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曙庭《魏书》中国名著简介

作者: 崔曙庭

《魏书》一百三十卷,北齐魏收撰。

魏收字伯起,小字佛助,鉅鹿下曲阳(今河北晋县)人。生于公元506年(北魏宣武帝元恪正始三年),卒于公元572年(北齐后主武平三年),年六十七岁。魏收经历北魏、东魏和北齐三个王朝。北魏灭亡时,他已二十八岁,经过东魏的十七年,到北齐时,他还生活了二十二年。在北魏时,历任太学博士、散骑侍郎、中书舍人等职。从东魏到北齐,由于他文才出众,逐渐得到高欢父子的赏识,官职步步高升,从中书令、侍中,直到尚书右仆射等。

早在北魏末年,经贾思同推荐,魏收就主持撰写起居注和修史的工作。到东魏时,继续担任史官。御史中尉崔暹向高澄说:“国史重事,公家父子霸王功业,皆须具载,非收不可。”高澄接受了崔暹的意见,将修魏史的任务,一直交给魏收承担。公元550年,文宣帝高洋灭东魏,建立北齐,改元天保元年,第二年,即诏魏收撰写魏史。魏收也向高洋表达自己的志向,愿意专心从事修史工作,以期早日完成《魏书》的编撰。当时并命平原王高隆之任总监,房延祐、辛元植、眭(suī虽)仲让、刁柔、裴昂之、高孝乾等六人参与其事。高隆之署名而已,其他诸人也不长于史才,因此全书的编撰,主要成于魏收之手。到公元554年(天保五年)三月,就完成了本纪列传一百一十卷,到同年十一月,又完成十志二十卷,全书一百三十卷,全部写成。

在魏收以前,撰魏史的已有多家。北魏时有邓彦海撰《代记》十余卷,是记北魏前期的史事的。以后,崔浩等在邓书的基础上,撰成《魏书》三十卷,是用编年体写的。这部书因反映了拓跋氏某些愚昧落后的情况,且刻石于通衢大道,触犯了北魏最高统治者的忌讳,崔浩因而被灭族。稍后,李彪认为崔浩之书太简略,打算用纪传体从新编写,未能完成。此外,曾命邢峦追撰《孝文起居注》,已写到太和十四年。又命崔鸿、王遵业续写,直到孝明帝元诩时为止。《隋书·经籍志》载有《后魏起居注》三百三十六卷,未记撰写人姓名,大概就是邢、崔等人的作品。还有元晖业的《辨宗室录》三十卷,以及《隋志》所载《后魏仪注》五十卷,《大魏诸州记》二十一卷等。以上诸书,为编撰《魏书》提供了某些材料。

《魏书》有帝纪十二篇,分为十四卷,记述从道武帝拓跋珪于公元386年建立魏国开始,到东魏孝静帝元善见于公元550年灭亡止,共十四个皇帝,一百六十五年的历史。公元534年,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西魏是宇文泰立元宝炬为帝,建都长安而有的名号。同时,高欢另立元善见为帝,把都城从洛阳迁到邺(今河南安阳市),是为东魏。后来宇文觉夺取西魏政权,建立北周。高欢的儿子高洋,夺取东魏政权,建立北齐。魏收为高氏父子所信任,在东魏、北齐尉身居显职,所以他修《魏书》时,把东魏作为直接继承北魏的正统,将东魏孝静帝列为本纪,而不承认西魏政权,对子西魏文帝元宝炬不仅不列于本纪,而只附见于列传中,并且记载十分简略。因此在《魏书》中,有关西魏的历史,基本上缺载。清人谢启昆,作《西魏书》二十四卷,以补《魏书》之缺,可供参考。帝纪的第一篇是《序纪》,叙述道武帝拓跋珪建立魏国以前的世系情况,从中可以大略窥见拓跋氏发展的源流。这样既可以与帝纪相区别,又可以照顾到对其先世的记载,是一种比较好的处理办法。在十二篇帝纪中,有两篇分为上下两卷,一是太武帝拓跋焘,一是孝文帝元宏。这两个皇帝是北魏诸帝中比较杰出有为的帝王,前者取得统一北方的胜利,后者进行改制,主张汉化,迁都到洛阳,改姓拓跋为元。最后一篇是孝静帝元善见纪,他是东魏的皇帝,魏收以东魏为正统,所以也列在北魏诸帝一起。

列传九十二篇分九十六卷。前面的十篇传,是集中记载皇后和皇室诸王的。后面从第八十三篇起,是记载十六国和南朝及其他少数民族的。其中称东晋为“僭晋”,宋、齐、梁为“岛夷”。魏收出使到南朝梁时,见沈约的《宋书》把魏列为《索虏传》,于是针锋相对,把南朝名之为“岛夷”。《魏书》列传中,类传名目较多,前史有的,大多周备。著《水经注》的郦道元,载于《酷吏传》,传文叙政事较详,记著书原委较略。南北朝诸史列传多采用附见法,即在某人传后,把有关亲族需要记载而又不必单独立传者,附载于后。这样既可减少传目,又可扩大记事范围,本来是可取的。但《魏书》运用这种方法过滥,不免走向烦琐芜杂。如《李顺传》,附见者竟有数十人之多,把子孙及族人都一一附在一个传内,不管其是否必要记载。这种家谱式的史传,实在价值不大。

十志二十卷,今本编在纪传之后,本来写成也晚一些,所以在编排的时候,也就摆在最后。诸志中以《食货志》、《官氏志》、《释老志》三志为最重要。《食货志》详细记载了北魏的社会经济发展情况,特别是关于“均田制”的记载,为研究我国田租赋税制度的变化,提供了重要的原始材料。《魏书》的《官氏志》,他史称《职官志》或《百官志》,魏收之所以改称“官氏”,因志中不仅记载官制,这是主要的,但也记有拓跋魏姓氏的变化情况。从其改姓的变化,反映了我国当时汉族和少数民族融合的情况。《释老志》是魏收根据当时具体的历史特点而新增的一个志目,不仅前史所无,以后的史志中也没有这个名目。这是由于佛教和道教的传播,在北魏进一步得到发展,两教之间,斗争也很尖锐。《释老志》就是反映这一历史情况的。关于佛、道两教的源流和消长,以及佛经的翻译、佛像的建造等,志中均有详细的记载,是研究我国宗教史的重要材料。

总的看来,《魏书》在南北朝诸史中,还是比较好的一部史书,不仅史料价值比较高,而且编撰体例也有可取的地方。唐初史家李百药、李延寿等人,对《魏书》的评价,基本上也是肯定的,虽然也指出它的缺点。但当《魏书》刚编撰完成时,在北齐士大夫中间,却引起过一场大争论。肯定这部书的人认为它可以传之万古;否定的人则目为“秽史”。原因在于魏收的为人和修史态度所引起。魏收在当时既为北齐最高统治者所信任,而又恃才傲物,借修史作为酬思报怨的手段。他当时公然那么说:“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当使入地。”他是这么说也是这么干的。那些与他有亲有故的人,传文多减恶增善,相反,其他的人,不是不载入史传,就是没有褒美之词。这样,就得罪了一些门阀士族子弟,于是众口沸腾,前后投诉的就有一百多人。高齐统治者只得下令,魏史暂时不发行,要魏收更为研审。经过两次修改,还是不能尽惬人意。魏收因修史而得罪的对象,一直对他怀恨在心,到北齐灭亡时,竟把魏收的坟也挖了,并抛其尸骨于外。

由于魏收所撰《魏书》,不甚为人所满意,所以隋文帝开皇年间,乃命著作郎魏澹等重撰《魏书》。澹为魏收之族弟,成书九十二卷,无志。该书以西魏为正统,因隋是从西魏、北周直接相承的,不得不如此。但这部书还赶不上魏收的《魏书》,以后也没有流传下来。隋末唐初还曾两次续修过魏史均长成功,结果还是魏收的《魏书》保存下来,成为研究魏史最原始的著作。

《魏书》到北宋时已有残缺。宋仁宗时,命刘攽、刘恕、安焘和范祖禹等校勘《魏书》,据说已亡失三十卷。经他们仔细校勘,查出本书残缺为后人所补各卷,在卷末加以说明,而且在目录中也注明那一卷缺或不全。中华书局在1974年出版点校本《魏书》时,又再次进行了校勘,共计全书各卷全缺者二十六卷,不全者三卷,共为二十九卷。原书目录上标缺或不全的篇卷,其实内容并不缺,因后人已取《北史》等书补足了所缺或不全的文章。因此点校本在目录上不标缺而标补,这样更合乎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