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诗辨伪札记
苏东坡说杜集较李集伪撰为少，胡震亨不同意这个说法，认为“他集误入者自复不少。”笔者认为杜集中固然有部分作品是有问题的，但不能对杜集中的大部分作品抱随便怀疑的态度。我们应该本着严谨的态度，脚踏实地做好辨证工作，把伪诗、误入诗从杜甫集中甄别出来。这里，笔者把近年来写的五则杜甫诗辨伪札记汇集起来，求正于海内同好者。
一 《避 地》
杜甫集有《避地》诗，云：
“避地岁时晚，窜身筋骨劳。诗书遂墙壁，奴仆且旌旄。行在仅闻信，此生随所遭。神尧旧天下，会见出腥臊。”
这首诗出赵次翁本，题云：“至德二年丁酉作。”宋严羽《沧浪诗话·考证》云：“少陵有《避地》逸诗一首，云：(略)题下公自注云：‘至德二载丁酉作’，此真少陵语也。今书市集本，并不见有。”仇兆鳌《杜诗详注》已收此诗。以后，各家注本大多录入，如钱谦益《钱注杜诗》编入“附录”栏内;杨伦《杜诗镜铨》编入集中卷三。
这首诗，并不是杜甫作品。
王若虚《滹南诗话》云：“世所传十注杜诗，有日新添者四十余篇。(笔者按，《避地》诗，即是“新添者”之一)吾舅周君德卿尝辨之云：惟《瞿塘怀古》、《呀鹘行》、《送刘仆射》、《惜别行》，为杜无疑，其余皆非真本。盖后人依放而作，欲窃盗以欺世者。其中一二虽稍平易，亦不免蹉跌。至于《逃难》、《解忧》、《送崔都水》、《闻惠子过东溪》、《巴西观涨》及《呈窦使君》等，尤为无状。吾舅自幼为诗，便祖工部，尝与余语及新添之诗，则颦蹙曰：‘人才之不同，如其面焉，耳目鼻口相去亦无几矣，然谛视之，未有不差殊者，诗至少陵，他人岂得而乱之哉。’公之持论如此，其中必有所深得者，表而出之，以俟明眼君子云。”
滹南所论，仅从艺术风格的角度推测，殊非的论。清薛雪《一瓢诗话》，也提到这首诗的问题，云：“严沧浪云：‘真少陵语也’。余谓真不是少陵语，题下所注，更不是少陵语，沧浪之眼易惑乃尔。”薛雪虽也说它不是少陵语，却同样没有提出什么证据。
如果我们略一考查杜甫的行实，便知这首诗决非出自杜甫之手。
照《避地》“避地岁时晚，窜身筋骨劳”、“行在仅闻信，此生随所遭”等诗句的意思看，至德二载年底，杜甫正“窜身”避地白水、鄜州间，仅仅能听到一些“行在”的消息。这却和当时唐王朝整个政治形势与杜甫的行迹，大相悖谬。按，唐肃宗至德二载九月，官军收复西京，十月，又收复东京，肃宗也于此时发驾凤翔还都。这一年五月，杜甫自长安脱身，间道至凤翔，被任命为左拾遗。八月，墨制放还鄜州省亲，《北征》诗云：皇帝二载秋，闰八月初吉，杜子将北征，苍茫问家室。”十月，肃宗李亨还京，杜甫扈从至长安，仍任左拾遗。《重经昭陵》诗，就是他省家鄜州后，复至长安扈从，路过唐太宗陵墓时的作品，诗的结尾云：“再窥松柏路，还见五云飞。”这正是他得到喜讯，赶回京城时庆贺中兴的诗意。第二年(即乾元元年)六月，他才被贬谪为华州司功，离开长安。由此可见，杜甫在肃宗至德二载“岁时晚”的时节，根本不可能有“避地”的行动;况且，这时肃宗已还驾长安，玄宗也自蜀还都，已无所谓“行在”了。再则，此时东西京都已收复，安史贼势大为削弱，“神尧旧天下”，已经出现了“出腥臊”的形势，怎么又说是“会见”呢?凡此种种，都可以说明《避地》一诗不是杜甫的作品。
胡才甫大概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他在《沧浪诗话笺注》中说：“注云至德二载丁酉作，非也。又按顾宸注曰：当是至德元载冬作，盖避地白水鄜州间，窜归凤翔时也。”
顾、胡两位说《避地》诗是杜甫至德元载冬所作，更是不合理。
至德元载四月，杜甫离长安赴奉先，携家至白水，安顿家小。六月潼关失守，他又携家逃难到鄜州，安家羌村。这一段时间内，杜甫携家避安史乱，来往于白水鄜州间，作《白水县崔少府十九翁高斋三十韵》、《三川观水涨》等诗。八月，杜甫离家去灵武投奔肃宗，中途被贼俘至长安，直到第二年(至德二载)五月，才逃脱出长安。他在陷贼期间，写了《悲陈陶》、《悲青坂》、《哀江头》、《哀王孙》、《对雪》、《月夜》、《元日寄韦氏妹》、《春望》、《忆幼子》、《一百五日夜对月》诸诗，忧念国事，悬怀妻儿。这些诗作的节令是“山雪河冰”、“元日”、“春”、“寒食”，完全可以证明杜甫陷贼长安历经冬春。那么，这一年冬，他怎么能避地白水鄜州间，而写作《避地》诗呢?
《避地》当是另一位诗人在至德元载冬写的避贼诗，被赵次翁误收入杜甫集中。为免以假乱真，特作此辨证。
二 《虢国夫人》
宋乐史《杨太真外传》云：
“七载，加钊御史大夫，权京兆尹，赐名国忠。封大姨为韩国夫人，三姨为虢国夫人，八姨为秦国夫人。同日拜命，皆月给钱十万，为脂粉之资。然虢国不施妆粉，自衒美艳，常素面朝天。当时杜甫有诗云：‘虢国夫人承主恩，平明上马入宫门。却嫌脂粉涴颜色，淡扫蛾眉朝玉尊。’”
鲁訔编次、蔡梦弼会笺之《草堂诗笺》卷四十“逸诗拾遗”已录此诗。钱谦益《钱注杜诗》录此诗于“附录”“他集互见四首”一栏之下。《全唐诗》卷二三四录之入杜甫集“补遗”栏内，题下附注：“一作张祜《集灵台》之一。”
《虢国夫人》乃是张祜诗，题名为《集灵台二首》(二)，乐史《杨太真外传》误把此诗记为杜甫作。
张祜，以“宫词”得名，皮日休《论白居易荐徐凝屈张祜》云：“祜，元和中作宫体诗，词曲艳发。当时轻薄之流，重其才，合譟得誉。”张祜的宫词，受王建百首《宫词》的影响，用绝句的形式，反映宫庭中的生活。如《宫词》：“故国三千里，深宫二十年。一声何满子，双泪落君前。”博得了很大的声誉。张祜不仅用这种形式反映当代的宫庭生活，还用它们来反映天宝年间唐玄宗时代的宫庭生活，较多的诗篇，是环绕李隆基、杨贵妃的生活，发抒诗人极深的感叹，如《华清宫四首》、《雨霖铃》、《马嵬坡》等均是，《集灵台二首》就是这类作品中有代表性的两篇。相反，杜甫描写天宝时事，常用新题乐府或则古体诗来表现，如《丽人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哀江头》、《北征》、《哀王孙》等。所以，《虢国夫人》诗当为张祜作。
《虢国夫人》是张祜诗，还有下列古籍为证。上海古籍出版社据北京图书馆藏宋蜀刻本影印《张承吉文集》卷五载《集灵台二首》(其二)，与《虢国夫人》文字全同，题下附注：“又云杜甫，非也。”洪迈《万首唐人绝句》收此诗，亦隶名于张祜。为此，后代诗论家纷纷辨正，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三十二：“绝句《虢国夫人》，张祜《集灵台》之第二篇。”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五云：“《虢国夫人》一首殊远，张祜无疑。”王士禛《带经堂诗话》卷十八：“则《虢国夫人》、《杜鹃行》、《狂歌行》诸篇，妄人皆杂入杜集，又何怪乎!”
小说家之言不可信，我们不能根据唐宋人小说进行唐诗辑佚工作。
三 《江南逢李龟年》
范攄《云溪友议》卷六云：
“明皇幸岷山，百官皆窜辱，积尸满中原，士族随车驾……惟李龟年奔迫江潭，杜甫以诗赠之曰：‘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值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后来，郑处诲也在《明皇杂录》卷下记录此事，内容大体相同，当出自范攄的《云溪友议》。
《江南逢李龟年》是一首好诗，神情骀荡，感慨深蕴。但是，《云溪友议》、《明皇杂录》记事有误，这首诗，并不是杜甫写的。这个问题，前人早已指出，如宋胡仔云：“此诗非子美作。”(见《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十四)明胡震亨云：“他人诗无疑。”(见《唐音癸签》卷三十三)然而，近人注杜诗，并不采用他们的说法，不遑细考，又未加说明，曲为之解，因而阐述诗意前后矛盾，难以自圆。有鉴于此，笔者重申两位胡氏的观点，并补充说明两点：
(一)时间与地望不合。
诗云：“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考岐王即李范，睿宗第四子，玄宗弟。《旧唐书·睿宗诸子传》云：“睿宗践祚，进封岐王。”“(开元)十四年，病薨。”崔九，即崔涤，中书令崔湜之弟。《明皇杂录》称崔九是殿中监崔涤，误。《新唐书·崔涤传》：“兄湜坐太平党诛，玄宗常思之，故待涤逾厚，用为秘书监，出入禁中，与诸王侍宴，不让席而坐，或在宁王之上。……开元十四年卒。”(两监所司不同，不能混为一谈。据《旧唐书·崔湜传》云：“湜美姿仪，早有才名，弟液、涤及从兄涖，并有文翰，居清要。”秘书监从三品，监掌经籍图书之事，为清要之职。《明皇杂录》云是“殿中监”，显误。)既然岐王和崔涤在开元十四年都已死去，如果杜甫曾在他们的邸宅中听过李龟年歌，当在此之前数年。按，开元十四年，杜甫才十五岁，如推前数年，则杜甫的岁数更小。其时，岐王常随侍玄宗左右，崔涤亦任职京师，那末，杜甫于何时进京，经常出入李崔宅，与李龟年相遇，听过他的歌呢?有人解说此诗，把听歌的地点放在洛阳，并说杜甫由前辈援引，常出入于洛阳的李范、崔涤宅;也有的同志解说岐王为嗣岐王，崔九堂乃是崔九旧日的厅堂。两说都较牵强。
(二) 杜甫和李龟年相会于潭州吗?
《云溪友议》记载这则传闻时，又云：
歌阙，合座莫不望南幸而惨然。龟年唱罢，忽闷绝仆地，以左耳微暖，妻子未忍殡殓，经四日乃苏，曰：我遇二妃，令教侍女兰苕唱祓禊毕，放还，且言主人即复长安，而有中兴之主也，谓龟年有何忧乎?
文中着重点，是笔者加上去的。从这段记载看，李龟年奔迫江潭，杜甫赠诗的时间，当在天宝末安史之乱后，肃宗至德二载以前。至德二载冬，唐军收复两京，玄宗亦在十二月自蜀还京。杜甫在这段时间内，正被俘长安，探家鄜州，扈从凤翔，从来没有想到要去江潭，更不会在长沙赠诗李龟年。以后，他经华州、秦州入蜀，寓成都草堂，又辗转漂泊于忠州、云安、夔州一带，于大历三年出峡，大历四年才到潭州。这时，距两京收复，玄宗还都已整整十二年。试问，杜甫还能与李龟年在长沙相遇吗?合座的人还会“南望而惨然”吗?近人说杜诗，往往忽视范攄记载的后半部分，仍以《江南逢李龟年》为杜甫作，是为失考。
由此可见，范攄记事虚妄，记诗亦误。《江南逢李龟年》决不会是杜甫作，当是天宝末流寓江南的士人，听李龟年歌有感而作。转相传闻，讹为杜甫作，范攄不遑考订，记了下来，遂成疑案。
四 《军中醉歌寄沈八刘叟》
《军中醉歌寄沈八刘叟》云：
酒渴爱江清，余酣漱晚汀。软沙欹坐稳，冷石醉眠醒。野膳随行帐，华音发从伶。数杯君不见，醉已遣沉冥。
《文苑英华》卷二百十五题“畅当作”，而王原叔(洙)、黄伯思(长睿)编杜集，把它混入杜甫集中。(严羽《沧浪诗话·考证》谓《军中醉歌寄沈八刘叟》一诗为黄伯思编作少陵诗，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据蔡梦弼会笺的《草堂诗笺》，谓误编此诗入杜集者，应为王原叔)而《文苑英华辨证》则以为应当两存之，彭叔夏说：“其有可疑及当两存者，如畅当此诗及司空曙《杜鹃行》，今并载杜甫集。”
我据以下数点，认为《军中醉歌寄沈八刘叟》一诗并不是杜甫的作品，当是畅当所作。
首先，在王原叔、黄伯思之前，《军中醉歌寄沈八刘叟》早被唐宋人记载为畅当诗。按，王原叔之《杜工部集序》，作于宋仁宗宝元二年(公元1039年)黄伯思编杜集的时间，则在宋高宗绍兴六年(公元1136年)。而这首诗早载在成书于宋太宗雍熙三年(公元986年)的《文苑英华》中，题名为畅当作。又，更早的还有唐人顾陶所编的《唐诗类选》，已选录这首诗，署名为畅当。(见曾季貍《艇斋诗话》，又宋潘淳《潘子真诗话补遗》：“唐顾陶集诗选二十卷，载畅当《军中醉歌寄沈八刘叟》诗。”)则杜集原无这首诗，是玉、黄两氏把它误入的。
其次，诗题为《军中醉歌寄沈八刘叟》，“军中醉歌”，写军中生活;“沈八刘叟”，该是作者的好友。然而，杜甫没有从过军，也没有“沈八”、“刘叟”这样的朋友。考畅当有武艺，曾从过军。辛文房《唐才子传》卷四云：“当少谙武事，生乱离间，盘马弯弓，抟沙写陈，人曾伏之。时山东有寇，以子弟被召参军。”“刘叟”，无考;“沈八”，是畅当的知心朋友，《全唐诗》卷二百八十七载畅当《题沈八斋》，云：“江斋一入何亭亭，因寄沦涟心杳冥。绿绮琴弹白云引，乌丝绢勒黄庭经。”岑仲勉先生曾说：“按全诗五函畅当又收《题沈八斋》一首，依此察之，似前之诗(指《军中醉歌寄沈八刘叟》)非甫作也。”由此可见，《军中醉歌寄沈八刘叟》诗当为畅当所作无疑。
再次，看后人评论。严羽《沧浪诗话·考证》：“酒渴爱江清一诗，《文苑英华》作‘畅当’，而黄伯思注杜集，编作少陵诗，非也。”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三十二：“五言律‘酒渴爱江清’，见畅当集。……推此，知他集误入者自复不少。”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五云：“李集赝者多，杜诗赝者极少，惟‘酒渴爱江清’不类，是畅当诗也。”严、胡诸人，是宋、明两代研究唐诗学的代表人物，他们的识见，我们应该从中得到启迪，引出有益的看法来。
五 《过洞庭湖》
薛雪《一瓢诗话》云：“好事者往往伪撰杜少陵逸诗，或谓得于石刻，或谓得于民间败簏中，以冀流传。”
薛氏之说言之有理，杜甫集补遗诗《过洞庭湖》即是一例。
据王象之《舆地碑记》所载之《江心小石诗》，云：“蛟室围青草，龙堆拥白沙。护江蟠古木，迎棹舞神鸦。破浪南风正，收帆畏日斜。云山千万叠，底处上仙槎。”石上本无名姓。李希声云：“得之于江心一石刻”(《李希声诗话》无此条，据《王直方诗话》转引语，见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十三)潘子真云：“元丰间有人得此石刻于洞庭湖中，而不载名氏。”(郭绍虞《宋诗话辑佚·潘子真诗话》无此语，本文引自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三十三和钱谦益《钱注杜诗》)可见，此诗本是无名氏作。始以此诗为杜甫作的是黄庭坚。潘子真记载说：“或以示山谷，曰‘子美作也’。”王直方也说：“此老杜过洞庭湖诗也。”(《王直方诗话》“李杜逸诗”条)按潘子真曾“师事山谷”，王直方、李希声为同时人，从苏、黄游。因此，他们的说法，都出自黄庭坚。后人也就都以为《过洞庭湖》为杜甫作，如鲁訔编、蔡梦弼笺《杜工部草堂诗笺》、王十朋《王状元集百家注编年杜陵诗史》二书之“拾遗”栏，均录此诗，其源盖出于黄庭坚。
黄庭坚无可靠的证据，仅凭印象，一言以“定局”，就断定此诗为杜甫作，是缺乏说服力的。幸而他的学生潘子真记载当时的情况，还比较具体、真实，说明此诗原为无名氏作。因此，以审慎态度处理问题，《过洞庭湖》不当作杜甫诗，宜乎归入《全唐诗》“无名氏”栏内。后人随意编入杜集，很不妥当;唐诗出现真伪杂陈的现象，也正是编集者贪多务得造成的，无怪乎胡震亨要大发感叹，说：“杜甫集《过洞庭湖》‘蛟室围青草’律，后人得之江心小石刻，黄山谷以为必甫诗，编者遂据之收入集中，此二老集尚敢乱真杂入，况他乎!”(《唐音癸签》卷三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