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崔曙庭
《尚书》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文件汇编。原先名叫《书》，因为它是记上古之事的，所以就叫《尚书》。尚，古通上。它是儒家的经典之一，又称《书经》。记事内容，上起原始社会末期的虞舜时期，下到春秋时秦穆公为止，按时代先后，分为《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个部分。《虞书》和《夏书》不可能是当时的记录，因为我国最早出现的文字是在商代，所以那些篇章，只能是后人根据传说整理或改写而成。《商书》和《周书》，则绝大部分为当时的作品，只有个别篇目成于春秋以后。
《尚书》成于何时，为何人所编定，说法不一。据汉代的学者说，是由孔子所编订，并且选取了一百篇作为定本。司马迁和班固都有这种看法。但是后来的学者提出了怀疑，认为其中有些文章，乃成于战国时代，不可能在孔子时就编入本书。比较通达的看法是，这部文书汇编，既不是成于一时，也非出于一人之手，而是经过较长时期的汇集流传，到春秋战国时才最后定型的。
《尚书》在秦始皇时列为禁书，规定民间所藏，均需焚毁，所以损失很大。到汉代已找不到完整的本子了，因而在流传过程中就产生了《今文尚书》与《古文尚书》的问题。由伏生所传的二十八篇《尚书》，是用汉代通行的文字写成的，称为《今文尚书》。伏生名胜，济南人，原为秦朝的博士。当秦始皇焚书禁学时，他将《尚书》壁藏起来。到汉朝建立以后，他搜求壁藏《尚书》，失掉了数十篇，只存二十九篇，教于齐鲁之间。这部书在汉代世世相传，有欧阳、大小夏侯三家，均列于学官，内容是比较可靠的。
相传在汉武帝末年，鲁共王刘馀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从孔壁中发现用蝌蚪文写成的《尚书》，称为《古文尚书》。当时的学者孔安国读了一遍，拿它和通行的二十九篇《今文尚书》比较，多出十六篇。这部书当时虽献给了朝廷，但没有列于学官。在西汉时期，盛行的是《今文尚书》。《古文尚书》在王莽时始立于学官。到东汉，逐渐盛行，加上大学者马融、郑玄等为之作注释，于是《古文尚书》乃大行于世。以后，这部书也就散佚了。
到了晋代，《尚书》的流传又出现了新的情况。东晋元帝时，忽有豫章内史梅赜，向朝廷奏上自称是孔安国作传的《古文尚书》。这部书比伏生所传的篇目多出二十五篇，又把伏生的二十九篇分为三十三篇，加上书序，共是五十九篇，分为四十六卷。这部《尚书》在社会上流行了很长时间，影响也较大。唐朝修《五经正义》时，《尚书正义》就是用的这个本子。从那以后，便成了官府的标准本子，以后又收入《十三经注疏》中，广为流行。这个本子的内容，有真有假，是一个《今文尚书》和伪《古文尚书》的合编本。
宋代以前，学者们对梅赜所献的《古文尚书》，深信不疑，以为即是传世真本。到宋代，吴棫、朱熹首先对这部书提出了怀疑，认为其中有些篇章，单从文字方面看，平易易晓，不象周秦文词。明梅鷟作《尚书考异》，从内容上进一步考证其书有伪作。到清代，阎若璩作《古文尚书疏证》，用朴学家的考证方法，列举了一百二十八条证据，说明梅赜所上的五十九篇《古文尚书》中，多出伏生的那二十五篇及书序，确为伪品，乃魏晋时人所伪造，并将其材料来源，也一一加以指明，于是这个疑端，乃成定案。
通行本《尚书》的五十九篇中，剔除二十五篇伪作，加上书序，共是二十六篇。尚余三十三篇，其中《舜典》合于《尧典》，《益稷》合于《皋陶谟》，《盘庚》合成一篇，《康王之诰》合于《顾命》，便成为二十八篇，这二十八篇书，是学术界一致公认为比较可靠的材料。其篇目是：《尧典》、《皋陶谟》、《禹贡》、《甘誓》、《汤誓》、《盘庚》、《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牧誓》、《洪范》、《金縢》、《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无逸》、《君奭》、《多方》、《立政》、《顾命》、《费誓》、《吕刑》、《文侯之命》、《秦誓》。其中《虞书》二篇、《夏书》二篇、《商书》五篇、《周书》十九篇。按其文体分，有典、谟、训、诰、誓、命六种，除《禹贡》外，均是上训下或下告上之词，相当于后世的诏令奏议。这些篇章除《虞书》、《夏书》为后人追记外，其他都是当时的原始记录，是研究我国原始社会末期和夏商周奴隶社会历史的珍贵资料。如《尧典》记载着尧、舜、禹的“禅让”故事，反映了原始公社制度权位继承情况。《禹贡》是我国最早的历史地理文献。《盘庚》记述商朝迁都情况，也是重要的历史材料。其他诸篇，史料价值都是很高的，有些还可以与甲骨、金文互相参证，以考见历史的本来面貌。
《尚书》由于是我国最早的古书，文词古奥，语言质朴，最难诵读，也很不易理解，连唐代大学者韩愈都有“周诰殷盘，佶屈聱牙”之叹。我们读《尚书》时，只有借助前人的注释和翻译，才能易于理解其内容。由于二十八篇可信的材料，司马迁将其绝大部分采录到《史记》中去了，或录全文，或取部分文字，或概括其大意，而且将有些难懂的词句译成了汉代通行的语言，比较易于理解。所以我们读《尚书》，最好能与《史记》对着看，从中可以得到帮助和启发。历代研究、注释《尚书》的著作很多，最通行的是《十三经注疏》本的《尚书正义》，由于它是《今文尚书》和伪《古文尚书》的合编，其中真伪参半，我们必须予以分辨。然而即使是伪造的那一部分，也是出于魏晋人之手，对于研究《尚书》来说，也是有参考价值的。清代学者孙星衍作的《尚书今古文疏证》，是一个比较好的注本，它吸收了清代一部分学者的研究成果，汇编成此书，颇便参考。此外，中华书局1964年出版的曾运乾著的《尚书正读》和齐鲁书社1981年出版的牟庭著的《同文尚书》二书，在疏通证明《尚书》的疑难之处是下了很大工夫，并且作者有不少独到的见解，是可供学习参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