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松诗
泛指以各种类型和形式反映世俗生活，富有机智、幽默、精巧或讽刺特性的格律诗。属于这种类型的诗歌有诙谐讽刺诗、应景诗、讽刺诗、滑稽诗、模拟英雄体、打油诗、警句诗、诙谐或讽刺性的墓志铭、轻快四行诗;离合体诗、形体诗、象征诗、谜语诗、双关语诗以及其他一些兴趣小诗。轻松诗诗人在形式的驾驭上都具有高超的技巧或才能。不论主题多么微小、形式多么简单，轻松诗都具有精致优雅的特点。这些特点增强了轻松诗的艺术价值。16世纪的彼特拉克爱情诗、17世纪的骑士抒情诗和18世纪的讽刺英雄双行诗都是如此。
弗雷德里克·洛克-兰普森在他编辑的《抒情诗集》(伦敦，1867)的序言中给轻松诗下了一个定义。这是最早的一个有趣的定义。这位维多利亚时代的选集编纂家把轻松诗仅仅局限在诙谐讽刺诗和师承阿那克里翁、忒奥克里托斯或贺拉斯诗风写成的典雅诗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洛克-兰普森的分析显得更加深刻、更具启迪力。他首先陈述了他的轻松诗选集与其他感伤诗、英雄诗、幽默诗、少年诗和虔诚诗选集的不同，然后描述了他的选集涉及的范围和界限，给我们提供了关于轻松诗的绝妙的定义。他写道：轻松诗是“在安女王统治时期，更准确地说，是在反选举法修正案时期流行的一种诗歌。从形式上讲，它与富有崇高的想象力和深厚的感情的诗歌极其相似，正如上一个世纪德累斯顿的陶瓷牧羊人与多纳泰洛和米开朗琪罗的雕塑一样相似。换言之，轻松诗是一种流畅的诗体，具有闺房般的典雅、得体;具有柔情而不是激情;具有幽默而不是狂喜”。从这段话里可以看出，轻松诗的特点就是典雅、得体、适度;语言简洁，形式完美，感情冷静，语调委婉。属于这种诗体的诗人有坎皮恩、赫里克、洛夫莱斯、普赖尔、哥尔德斯密斯、柯珀、奥利弗·W·霍尔姆斯、W·M·普雷德、C·S·卡尔弗利、奥斯丁·多布森。不论是根据洛克一兰普森的标准还是根据其他批评家的标准来衡量，许多伊丽莎白时代的杂集和歌谣集里的情歌和其他诗歌也属于轻松诗歌。A·H·勃伦于19世纪末编辑的《伊丽莎白时代歌谣中的抒情诗》(伦敦，1888)一书中就有许多轻松诗。勃伦还编辑了《心爱的镜子》(1888)和《傲慢的缪斯》(1889)。这两本诗集收有17世纪和王政复辟时期的一些内容轻佻、风格流畅的诗歌。勃伦编辑的(或者说是洛克一兰普森定义的)诗体的性质可以从《傲慢的缪斯》一书扉页上的一首四行诗中看出：
Gay， frolic verse for idle hours，
Light as the form whence Venus sprang;
Strains heard of old in courtly bowers，
When Nelly danced and Durfey sang.
欢快、嬉戏般的消遣诗，
轻松得像维纳斯雀跃的柔姿;
旋律从优雅的闺房传出，
正是奈莉曼舞德菲吟唱之时。
这里的“德菲”指的是最早、最优秀的诗集编纂家之一托马斯·德菲(1652—1723)。他编的诗集《机智与欢乐》，又名《消除抑郁的药丸》(1719)汇集了王政复辟时期诙谐、轻佻的歌谣。
洛克一兰普森把轻松诗定义为诙谐讽刺诗，这当然是有局限性的。一些批评家把轻松诗的定义作了扩充。一位批评家写道：轻松诗“应该短小、典雅、精巧，富于想象力，适度的感情和滑稽幽默感。诗的语调不宜过高;诗的语言应该简洁、地道，近乎口语;诗的节奏应干脆有力，韵律自然上口。总之，全诗在各个方面都应该雅致得体，考究流畅……诗的内容或许带有深奥的哲理，或许是感伤性的，或许是欢快浪漫的，或许是恶作剧或温和讽刺;或许是逗乐取笑，或许是滑稽嘲讽。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它在理论上也许是肤浅的，在语调上是低平的，但它绝不平淡、沉闷或庸俗”。这种分析十分准确，且具有鉴赏力，但它对轻松诗的界定仍嫌狭隘。现代读者感到这样的界定使维多利亚时代的选集编纂家排除了许多现代编纂家希望编入的轻松诗。有些诗歌因为太幽默、太粗犷、嘲讽性太强、太悲伤、太严肃、太平淡、太短或者太长而未被编入。一些滑稽诗、打油诗、机灵精巧的小诗也被拒之门外。更糟糕的是，一些辛辣的讽刺诗和尖刻的嘲讽诗由于讽刺性过强也被划在轻松诗范围之外。蒲柏的《夺发记》是轻松诗，除了篇幅太长以外，它确实是轻松诗的理想实例。普赖尔和盖依的诗歌典雅精美，当然属于轻松诗之列，但斯威夫特的诗歌粗犷、冷峻，充满着仇恨和残酷，自然不是轻松诗。流行的民间诗歌由于“层次太低”而被列在轻松诗的范畴之外。
现代批评家拓宽并加深了轻松诗的范围。20世纪的编纂家和批评家把被维多利亚时代的编纂家拒之门外的几类诗歌重新划入轻松诗之列。他们对轻松诗的要求是：反映世俗或非宗教主题;风格典雅精致;诗人思想客观高尚。但诗的语调，尤其是讽刺诗的语调必要时可以尽可能强烈、尽可能粗犷。粗鲁的咒骂性的诗歌被归入轻松诗歌。轻松诗歌的作者虽然需要才气，但不必出身显赫。轻松诗歌的范畴不断扩大，一些漫不经心的诗作和肤浅的诗歌也被纳入其中。这可能是受到弗洛伊德的小中见大思想的影响。杰弗里·格里格森在他篇纂的《新诗选》的序言中指出：“史诗和五行打油诗都是诗，这是事实。你不能假定一种神圣的或者源于灵感的诗体高于另一种世俗的或者源于理性的诗体。你只能区别它们在质量和效果方面的差异。”W·H·奥登在给《牛津轻松诗选》所写的序言中表达了同样的看法。像格里格森一样，奥登找不出轻松诗与严肃诗之间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两者的区别(更确切地说区别的起源)在于作者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当作者感兴趣的且能观察到的事物与读者的兴趣和观察相同，而读者又是一个普通的人时，作者就不会感到他是一个特殊的人，他的语言将是坦率的，与普通人的语言十分接近”。
奥登把轻松诗分为三类：“(1)为表演而做的诗歌，为在观众面前朗诵或吟唱的诗歌，如民歌、托马斯·莫尔的诗作。(2)为阅读而写的诗歌，题材涉及当代社会日常生活和诗人作为普通人的经历，如乔叟、蒲柏、拜伦的诗歌。(3)打油诗，通过本身的特征和技巧，引起读者的共鸣，如童谣、爱德华·利尔的诗歌。”奥登似乎把轻松诗与古典诗和流行歌谣以及民歌等同对待。上述(1)(2)类似乎倾向于描述性诗歌、叙事短诗、欢宴歌、情歌、托利党的讽刺诗等轻松或非轻松的诗歌。结果，《牛津轻松诗选》成了一本奇怪的诗歌大杂烩，既有街头卖唱的歌谣，又有《夺发记》这样的佳作;既有中世纪的颂歌，也有伊丽莎白时代的情歌和19世纪的歌曲和《她人穷可心诚实》。这些诗歌惟一的共同之处就是都洋溢着勃勃生气。它们之所以是“轻松诗”是因为它们丝毫没有矫揉造作、一本正经、惟我独尊的痕迹。虽然衡量诗歌优秀程度的标准是多种多样的，但对现代读者来说，这些作品作为“诗歌”无疑是优秀的。读者的这种欣赏倾向理应归功于T·S·艾略特的批评观。他强调感觉的统一，他对玄学诗的“机智”的准确分析也产生了作用。艾略特在分析安德鲁·马韦尔的《致羞涩的情人》一诗的“机智”时，描述了真正的轻松诗具备的特征。他指出，马韦尔这首诗的“机智”就是“朴实而典雅的抒情中的理性”。这种理性加强了诗的严肃性。这种“理性”毫不吹毛求疵，而是讲究实际，机敏睿智，理智世俗，且具有价值观。这些都是轻松诗的内容和风格的特征，而“典雅朴实的抒情风格”、优美的语言、高超的技巧、手段和目的和谐一致也是诗歌艺术形式的要求。
轻松诗可以被看做“诗的游戏”。这些诗大多数都表现出独创性和精湛的技巧，这不仅体现在对复杂音律和多音节韵律的处理上，而且表现在对复杂诗节形式的处理和词的使用(如双关语)以及音节和字母的游戏如字谜、回文、头韵等的运用上。这些手法有时也被用在严肃诗中，如布朗宁诗歌中的复杂韵和分离韵以及17世纪玄学派诗人的奇喻(参见“奇喻”)。但轻松诗在技巧和语言方面的独创性同时也表明了诗人游戏的心态，使人一看就知道是轻松诗。复杂韵常常出现在五行打油诗中。有一首五行打油诗讲述了这么一件事：“一位了不起的公理会教士”对一只母鸡大加赞赏，母鸡随即在他的帽子里下了一个蛋。诗的结束句是：“鸡就这样报答了教士。”W·S·吉尔伯特的《天真歌谣》和戏剧作品充分表明，他是获得复杂韵的喜剧效果的大师。在当代诗人中，奥格登·纳什使用词的读音来拼写词，使之产生押韵的效果。利·亨特写了一组三行同韵体诗，为了获得押韵效果，他取掉了每行诗最后一个词的首字母。阿拉里克·A·瓦茨写了一首杰出的头韵体诗。诗的开头是：
An Austrian army awfully arrayed
Boldly by battery besieged Belgrade
奥地利军队严阵以待
用大炮包围了贝尔格莱德城
全诗按照英文字母顺序，每一行使用同一字母开头的词形成头韵，直到把26个字母用完为止。全诗生气盎然。其他使用头韵写成的艺术诗有斯温伯恩和阿瑟·C·希尔顿合编的《章鱼》中的仿拟诗、莫蒂默·科林斯的《色拉》和斯温伯恩的《内菲利迪亚》。《日本天皇》中的一首四行诗也是头韵体的佳作：
To sit in solemn silence in a dull dark dock，
In a pestilential prison， with a life longlock，
Awaiting the sensation of a short sharp shock，
From a cheap and chippy chopper on abig black block!
坐在沉闷黑暗的码头沉默无语，
犹如陷入瘟疫肆虐的牢狱遭受终身禁锢，
等待轰动一时的剧烈震动，
期望一把廉价而愤怒的利斧劈开黑暗的牢狱。
在这首诗中，语言和音律的复杂性、诗节格式和诗的形式对轻松诗作者具有启迪作用。对于一些严格、棘手的法国或意大利诗歌形式如三节联韵体、六节联韵体、回旋诗、六节六行体诗以及法国八行体等诗体，轻松诗作者也能自如运用。这些格式尤其体现在他们的诙谐讽刺诗中。19世纪70年代、80年代和90年代的一些英国诗人写出了不少诗歌，与上述形式的诗歌同样优美动人。这些诗人中特别值得提出的是C·S·卡尔弗利、W·E·亨利、安德鲁·朗及享有盛名的奥斯丁·多布森。在16世纪和17世纪，象征诗(诗的印刷格式象征着诗的主题)在英国的宗教诗人中非常流行，但在20世纪，这种形式只是被一些乐于实验的诗人偶尔用在轻松诗的创作之中。但他们的轻松诗已不像轻松诗了，因为诗人的意图往往是严肃的。
20世纪英美诗歌中严肃的轻松诗当然不是现代的发明，也不是英国或美国的发明。在贺拉斯、卡图卢斯、奥维德和普罗佩提乌斯的诗中都具有这种诗的明显特征。欧洲的浪漫主义赞赏灵感的一个源泉——自我感受与自我怀疑的结合。这个源泉可以从拜伦和海涅的作品中找到。通过19世纪后半叶法国诗人，尤其是泰奥菲勒·戈蒂耶、特里斯坦·科比埃尔和朱勒·拉福格等人的传播，这一源泉传到了现代诗歌之中。所有这些对埃兹拉·庞德和T·S·艾略特诗作的“轻松诗”特点无疑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庞德的《向塞克斯图斯·佩提乌斯致意》和他所翻译的海涅的抒情诗把严肃的轻松诗的特点传给了后来的诗人。今天，严肃的轻松诗的创作十分繁荣，甚至成了现代诗歌的表现特征。除艾略特和庞德外，写这种诗歌的著名诗人有W·B·叶芝、E·E·肯明斯、W·H·奥登和一些不太知名的诗人。
在普通人的心目中，轻松诗是幽默、滑稽、机智的诗歌。这一诗体现在仍然被人们广泛而娴熟地运用在诗歌创作之中。在当代诗人中，擅长这种诗体的杰出诗人有美国的奥格登·纳什、理查德·阿穆尔、菲利斯·麦金利、弗兰克林·P·亚当斯、莫里斯·毕肖普、阿瑟·吉特曼、戴维·麦考德;英国的欧文·西曼爵士、A·P·赫伯特和约翰·贝奇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