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诗歌

1200—1400：中世纪时期

意大利的诗歌发源于宗教诗歌。第一首用意大利语创作的诗歌是13世纪时由圣芳济谷(1182—1226)创作的一首高雅的宗教赞歌——《上帝造物的赞歌》。这首诗歌表达了万物对上帝创造了他们、创造了美与善，表示深刻的感激之情。这首诗歌虽然格律声韵繁琐，却体现出一种古朴的风格。

意大利语诗歌史上最早的一位著名诗人是雅科波内·达·托迪(1230—1306)。他的诗集《赞歌》里的100首作品描写了腐化的肉体与死亡的恐怖，用以比喻罪恶的灵魂。诗人指出笃信基督的精神是一条可能的赎罪之路。惟有完全相信上帝，才能达到人类最崇高的目标——获得真正的爱：

爱，啊，爱，你曾使我如此痛苦，

只有你，我愿呼叫;

爱，啊，爱，你对我是如此亲密，

只有你，我才拥抱……

当意大利的翁布里亚地区出现上述这类宗教性诗歌的时候，意大利的西西里岛出现了神圣罗马皇帝腓特烈二世的宫廷。这个宫廷是当时的一个国际文化中心，亦为意大利诗歌的发展开辟了一个新的方向，形成了“西西里诗派”。在这里，从皇帝到平民，几乎人人都会吟诗，尤其擅长创作从普罗旺斯传人的宫廷情诗。这批最早的意大利诗人在创作实践中探索、改革，终于创立了意大利抒情诗的两种主要形式——短歌(坎佐纳体)与“商籁”体(即十四行诗)。腓特烈宫廷西西里诗派最著名的诗人是雅各布·达·伦蒂诺、皮耶·德拉·维格纳、贾科米诺·普列塞、里纳尔多·达奎诺。

13世纪中期腓特烈王朝覆灭之后，意大利诗歌的重心便北移至托斯卡纳地区，出现了“托斯卡纳诗派”。这一派的诗人具有鲜明的个人风格，创作了意大利诗歌史上第一批内容深奥、形式复杂的诗歌。这一派的代表是意大利诗歌史上第一位多产诗人圭托内·达雷佐(约1235—1294)。他的诗作题材广泛，思想深刻。

14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期间，出现了“温柔的新体”诗派，活跃于波伦亚大学中心到佛罗伦萨一带。这一诗派作品的思想特征是将宫廷式的爱情故事加以基督教的神化。恋人被描写成上帝的天使。被但丁称作这一诗派之父的是著名诗人圭多·圭尼泽利(约1235—1276)。他的短歌《爱情总寄托在高贵的心中》为意大利诗歌的发展开拓了一个新方向。

这个诗派的另一位重要诗人是圭多·卡瓦尔坎蒂(约1255—1300)。他的主要贡献在于对爱情作为一种感情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心理分析，并在他的坎佐纳体诗作中表现了一种复杂的爱情观。但是，他的更成功的诗作是一些叙述他自己的爱情经历的十四行诗、谣曲及短歌(坎佐纳体)诗作。这些诗篇描写了他所体验过的痛苦的焦虑与炽热的恋情。

集早期意大利诗歌各派之大成者是但丁·阿利吉耶里(1265—1321)。在他的伟大诗篇《神曲》问世之前，他已写了许多不同类型的诗歌。在他的这些前期作品中，各派先辈诗人的影响随处可见。然而在但丁的诗作中，“纯洁的爱情”这个主题已经从世俗的、自私的观念转变为宗教的、无私的观念。但丁诗作里的“恋人”，名叫贝亚特里切。在诗人的笔下，这位女郎具有神奇的力量，能够创造奇迹。她的出现能净化人的心灵，教化人的道德，甚至拯救人的灵魂。1293年，但丁把他所创作的31首关于贝亚特里切的诗歌汇集成册，并在出版时附上评论。这本抒情诗集题名为《新生》，是但丁后来创作的《神曲》的雏形。诗集对女郎贝亚特里切以及她所激发的爱情的描绘，既富有诗意又具有基督教的色彩。在诗集的最后篇章中，诗人把贝亚特里切与自己的关系描绘成了基督与人类的关系。诚然，从总体上看，这部诗集所描写的仍是一个具有强烈抒情色彩的年轻人之间忠贞爱情的故事。但丁青年时期的其他诗歌多系探索技巧之作。其中三首较长的短歌后来被诗人编入他的诗集《飨宴》(1304—1307)中。

但丁所创作的真正伟大的诗篇是他的《神曲》。在这部诗作中，诗人依照基督教的最高理想与精神，描绘了人生的图画。诗人借诗中无处不在的上帝的目光，带引读者观览了古今世界、天地人间。这部宏篇巨制成为西方诗歌史上一座无与伦比的丰碑。《神曲》的思想内容深邃广博，读者须透过其表层描述方能了解其深层含义。因此，诗中的主要角色但丁所代表的就不只是诗人本人，诗中数以百计的其他人物及事件亦都具有更为深刻的意义。然而，使这部作品成为不同凡响的伟大诗篇的主要因素是贯穿于全诗的爱情主题。诗人通过描述他对贝亚特里切的爱，为人类指明了一条更生之路。在全诗结束时，贝亚特里切死后成为了上帝的女童和真理的启示者。《神曲》是一首真正的爱情的赞歌。

这一时期属于“温柔的新体”派的其他诗人有：拉波·贾尼、贾尼·阿尔法尼、迪诺·弗雷斯科巴尔迪、齐诺·达·皮斯托亚(约1265—1337)等。

弗朗切斯科·彼特拉克(1304—1374)的创作使意大利抒情诗达到了顶峰。在他之前的爱情诗鲜有像他的诗作那样深刻的寓意。在他之后，亦无来者能像他那样对爱情诗的创作具有如此持久的影响力。他与但丁不同，他坚持自己对生活的观点而不陷于玄虚的冥想。他既是一位道德主义者，又是当时在古典文化方面造诣最深的学者。他认为，他最赞赏的三位思想家——西塞罗、塞内加和奥古斯丁——在伦理学范畴内并行不悖，毫不冲突。因此，他诗中的主要象征——他恋人的名字“劳拉”——就具有一种但丁诗作的象征所没有的含混意义。“劳拉”可以指古代的桂枝，也可以指基督教的棕榈。她在彼特拉克的诗作里成为一种诗的意象，体现一种内心的强烈感情，臻于崇高的抒情意境。

彼特拉克一生总共创作了400多首诗，其中的336首编入了他的《歌集》。这部《歌集》所收的诗作多数是十四行诗，其余的是短歌、谣曲和短情诗。这部诗集基本上是日记式的诗歌汇编，描写了诗人对他的恋人劳拉的爱情。诗集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含263首诗，主要写于劳拉生前。第二部分含73首诗，主要写于劳拉死后。其中也包含了一些属于其他主题的诗篇，但是全集的基本主题仍是诗人对劳拉绵绵不绝的情思。集中的每一首诗几乎都是关于诗人恋情的一个侧面的写照。彼特拉克的情诗反映出普罗旺斯诗人与前辈意大利诗人对他的影响，但是他所创作的劳拉的形象却与“温柔的新体”派诗歌中的“恋人”形象有很大的不同。劳拉是他独自塑造的一个光彩夺目的形象。《歌集》的格调既不是宗教性的，又不是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也不是情欲型的，而是游移于这三种类型之间的。诗人所写的不出现的劳拉比出现的劳拉更富有寓意。诗人在劳拉死后所写的诗篇比他在劳拉生前所写的诗篇更加娓娓动人。《歌集》的其他重要特征是：重新强调描写自然作为表现爱情主题的背景;哀叹光阴易逝，万事皆空;深感长存的精神价值与短暂的物质价值之间的矛盾;关注社会问题与关心友人的幸福等等。《歌集》的第一首诗与最后一首诗均是诗人对自己沉溺于有罪的情欲所作的忏悔。最后一首诗中的最后一个词是“平静”——这是诗人所渴望达到而始终未能达到的目标。

在艺术技巧方面，彼特拉克使短歌与十四行诗达到了完美的境界。他极善于运用优美的音韵，创造恰当的结构，选择确切的词语，从而使他的诗歌在艺术形式上达到了完美无缺的程度。但是，有的评论家则认为：“彼特拉克善于运用音韵，长于变化格调以及善于比较想象等优点，有时候反而导致了他玩弄词藻及过分运用对照与暗喻等技法，而有浮丽的弊端。”彼特拉克诗歌艺术的这些弊端，实际上也成为后世所称“彼特拉克风格”的含义之一。彼特拉克的另一重要诗作是《胜利》。这部作品表达了高尚的思想而被视为高雅之作。

乔万尼·薄伽丘(1313—1375)，同但丁及彼特拉克合称为意大利文艺复兴初期的“三杰”。他的抒情诗现存约125首，包括十四行体、短歌(坎佐纳体)及谣曲体三种类型。薄伽丘的抒情诗虽然不以思想深度与创造性见长，但仍有其独到之处。他的诗作既体现了“温柔的新体”的特征，又具有类似《十日谈》所表现的那种世俗的轻快风格。他的爱情诗中的女郎是菲娅美达，社会背景是那不勒斯。但是薄伽丘的诗名却主要得之于他的一些长诗——意大利的第一首游猎诗《迪亚娜游猎》、意大利的第一首由非吟游诗人创作的传奇诗《菲洛斯特拉托》、意大利的第一首由托斯卡纳诗人写作的史诗《苔塞伊达》以及意大利的第一首田园诗《菲埃索勒的女神》。以上诗歌除第一首外，均用抑扬格八行体。这一诗体后来便成为意大利叙事诗的标准诗体。薄伽丘的这些诗作主要以其技巧成就而著称。

14世纪中期的意大利诗坛上，值得一提的还有两位诗人——弗朗科·萨凯蒂(1330—1400)和法齐奥·德利·乌贝蒂(约1305—1368)。萨凯蒂以其诗作多样闻名。乌贝蒂以其情诗的鲜明个性见长。

1400—1600文艺复兴时期

14世纪基教世界的道德沦丧和社会政治危机的出现导致了15世纪头十年的一场宗教复兴运动。于是，宗教性的赞歌创作再度兴起。最杰出的宗教赞歌作者是费奥·贝尔卡里(1410—1484)和乔万尼·多米尼契(1356—1419)。与此同时民歌亦十分时兴。这一时期的民歌亦称“朱斯蒂尼安诗歌”，因当时的一位著名民歌体诗人莱奥纳多·朱斯蒂尼安(1388—1446)而得名。朱斯蒂尼安的诗作充分体现了民间精神，因此他的许多诗篇已经成为意大利民歌宝库的一部分。

到了15世纪中期，意大利语诗歌衰落。为了复兴意大利语诗歌，著名的人文主义者莱翁·巴蒂斯塔于1441年组织了一次诗歌大赛，名为“皇冠诗赛”。按照计划，大赛将对参赛的的最佳意大利语诗作者奖赠一顶用桂枝编制的皇冠。但竞赛的结果竟未能选拔出优胜者。其惟一的成就就是诗人首次将拉丁语诗歌的格律移植于意大利语诗歌中。

到了15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才出现了意大利诗歌的复兴。领导复兴的是洛伦佐·德·梅迪契(1449—1492)。他是佛罗伦萨的统治者，本人又是诗人。他敏锐地认识到：鼓励一种古典传统与民间传统相结合的文化有利于他的政治统治。由于他的政治地位，他可以自由地写作他的抒情诗。他的诗作题材丰富，形式多样，风格优美，使他成为意大利诗歌新时代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的主要诗作是《诗集》及《十四行诗集》。《诗集》所包括的十四行诗多属彼特拉克风格之作。《十四行诗集》包括了40首十四行诗并附有散文评论，类似于但丁的诗集《新生》。他的吟诵诗《即兴情诗》采用了古典田园诗的意象技巧，表现爱情主题，体现了文艺复兴后期诗歌的典型特征。此外，他还写作过许多其他形式与内容的诗歌，如宗教赞歌、谣曲、狂欢节诗歌等。他的许多谣曲、狂欢节诗歌，内容放荡，甚至淫秽。

梅迪契除自己作诗外，还以艺术庇护者的身份出现，在他的宫廷中形成了一个人文主义中心。其中最重要的一位诗人是安杰洛·安布罗吉尼(1454—1494)，他又自称为波利齐亚诺，并以此名著称于世。波利齐亚诺接受过良好的人文主义教育，是一位擅长用拉丁语与希腊语写作颂歌和警句诗的杰出诗人。同时，他也写了许多意大利语抒情诗，其中写得最成功的诗篇描述了在风光优美的背景下青年们自由自在地欢笑娱乐的情景。而他的舞蹈诗更为出色，尤其是他的《比武篇》代表了他的卓越的抒情艺术。然而，波利齐亚诺优美精致的诗歌却流露出一丝淡淡的忧郁;这种文艺复兴抒情诗歌中常见的忧郁情绪，产生于当时人们对人生有限的无限感慨。他的《比武篇》是意大利抒情诗的代表作。这首长诗原计划为祝贺诗人的兄弟朱利亚诺比赛获胜而作。然而诗未写完，朱利亚诺便不幸去世。诗人写到了比赛即将开始处便辍笔了，使这首诗也就成了一个断篇而传世。这个断篇包括了原计划的第一部共125个八行诗节及第二部的46个八行诗节。这些已完成的部分以高度抒情的笔法描写了主人公跨入青春时期后的感情发展，以及他突然为美与爱情的魅力所吸引的奇妙体验。这个断篇被一些批评家誉为“真正的生活梦想”的精美表现。诗人以象征手法，借描写猎人逐鹿至一空地，偶遇一美丽少女而一见钟情的情节来喻示青年男子萌发爱情与爱美之心的突然过程。这首诗中断未竟，实为憾事，但正因为如此，这个断篇却更显示了它的魅力——使得这首对青春与爱情的赞歌余意未尽，余音缭绕，给读者留下了一个梦、一个谜。

15世纪末，以佛罗伦萨为中心的人文主义运动在各个领域都达到了鼎盛时期。但由于萨沃纳罗拉领导的宗教复兴运动的夭折，到了该世纪的最后几年，佛罗伦萨的人文主义遭到了挫折。在此期间，那不勒斯的阿拉贡王朝成为另一个重要的文化中心，出现一批诗人与艺术家。其中的一位著名诗人是贝纳德托·加雷特(1450—1514)，以“卡里特奥”闻名于世。卡里特奥诗作具有强烈的彼特拉克风格，富于夸张与奇想。另一位著名诗人是雅各波·桑纳扎罗(1456—1530)。他的十四行诗与抒情短歌也具有彼特拉克风格。他的拉丁文田园诗以及他的田园小说《阿卡迪亚》也都反映出他的意大利语抒情诗的田园风格，同时也对欧洲田园小说与田园诗的发展有深刻的影响。桑纳扎罗的诗歌语言精美，类似于后来出现的本博诗派纯粹主义诗歌的语言特色。

在意大利的其他地区，这一时期的意大利语诗歌基本上沿循彼特拉克传统。其中著名的诗人有：塞拉菲诺·阿奎拉诺、安托尼奥·特巴尔迪(亦名特巴尔德奥)和马特奥·马里亚·博亚尔多(1434—1494)。博亚尔多的抒情诗作与洛伦佐和波利齐亚诺的抒情诗作同属15世纪最佳抒情诗歌，但却因他更加著名的叙事诗作《热恋的罗兰》而被人忽视。

15世纪末，佛罗伦萨的狂欢节诗歌开始衰落，但在意大利的其他地区，民间诗歌仍继续显示其生命力。在这一时期，抒情诗因一种矫饰、刻板的彼特拉克风格诗歌的流行而衰落。但是另一种形式的民歌——叙事诗歌——则应运而生。卡罗林王朝时代的传说从开初时期起便成为意大利吟游诗歌的主题。随着描写这些传说故事的叙事诗在意大利半岛流传，诗中又接连添了一些新的具有意大利特征的人物与情景，以及一种嘲讽传统的骑士及查理大帝的新的格调。最早采用卡罗林王朝时代传说创作叙事诗的宫廷诗人是路易吉·薄尔契(1432—1484)。在佛罗伦萨无冕之王洛伦佐·梅迪契的母亲敦促下，薄尔契于1460年开始用民歌体写一部史诗《摩尔干提》，旨在重新确立查理大帝的声望。诗中对巨人摩尔干提以及半巨人马尔古蒂的经历作了十分生动与精彩的描写，尤其对马尔古蒂这个半巨人作了创造性的塑造，使之成欧洲文学史上第一个歹徒典型。

大约与此同时，费拉拉地区的艾斯提家族宫廷对13世纪后半叶从法国传入的亚瑟王传奇故事备感兴趣。在托斯卡纳，吟游诗人也曾用这些传奇故事创作散文传奇或叙事诗。但是托斯卡纳的听众更喜爱动人的卡罗林王朝的传奇故事。然而，具有强烈中世纪贵族传统的费拉拉宫廷却对亚瑟王传奇故事特别倾心。为艾斯提家族服务的诗人博亚尔多(1441—1494)成功地将亚瑟王传奇与卡罗林传奇熔于一炉，创作了一部新的史诗——《热恋的罗兰》。这部诗作保留了卡罗林传奇中的英雄人物罗兰作为主人公，但是它所赞颂的已不是原作表现的尚武精神，而是亚瑟王传奇中所表现的浪漫爱情。这部以八行诗节体创作的史诗将一系列主要情节与次要情节巧妙地编织在一起。但因诗人夭折，这部诗作终于未能完成。

博亚尔多的这部杰作极大地吸引了费拉拉宫廷。因此，到了1502年，另一位诗人卢多维科·阿里奥斯托(1477—1533)开始创作续篇《疯狂的罗兰》，到1532年最后定稿。全诗以《热恋的罗兰》的结尾为开端，以查理大帝及其骑士与回教徒大战为背景，以罗兰对安杰丽嘉的爱情为主要情节展开故事。主人公罗兰为追寻安杰丽嘉而经历种种惊险，又因得悉安杰丽嘉已与一回教勇士结婚而绝望发疯，最后幸得神灵的救治才得痊愈。这部史诗的一些重要艺术特色是：在运用八行诗节以及同时开展多条线索叙事方面的卓越技艺;诗人在一定间隔处采用插白，提醒读者故事纯属虚构;全诗穿插了许多寓意丰富的情节;通篇洋溢着一种古典的美感。

在整个16世纪，彼特拉克风格主导了意大利抒情诗坛。在这一世纪的头20年间，在彼得罗·本博(1470—1547)的倡导下，彼特拉克风格实际上成为文坛的旗帜。本博不仅是一位活跃于宫廷之中的大臣，后来也成为当时的文坛泰斗。然而，16世纪前半叶的意大利诗歌由于受新柏拉图主义的影响以及受追求典雅形式与高尚情趣的诗风影响，并没有生硬地模仿彼特拉克风格。当然，这一时期彼特拉克派的最杰出代表仍是本博。他的十四行诗、抒情短歌以及谣曲十分优雅。然而，即使是本博的诗歌仍然不是个人独创之作。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一批女诗人，其中最有才华的是维托里娅·科隆娜、加斯帕拉·斯坦帕和韦罗尼卡·甘巴拉。

文艺复兴时期的伟大雕塑家兼画家米开朗琪罗(1475—1564)，同时也是16世纪意大利最优秀的抒情诗人之一。他的近200首已完成的诗篇以及许多未完成的诗篇反映了他深受“温柔的诗体”、但丁、彼特拉克、萨沃纳罗拉等诗人的风格及菲契诺的新柏拉图主义等多方面的影响。

托尔夸托·塔索(1544—1595)是意大利诗歌史上的一位重要诗人;但对他的评价批评界却颇有争议。他一生写了近2000首抒情诗，但其中不少诗篇流于对彼特拉克作品形式的刻板模仿以及过分追求理智主义之弊病。他的抒情诗，绝大多数都是向他所倾心的女士表述情感之作。塔索的这些诗篇一般都采用传统抒情诗的形式。其中一些佳作富有音乐性与节奏感，采用了大量的意象，并具有后来在19世纪产生的象征主义的某些特征。他还创作了一首著名的长篇叙事诗《被解放的耶路撒冷》(1575)。这是意大利诗歌史上的第一首英雄史诗。它描写了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业绩，宣扬了基督教信仰，讴歌了勇武精神，赞颂了爱情的美妙与力量。诗中有多处描写了女性的勇敢与奇异的历险，故事中也有关于魔法与神灵的描写。塔索的《被解放的耶路撒冷》与阿里奥斯托的《疯狂的罗兰》虽然都描写骑士、美女、爱情、战争、历险，但塔索的作品突出地表现了基督教精神。此外，《疯狂的罗兰》着重表现人物的活力、欢乐与矛盾，而《被解放的耶路撒冷》则主要表现人物的温柔、忧郁与尊严。塔索后来又对这篇史诗作了修订，去掉了一些写得不够满意的插曲，又增加了一些新的插曲，并把这个修订本改名为《被征服的耶路撒冷》。塔索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晚期最重要的诗人，对整个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也产生过深刻的影响。

自13世纪至16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诗歌的三大主题是：爱情、宗教与爱国主义。遗憾的是表现这三大主题的伟大诗篇均在意大利语兴起的早期问世。因此，后来的意大利语诗歌多属模仿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之作而鲜有创新之作。这一情况显然导致了意大利语诗歌发展的停滞。

1600—1760：荒芜时期

意大利语诗歌的发展在17世纪出现了停滞，是有着多方面原因的。不仅政治与宗教的因素窒息了诗歌创作的灵感，而且诗歌本身也处于盛极而衰的境况。在此期间，其他艺术，尤其是音乐与建筑正发展到一个新的繁荣阶段，于是诗歌艺术便受到了冷落。但音乐与建筑艺术却对诗歌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为诗歌艺术的发展开拓了一个新的方向。丰富的音乐感、精美的修辞格和匀称的结构成为诗歌艺术最令人羡慕的优点。惊人的暗喻用法及机智语言成为诗家常用的技巧。在诗歌内容方面，17世纪诗歌取材十分广泛。但是总的看来，意大利17世纪诗歌的这些特征——即所谓“17世纪风格”的一般特征——表明这虽然是一个荒芜时期，但却孕育着下一个阶段繁荣的种子。在这个时期，人们对词语的复杂的价值获得了新的认识。词语能引发意象、印象与激情等生活的重要内容。诚然，这一时期的诗人曾大量地使用了夸张语言。然而他们的实践却预示了现代美学观的出现。

贾姆巴蒂斯塔·马里诺(1569—1625)是17世纪意大利文艺特征在诗坛的典型代表。他长期在宫廷供职。他认为，诗歌只是一种表现个人荣耀的手段，诗歌的主要目的是引人注目。因此，他的诗歌里充满了夸张的修辞手法。他的主要作品《阿多尼斯》于1623年在巴黎出版。这部长诗描写女神维纳斯与美貌少年阿多尼斯的爱情故事，全诗共20章，均采用抑扬格八行体，历时20年写成。诗中穿插了许多故事，情节曲折，又大量使用了各种辞格，词藻华丽。马里诺还出版了《七弦琴》《风笛》等抒情诗集。马里诺的诗作特别注重词语的抒情性和隐喻意义。当时很多人竞相模仿这种风格，形成了“马里诺诗派”，在17世纪的意大利文坛风靡一时。

17世纪的意大利文风也有比较温和的一面。有一批诗人几乎没有受到马里诺风格的影响而遵循古典诗歌传统。其中最重要的诗人是加布里埃洛·基亚布雷拉(1552—1638)。他创作了大量的诗歌，但是只有他的品达罗斯体与阿那克里翁体抒情诗作具有一定的诗歌艺术价值。托马索·坎帕内拉(1568—1639)是17世纪最著名的宗教诗人。他用拉丁文和意大利语创作了大量的散文与诗歌作品。其中抒情的内容主要是赞美上帝的伟大、揭示人类的无知与罪恶、歌颂上帝创造的万物。

1690至1760年间，意大利出现了反对以“马里诺诗派”为代表的极端夸张、浮丽风格的运动。1690年阿卡迪亚学院的成立标志着“阿卡迪亚诗派”的诞生。这个诗派的宗旨就是消除意大利诗歌中的不良倾向，回归到古典主义的传统。“阿卡迪亚诗派”掀起的这场反对马里诺风格、主张恢复古典主义传统的运动对意大利文学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他们把诗歌看做一种体现节奏与音乐性技巧的艺术形式则未免片面。这派的代表人物是皮埃特罗·梅塔斯塔西奥(1698—1782)。

1760—1860：新的植根时期

18世纪早期与中期，意大利北部的政治变化所产生的社会意识对意大利诗歌的发展带来了重要影响。反映这种影响的第一位重要诗人是朱塞佩·帕里尼(1729—1799)。他的无韵体长诗《一天》(1763—1780)是意大利诗歌史上最著名的讽刺诗。这首诗描写了那个时代的一个贵族青年一天的生活。全诗分早上、中午、晚上、夜里四个部分。这首长诗的最大特色就是通篇贯穿了对贵族青年骄奢淫逸、空虚庸碌生活的尖锐讽刺。而全诗的优雅风格以及兼具古典主义与巴罗克风格的意象创作又大大地加强了该诗的讽刺效果。通过揭露贵族的荒唐、不义与残酷，这篇诗作强烈地表达了对统治阶级的深刻的不满与愤怒。帕里尼还第一次把道德、修养与教育主题纳入诗歌领域，创作了19首颂歌，表现了对“阿卡迪亚诗派”的否定，并为意大利诗歌以后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领域。

维多里奥·阿尔菲耶里(1749—1803)是意大利仅次于彼特拉克与米开朗琪罗的最具个人特色的十四行诗作者。他又是意大利最主要的一位悲剧作家。阿尔菲耶里酷爱自由，他的十四行诗表达了一位有强烈的自豪感与意志力的诗人为反对一切形式的不合理束缚而发出的抗议心声。他的这种思想特征以及他的鲜明个人风格也充分地反映在他的爱情诗中。阿尔菲耶里诗作的基本主题是：爱情、荣耀、自由、艺术及死亡。他的诗作的基本格调表现为悲伤与忧郁，反映了他本人对现实生活不满与忧虑的情绪。有些批评家称他为“原始浪漫派”。

自1200年以后的意大利诗歌最显著的一个特点是它的文学性与学识性。它总是借助书本学识以反映高层次的文化。因此在意大利诗歌史上，知名诗人往往同时又是知名学者。18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由于新古典主义与启蒙主义的兴起，使得意大利诗歌的文学性与学识性特征获得了更加充分的发展。其杰出代表是温琴佐·蒙蒂(1754—1828)。他的诗作重现了古希腊、罗马、但丁、文艺复兴、《莪相作品集》等各个时代、各个方面的主题。

从北部传入的浪漫主义并没有完全取代意大利诗歌的古典主义特征。乌戈·福斯科洛(1778—1827)的诗作代表了浪漫主义精神同古典主义的和谐与美感的完全结合。他的早期作品反映了彼特拉克、阿卡迪亚诗派、帕里尼、《莪相作品集》、卢梭、扬等的影响。这些诗作虽然多数并不出色，但却反映出作者在技巧上不断完善的努力。福斯科洛最擅长颂歌创作，并在这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他所创作的12首十四行诗充分地表现了他的浪漫主义特色。这些十四行诗属于意大利19世纪最优秀诗篇之列，其中有许多首反映了彼特拉克风格。福斯科洛最著名的诗作《坟墓》是一首无韵体长诗。这是一首浪漫主义与古典主义完美结合的典型诗作，其主旨是反对法国的一项要求在米兰修建的墓碑必须统一尺寸与形状的命令。这首诗以抒情的笔法追溯了文明的历史，描述了各个时代对死者的崇敬以及古往今来的伟大人物。在这首诗的第二部分，诗人以悲伤的情感赞颂了生命的不朽。然而许多批评家认为，他的真正杰作是他的一首未完成的精美诗作《三女神》。诗人在这首诗中将希腊神话中主司美丽、魅力、喜乐的三位女神描绘成智慧与美的模仿者。

如果说帕里尼、阿尔菲耶里、蒙蒂是代表意大利思想文化革新运动的三位主要诗人，那么福斯科洛、曼佐尼、莱奥帕尔迪便是代表意大利伟大的政治复兴斗争(1821—1870)的三位伟大诗人。在这三人中，阿历山德罗·曼佐尼(1785—1873)不仅是直接地卷入了这一时期的政治斗争，同时又是浪漫主义运动的一位主要理论家。虽然他以创作小说《约婚夫妇》成名，他同时也是一位伟大的诗人。1810年他皈依天主教，使他的诗歌创作发生了重要的转折。在此之前，他所创作的大量诗歌均属新古典主义的传统风格。在此之后，他的诗作反映了明显的基督教哲学。他创作的五首《圣歌》(1812—1822)以抒情的笔法赞颂了基督教的五大节日——复活节、圣母节、圣诞节、耶稣蒙难节、圣灵降临节。每首“圣歌”均由12个以上的诗节构成，但各首诗的格律有所不同。这些赞歌的格调肃穆庄严，显示了古典风格。但是这些描写神的赞歌却充满了人的精神，因此又显示出鲜明的现代诗特征。曼佐尼的抒情诗才在他的两部历史悲剧(《卡尔马尼奥拉伯爵》和《阿代尔基》)中也得到充分的体现。他为哀悼拿破仑逝世而作的诗《五月五日》(1821)也同样富有抒情色彩。

基亚科莫·莱奥帕尔迪(1798—1837)是与彼特拉克齐名的意大利杰出抒情诗人，也是20世纪意大利诗人崇拜的大师。除了其现代特征外，莱奥帕尔迪的诗作以其杰出的成就表明了意大利诗歌的文学性与知识性特征可以用来增强抒情力量。莱奥帕尔迪和曼佐尼在表达人生观方面，可谓异曲同工。曼佐尼认为：人只有看破红尘，信仰上帝和期望来世方能从无尽的悲伤与绝望之中得到解脱。而莱奥帕尔迪认为事实上并不存在任何的解脱方法;曼佐尼的所谓解脱方法纯属幻想。在他看来，生活不过是大自然所导演的一场大背叛，人的伟大就在于能够认识到这一点。

莱奥帕尔迪的抒情诗创作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810—1818)。莱奥帕尔迪这一阶段的诗作主要表现了一位青年诗人对知识与名誉的追求。有赞美勇气与自豪的诗篇(如《埃托雷之死》);有富有田园情趣之作(如《乡间》);也有接近于讽刺诗的轻松诗。总的来说，这是诗人努力学习与思考，为以后的成功作准备的阶段。

第二阶段(1818—1823)。在这一阶段，莱奥帕尔迪创作了《致意大利》《但丁的纪念碑》等五首重要的爱国抒情诗。在这一阶段，诗人也开始把哀叹人生的虚幻作为他诗作的常用主题，如诗作《小布鲁图斯》。莱奥帕尔迪最优秀的抒情诗之一是《无限》。这首诗表达了诗人的一种观点：自我毁灭是人能够在永恒的时空中解脱人生痛苦的一种办法。在莱奥帕尔迪的这些诗作中，几乎都表现了大自然的宁静与诗人的不安心境之间的冲突。在这一阶段结束之际，诗人仍存一线希望——以爱情自慰;然而他诗中的靓女仍是一个幻想的形象。

第三阶段(1824—1828)。这又是诗人的一个深沉思索的阶段，主要表现在他所写的一些哲学、人文类的散文作品之中(《道德小品集》);但他几乎没有写诗。

第四阶段(1818—1837)。这是莱奥帕尔迪诗歌创作的鼎盛时期。《复兴》一诗表达了诗人强烈的生活意愿——即令生活是悲痛的，也要活下去。《致席尔维娅》表达了诗人思想的变化——青春的梦想已变成希望的象征。但是这些主题很快就被另一种信念所取代——“人生的欢乐只是痛苦的间歇”。诗人的这种关于人类不幸命运的悲哀信念再次表现在他的诗作《一个亚洲游牧人的夜歌》之中。《主要的想法》及《致自己》等诗篇则表现了强烈的爱情与迷惑。而《致自己》一诗又一次发出了要自我毁灭的痛苦呼号。《金雀花》是莱奥帕尔迪最后一篇重要诗作。这首抒情诗是诗人人生观的全面概括。诗人用这种生长在维苏威山坡上的野花来象征生命与美以及为求生存而与恶劣的大自然搏斗的顽强精神。人也一样，必须依靠自身的力量，而不是依靠外力，去勇敢地面对命运的挑战，人类应像兄弟般团结起来与他们共同的敌人——自然——作斗争。

莱奥帕尔迪抒情诗的伟大之点在于能够把一位极为敏感的诗人思想感情的精髓转化为一首极为优美的歌。他的诗歌，每一行、每一个词都极为准确地表现了旋律与节奏。因此，他的诗歌的音乐性似乎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效果——“人生痛苦的艺术升华”。

意大利的浪漫主义有其明显的特征。由于种种原因，意大利没有出现任何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在那个时期，意大利正集中精力于国家统一的事业。在这样的形势下，大多数诗歌都表达对祖国的热爱或对自由与独立的渴望。意大利最早的浪漫主义倡导者之一是乔万尼·白尔谢(1783—1851)。他的《格利佐斯托莫致儿子半庄半谐的信》(1816)被誉为意大利浪漫主义的宣言。他在这篇作品中主张：诗歌不应该为知识阶层而作，也不应为文盲阶层而作，而应为这两类之间的人们而作。他还指出：诗歌应该选取有关民族利益与当代利益的题材，应该直接表达人们的感情。作为诗人，他力图实现这些目标，然而却鲜有成功之作。这一时期最出色的讽刺诗人是朱泽培·朱斯蒂(1809—1850)。他的诗歌在形式上以短诗节、短诗行为特征，在内容上尖锐地讽刺了官僚主义、和平主义、伪爱国者、机械死板的教育以及煽动宣传等。他的讽刺是基于他对祖国意大利深刻的爱。

浪漫主义对大众生活主题的强调导致了方言在诗歌中的广泛使用。在这一时期，意大利出现了两位最杰出的方言诗人。一位是卡尔洛·波尔塔(1775—1821)。他采用米兰方言创作了许多描写当代风情的幽默诗歌。另一位是朱泽培·贝利(1791—1863)。他所创作的2000首十四行诗堪称描写那一时代普通罗马人的史诗。

尼科洛·托马塞奥(1802—1874)的诗作多以宗教、人生的痛苦、自然及宇宙为主题;他同时又是一位小说家和哲学家。19世纪中期意大利最有代表性的浪漫主义诗人应推乔尼·普拉蒂(1815—1884)。他的丰富诗作，尤其是反映威尼斯生活的拜伦式的诗篇《埃德梅内加尔达》，使他闻名遐迩。19世纪中期的另一位重要诗人是贾科莫·扎内拉(1820—1888)。由于他既是牧师又是教授，他写了许多有关宗教与科学的关系的诗歌。他赞美科学的成就;但是他认为一切科学成就都无济于事，丝毫也不能减轻人们终生无法解脱的痛苦。

19世纪中期出现的“罗马诗派”领导了一场抵御英、法浪漫主义渗入意大利的运动，并号召重新树立纯粹主义的古典规范。与“罗马诗派”对立的一批米兰的诗人兼艺术家(称为“蓬头派”)则主张在一切艺术领域大胆地标新立异。这批诗人兼艺术家受波德莱尔、德·奈瓦尔、魏尔兰、兰波及米尔热等人的影响，提倡各类艺术的亲近关系。实际上，他们代表了意大利17世纪风格与19世纪以后的各种新的风格之间的过渡阶段。这一派的代表诗人是埃米洛·普拉加(1839—1875)、阿里戈·博伊托(1842—1918)及乔万尼·卡梅拉纳(1845—1905)。

1860—1960：新的收获时期

19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意大利杰出的诗人乔苏埃·卡尔杜齐(1835—1907)领导了一场反对浪漫主义与“蓬头派”极端做法的运动。卡尔杜齐的“改革”基本上是回归到意大利诗歌的高雅与学识性传统、反对英、法浪漫主义的感伤、阴郁风格。卡尔杜齐出生于乡间，深受父亲性格粗犷、思想自由的熏陶和人文主义教育的影响，形成了一种豪放的性格。文如其人，他的作品也洋溢着这种豪放的风格。21岁时，他创建了“书生之友”文学社。这个文学社的宗旨是捍卫古典及异教的价值。25岁时，他成为布隆尼亚大学的意大利文学教授。1906年，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他的第一部诗集《青春诗钞》反映了他青年时期努力模仿伟大的古典诗家与意大利诗人、探索自己的诗歌之路。诗集《轻松的诗与严肃的诗》反映了冷峻的现实阻碍了诗人理想的实现。1863年问世的长诗《撒旦颂》表现了诗人真正的性格，欢呼自然与理性的力量，谴责对传统宗教的压制。随后出版的诗集《抑扬格诗与长短句体》是19世纪意大利最优秀的政治诗。《新诗钞》表明了诗人创作的成熟。这部诗集第一次全面地反映了诗人的创作视野：他的青春理想、往昔追忆、大自然风物以及意大利历史的重大事件。《野蛮颂歌》模仿拉丁诗歌格式，意在突出古典风格，与简单的浪漫主义诗歌形式判若云泥。《有韵的诗与有节奏的诗》依旧承袭古典格式。诗作以巍峨的阿尔卑斯山为背景，诗人站立在历史的峰巅，回望过去，预言未来。总的说来，卡尔杜齐的诗歌表现了他对道德沦丧的痛恨，对人类、自然和艺术的信心，对古典文明的崇拜，对意大利伟大文化的笃信，以及在艺术上对诗歌形式的重视。

紧随卡尔杜齐之后，出现了一场范围相当广泛的所谓“教授诗歌”运动。这一派诗歌的内容不仅表现自然和个人情感，而且也反映历史与社会问题。这一派诗歌的作者主要是学者，其诗作格调庄严、高雅，并带有明显的教育含义。

19世纪最后25年的欧洲诗歌具有一个典型的矛盾特征——一方面颂扬科学的进步，另一方面又因科学的进步而产生痛苦和失望感。意大利诗歌的情况也是如此。上述这两种矛盾的态度在诗人马里奥·拉皮萨尔迪(1844—1912)及阿尔图罗·格拉夫(1848—1913)的作品中得到了明显的反映。

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意大利社会出现了动荡不安与急剧变革的局面。女诗人阿达·内格里(1870—1945)充满激情的诗作深刻地反映了这一现状。她的早期诗歌有《命运》《暴风雨》《母性》等。尽管她的许多抒情诗格调温柔，其诗歌的基调仍是深刻同情下层的劳苦大众，强烈反对上层的统治者。

加布里耶莱·邓南遮(1863—1938)的诗作完美地融合了意大利诗歌富于学识的传统与20世纪初的思想变革。他的诗作表现出他的非凡才智与语言技能，在风格中继承了奥维德的传统。他对意大利现代诗歌的影响很大。他的第一部诗集《早春》明显地受到卡尔杜齐风格的影响。然而，在他的第二部诗集《新诗集》中，这种影响便基本上消失了。《新诗集》沿循古典风格，其主题是歌颂宇宙的博大恢宏。《诗集间奏曲》代表了诗人在创作十四行诗与八行诗方面的杰出成就。《罗马哀歌》(25首)基本上是以文艺复兴及17世纪的罗马为背景的爱情诗。《天堂诗歌》洋溢着热烈的浪漫主义情感，描写诗人在挥霍无度的经历之后享受淳朴的家庭生活之乐。《生命赞》歌颂了英雄主义，但是诗中的“英雄”实为尼采式的超人。在这首诗里，诗人独创了二十一行诗节，每行含5至9个音节。

然而，20世纪初期意大利最优秀的诗人当推乔万尼·帕斯科利(1855—1912)。他年轻时在乡间所体验过的纯朴生活，以及他的家庭所经历的许多不幸与困苦在他的思想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帕斯科利是一位著名古典文学学者，晚年在波洛尼亚大学教授诗歌。他的第一部诗集《柽柳集》就体现了一种新的诗作灵感，并且表明了短诗非常适合于描写田园风光。集中的短诗描绘了乡村生活各个方面。在诗人敏锐的目光里，各种细小事物都能成为富于含意的诗歌题材，例如《树木与鲜花》《篱笆》《河》《鸟巢》等等。他的后期诗作进一步发展了《柽柳集》所表现的主题思想，但却蒙上了一层哀伤与沉思的色彩。诗人涉猎的内容已超越了乡间简朴生活的局限，他不仅对生与死的神秘感更为强烈，而且深深感受到为这种神秘的命运所包围的人类的痛苦。诗人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以近乎稚气的笔调，揭示单纯与细小生命里都有一个神秘的新的宇宙。他把他所发现的这种现象，借助意象与音韵表现为诗歌，从而使神话与现实达到完美结合。此外，他也是后来出现的“黄昏派”诗歌的奠基人。

“黄昏派诗歌”这个名称最初是G·博尔杰塞提出的，用以指继卡尔杜齐、帕斯科利和邓南遮之后的诗歌。但是后来这个名称又获得了新的含义，也用来指称格调消沉、孤独的诗歌。黄昏派诗歌常写大自然的黄昏景色，借用白昼的消逝和黑夜的降临象征人生的暗淡，尤爱表现家庭生活与乡间生活的纯朴、善良与宁静。黄昏派最知名的诗人是奎多·戈扎诺(1883—1916)。他力图摆脱邓南遮的影响。但是，他所描写的男子仍带有超人的特色，他所描写的女子也反映邓南遮的格调，着墨于她们的情欲与庸俗。另一位重要的黄昏派诗人是科拉多·戈沃尼(生于1884)。他描写乡间生活的诗作题材广泛，酷似帕斯科利的乡村诗。

这一时期兴起的另一个诗歌流派是以反传统著称的未来主义者。这一派诗人在他们所发表的《宣言》中反对卡尔杜齐、邓南遮及帕斯科利等人的新倾向，主张在诗法、用辞及立意等方面都否定传统。他们推崇无韵诗，用电动机象征诗作新的驱动力量。意大利的未来主义诗歌在某些方面与法国的超现实主义诗歌和达达主义诗歌十分相似。但是，意大利未来主义并没有产生有价值的作品。

这一时期意大利的方言诗歌也十分繁荣。主要的方言诗人有那不勒斯的萨尔瓦多雷·迪·贾科莫(1860—1934)、罗马的切萨雷·帕斯卡雷拉(1858—1940)和卡尔洛·萨卢斯特里(1873—1950)(亦名特里卢萨)。

翁贝托·萨巴(1883—1957)是意大利当代最著名的三位诗人之一，但是他又是一位置身于意大利当代诗潮之外的诗人。1928年，他把已经发表的儿部诗集合成一册出版，题名为《诗歌集》，旨在继承前辈诗人彼特拉克和莱奥帕尔迪的传统。他的诗歌内容基本属于自我思想剖析。这种自传性质使得他的诗作主题显得单调。在语言方面，他基本上采用传统表达法，间或用一些方言以及颓废派的朦胧词语加以点缀。这也使他的作品风格显得平淡。然而，萨巴的诗作虽然在艺术技巧方面有单调、平淡之嫌，但在思想方面却有匠心独运之美。诗人不断地解决自已思想上的矛盾，同时又不断地探索新出现的矛盾。诗人一方面想要表达他对客观世界生活的热爱，另一方面却又感到必须对自己的内心思想作真实的检查。这两个方面的冲突造成了诗人思想上的矛盾与痛苦而赋予他的诗歌以一种奇特、强烈的、表现不安心境的抒情色彩。

当代意大利另外两位最著名的诗人是朱泽培·翁加雷蒂(1888—1970)和欧杰尼奥·蒙塔莱(1896—1981)。他们领导了“隐逸派”诗歌运动。

隐逸派主张即时精确地反映人内心世界的活动，捕捉“灵感的闪光”，创作“纯粹的诗歌”。隐逸派大量使用个性化的语言、经历及复杂的修辞手段，结果往往使这类诗歌显示出奇僻怪诞的特征。隐逸派的早期诗人之一是迪诺·坎帕纳(1885—1932)。他的诗作与他怪诞的个性对当时的青年作家曾产生一种奇异的吸引力。

翁加雷蒂是隐逸派最有影响的诗人。其早期诗作主要以他的军旅生涯为题材。其中包括了一些简短的诗作。这些短诗具有一种特殊的含义——宽阔的纸面上只有寥寥数语构成一首诗，用以表现寂静、空旷的意思。翁加雷蒂的早期诗作基本上都收入在诗集《一个人的生活》(1947)。他的另一部诗集《福地》(1950)则反映了他在创作上由先前的重技巧而转变为重灵感。

蒙塔莱早年对英国诗人T·S·艾略特的诗歌发生过强烈的兴趣。因此蒙塔莱一生的诗作深受艾略特的影响。他效法艾略特，将客观事物与人的感情紧密地联系起来。他的成名之作《乌贼骨》(1925)体现了隐逸派诗歌的主要特征以及艾略特的影响。但这部诗作与艾略特的风格也有所不同——在这里蒙塔莱首先描写外部事物，进而联系人的感情。他后来的诗作，如《境遇》(1939)，便逐渐转向内心世界的描写与人性的探索。1975年蒙塔莱获诺贝尔文学奖。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最著名的意大利诗人有萨尔瓦多雷·夸齐莫多和莱奥纳尔多·西尼斯加利。两人的作品都体现了隐逸派诗歌的新发展。虽然战后的最佳诗歌仍是隐逸派诗人的作品，但是这些诗作也表现出与过去的传统联系增多的趋势。1949年有八位诗人联名发表了一篇《宣言》，提倡一种新的“抒情现实主义”，反对隐逸派诗歌的不合理成分、文字游戏及生造象征，反对创造一种与日常现实相悖的虚假“现实”。但是，《宣言》也反对“那种狭隘的传统主义，那种在战后仍想延续卡尔杜齐的古典主义、雨果的浪漫主义以及莫雷亚斯和赫雷迪亚格式的传统主义”。正像20世纪前半叶的新诗人反对邓南遮的传统一样，20世纪后半叶的新诗人也反对翁加雷蒂。夸齐莫多于1959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夸齐莫多认为他之所以获奖是因为他主张“诗歌不是游戏”。他的作品，从《瞬息间是夜晚》(1942)到《无与伦比的土地》(1958)，证明了夸齐莫多恪守他的诗歌创作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