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张翼之
《史通》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关于史学评论的专著，二十卷，唐代刘知几撰。
在我国古代史学发展的进程中，从三代到春秋以前的时期，史书的编纂完全为贵族统治者所控制，即所谓“王官之学”。春秋末期和战国时期，王官之学渐入民间，史书编纂不再为史官所垄断，在一般史学家的著述中，增进了具有进步意义的思想性和人民性的内容，从而形成为我国古代史学的一个优良传统。汉代司马迁的伟大历史著作《史记》，就是这个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但是，随着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不断加强，历史编纂学也更加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汉书》以帝王将相为中心，以统治阶级的是非为是非。后来，各朝的“正史”，也都沿袭这个编纂原则，致使古代史学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受到很大限制和影响。
在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长期混战以后，唐代初年，由于政治统一，经济繁荣，文化高度发展，官私撰修的史书多起来了。根据唐初官修的《隋书·经籍志》统计，史部分十三类，共著录八百一十七部，一万三千二百六十四卷。由于作者众多，传世久远，在编纂体例、写作技巧，乃至史料的真伪，作者的历史观等方面，都存在很多问题，客观上需要进行批评、总结和探讨。唐太宗确立设馆修史的制度，对我国古代史学发展，影响是巨大的。好的一面，是开启了以后历代王朝注意修史的风气。由于设馆可以网罗众多的专家、学者，他们在集体编纂中，能各抒所长；而且，由于对史料的收集，可以比较周全，对史学方法论和史书体例的研讨，也可以进一步深入。但是，设馆修史，使史学完全为封建统治者服务，史学的优良传统更谈不上发展。在馆的内部，人多品杂，认识本难统一，又处处受制于监修大臣。而这些监修大臣多是庸碌之徒，判断是非时往往畏首畏尾，互相推诿，徒延岁月。刘知几在长期的撰修国史的实践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史学理论，却因意见不合，受到监修国史的中书侍郎肖至忠的责难和武三思的贬抑。刘知几乃辞职回家私撰《史通》以抒已见了。
刘知几(公元661－721年)字子玄，彭城(今江苏徐州)人，自幼喜爱文史。二十岁中进士后，任获嘉(河南今县)县主簿，潜心研读史籍。武则天时期，他曾两次上书朝廷，提出改革政治的建议，都不被采纳。公元699年(圣历二年)，他来到长安参与编纂《三教珠英》，后历任著作佐郎、左史等职，兼修国史。撰起居注。他长期供职史馆，虽与监修大臣意见不合，曾请辞史馆职务。后又数度入馆，同徐坚、吴兢、柳冲等人合修《则天皇后实录》三十卷、《姓族系录》二百卷、《唐书》八十卷、《高宗实录》二十卷、《中宗实录》二十卷、私撰《刘氏家乘》十五卷、《刘氏谱考》三卷、《睿宗实录》十卷、《刘子玄集》三十卷。《史通》是刘知几一生精力所萃的名著，完成于公元710年(景龙四年)，正当他五十岁的时候。
《史通》全书二十卷，分内外篇两部分，各为十卷，都是以专题论文的形式写成的。内篇原有三十九篇，其中《体统》、《纰缪》和《弛张》三篇，早已亡佚，仅存篇名，所以，现存的只有三十六篇；外篇共十三篇，合为四十九篇。篇名如下：内篇：《六家》、《二体》、《载言》、《本纪》、《世家》、《列传》、《表历》、《书志》、《论赞》、《序例》、《题目》、《断限》、《编次》、《称谓》、《采撰》、《载文》、《补注》、《因习》、《邑里》、《言语》、《浮词》、《叙事》、《品藻》、《直书》、《曲笔》、《鉴识》、《探赜》、《模拟》、《书事》、《人物》、《核才》、《序传》、《烦省》、《杂述》、《辨职》、《自叙》。外篇：《史官建置》、《古今正史》、《疑古》、《惑经》、《申左》、《点烦》、《杂说上》、《杂说中》、《杂说下》、《五行志错误》、《五行志杂驳》、《暗惑》、《忤时》。
以上虽只四十九篇，却对已往旧史作了全面总结，它们所包含的内容很丰富，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对儒家经典和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史学著作进行批判。刘知几本着“实录”和“直书”的精神，对唐代以前的史书，包括被奉为经典的那些古代史书，从它们的内容到编纂方法，都作了全面而有系统的批判，逐一检查了它们的得失。总结出了以《尚书》、《春秋》、《左传》、《国语》、《史记》和《汉书》这六部为代表的唐代以前史书编纂的六种形式，并指出纪传体和编年体这两种体例在史书编纂学中的重要地位。在这一类文章中，最重要的是对被封建统治者奉为最高标准的《尚书》和《春秋》大加评议。如对《尚书》提出可疑之事十点，对《春秋》提出未谕者十二点、虚美者五点。认为所谓尧舜禅让说不足信，事实应该是舜先废尧，而立其子丹朱，后又废丹朱而夺得帝位。桀、纣也不是人们所说的那么坏。所谓太伯让位季历，周文王服事殷，周公杀管叔、放蔡叔等都不可信。刘知几还把《春秋》为尊者讳、为贤者讳等“义例”，斥为“爱憎由己”、“厚诬来世”。在这里，孔子、左丘明等人都受到了责难，写下了许多一般人所不敢发的评论。
二、关于历史方法学的论述，着重对纪传体和编年体的体例、内容及编纂方法等加以评述。体例方面，刘知几认为体例必须谨严，并与内容名实相符。内容上只应记载重要的、有用的史事。他明白地指出：寓言、图谶、传说和神话等不能作为史料编入史书中去。他还认为现有的纪传体史书中有些内容是应该增减的，如天文星象常常是千古不变，没有必要让每部断代史都撰《天文志》。《艺文志》只应著录当代的典籍，不必列举前代。一些与人事无关的灾异、祥瑞现象，也不应列入《五行志》。同时，又主张增加《都邑志》以记载京城的地理形势、建筑规模、宫阙制度和朝廷轨仪等。增加《方物志》以记载全国内外各方的特产异物。增加《氏族志》以记载历代帝王公卿及世家大族的宗支世系。这些要求反映了刘知几对社会政治经济生活各个方面，更深入细致的认识。编纂方法方面，主张叙述明晰、严整，不能驳杂零乱，而且取法要烦省适当，详略得宜。
三、叙述我国史学的发展概要。《史通》叙述了唐代以前史书的著述情况并分析其源流、体例和类别。它将历史著作分为正史和杂史两大类。在正史中，按其著作的源流分为“六家”，按其主要体例，分为“二体”——编年体和纪传体。在杂史中、又按内容分为十种。此外，还论述了历代史官制度的建置沿革，既肯定了设官修史的重要性，又指出了史官人选自当十分慎重，历代称职的史官并不多，而设官修史的弊病却很明显：史官众多，互相观望；史料缺乏，难以编撰；权贵干涉，难以直书；监修牵掣，无从下笔；缺乏制度，职责不明。所以，难以完成修史的任务。
刘知几还提出了“史才三长”的著名理论。他认为真正的史学家，应具备史才、史学和史识三个条件。史才，是指搜集、鉴别和组织史料的能力，驾驭这些史料用以叙述历史事实和撰写文章的能力，以及进而运用体例、编次内容的能力。史学，是指掌握丰富史料、历史知识和历史有关的各种知识。史识呢，它既包括了见解和观点，还包括了要有秉笔直书、忠于史实的高尚品质和勇敢精神等几个方面。这三方面，刘知几认为，史识最难得，其次是史才，再次是史学。刘知几的史学论点，尽管未能摆脱封建正统思想的束缚，但却继承了我国优秀的史学传统，在我国史学思想的发展中，有很大贡献，对后世也有很大影响，十分难能可贵。
综上所述，刘知几是我国古代杰出的史学家，《史通》是一部很有价值的史学名著，它总结了他以前的史学成就，建立起了史学批评、史学史和史书编纂学的原则基础，所以，《史通》一直与刘勰的《文心雕龙》并称。然而，刘知几毕竟是封建史学家，时代和阶级局限，在《史通》一书中，还是十分明显的。如把农民起义，说成是“起自群盗”；又如说什么“史氏有事涉君亲，必言多隐讳，虽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就同他提倡的“直书”、“实录”自相矛盾了。
《史通》著成后，受到各方面的注意。徐坚等人十分称赞，说要拿它当座右铭。但由于《史通》对历史的批判隐含着对现实的政治批判，对儒家经典也敢于质疑，刘知几辛辣的笔锋触及了历代封建统治阶级隐秘的矛盾和黑暗，因而招致后世封建统治者和封建文人的非难。所以，这部书在流传过程中受到很大影响。首先，是篇目错乱；其次，是讹字错简很多，明清时期虽经学者们整理，亦难恢复旧观。所幸的是，刘知几的主要见解还保存在书中。从元代到明中叶，很少有人提到《史通》，甚至《永乐大典》也不收录。明代嘉靖年间，陆琛得到宋本《史通》，才据以校刊流传，是为“蜀本”。万历以后，校刻评释的才逐渐多起来。如明代有李维桢的《史通评释》、王惟俭的《史通训诂》。清代有黄叔琳的《史通训诂补》以及浦起龙的《史通通释》。浦书后出，它吸收了先前各家评释的成果，所以流行较广，取代了前此各家，后来学者多在它的基础上进行订补。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史通通释》就将陈汉章的《史通补释》和杨明照的《史通通释补》以及罗常培的《史通增释序》附在后面。此外，评论《史通》义例得失的有今人吕思勉的《史通评》和程千帆的《史通笺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