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翼之《通鉴纪事本末》中国名著简介

作者: 张翼之

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里说:“善钞书者可以成创作,荀悦《汉纪》而后,又见之于宋袁枢之《通鉴纪事本末》。”

袁枢(公元1131-1205年)字机仲,南宋建安(今福建建瓯县)人。著名史学家。孝宗隆兴年间试礼部词赋第一,调温州判官,兴州军教授。公元1171年(乾道七年)为太学学录,曾三次上疏孝宗,要求朝廷广开言路,规划抗金,恢复中原。因开罪于宰相,公元1173年(乾道九年),出为严州教授。《通鉴纪事本末》的编纂工作,就是他到严州以后完成的。公元1176年(淳熙三年)初刊于严州郡学。袁枢后被召回临安,任国史院编修、工部侍郎兼国子监祭酒和右文殿修撰等职。他对朝廷政治腐败,朋党互争等现象,很是不满。宁宗时,在“庆元党禁”中遭韩侂冑贬逐,晚年闲居十多年。作为一个史学家,袁枢为人正直,继承了我国古代史学家公正的优良传统。当他兼国史院编修官分修《宋史》列传时,北宋末年的“奸相”章惇的子孙,以同乡关系请他对章惇传加以文饰,他一听就悖然大怒说:“子厚(章惇的字)为相,负国欺君,吾为史官,书法不隐,宁负乡人,不可负天下后世公议!”因为这件事,当时人们称赞他“无愧古良史。”

袁枢编纂的《通鉴纪事本末》书成之后,得到了从皇帝到一般读书人的赞许。宋孝宗看过之后,就命人摹印十部,分赐太子和江上诸帅,并嘱咐他们要认真阅读,说:“治道尽在是矣。”而且,在我国古代历史编纂学上,也认为是创造出了一种新体例。那么一部“钞”成的著作,它的意义会有这么大吗?

原来,我国自先秦以来直到北宋,史书的编纂,一是采用编年体,二是采用纪传体。这两种体例虽然都产生过不朽的名著,前者如《左传》和《资治通鉴》,后者如《史记》和《汉书》。但是,从历史编纂学的角度看,编年体以年为经,突出以时间为中心的历史发展顺序,可是记事却前后割裂,破坏史事的完整性,一桩完全的史事,被年、月、日分割成为许多碎片,往往造成“一事而隔越数卷,首尾难稽”;纪传体以人为主,它虽是综合性的体例,有传、志、表等手段可以运用,对于时间、事类和人物等各方面都能够兼顾到,但也有各部分之间相互重复和脱节的缺点,结果也是“一事而复见数篇,宾主莫辨”。总之,编年体和纪传体都有其各自的优缺点,而检索不便则是它们共有的缺点,对于初学的人更是如此。

那末,能不能创立一种新体例,来弥补上述两种体例的不足之处呢?魏晋以后,就有人在探索建立起一种打破编年和纪传两种体例界限的新体例。北魏时崔鸿等人编纂的《科录》,据说就是一部以事为纲的自上古到晋代的通史,可惜的是,这部书早已亡佚了。直到南宋袁枢也因为面对这二百九十四卷的《资治通鉴》“苦其浩博”,才自出新意,着手改编,为翻检方便,他以事件为中心,标立题目,按时间次序加以叙述。《资治通鉴》经过这样一改编,内容简明扼要多了,避免了编年体的支离破碎和纪传体的重复矛盾。袁枢就是这样把一部上起战国三家分晋,下至周世宗征淮南,包括一千三百六十多年历史的《资治通鉴》改编成为包括二百三十九个专题,只有四十二卷的《通鉴纪事本末》。至此,一种新的史学编纂体例纪事本末体,就这样创立了。

其实,袁枢原先本无意于著书,也没有想到要创立一种什么新体例,仅仅是为了帮助记忆和检索方便,以解决阅读《资治通鉴》的困难。其具体办法,就是钞书。把《资治通鉴》里属于同一事件的原文按时间顺序钞摘在一起,再安上一个标题,所以《通鉴纪事本末》一书,除标题外,袁枢没有添加一个字,他就是这样用钞书的办法,不但编纂了一部《通鉴纪事本末》,还创立了一种新的编纂体例。当然,袁枢在整个摘编工作中体现了他的识见,甚至他的封建正统史观也充分地显示了出来。而全书条理清楚,能以事件为中心,把历史人物的活动及其作用,显现在具体而生动的史事当中,这对于初学历史和阅读《资治通鉴》是很有帮助的。

但是,在历史编纂学上,任何一种体例都不是绝对的好与不好,纪事本末体也一样,它虽然克服了编年体和纪传体的缺点,但对于总的保存史料的作用上看,却是不如它们的。因为它只能从全部历史中选择某些方面作系统的叙述,而不能对全部历史作全面的系统的叙述。例如,《资治通鉴》对府兵、漕运和土地制度等重要问题是有记载的,但《通鉴纪事本末》中却没有专题加以叙述。所以,纪事本末体在历史编纂学上的地位,只是增添了一种便于记忆和检索,对初学历史的人更为合适的体例,而不能取代原有的利于广泛保存史料的各种体例。

在袁枢和《通鉴纪事本末》的影响下,明清时期产生了十三种纪事本末体史籍,形成了历史编纂学方面的一大流派,为我国史籍体例的多样性、连续性特点增加了新的内容。

《通鉴纪事本末》素有宋大字本和小字本两种传世。公元1176年(淳熙三年),初刊于严州郡学的,世称小字本,公元1257年(宝祐五年)重刻于湖州的称大字本。明末张溥曾在书中加上他的“论正”,晚清江西、广雅等书局出版的《通鉴纪事本末》,就是依据张溥的论正本刊刻的。民国时商务印书馆曾将宋大字本影印,列入《四部丛刊》。1964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标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