他的讽刺小说《萨蒂利孔》的现存部分里，包含一些爱情诗。在帝国末期，拉丁诗歌衰落;只有克劳狄安、奥索尼乌斯、那马提安等人创作了少量的较有价值的诗作。

二、中世纪与近代

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拉丁诗歌不是一种脱离社会现实的文学活动，而是同当时的思想、宗教及社会发展有密切联系的文学创作的一部分。

中世纪拉丁诗歌是作为西方新的基督教诗歌而肇始的。基督教拉丁文学是适应当时的文化阶层的需要，首先在北非和意大利诞生的。这个阶层成为了当时宗教界的主导力量，教会语言也由希腊语改为拉丁语。赞美诗从东方传人西方，圣希拉里和圣安布罗斯首先创作了拉丁语赞美诗。圣安布罗斯的赞美诗采用抑扬格二音步四行诗体。这种形式后来又进一步发展成有节奏的八音节诗行、韵式规整的诗体，而成为后世所有西方赞美诗的基础。

值得提及的还有当时出现的科芒迪安(4世纪)的奇特的诗作和奥古斯丁的赞美诗，以及由受过文法修辞学校教育的诗人所作的大量结构精致的诗歌。普鲁登提乌斯(卒于405年)是基督教颂歌、讽喻诗及纪念殉道者的抒情诗歌的创始者。在6世纪的高卢，基督教史诗十分流行。一批诗人仿效西班牙诗人胡文库斯和意大利诗人塞都琉斯的风格，吸取宗教史上的故事以及维吉尔作品中的类似题材创作史诗。保利努斯(卒于431年)的个人诗与基督教哀歌显示出更多的创造性。6世纪的伯修斯的诗作可算做古典风格的终结。维南修斯·福尔图纳图斯(约卒于604年)的神秘赞美诗作，可视为新诗风的开端。

这一时期西方诗歌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节奏与韵律的发展。语法学家维吉尔的著作显示了节奏与押韵在6世纪的高卢已经十分流行。后来爱尔兰人很可能就是从高卢学来节奏与韵律，把它用于自己的诗歌创作，而且非常喜欢这种新的诗歌形式。爱尔兰教士科伦巴(卒于597年)的诗作启发了以后许多代诗人的想象力。英国的比德(约672—735)精通节奏诗作技巧。后来的盎格鲁—撒克逊人亦很快试作了节奏诗歌。但是在英国的坎特伯雷、雅罗和约克等地，古典诗歌的传统在意大利的影响下得到复兴。当英国约克的阿尔昆、西班牙的特奥道夫、意大利的保罗和彼得等人联合掀起了所谓的卡罗林王朝文化复兴运动之时，在法兰克王国，用典音律写作史诗、应景诗和宗教诗等诗歌也非常流行。同时，在意大利，节奏诗歌层出不穷。就内容而言，这些诗是非宗教性的。10世纪出现了一些歌谣，如《啊，罗马的贵族》。

10世纪是音乐发展的时代。当时的音乐中心是寺院。寺院是出色的文学和音乐作品的摇篮。寺院作弥撒时，总要有两个唱诗班交替演唱组歌。歌词实际上是弥撒文本，通常有相等的诗节和适宜于乐曲伴奏的不固定的节奏。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组歌逐渐发展成一种精致的诗体。它仍然由相等的诗节组成，但却带有完整的节奏和固定的韵式。早期组歌的主要作者是圣加尔教堂的诺特科(卒于912年)。12世纪时，组歌的创作发展到了顶峰，圣维克托教堂的亚当所写的组歌成了当时的范本。

11世纪和12世纪是西方社会全方位发展的时期。一个伟大的文化运动在教会学校，尤其是在法国的教会学校开始了。一个新的文人阶层应运而生，其中大多数是诗人。他们对艺术持严谨认真的态度，并能互相交流，取长补短。他们也尊重传统，在诗歌创作中采用了传统的警句诗、书信体诗、应景诗、宗教节奏诗和赞美诗等诗体;但他们所表现的主要是当代的问题。重要的诗人有菲贝尔、希尔德伯特、马尔博和鲍德里。两音节阴韵也得到了发展;利奥音律深受诗人们的青睐。早在9世纪，人们就开始试验在六音步和五音步诗行中使用尾韵。这种韵式开始是使用元音谐音或一个音节押韵，后来，双音节韵、行中韵和尾韵在法国克吕尼诗人贝尔纳的《可耻的世界》中出现了。

讽刺文学的出现标志着社会生活的复杂化。N·德·隆尚的哀歌体讽喻诗《短浅目光》十分流行，乔叟也曾谈及。以史诗的形式来描写当代事件的诗歌有冗长的六音步史诗，如埃克塞特诗人约瑟夫的《特洛伊战争》和夏蒂永诗人沃尔特的《亚历山大里斯》。

人们开始研究写诗的艺术，一些论著相继问世。文索夫学者杰弗里的《论新诗》(大约写于1210年)对俗语诗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一时期文学最重要、最有成效的发展表现在拉丁语抒情诗方面。这些抒情诗并不是“流浪学者”所作，而是一个更有教养、更文雅的社会阶层中的人士所作。这个阶层包括王公家族、主教家庭、教会学校等一切对音乐和新兴的复调音乐有欣赏能力的人。他们需要各种各样的诗歌，教育性的、讽刺性的、色情性的以及宗教性的。他们创作的《剑桥歌谣》等抒情诗集，是具有文学和社会价值的重要文献。《剑桥歌谣》是一部宗教和世俗诗歌兼容并蓄的诗集，是11世纪为莱因兰的某个主教收集整理的。除了组歌的形式外，它还收有以爱情为主题的抒情诗。这些抒情诗是12世纪诗人辉煌成就的序曲。彼得·阿贝拉尔是12世纪最富有创造力的诗人之一，他写的赞美诗表现出杰出的天才。

在才华卓越的节奏诗作者中，奥尔良的休(又名普里马斯)最为突出。他生活贫困，靠富人的恩赐度日，但他却很有骨气，从来不怕得罪恩主，尽其能事撰写讽刺和咒骂性诗文。他在把韵律和节奏用于六音步方面表现出高超的才能。另一位和他一样才华横溢也同样遭人白眼的是一位称做“大诗人”的神秘作者。他的名篇《自白》是用哥利亚体音律写成的，开头几句是：

Boiling in my spirit's veins with fierceindignation，

From my bitterness of soul springs self-revelation：

Framed am I of flimsy stuff， fit for levi-tation，

Like a thin leaf which the wind scattersfrom its station.

我心灵的脉络中沸腾着强烈的愤怒，

我从心灵的痛苦中幡然自悟：

我身心脆弱只能四处漂浮，

像一片薄叶任狂风吹拂。

这种音律在讽刺诗中得到广泛使用;但是大主教佩尚也同样成功地把这种音律运用于神秘狂喜诗中。夏蒂永诗人沃尔特喜欢把这种音律用于诗节的末行，而同时又使用六音步或五音步等古典音律。沃尔特不仅是一位讽刺诗人，而且是学者和兰斯大教堂的牧师。他还写过抒发个人情怀的一些赞美爱情和春天的诗歌。

另一位重要的诗人是巴黎著名神学家菲利普(卒于1236年)。他曾因与大学学者和修道士进行激烈的辩论而闻名。除了歌颂抹大拉的马利亚的赞美诗外，他还写了许多适于吟唱的教育、讽刺或哲理诗。这一时期绝大多数抒情诗的作者都是匿名的。他们的诗收集在各种各样的诗集中。这些抒情诗承袭了古典和流行的诗歌特征，形成了一种诗歌类型。《酒与水之争》是这类诗歌的典型例证。它们的作者都受过学校教育，学会了如何用古典音律做诗，对古代的拉丁诗人、古代神话和修辞原则了如指掌。

抒情诗和虔诚诗的兴起，主要与天主教方济会运动有关，并在13世纪及以后继续流行。但是俗语文学开始跻身文坛。文艺复兴开始把诗人们的兴趣从节奏和韵律转向对古典拉丁诗体的研究和理解上。于是从14世纪到17世纪初期，大批人文主义诗歌问世。在当代人的心目中，人文主义诗歌之所以存在下来，不仅是由于它有一个好名称，而且是由于大批的俗语诗人的努力。俗语诗人的确深受人文主义诗歌的影响。但彼特拉克还是希望以他用拉丁语写的诗歌而名传后世。但丁原来也曾考虑过是否用拉丁语来创作他的《神曲》的问题。

新诗歌十分讲究形式，而中世纪的诗人们却缺乏这种意识。他们不重视形式的完美和著名诗歌的启发力。意大利是新诗歌的诞生地，15世纪后半叶是它的黄金时代。这些诗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诗歌的主题虽然大都取材于当代生活和诗人本身的经历，但他们选择的形式有维吉尔的牧歌和《埃涅阿斯记》、奥维德的《列女志》和《哀歌》等古典形式，也有著名的抒情诗人使用过的格律形式。这一时期问世的诗作和诗人都不胜枚举。这里有必要提及的诗人有：意大利的波利蒂安、蓬塔诺、马卢洛、桑纳扎罗、曼托瓦诺和纳瓦吉罗;法国的勒马克勒·达登纳、巴伊夫、贝洛和马克林;荷兰的约翰内斯·塞昆德斯和德国的康拉德·策尔蒂斯。在众多的宗教诗人中，波兰的C·塞尔维也夫斯基(卒于1640年)和德国的J·巴尔德(卒于1668年)享有盛名。在都铎王朝的英国，杰出的诗人有康斯塔布尔、斯克尔顿、黎里、利兰和托马斯·莫尔。到了17世纪，拉丁语诗歌开始局限在学术领域内。约翰·巴克利(卒于1621年)的拉丁语诗歌非常流行。法国的J·B·桑特尔所写的赞美诗奠定了法国赞美诗的模式。尽管西方俗语文学已经取得了统治地位，但拉丁语诗歌的创作依然延续至今;在大、中学校里，拉丁语依然是衡量古典文学水平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