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顾志华
《通典》二百卷，唐杜佑著。这是我国第一部论述历代典章制度的专史，上起远古，下至唐玄宗天宝末年。全书分为《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八典，有系统，有门类，内容丰富，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史料，是我们研究唐中期以前各代政治、经济制度不可缺少的参考书。《通典》的完成为史书编纂开辟了新的途径，从此确立了我国史籍中的“政书”一体，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通典》是一部有创造性的著作，在我国史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杜佑，字君卿，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生于735年(唐玄宗开元二十三年)，卒于812年(唐宪宗元和七年)，年七十八。杜佑是唐代著名的政治家和史学家，出身于世代簪缨的显贵家庭，早年以荫入仕，后一生为官，由地方官吏直至宰相，长期担任理财大员，元和初封为岐国公。杜佑之前，刘知几的儿子刘秩曾仿《周礼》体制，撰《政典》三十五卷，杜佑认为其书不够完备，乃采集五经群史以及汉魏六朝的文集、奏疏中关于典章制度的材料，参以《大唐开元礼》写成此书。自代宗大历年间任淮南节度使从事时开始动笔，一直到801年(唐德宗贞元十七年)才告完成，前后用了三十多年时间。杜佑撰写《通典》时，正是“安史之乱”发生以后，唐王朝由极盛急剧走向衰落。处在风雨飘摇之中的封建统治阶级，回首当年开元盛世，无不感慨万分。从历史吸取经验教训，以挽救岌岌可危的唐王朝，实在是当务之急。杜佑作为一个有眼光的政治家，注意到了这个情况，他瞩目于历代典章制度，企图用史学著作来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为巩固封建统治服务。杜佑撰写《通典》的政治目的是很清楚的。为写此书，他参考征引了二百多种书籍，花费了巨大的精力。全书取舍谨严，脉络清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它“详而不烦，简而有要，原原本本，皆为有用之实学”，并不是过誉之辞。杜佑的著作，除《通典》外，还有《理道要诀》十卷，《管氏指略》二卷，《宾佐记》一卷等。《理道要诀》明代还在，可惜今天已经亡佚了。
《通典》以事类为中心，按朝代先后编次。《食货》十二卷，叙述土地、财政制度及其状况；《选举》六卷，叙述选举士官，爵位制度及考核官吏治绩的政令；《职官》二十二卷，叙述官制源流沿革；《礼》一百卷，叙述各种礼仪制度；《乐》七卷，叙述乐制概略；《兵刑》二十三卷(兵十五卷，刑八卷)，叙述兵略、兵法和刑法制度；《州郡》十四卷，叙述历代舆地沿革；《边防》十六卷，叙述历代四境外族邦国的情况。每一典下，又分若干子目，把历代政治、经济的沿革变化详加记载。全书不仅汇集了各代的典章制度，而且录引了很多前人对这些典章制度的评论，杜佑本人也对这些典章制度发表了不少看法。由于他久居高位，长期主持理财工作，有丰富的统治经验，这些看法是有一定价值的。
《通典》以食货为首，表明了杜佑重视社会经济的史学思想。司马迁撰《史记》，列《平准书》为“八书”之末，杜佑一变过去的风气，比起前人来显然是一个进步，这也反映了当时时代的要求。杜佑认为“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通典·总叙》)，如果百姓不能温饱，四散流亡，则封建统治就失去了对象。从这一观点出发，他特别重视农业生产的发展，“谷者，人之司命也，地者，谷之所生也”(《通典》卷一)，“农者，有国之本也”(《通典》卷十二)。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农业生产在封建社会经济中占着主导地位。杜佑的重农思想以把农民固定在土地上为中心之点，农民不固定在土地上，土地就不能耕种，谷物就不能生长，封建统治就不能维持下去。他主张均平赋役，做到轻徭薄赋，这样农民就不会流亡，危机也不会发生，这种思想是有利于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在《食货》里，他把“田制”排在第一，把“赋税”、“钱币”作为重点，反映了他对土地问题的特别重视和对国家经济来源的格外关心。杜佑重农安民的思想，也贯串在《选举》、《职官》、《兵刑》等典中，他主张从实践中考察和选拔人材，要求减少冗官，主张轻刑法，主张强化中央政权，慎选将帅，来安定全国。杜佑在这里力图将史学和政治更紧密地联系起来，以发挥史学为现实服务的作用。在《通典》中，也表现出杜佑的历史进化论的观点。他认为历史是在发展的，强调了人类社会不断的变化、进步。他不同意正统儒学家美化远古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期是繁荣盛世的说法，而认为它是一个落后的时代，“古之中华，多类今之夷狄”(《通典》卷一八五)，称赞“汉隋大唐，海内统一，三代莫俦”(《通典》卷三一)，他反对非今是古，敢于是今非古，很有见地。杜佑还主张重人轻天，反对各种虚妄的神学史观，如他不设自汉以来一直广泛流行的阴阳五行类，就是一例。当然，杜佑的著作不能不受到时代、阶级的局限。他作为封建统治集团中的头面人物，必然牢固地站在封建地主阶级的立场上，他的整个思想体系仍是唯心的，他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为了维护教化，使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万古长存。他叙述旨在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礼仪制度，用了最大的篇幅，《礼》一百卷，占了全书的一半。他对农民很蔑视，对起义的农民尤其仇恨，斥为盗贼。他鼓吹“民者瞑也，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通典》卷十二)，继续主张搞愚民政策。他重视经济、政治，对文化比较忽视。《通典》洋洋大观二百卷，竟没有“艺文”、“经籍”的一席之地。另外要指出的是，《通典》各典均叙述其历代制度的变化沿革，独《兵》是例外，《兵》以孙子十三篇为纲，罗列军事成败的实例，而不及历代军事制度，我们看不出历朝兵制的发展变化，这是一个很大的缺陷。
《通典》建立了史书编纂的新体裁，这是它的一大特色，也是它的主要成就所在。杜佑在中国历史编纂学的发展上，是作出了重要贡献的。专记历代典章制度沿革变化的“政书”体的出现，为研究我国历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制度提供了很大的方便。继《通典》之后，又出现了宋郑樵的《通志》、元马端临的《文献通考》，这三部书合称为“三通”。以后又有“九通”，一直到辛亥革命以后，刘锦藻编了一部《清朝续文献通考》，合成“十通”。这一类是“通古今”的。另外又有了断代的政书，北宋王溥撰写的《唐会要》、《五代会要》是最早的两部，以后因之者不绝。这些著作，无不受了《通典》的影响。杜佑的创始之功，实在是不可泯灭。
《通典》的刊本，大约北宋就出现了，但是明代已经罕见。现在流传下来的主要有明刊本、清武英殿本、清咸丰九年崇仁谢氏刊本和同治十年广州学海堂刊本。近人傅增湘曾以双槛楼宋本《通典》校明大字本，这个本子基本保存了宋本的面貌，质量较高。最近的版本是1935年至193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二集的《十通》合刊本。全书影印精装，连《十通索引》共计二十一册，《通典》是其中的第一册。书前有唐李翰作的序，书后附考证一卷。《十通索引》是专为检索《十通》的工具书，分为三个部分：一是说明，有“十通一览表”；二是四角号码索引，把所有的名词术语都按首字的四角号码顺序编排，下注书名和页数；三是分类详细目录，按类编排。“索引”使用很方便。商务印书馆的这个版本可以说是目前最流行、最通用的一个版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