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朗诵

指由作者或表演者在公共场合正式朗诵诗歌作品。举行诗歌朗诵的地点可能是文学沙龙、诗会场址，或者是像歌德(1749—1832)那样应邀到魏玛宫廷朗读他的作品，或者是在一种准戏剧式演出中向公众进行朗诵。到了现代，诗歌朗诵还可以通过广播、电视、磁盘、光碟、电磁录音带等电子媒介向听众传送。但是人们认为，以朗诵形式表演的诗歌最初也是写下来，并且可以出版成书的。所以这样的诗歌朗诵不同于不会读书写字的人讲述的口头诗歌，不同于诗人的戏曲作品，也不同于为了教学目的而进行的课堂诗歌朗诵。

从古希腊到19世纪，西方国家的诗歌朗诵主要集中在宫廷场合，是由应邀前来的诗人进行的。这一传统也见于中国和日本，在日本一直延续到20世纪。埃及的托勒密王朝(约公元前325—公元前30)就很可能在亚历山大城宫廷举行过诗歌朗诵。古罗马时期，C·C·马埃切纳斯(约卒于公元前8年)经常在他的宅邸举行诗歌朗诵;受到他鼓励的诗人有维吉尔(公元前70—公元前19)、贺拉斯(公元前65—公元前8)、普罗佩提乌斯(约公元前47—公元前15)。在佩特罗尼乌斯(卒于60年)的讽刺小说《萨蒂利孔》里，有一部分描写了特里马尔奇奥的家宴，其中有他把自己所写的诗歌在宴会上向客人朗诵的场面。13世纪时，弗雷德里克二世的宫廷中和15世纪、16世纪时意大利佛罗伦萨的梅迪契(1449—1492)的宫廷内也都举行过诗歌朗诵。据拉·布吕耶尔(1645—1696)记载，17世纪晚期在法国的德·孔代诸王子的沙龙里也经常举行诗歌朗诵。在歌德生活的时代，诗歌朗诵从宫廷活动演变为公众活动。18世纪70年代，歌德以一名年轻诗人的身分在卡尔·奥古斯特的魏玛宫廷中朗读过他的作品;1829年，为庆贺他的80岁诞辰而演出《浮士德》时，曾亲自指导演员表演朗诵一些诗句。19世纪时，由诗人或其诗歌的爱好者进行的公开朗诵已非常普遍，其形式大都是带表演性的朗读，这方面著名的诗人在美国有埃德加·爱伦·坡(1809—1849)，在法国有维克多·雨果(1802—1885)，在英国有阿尔弗雷德·丁尼生(1809—1892)等。罗伯特·布朗宁(1812—1889)的诗歌经常在布朗宁学会(成立于1881年)开会时朗诵;这个学会在19世纪80年代及90年代在美国的分会多至数百个。歌德学会(成立于1885年)把歌德诗歌的朗诵活动带到远如圣彼得堡、曼彻斯特和纽约等的世界各地;1890年的会员名单显示每个分会的潜在听众数目已经非常可观。理查德·瓦格纳(1813—1883)的歌剧《纽伦堡的工匠歌手》(1867年)使全世界广大的听众注意到德国中世纪后期工匠行会会员朗诵诗歌的传统。他在剧本中以历史人物汉斯·萨克斯(1494—1576)为中心，表示赞成希腊吟诵诗人、法国普罗旺斯吟游诗人、德国吟游诗人等(见“希腊诗歌”“法国诗歌”和“德国诗歌”)自发创作口头诗歌的传统，而不赞成朗诵别人所写的诗歌。瓦格纳还强调民族语言的习惯用语要比外国语言优越，贵族的诗歌要比资产阶级的诗歌优越(二者之间有着高雅与庸俗之别)，认为诗人的风度举止和他的诗歌品位有密切联系。

瓦格纳在《纽伦堡的工匠歌手》中所表达的诗学观点是以象征主义的诗歌朗诵概念为核心的。斯特凡·马拉梅(1842—1898)朗诵他的诗歌时，听众是经过选择的，从来不超过12个人，时间是在事先约定的星期二茶会上举行，方式是半崇拜性、半布道性的。马拉梅的诗歌雕琢词句，缺乏自然、随意特色。但是在“星期二茶会”上经过生动的口头朗诵使他的作品显示出既带有个人特色、也具有社会意义。斯蒂芬·格奥尔格(1868—1934)朗诵诗歌的方式是有意识地仿照马拉梅的。他的听众只限于他的门人弟子圈子之内，诗歌朗诵带有很强的崇拜性，往往被看作是神圣的场合。格奥尔格是按照手稿朗诵的，但是他为自己规定了严格的朗诵方法;他的诗歌就是为了朗诵而写作的。凡是允许参加朗诵的弟子，无论是读他的诗还是读他们自己的诗，都必须遵循他的朗诵方式。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以后，这个“圈子”在世界观上变得越来越具有强烈的日耳曼意识和仇外排外情绪，格奥尔格的衣着举止越来越像瓦格纳，他的诗歌朗诵也就越来越接近《纽伦堡的工匠歌手》中所包含的理想，甚至比马拉梅“星期二茶会”上的朗诵活动更接近于这种理想。

这些理想当中有一部分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上半叶，成为当时诗歌朗诵的特点。威廉·B·叶芝(1865—1939)非常注意要使他的作品听起来既自然又上口;虽然他的朗读风格非常生动、具有魅力，但他还是刻意修改了一些诗歌，使其听起来如同普通人在数说家常。与他形成对照的是T·S·艾略特(1888—1965)，其朗读风格具有贵族气派，带有礼拜仪式的风格。瓦格纳曾规定朗诵者既要表情自然，又要与听众保持一定距离。20世纪迪兰·托马斯(1914—1953)的朗诵风格成为这一原则的典范。托马斯的风格华贵高雅，生动宜人，含有宗教仪式气氛，而与罗伯特·弗罗斯特(1875—1963)及W·H·奥登(1907—1974)那种世俗的、对话式的朗诵风格形成鲜明的对照。弗罗斯特和奥登在朗诵中宛如与听众交谈，还不时对他们讲几句评论的话和旁白。奥登与弗罗斯特的风格在许多方面成为20世纪后半叶诗歌朗诵发展的典范。

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也有助于形成后来诗歌朗诵的一些常规做法。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在欧洲兴起的这些文艺上的前卫派把诗歌朗诵搬上了舞台，产生了与音乐，舞蹈或者电影一道表演的诗歌朗诵形式。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文学活动至少在表面上看起来是无计划的和自发性的。这一特点对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诗歌朗诵产生了影响，使之成为一种多媒体表演节目和一种随意性的大众艺术活动内容。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以后十年中所举行的诗歌朗诵是作为社会抗议和革命宣传的工具，这就为20世纪后半叶的类似表演形成了一种模式。不仅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的诗歌朗诵是如此，十月革命以后在早期的苏维埃俄罗斯也是这样(见“俄罗斯诗歌”)。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1894—1930)自称是“十月革命的鼓手”，他所写的抒情诗作歌颂革命，就是为了向广大听众大声朗诵的。马雅可夫斯基生动的朗诵不仅在苏联吸引了广大的听众，而且在西欧和美国也很受欢迎。他这种把诗歌朗诵作为政治公告论坛的做法曾在国际上使人们争相模仿，一直延续到20世纪70年代。而苏联本身从1955年以后，把这种政治性的诗歌朗诵用制度固定下来，规定了每年由官方在莫斯科、列宁格勒以及其他大城市举行“诗歌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广播公司邀请从被德国占领的国家中流亡在外的诗人举行诗歌朗诵广播，其具体目的就在于保持沦陷国家人民的民族意识。

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世界的诗歌朗诵带着突出的美国色彩。其基调是“民主”：从有礼貌的对话习语到街谈巷议，内容包罗万象。仅由一位诗人朗诵的做法越来越少，更常见的形式是由2位到6位诗人参加，由一群诗人进行马拉松式的朗诵也并不罕见。诗人和听众互相隔绝的现象几乎已经消失，在诗歌朗诵的过程中台上和台下进行交谈已很常见。在“公开诗歌朗诵”上，任何人都可以带着自己的作品登台朗诵。朗诵的场所和音像媒介也是种类繁多：教堂的地下室、咖啡馆、城市公园同剧院、大学礼堂和私人住宅一样，常常可以作为举行诗歌朗诵的场所。朗诵时，诗人和演员也不需要亲自到场，因为录音磁带、扩音器、磁盘、光碟、广播和电视就可以把朗诵传送出去。而且，语言也不再是诗歌朗诵的惟一交流媒介;爵士音乐、摇滚音乐、电子音像效果和一些即时的生动表演可以伴随着朗诵同时出现。诗人朗诵时的衣着可以自由选定，可以穿工作服、晚礼服、工人装，有时甚至是裸体朗诵。虽然诗歌朗诵和其他许多社会文化因素达到了部分的融合，但是它仍然没有失掉它那神圣的性质。许多听众认为参加诗歌朗诵有一种集体狂热崇拜的感受，是一种分享特殊情感的体验，除了诗歌朗诵本身的一些特色(如裸体朗诵，随着手鼓节拍朗诵)都是为了加强这种分享的感受。在诗歌朗诵时服用迷幻药物和饮酒也很常见，这些做法也是为了达到同样的目的。

西方诗坛著名的革新人物是20世纪50年代末期的垮掉派诗人(见“垮掉派诗人”)，如艾伦·金斯堡(生于1926)、格雷戈里·科尔索(生于1930)、劳伦斯·弗林盖特(生于1919)等，他们都参加了1957年在旧金山举行的有爵士乐伴奏的诗歌朗诵大会。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纽约和旧金山成为美国诗歌朗诵活动的中心;而欧洲这一活动的中心有伦敦、阿姆斯特丹和柏林;这些欧洲的诗歌朗诵中心都和美国诗人金斯堡、科尔索和弗林盖特保持着联系并经常邀请他们前去参加朗诵活动。德国诗人彼得·鲁姆科夫(生于1929)、奥地利诗人恩斯特·扬德尔(生于1925)、荷兰诗人西蒙·温科诺格(生于1928)、俄国诗人安德烈·沃兹涅先斯基(生于1933)都经常参加旧金山风格的欧洲诗歌朗诵会。

无论是什么风格或什么时代，总会出现一个听众对一部作品的实际领悟和诗人的预期目的是否一致的问题。迪兰·托马斯和罗伯特·弗罗斯特就是很好的例子，表明诗人亲自登台朗诵他的作品要比读者自己从书本上阅读所了解的意义更深、收效也更大。但是，不管是诗人自己或别人朗诵他的作品，都不能保证听众能够领会诗人创作一首诗歌的真正“意图”。对诗歌意图与听取诗歌朗诵时的领会之间差距的评估方法研究，才刚刚开始。参加研究的一方面有描写语言学家(如西摩·查特曼、塞缪尔·R·莱文)，另一方面有现象学批评家(如乔治·普莱、沃尔夫冈·伊泽尔)。他们使用的方法大不相同，但是都同意诗人的意图和听众从朗诵中得到的领会，这二者不可能完全一致。现象学者认为，一首诗歌只有当它在读者意识中获得活力的时候才能实现其真正的价值。即使读诗的人是作者自己，这条规律也仍然适用。除了一首诗刚写成的时候以外，以后每一次对它的重新阅读，都会有新的想象。语言学家认为，为了朗诵的目的而为诗歌选定一种特殊的解释方式，会在诗歌意图与朗诵表演之间形成障碍，使这二者不能达到一致。他们还注意到由于受到人类声音在音域和音高方面的限制，书面形式和口头表达之间便会出现语言差异，这就使得在朗诵中不可能口头上复现原作的风貌。20世纪诗歌朗诵十分流行，似乎比个人读诗更能赢得普遍兴趣。产生这种倾向的深刻原因可能是在于诗歌朗诵本身具有戏剧性和神圣性的特点，而不在于所朗诵的诗歌具有更高的文学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