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王瑞明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或称《系年要记》，或称《高宗要录》)二百卷。写的是公元1127至1162年(从建炎元年正月至绍兴三十二年十二月)南宋高宗统治时期三十六年的历史。

编撰人李心传(公元1166－1243年)，字微之，隆州井研(今四川井研)人，三十岁参加贡举落第，从此闭户读书三十年，成为“有史才，通故实”的学者。经过崔与之、许奕、魏了翁等二十二人先后大力推荐，由四川到临安，担任史馆校勘，专修南宋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史事，书名《中兴四朝帝纪》，书未修成，因遭受别人攻击而罢。后来将北宋九帝及南宋高宗、孝宗、光宗、宁宗的史事编为《十三朝会要》，公元1236年(端平三年)书成。李心传长期钻研那个时代的历史，具有丰富的史识。为了接续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而纂述南宋高宗一朝史事，仿照《资治通鉴》体例，按年月编定先后次序，写成《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这部书引用的史料非常丰富、非常珍贵。它以国史、日历为主，而参考稗官野史、家乘志状、案牍奏报、百司题名。有一些互有出入的史料，以附注的形式收录，注明史料来源，指出差异之处，并加以辨证。卷三十八《建炎四年十月辛未条》，关于秦桧北去南归事，有一条详细的附注，引用赵甡之《遗史》、秦桧《北征纪实》、朱胜非《秀水闲居录》、王明清《挥麈录余话》所记的种种情节，另加按语：“秦桧得归，此事体不小，而诸书所记，参差不齐，王明清《余话》所云，尤为谬误。”这里所谓王明清的谬误，是指《余话》记载，秦桧南归时至楚州，守臣杨揆拟杀之，因管当可的反对未果。李心传对这件事作了考证，结论是：“杨揆以绍兴三年二月除知楚州，去此已久；又桧未尝至山阳；日历中亦不见管当可事。不知明清何所据也。”从此可见李心传写史的态度很严肃认真。更难能可贵的是对一些重要人物、事件直书不讳，如宋人多偏袒张浚，有“一心为国”之誉，张浚的儿子张栻到处讲学，在当时学术界有很大势力。李心传虽与张浚是同乡，对张浚的一些问题毫不加以掩饰：张浚在抗金前线有淮西、富平的失败；在四川以抗金的名义大肆搜刮；他用的人多“浮薄妄作”；尤其是枉杀责授海州团练副使曲端于恭州，民愤极大，因为曲端在抗金前线颇有威望，一向为金军所畏惧，杀曲端即失关陕，自毁长城，犯下了不可饶恕的大罪。李心传有胆有识，并不因为张浚是同乡而稍为回护。《宋史》卷四三八《李心传传》指责他“重川蜀而薄东南”，完全是无稽之谈。因为编修《宋史》的那些人都未看到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这部书纠正了《宋史》上不少错误。

李心传编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对史料的处理非常审慎，“可信者取之，可削者辨之，可疑者阙之，集众说之长，酌繁简之中。”《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赞这部书：“文虽繁而不病其冗，论虽歧而不病其杂。”内容复杂而不冗乱，议论多种多样而不是没有章法，繁简适中。人们认为：大抵李焘学司马光，而或不及光；心传学李焘，而无不及焘。《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较之《续资治通鉴长编》内容更充实，笔法更精审。但也有缺点，如关于秦熺、张汇的一些议论，是非颠倒。还有书中所载金国人名、官名、地名，音译均多舛误。清代人已详加订正，别为考证。此书于理宗宝祐初年曾刻之于扬州，早已失传。今本是《永乐大典》本，公元1956年，中华书局用商务印书馆“国学基本丛书”本重印，分为四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