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邵之茜 【本书体例】

【原文】：

菀彼桑柔，其下侯旬⁽¹⁾，捋采其刘⁽²⁾，瘼此下民。不殄心忧，仓兄填兮⁽³⁾。倬彼昊天，宁不我矜?

四牡騤騤⁽⁴⁾，旗旟有翩⁽⁵⁾。乱生不夷，靡国不泯。民靡有黎，具祸以烬。於乎有哀，国步斯频。

国步蔑资⁽⁶⁾，天不我将。靡所止疑，云徂何往?君子实维，秉心无竞。谁生厉阶!至今为梗。

忧心慇慇⁽⁷⁾，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僤怒。自西徂东，靡所定处。多我覯痻⁽⁸⁾，孔棘我圉。

为谋为毖，乱况斯削。告尔忧恤，诲尔序爵。谁能执热，逝不以濯?其何能淑，载胥及溺。

如彼溯风，亦孔之僾⁽⁹⁾。民有肃心，荓云不逮⁽¹⁰⁾。好是稼穑，力民代食。稼穑维宝，代食维好。

天降丧乱，灭我立王。降此蟊贼，稼穑卒痒⁽¹¹⁾。哀恫中国⁽¹²⁾，具赘卒荒。靡有旅力，以念穹苍。

维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犹，考慎其相。维彼不顺，自独俾臧，自有肺肠，俾民卒狂。

瞻彼中林，甡甡其鹿⁽¹³⁾。朋友已谮，不胥以穀⁽¹⁴⁾。人亦有言：“进退维谷”。

维此圣人，瞻言百里；维彼愚人，覆狂以喜。匪言不能，胡斯畏忌!

维此良人，弗求弗迪；维彼忍心，是顾是复。民之贪乱，宁为荼毒⁽¹⁵⁾。

大风有隧，有空大谷。维此良人，作为式穀；维彼不顺，征以中垢⁽¹⁶⁾。

大风有隧，贪人败类。听言则对，诵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

嗟尔朋友，予岂不知而作?如彼飞虫，时亦弋获⁽¹⁷⁾。既之阴女，反予来赫。

民之罔极，职凉善背。为民不利，如云不克。民之回通，职竞用力。

民之未戾，职盗为寇。凉曰不可。覆背善詈⁽¹⁸⁾。虽曰匪予，既作尔歌。

【鉴赏】：

这是一首典型的政治讽喻诗。它是周厉王时的卿士芮良夫为讽刺厉王而作的。《诗序》曰：“《桑柔》，芮伯刺厉王也”。《左传·文公元年》有秦伯赋周芮良夫之诗的记载，而所赋的诗句就是本诗第十三章。《潜夫论·遏利篇》中写道：“昔周厉王好专利，芮良夫谏而不入，退赋《桑柔》之诗以讽”。我们参照《国语·周语》、《逸周书·芮良夫解》等有关资料来看，过去的说法是一致的，可靠可信的。芮良夫是姬姓，封于芮，即现在陕西同州朝邑县，良夫是他的名字，至于此诗写作的时间，一说在周厉王统治之时；另一说法是厉王被流放到彘之后。吴闿生说：“今考诗明言‘天降丧乱，灭我立王’。必非无故而为此危悚之词。其为厉王流彘后作甚明。其时天下已乱，芮伯盖忧亡之至，而追原祸本作为此诗。”我们认为，这一说法是比较合理的。

统治阶级在其政权相对稳定或巩固之时，其内部矛盾会趋于缓和，相对和平，反映在文学作品中，则是“颂声大作”，颂美贵族德行和勋业以及家业兴旺的诗篇，在《雅》、《颂》之中比比皆是。而当社会动荡，内忧外患，国势衰微的情况下，统治阶级的内部也常常发生纷争与对立。少数对现实有较为清醒认识的有识之士，他们作为统治阶级的成员，目睹和了解了统治集团党争的内幕、政治的黑暗腐败，站在替贵族阶级的前途和命运忧虑以及维护当时政权的立场上，来揭露不合理的社会现象，指斥当权者的恶德恶行，申明自己的政治见解和主张。反映这类内容的诗歌，就是贵族阶级的政治讽喻诗。所谓讽喻，即是用委婉的语言进行劝谏，但有些诗歌语言并不委婉，甚至就是讽刺和批判。雅诗中的政治讽喻诗大多产生于厉王、幽王时期，因为厉王和幽王暴虐、昏庸，实行暴政，这两个朝代也是西周最为黑暗的时期。这篇诗歌反映的就是厉王时期伤亡乱离的景象。西周王朝到了周厉王时期发生了严重危机。周厉王是一个极其暴虐的君主，他任用荣夷公作执政卿士，实行专利政策，当时以贫民为主体的国人对厉王的专利政策表示强烈的不满，议论纷纷，严厉谴责，厉王则采了残酷的手段，对国人进行镇压杀戮，并从卫国找来一个巫士监视国人，禁止国人议论，当时国人不敢说话，只能“道路以目”，(见《国语·周语上》)厉王因此而非常得意，召公劝谏他不听，芮良夫劝谏他不要用荣夷公，他也不听，终于造成了国人大暴动，镐京大乱，迫使厉王狼狈逃走，芮良夫也逃难东去，作此诗以指斥执政大臣、讽刺厉王。这就是此诗的写作背景。

全诗十六章。前八章每章八句，后八章每章六句。首章以形象的比喻总写当时暴政虐民的政治局势以及作者忧心如焚的心情，作者内心的忧虑之情无处诉说，只好呼天自诉。次章写由于频繁的征战，使人民四处逃难，死伤无数，到处都是伤亡乱离的悲惨景象。第三章先写国家的穷困与灾乱，继而写到要追寻造祸的根源。第四章写自己生不逢时的悲怨和忧国忧民之心的殷切。第五章写作者关心王朝命运，希望任用贤人，救国安民，迅速消除蔓延的祸乱。第六章写作者提出了要重视稼穑的建议，想以此来挽救危急的局面。第七章写天降灾害，而无力拯救，只好对天呼叫。第八章写人君有顺理与背理之分，用人有恰当和不当之别，痛惜厉王咎由自取。第九章写由于集团的内讧，使贤者陷入进退维谷的地步。第十章、十一章写人君有贤愚之别，赞美贤者才高品优，揭露愚人残忍狠毒，并指出厉王纵恿恶人正是国人暴动的根源。第十二章用大风来自深谷，比喻人的善恶各有原因。第十三章写厉王任用贪利之人，拒绝善言。第十四章警告同僚：胡作非为，必定自食其果。第十五章写人民作乱的原因是为政者贪暴无度，反复无常。第十六章归结作诗之由。

从全诗的内容来看，它描写了周厉王时期在全国蔓延着的灾祸动乱的政治局势，人民大量伤亡，社会动荡不安，国内呈现出一片悲惨景象。它既是时事风云的逼真记录，又是国家兴衰的生动概括。作为生活的艺术再现，此诗对现实的反映是具有一定的深度与广度的。诗中反映了国人的抗暴斗争。如诗的最后两章“民之罔极”、“民之回通”、“民之未戾”等句子，不是从正面来写，是间接来写的。同时也指出了大暴动的原因在于厉王的“职凉善背”、“职竞用力”、“职盗为寇”。诚然，诗人还不能够正确理解人民抗暴斗争的正义性，但仍以同情的态度反映了这一历史事实。而且极为大胆地将国人暴动的原因归罪于厉王的倒行逆施和凶残暴虐，这是十分可贵的思想，已超越了当时卿大夫的传统观念。诗中强烈地谴责了周厉王执政邪辟，独断专行，目光短浅，自以为是，贬退忠良，庇护群小的昏恶行为。诗人笔锋所向，直指君恶，慷慨陈辞，痛彻淋漓，同时对荣夷公贪财嗜利，助王为恶的罪恶也进行了无情的揭露。表现出尽瘁国事，不避权贵的无畏精神。诗中还表达了作者忧国忧民的思想。对国家命运深切关注，对人民的悲惨遭遇深表同情，从而表现出诗人面对现实的积极态度。总之，此诗反映了周厉王时的社会现实，有一定的历史价值和认识价值。

此诗在写作上运用了夹叙夹议、正反对比的方法来进行劝谏和说理，并将叙事、说理与抒情融为一炉，字里行间灌注了作者强烈的主观感情色彩，因而使诗歌具有一定的感染力和欣赏价值。大量运用生动、贴切的比喻，是本诗在写法上的又一特色。此外，还运用了丰富的语汇，尤其是诤谏语言既庄重陈情，又不乏激愤严猛的辞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