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编年体史书《左传》
《左传》是我国第一部叙事详细的编年史著作,相传是春秋末年鲁国史官左丘明根据鲁国国史《春秋》编成的。主要记载了东周前期二百四五十年间各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文化方面的重要事件和重要人物,是研究我国先秦历史很有价值的文献,也是优秀的散文著作。
那还是春秋时期,至圣先师孔子依据鲁史修撰了一部史书《春秋》,借记载各诸侯国重大历史事件,宣扬王道思想。
孔子作《春秋》时,他曾与好友鲁国史官左丘明一起参观鲁国的史记,然后讲给弟子。但他的弟子们后来所言互异。
左丘明唯恐孔门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实,同时也为了更好地说明《春秋》的纲目,他便用大量具体史实著《左氏春秋》,以补《春秋》原书之不足,简称《左传》,证明孔子不以空言说经。
左丘明是西周王朝开国元勋姜太公的子孙,西周建国之初,西周太傅周公分封诸侯,姜太公因灭商有功被封于齐,都于营丘。姜太公去世后,嫡长子丁公继位,小儿子印依营丘居住,改姓为丘。
后来,周王室发生宫廷之争,丘的后人娄嘉为逃避灾难,全家到了楚国,出任楚国的左史官。那时候,职业往往是父死子继,所以古人常以所任官职为姓。娄嘉及其后人世代担任楚国的左史官,所以便改丘姓为左,长期在楚国定居下来。
娄嘉的十二代孙倚相,史称“左史倚相”,是春秋时期杰出的史官,在楚国政治地位较高。倚相的儿子成任左史时楚国发生争夺君权的内乱。为躲避内乱,成投奔到鲁国,做了鲁国的太史。后来,左丘明袭父亲官职为鲁国的太史官。
鲁国是周公的封地,周公制礼作乐,鲁国保存了西周的多种礼乐制度和文献,所以鲁国一向有“礼乐之邦”的美称。西周灭亡后,周室文化在西方荡然无存,却在东方的鲁国保留得相当完整。
当时鲁国的各种文献和档案资料,属于太史职掌收藏,左丘明既然为鲁国的太史,自然也就掌握了春秋时期中原最丰富的文献资源。
左丘明博览天文、地理、文学、历史等大量古籍,学识渊博。在任鲁国左史官时,他尽职尽责,德才兼备,为时人所崇拜。
左丘明很重视礼的作用,也是认为礼是治理国家、安定社会、造福人民的依据和手段,也是“君子”必须遵行的规范;作为一个君子,首先要把礼和义放在最重要的地位,他说:
君子动则思礼,行则思义,不为利回,不为义疚。
左丘明认为,思考问题就要想到礼,做事就要考虑到义,不为利而丧失意志,不为义而感到内疚。体现礼的众多礼节也要和义结合,对失礼行为持坚决批评的态度。
由于受重礼思想的影响,左丘明特别重视个人的品德修养,这些修养包括忠、孝、信、义、让等,他认为忠是一个人最美好的品德,忠的首要含义是忠于国君。
春秋时期,卫国卫庄公的爱妾生了个儿子叫州吁。州吁整天只喜欢舞刀弄枪,不务正业。大夫石鹊也有个儿子,叫石厚,石厚与州吁关系很好。卫庄公死后,公子完继位为卫桓公。此时石鹊因年迈,又不满州吁的行为,便告老还乡。
一天,卫桓公要到洛邑去见周王,州吁和石厚便借送行之机杀死卫桓公,夺取了王位。可是他们不得人心,于是商量找石鹊帮忙,以安抚民心。
石鹊告诉前来求助的儿子说:“你们只要去请陈恒公帮你们在周王面前说说,得到周王的同意就好了。”石鹊却暗中写信密告陈恒公,请他帮助捉拿弑君的凶手。
石厚和州吁一到陈国就被抓起来了。陈国国君派人去问石鹊怎么处置这两个凶手。石鹊说:“这小子不忠不孝,留他有什么用?”于是陈王叫人把他们杀了。
卫大夫石厚大义灭亲,他将参与叛乱的儿子正法,左丘明给予高度评价,称其为“纯臣”。
对此,左丘明认为:“作为君子,除了对君王要忠,对父母要孝外,还要做到信。因为信是君子的一个道德标准,它不仅表现在个人品德上,还体现在国家之间,如果国家之间的结盟不是建立在信的基础上,即使结盟也没有任何意义。另外,君子还要从善不从恶,知道善不可以丢、恶不可以长,做到从善如流。对于那些践踏忠孝信义、品行恶劣的人,左丘明表示深恶痛绝。”
左丘明还认为国君也必须注重品德修养:国君要治理好国家,首先自己要贤明,做到秉正无私、心胸博大、知人善任;治理国家,还必须把德政和刑罚结合起来,用德政来治理百姓、用刑罚来纠正邪恶,这样百姓才能安居乐业、邪恶才能消除。
公元前630年,晋文公和秦穆公联合围攻郑国,晋军驻扎在函陵,秦军驻扎在氾水的南面。
大夫佚之狐对郑文公说:“郑国处于危险之中了!假如让智勇双全的烛之武去见秦穆公,秦国的军队一定会撤退。”郑文公同意了。
烛之武却推辞说:“我年轻时,尚且不如别人;现在老了,也不能有什么作为了。”
郑文公说:“我早先没有重用您,现在危急之中求您,这是我的过错。然而郑国灭亡了,对您也不利啊!”
烛之武就答应了这件事。这天夜晚,有人用绳子将烛之武从城上放下去。
烛之武见到了秦穆公说:“秦、晋两国围攻郑国,郑国已经知道要灭亡了。假如灭掉郑国对您有好处,怎敢冒昧地拿这件事情来麻烦您。越过邻国把远方的郑国作为秦国的东部边邑,您知道这是困难的,您为什么要灭掉郑国而给邻国增加土地呢?”
“邻国的势力雄厚了,您秦国的势力也就相对削弱了。如果您放弃围攻郑国而把它当作东方道路上接待过客的主人,出使的人来来往往,郑国可以随时供给他们缺少的东西,对您也没有什么害处。而且您曾经给予晋惠公恩惠,惠公曾经答应给您焦、瑕两座城池。”
“然而惠公早上渡过黄河回国,晚上就修筑防御工事,这是您知道的。晋国,怎么会满足呢?现在它已经在东边使郑国成为它的边境,又想要向西扩大边界。如果不使秦国土地亏损,将从哪里得到他所奢求的土地呢?削弱秦国对晋国有利,希望您考虑这件事!”
秦穆公认为烛之武说得非常有道理,他便与郑国签订了盟约,派遣大将杞子、逢孙、杨孙戍守郑国,于是秦国就撤军了。
晋公大臣子犯见秦国撤军,他请求晋文公乘机袭击秦军。晋文公说:“不行!假如没有秦国的协助,我是不敢来侵犯郑国的,依靠别人的力量而又反过来损害他,这是不仁义的;失掉自己的同盟者,这是不明智的;用散乱的局面代替整齐的局面,这是不符合武德的。我们还是回去吧!”于是,晋军也就离开了郑国。
左丘明认为在军事上也同样要重视德和义的作用:主张战前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否则就不要出师。这些准备包括:度德,即考虑自己的德能否争取到民众的拥护;量力,即正确估价敌我力量的对比;亲亲,即努力团结自己的亲人,以得到最大限度的支持;征辞,即要有开战的充足理由;察有罪,即考察有罪过的征伐目标。除了第二条“量力”之外,其余四条都与德义有关。
公元前479年,年事已高的左丘明眼睛出了毛病,不得不辞官回乡。左丘明辞官还乡后,建立了左史书舍,开始编纂《左传》。左丘明纂修《左传》的时候已经彻底失明了。
但强烈的历史使命感使他振作起来,为了全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历史面貌,左丘明日夜操劳,历时三十余年,终于把一部纵贯二百余年、十八万余字共三十五卷的《春秋左氏传》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