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瑞明《宋史》中国名著简介

作者: 王瑞明

《宋史》四百九十六卷,是二十四史中卷帙最为浩繁的一部官修史书。

元世祖忽必烈命修宋史,但对体例问题争执不休,一种意见认为宋为正统,辽、金为割据。另一种意见认为,辽自唐末占据北方,与五代、北宋相次而终,当为北史;宋继周统,至靖康之变,当为宋史;金破辽灭宋,据有中原,当为北史;建炎以后则当为南宋史。元代后期,社会矛盾激化,元顺帝急于要从前代历史上寻求治国良方,以维护其统治,公元1343年(至正三年),诏修辽、金、宋三史,当时脱脱为相,主持修史,断然决定,辽、金、宋都是正统,设局修三史。

《宋史》的志有一百六十二卷,在二十四史中,志的分量最重,其中《食货志》十四卷,是《旧唐书·食货志》的七倍;《兵志》十二卷,是《新唐书·兵志》的十二倍;《礼志》二十八卷,竟占二十四史所有礼志的一半。《宋史》列传二百五十五卷,共写了两千多人的生平事迹。这样一部庞大的史书,是在短短两年半的时间内赶写成的,公元1345年(至正五年)成书。

《宋史》保存了丰富的史料。宋代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皆具有新的特点,宋代的封建主义君主专制,采取了防止分裂割据再现的强有力的措施,完成统一。《宋史》卷三《太祖三》赞曰:“名藩大将,俯首听命,四方列国,次第削平。”经过四十年的励精图治,务农兴学,慎罚薄敛,惩治贪污,广开言路,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土地利用程度的提高,棉花种植的推广,棉纺织业的兴起,独立经营的丝织作坊的出现,冶金、陶瓷、造纸、制茶业的发展,便钱务、交子务的设立,纸币的行使,以及三大发明,这些事例,说明有宋一代,时代的内容非常丰富,劳动人民在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方面,皆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这些成就绝大部分在《宋史》上或多或少有所反映。

封建社会的根本问题是土地问题,《宋史》卷一七三《食货》上一,专说农田之制,从太祖即位谈起,一直谈到咸淳三年,说明宋代土地兼并问题始终是很严重的;与此同时,全国多废田,多流民,真宗、仁宗时期,人口增加,耕地面积扩大,而京西的唐、邓间抛荒的土地竟占十分之八九,因此有人提出,要将唐州废为县。小民百姓最感到痛苦的,是“催科无法,税役不均”,要求“均平赋役”的呼声较高。如何均平赋役,赵宋统治者作了一些表面文章,如派均税官,行经界法,但吏治腐败,毫无实效。宋代的官吏,“明贤者绝少,愚暗者至多”,赋役不能均,狱讼不得平,水旱不予救。自赵匡胤始创猜疑之法,为防止兵变与政变,保全赵家之权益,痛抑一切聪明才智之士,谏官有以尽言而去职,御史有以振职而出台;范仲淹的庆历新政,王安石的熙宁新法皆以失败告终。奸臣当道,忠良遭殃。这些情况,在《宋史》列传中有比较多的记载,如《宋史》卷三一九《欧阳修传》就有“正士在朝,群邪所忌,谋臣不用,敌国之福也。”宋代的政治,正不胜邪,是非不分,所谓“天子无一定之衡”,《宋史》提供了较多的事例。

《宋史》上有不少珍贵的史料,如卷五六《天文志》九记载,客星“至和元年五月己丑,出天关东南,可数寸,岁余稍没。”这是说,公元1054年六月十日,新星出于金斗座,经过一年后,才稍微隐没不见。这是目前世界公认第一颗超新星记录。此外,《宋史》还记载了公元1006年和1181年的两颗新星。《宋史》上的《天文》、《律历》、《五行》等,虽充满封建迷信的说教,但仍然保存了许多宝贵的天文气象以及关于地震等自然灾害的资料。

宋代道学(即理学)兴起,在《宋史》上有比较充分的反映。道学,成为贯穿《宋史》的主导思想。因为元统治者企图以儒家思想加强思想统治,特诏定以《四书集注》试士,集注的编者朱熹被推崇备至,朱熹是集道学之大成者,把三纲五常提高到天理的高度,使道学成为官方哲学。执笔编修《宋史》的铁木儿塔识、张起岩、欧阳玄,都是道学的忠实门徒,特别是欧阳玄,对道学颇有研究。他们都能体会贯彻元统治者的意图。道学家的思想主张成为他们编写《宋史》的原则纲领,他们为了很好地为君主专制服务,特立《道学传》,大量选录道学家的学说,宣扬唯心史观。写入《道学传》的有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等二十四人,朱熹传写得最长、最详尽。

《宋史·道学传》为我们研究道学、了解道学家的本来面目,提供了不少史料。

宋代农民起义,以“等贵贱,均贫富”为纲领口号,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宋史》在道学思想的支配下,对宋代频繁的农民起义没有给予一定的篇幅,对农民起义首领,只立了《方腊传》,是作为《童贯传》的附传出现,而且视起义农民为“盗”或“贼”,这是与其他封建“正史”共同的地方。对当时的改革家王安石,则多有歪曲不实之处。但是对推荐秦桧可任大事的张浚,对蔡京腹心叶梦得,却百般回护,在他们的传里,为之隐恶扬善。这种是非失当的现象,在《宋史》中比较普遍。因为元代修《宋史》,多本之宋代《国史》,而宋之《国史》又多据各家事状、碑铭编缀成篇,故是非不可尽信。周世宗亲征寿州时,刘仁赡降。此事已经欧阳修辨明其非,《宋史·袁彦传》仍以讹传讹。《宋史·曹友闻传》记元兵攻武休关,败都统李显忠军,而李显忠早在六七十年前死去。如另有一李显忠,则当加以说明。《宋史》对不应立传的却立了传,如卷四一九的宣缯、别之杰、邹应龙、金渊,卷四二〇的张磻、饶虎臣、戴庆炣,都只叙履历,绝无一言一事,根本无立传的必要。而对布衣毕升发明活字印刷术,水工高超创造黄河决口合龙的新技术,都付缺如。《宋史》的遗漏较多。突出的问题是繁杂芜秽,卷三五七既有李熙靖,卷四五三又有李熙靖,考其事迹,实系一人,并非偶同姓名者,这就是一人两传。传与传,表与传,纪与传,传文与传论之间,互相矛盾,如《陈宜中传》谓尹玉等皆战死,张全不发一矢;《尹玉传》则称张全等抗战军败。《宋史》前后详略不一,北宋的历史讲得很完备,因为有王偁《东都事略》及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作为参考;南宋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的历史也写得不错。但南宋中叶以后,就写得过于简略,尤其是把南宋末年最后两个小皇帝即端宗(赵昰)、帝昺(赵昺)削去帝号,不写入本纪。

由于《宋史》存在不少问题,有人作改写的尝试。明代柯维骐,为了一心一意改写宋史,竟然采取“自宫”的办法。他以宋为正统,辽、金为附庸,合三史为一史,经过二十年的努力,旁征博引,考订伪误,增补缺漏,修成《宋史新编》二百卷。这部书对《宋史》谬误虽多有订正,但见闻不广,在史料上很少有所增补;至于以宋为正统,尤属偏见。与柯维骐《宋史新编》体例相似的有明代王维俭的《宋史记》二百五十卷,这书只有传抄本,藏北京图书馆。明代王洙的《宋史质》一百卷,以明继宋,将辽、金列于外国,并削元一代之年号。以明太祖之高祖追称德祖元皇帝者承宋统,后继以太祖之曾祖、祖父,至顺帝至正十一年,即以为明元年。清代有志于重修宋史的人很多,陈黄中写出了一个未定稿《宋史稿》二一九卷。清代的陆心源见《宋史》卷帙浩繁,又多遗漏,于是根据《续资治通鉴长编》、杂史、文集所载墓志及方志等书,增补列传七八一人,附传六四人,编成《宋史翼》四十卷。这些重修的书,都只能作为《宋史》的补充,而不能代替《宋史》,其史料都不及原《宋史》详细。因此《宋史》仍不失为重要的史料书。为了纠正《宋史》上的一些错误,有不少考证文章,如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宋史刑法志考证》,纠正了很多错误;聂崇歧《宋史丛考》对本纪与地理志的错误进行了订正。

《宋史》的版本较多,有元代“至正本”、明代“成化本”、清乾隆“武英殿本”等。1977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宋史》四十册,经过标点、分段、校勘,虽然其中有一些错误,但仍是目前容易得到的比较好的本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