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与家庭，虽然有时间和空间的变化，究还是相当稳定的制度。反之，我们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则是摇摇不定的了。本能原有必然适应的自动性，在此亦给过于新奇的情景弄迷糊了。我们这个时代，物理学家和化学家可以在几十天内使风尚与贸易为之骚乱。人类感着贫穷的痛苦。他们缺少米麦，缺少衣服，没有住屋，没有交通。许多新奇的力量发现之后，使人类得有以少数劳作获得大量生产的方法。这种征服应该是幸福的因素了。但社会只能极迟缓地驾驭他们的新增力量。因了精神和意志特别衰弱之故，我们在充实的仓廪之前活活饿死，在阒无人居的空屋前面活活冻死。我们知道生产，可不知分配。我们所造所铸的货币把我们欺妄了，束缚了。有如在小车时代建造的木桥给运货汽车压坍了一样，我们为简单社会设计的政治制度，担当不起新经济的重负，得重造的了。

但若相信这再造的大业可以很快地完成的话，便犯了又危险又幼稚的大错误了。几个夜晚可以草成一个计划，但要多少年的经验、修改、痛苦，才能改造一个社会。没有一个人类的头脑，能把种种问题的无穷的底蕴窥测周到；更没有人能预料到答案与前途。一八二五年时，当欧罗巴处在和今日同样可怖的危难中奋斗，当暴动的工人捣毁机器的时候，亦无法预料到五十年后欧洲所达到的平衡状态是怎样一回事。那时所能预料的，一个麦考莱（Macauley，今译作麦考利）所能预言的，只是此种平衡状态必能觅得而已。

现在我们可以抱着同样的信念。人类的历史没有完呢，它才开始。接着近百年来科学发现而来的，定将是因科学发现而成为必要的社会改革。但这脱胎换骨的适应，将很迟缓。我们且试作初步的准备，先来研究一下我们的形势。

一

现代国家，不论是何种政制，专制也好，寡头政治也好，孟德斯鸠所研究的民主政治也好，其特点是经济作用到了统治一切的程度。凡是往昔由私人经济担当的种种任务，今日都由国家担负了。我们得追究这权力是怎样转移的。

自由经济的世界，如在十九世纪末期的法兰西还能看到的，是由乡村的坚实的机构促成的。那时，在全地球，在无数的企业中，银行、农庄、商号、小店，人们到处在追求财富。他们追求时并无什么全盘的计划，但这千千万万的人的情欲、需求、冒失的总和，居然把平衡状态随时维持住了。不景气的巨潮并非没有，它亦和今日一样带着大批的灾祸而俱来：失业、破产、倾家，但巨潮的猛烈之势很快有了挽救之方。每个企业的领袖，研究着以前的不景气潮起伏之势，参考着自己和长一辈人的回忆，懂得从前物价曾低落到使人人可以毫无顾虑地购买的程度。在法国为数最多的家庭旧企业中，人们对于这些周期的风浪并不十分害怕。船在大海中把得很稳，亦并不装载过于沉重的资本。在那时代经营家庭工业的人看来，向银行借款是一桩罪恶。如果遭到了这种灾祸，便把家庭生活极力紧缩，直到漏卮填塞了为止。事业的需要胜过人类的需要，或说得准确些，是人和事业合为一体，必须事业繁荣，人类方得幸福。那时代，一个人对于事业的忠诚，竟带着一种神秘色彩，也即是这一点造成了事业的势力与光华。事业的忠诚和职业上的荣誉，是当时法国最普遍的美德。

里昂、罗贝（Roubaix，今译作鲁贝）、诺尔曼堤（Normandie，今译作诺曼底）各处的大店主，从没想到和同业联合起来以消灭竞争，更未想到在经济恐慌时要依赖国家救济。竞争者即是敌人，如果他在社交中——那时也很少——遇到他们，他说话亦很勉强，很留神。和州长、部长的关系，也不过在罢工时请求他们保护工厂而已。反之，国家亦难得注意经济问题。党派之分野，多半是为思想，很少为利害关系。经济生活自有个人的反应支持着，这些反应，因为直接受制于极单纯的本能之故，自会应运而生。

多数重要的事业，都由此社会的自然生活承担着。举一个例子来说，在大半的工业城中，法国专门教育是由那些义务教员借着公共场所组织成的。互助协会的会长与司库只是中等阶级的人，他们于星期日到会工作，计算账目，可毫无报酬；这样，他们使国家不费一钱得有社会保险组织，虽然不完全，但是自动的，诚实的，可靠的。在英国与美国，私人建设在国家生活上所占的地位更为重要。大学有着自己的财产，医院亦是独立的。

无限公司的发达，成为近代经济生活中第二阶段的特点，但亦和第一阶段的若干重要原素同时并存。股份公司使没有资产的人亦能集合资本去购买近代技术所需的价值日昂的机器。它使下层民众亦能参加大企业。但它所优惠的只是无数庞大的事业，到处都是股东而没有负责的领袖。

不久，因股票的发行、购买、转让而产生的利益，竟超过了工厂、矿产与一切实在的事业。商业变成抽象的买卖，和人类困苦艰难的作为更无丝毫关联。实业家、商人、农夫，在一生所能积聚的财产，一向是被他们的工作与监督的力量限制着的，至此，商业组合，股票转让，笔尖一挥所能挣得的钱财变成没有限制的了。应当看一看数字。在美国，二百家公司共同支配着六百万万美金，合九千万法郎，等于全国财富总额百分之三十四，而这二百家公司的行政人员和参与种种会议的人还不满一千。据最近调查，证明这些人中至少有一部分丝毫不顾他们所管理着的企业的利益。他们以自己的证券做投机事业，操纵着贷借对照表以减少股东的利益，造出虚伪的亏损以逃避法律规定的税则。在他们前面，一个中等人士如果想作一些小小的投资时，便毫无力量，毫无凭借。慕索里尼曾经说过：“资本主义的企业，从百万转到亿兆的时候，已变成妖魔般的东西了。企业规模之巨大，超过了人的能力：以前是精神控制着物质，此刻是物质控制着精神了。原是正常的生理状态现在变为病理状态了。”

特别是大战以来，尤其在美国、德国，经济世界显得如一个神话似的，云端里的世界，全给几个妖魔统治着。自然的反应因企业集中而消灭了。获利的欲念胜过了职业上的荣誉观念。有些地方，国家试着保护生产；有些地方，试着限制生产；投机家因愚昧之故，竭力把经济危机延宕着不让它爆发，不知这更增强了爆发时的猛烈之势。本能，在从前是颇有力量的，此刻亦失掉功用。假如你把一群海狸迁居到图书馆里去，它们只能把书籍来筑堤，这种堤是毫无用处的。同样，俭约的人拼命积聚钱财，而纸钞却在他手中渐渐解体，化为乌有。社会尽管牵伸着做出若干动作，表示它还有“垂死之生”，但在受害最烈的地方，麻痹的症候已蔓延到巨灵的全部关节中去。

若果大企业的主持者能够谨慎将事，能够保持规律，则自然反应的缺乏亦不致如是牵动大局。人们可以假定一种由自然的经济领袖统治的经济。领袖中明智之辈即曾探求过此种经济的法则。但其余大多数人，赋有封建思想，宁愿战斗，不爱安全。即以美国而论，垣街（即华尔街）的主人翁听让大众投入一九三〇年的金价高潮中去，既不制止，亦不警告。他们却在谣言之上加上谣言。他们漫无限制地贷款给外国，毫不研究归还的可能性。他们使购买国结合起来，使自己的放款无法收回，把买主变成了竞争者。他们甚至不曾清查克莱葛（Kreuger，今译作克鲁格）的账目。罗斯福总统的一个顾问，曾谓美国最迫切的需要之一，乃是创立一所银行家学校。

当那些妖魔自认无法阻止他们的魔宫崩圮时，他们、他们的职工和主顾，自然而然齐向国家求援。是国家应当运用权力保护他们，使人家订他们的货，设立机关安插他们，操纵货币以结束经济恐慌，以公家的组织代替私人制度。第三阶段，乞援于国家的阶段，因大众的需求和资本家的卸职而临到了。

在此种历程之初，在孟德斯鸠甚至巴尔扎克的时代，大家所处的社会还是有机体的有生命的。无数的细胞、农村、小铺子、小工厂，互易有无，互相生养，构成了这个社会层次分明的经纬。某几个集团担任了较为错杂的事业，如保险、教育、慈善等。这一切又构成了国家，国家无异一个有生命的躯体的头脑。但头脑不能统治细胞在肉体内发生的内部化学作用，故国家亦不懂事业的内部化学作用；在社会诸原素间，在此社会与异国的人民间，国家只是联络一切的媒介。

在此历程之末，大部分的社会细胞解体了，窒息了，向头脑与神经系统要求代行职务。在法国，病还不至于无可救药，农业社会、手工艺社会、商业社会，依旧生存着。然而试把国家在一九三四年所负的责任与一八三四年的做一比较，便知在我国亦如他处一样，政府这机器变得十二分繁复了，凡是从前遇到艰难时代由独立组织承当的工作，现在都压在政府肩上。它能不能胜任呢？

二

一切团体行动必需有一个领袖。不论是为战败一个敌人或为铺设一条路轨，人类本能都昭示出应当服从一个人的命令。但一个不知规律的领袖，对于一切个人的幸福与安全，都是一种危险。因此，威权与自由两种似乎矛盾的需要，便发生了与人类社会同样古老的争执。民众随着情势之变迁，依违于两者之间。他们需要完成什么艰难的事业时，便倾向于威权；一俟事业告成，又换了自由的口号。

这种转变的例子很多，封建制度与君主集权都是从封建以前的无政府状态中产生的。虽然也有苛求，它究竟被人民接受了，因为在那时代，它代表民众的救星。一俟社会秩序回复之时，要求更大的正谊的欲念，又使人类向法律向君王向议会请求保障了。封建制度并非以强力勒令愤懑的民众遵守的制度。在未被憎恨之前，它亦受人祝祷过来。愤懑是从成功中产生的。故在十八世纪时，专制政体最初获得信任，继而被怀疑，终于酿成革命。法律是为生人制定的，它和人类同时演化，同时生长，同时死灭。

一个国家的形式，若能把行动的威力、尊重私人生活的态度、改换失时的制度以适应新环境的机能等，熔冶得愈完满，其生命也愈持久。如英国那样孕育、转变的君主立宪，在一八六〇年左右，确能适合上述的三重理想。它尊重法律，同时亦顾及个人的幸福。那时，它很稳定，因为在民众愤懑时，它具有保护安全的活塞。

在政治上如在经济上一样，一种健全的机构应当有自然的反应。如十九世纪时限制选举与议会制的君主制度中，财政的活塞似乎是切实有效的。选民是纳税人。纳税人自己监督着岁出，遇岁出过巨便立予制止。但那种制度究竟不完全，因为没有大众的代表。这些大众，在那时唯有借了暴动与叛乱来作宣泄愤懑的活塞。于是，在法国是一场革命，在英国是一种妥协，把普选制确定了。这种制度，在很久的时期内使一切公民幻想着真的获有参政权了。以普选选出的议会不啻一个“常设的反叛机关”，代表着国家真实的力量，有拳有枪，使大众不必再在街上揎拳攘臂，亲自出马了。

在相当时间内，这种机构运用得很顺利；以后，有如永远不能避免的那样，种种冲突使它越出了常轨。这冲突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1.机械的发明，不独改变了经济制度，且把国家警卫力的性质也变易了。维持秩序的方法、集团的力量，与科学发现、人类信念同时改变了，以至制度的优劣，须视变化无定的媒介物而定。在浑身盔甲的骑士显得不可伤害、坚固的城堡显得不可侵犯的时候，唯有封建制度能够维持秩序。射击火器与炮弹的发明，使君主专制代替了诸侯分霸，以后更由大众来推翻君主政体。威尔斯（Wells）在今日预言，种种新式武器、飞机、铁甲车等，使一般优秀的技术家具有制服大众的能力，将来可以重新形成骑士制。更加上广播思想的方法（电影、无线电），能使一个党魁或政府领袖在公共集会以外向群众宣达意旨，几乎如在古代共和邦中一样的容易。

2.普选与国家膨胀混合起来，产生了财政上的愚民政治。今日监督国家支出的，已不是以议员为代表的纳税人，而是享受利益的人了。“无代表，不纳税”，曾经是英国德谟克拉西的第一句口号，亦是使议会制普遍化的公式。我们则无代表的纳税人与不纳税的代表兼而有之了，因为缴付最重的赋税的是少数人，大多数的选民是不纳直接税的。于是最安全的活塞之一给闭塞了。在选举能够直接确定纳税问题时，纳税人的自然反应是有效的。故一个小县，一个小社会里的行政，往往管理得很好。一朝由一种陌生的、遥远的政权来分配恤金与俸给时，街上的平民便看不到纳税与权益之间有何关联了。国家预算与收入，尽量膨胀，超过了一切合理的界限。国家把借以为生的社会吞噬了。纳税人失去了天然的政治自卫力，不是反抗便是逃避。

3.腐化是与人类天性同等古老的一种罪恶，但在自由经济中，便不容易侵入组成真实社会的小组织。各人主持着自己的事业，利益与道德是融和一致的。订购机器的实业家，采办货物的商人，在他们自己的买卖中是不取佣金的。反之，国家或大公司的订货或补助金，若其支配权落在一般不负责任的领袖手里时，腐败的弊病即不能免，因为他们的私人利益和受着委托的公众利益是分得很清的。最诚实的人能抵御物质的诱惑，但法律是不应当为诚实的人订立的啊。再若舆论这活塞能自由发挥功能，危险也就小得多，但舆论正是那些以欺妄获利的人造成的。民众很少批评精神，故少数活动分子，不必如何操心，即很易操纵他们。富人们，受着愚民政策的威胁时，便把他们的天然武器——金钱来自卫。现代的玛希阿凡（Machiavel，今译作马基雅维利）教这些富翁在利益之上蒙上一副“善人德性”的面具。如柏拉图所描写过的一般，民主政治自然而然演化成金钱政治。

4.政权的混乱把鉴别力、生活力、监督力的最后原素也消灭了。以理论言，在一个议会制的政府中，人民选择代表，代表选择执行政权的领袖，即那些统治国家的阁员，而舆论更以所选出的两院来间接监督阁员。但事实上，代表们由于一种无可克制的习惯，很快成为麻木不仁的职业者，他们以各种要求来代替他们的监督，阁员们受着干求的压迫，又被议会和许多常设委员会弄得疲于奔命，唯有努力延长自己的局面，而非治理国事了。

于是，当社会解体、国家被召去承继如是棘手的事业时，它亦没有威权，没有适应时势的反动力，没有连续一贯的计划。

三

别国的集权主义的成功，此时使关于我们的制度的批评，显得更苛刻更危险。特殊事故之能转变一般思想，历史上已有明证。君主立宪的英国的胜利，在十八世纪初叶使多少倾向君主专制的思想都为之转变。“不列颠海军与玛鲍罗葛（Malborough，今译作马尔巴罗）产生了洛克与其他英国哲学家趋向欧洲大陆的潮流。”拿破仑的败灭，更增强了欧洲各国倾向英国政体的风气。十九世纪时不列颠工商业称霸世界，一八七〇至一八八五年间法国迅速复兴，一九一八年协约国战胜，这些史实又加增了自由议会制的威信。凡由国际条约产生的新国家，没有一个敢不采两院制。非洲，甚至在亚洲，也似乎被这传染病征服了。

一九二〇至一九三〇这十年间，协约国无力重建欧洲的均势了，于是威信隳落。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成功，它的创立者的天才，俄罗斯的革命，创造了全然相反的一种方式。德国，最先想仿效战胜国的法律，后来终亦拥出一个狄克推多（即独裁者）。政治哲学家正在寻找理由来罢黜他们以前崇拜的制度。

要从这些国际的模仿中去找出定律来是很难的。传染病在某些疆界上也会停止蔓延。在法国大革命时，许多英国人对于革命的普遍的胜利，有的表示害怕，有的表示期望，事实上，法国大革命并没此种普遍的胜利。但虽然没有表面上的革命，别的民族亦会借用邻国的新制度，因为它适应实际的需要，适应一般风俗的转变。我们可说，大战以后德国史上最重要的事变，莫过于模仿罗马了。

然而，如果思想真会传染的话，它从一个地方传到另一个地方时，亦能变形。制度成功之后，常使名字与象征具有一种暗示力，而那些名字口号即以渗透作用深入邻国。“帝国”“凯撒”这些名词，直至两千年后的今日还保有相当的力量。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姿态、字汇，被全世界抄袭了去。但无论哪一个民族，尽管自以为承受了别一个民族的组织，实际上总以自己固有的民族天才把别人的组织改变过了，这天才即是他的历史的机能。法兰西共和国，不论他自己愿或不愿，确是继续着路易十四与拿破仑的“集中”事业（l’oeuvre centralisa trice）。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在俄国亦不得不承受沙皇时代的官僚传统。在德国，罗马的法西斯主义变成了异教的，狂热的，极端的。字汇的混淆，造成了思想的混淆，令人相信使用相同的名词即能造成相同的制度。

多少谈论议会制度的人，不论是颂赞或诅咒，似乎都相信这种制度在一切采用它的国家内都是相同的。事实上，从英国输入法国和美国的制度，在三个国家中各有特殊的面目。不列颠宪法以解散议会权为基础，这便构成了执行政权的人的威力与稳定，又如各大政党对于领袖的忠诚，各个政党领袖共同对于君王的忠诚，亦是英国宪法的基础。在美国，总统成为权力远胜英王几倍的独裁者，但他是选举出来的，而他的议会亦远没有英国下院般的权力。法国的个人主义，则使稳固的政党组织变得不可能，一桩历史上的事故，例如马克·马洪（Mac-Mahon，今译作麦克马洪）的冒险的举动，使解散国会这武器成为无用。可见即在国家内部，未经任何新法律所改变过的宪法，亦会受着事变的影响而演化。

因此，把民主和独裁、自由和集权对峙，好似确切固定的形式一般，是完全不正确的。我们可再说一遍：一切制度，随着自然的节奏，在自由与集权之间轮流嬗变。没有一种民主政治可以不需威权，也没有一种独裁不得大多数被统治者的同意而能久存。泰勒朗（Talleyrand，今译作塔列朗）曾言：“有了刀剑你什么都可以做，但你不能坐在刀剑上面。”没有一个领袖，单靠着卫队，不得大多数国民的同意或至少是不干涉态度，而能创造一种持久的政体的。最煊赫的威名，也不能使一个领袖把他的民族导向违反本国历史传统的路上去。邻国新政体的成功，能以传染与模仿之力，左右一个依违于自由和集权之间的国家的政治生活；但经过了一番迷离歧途的痛苦之后，它仍将继续它固有的历史传统。

由此可知，在法国，问题绝不在于抄袭俄、意、德诸国的制度，那是和它不同的历史的产物，而且那些制度之有无价值，还需因执行者的品格而定，问题是在这些外国食粮中辨识何种才能拿来消化成自己的本体，更进一层，还得将自己的法律，研究其错综变幻，以探寻其与现社会发生冲突的要点。

四

把法律加以简单的更动，是否能在国家生命上发生深切的影响？症结岂非尤在国民的灵魂而不在法律么？

在有些时候，信仰确能为法律之所不能为。在我们的弊病中，道德原则的衰落，也确应当和制度的衰老负着同等责任。梵莱梨在孟德斯鸠全集序言中，叙述人类在繁荣时代怎样会遗忘成功的秘诀——道德，而在忧患重临时又怎样会重新去称颂那些为社会必不可少的美德。克莱芒梭（Clémenceau，今译作克列孟梭）曾谓，一个强毅果敢之士，在公众情操期望威力之时，可以不必涉及法律而径以领袖的态度统治。但此种因情操剧变而发生的更动，唯有改革制度方能维持长久。

斯宾诺莎（Spinoza）的《政治论》（Traité Politique）中有言：“人类必然是情欲的奴隶。若是一个国家的运命完全系于个人的诚实，凡百事务必须落在老实人手里方能处理得很好时，这个国家绝不会如何稳定……在国家的安全上讲，只要事务处理得好，我们亦可不问政府施政时的动机何若。个人的德性是自由或魄力，国家的德性却是安全。”

我们认为，健全的宪法，其定义可以归结如下：如果宪法能使政府人员之奉公守法，不但是因富有热忱、德性、理智之故，且为他们的本能与利益所促使，那么，这宪法便是良好的宪法。

法律所能自动施于情欲的影响，不难举例。在法国，何种简单的动机促使政府不稳定呢？我们不妨把英法两国议员对于秉政内阁所怀抱的情操作一比较。假定此两国人士的爱国心与野心差不多相同。一个英国议员，若投票反对自己的政党而参与倒阁运动，究竟能有什么希望？一些好处也没有。他将因此脱党，使自己下届不能重新获选。他亦决无入阁的可能，因为内阁几乎一定会采取解散国会的措置。国会的解散，使他在任期未满以前，不得不筹一笔安排选举运动的费用。若使他欺弄了他的政党，他必得同时牵连到他的选区。而这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故英国议员的私人利益，完全依赖着政府的稳定。在英国，倒阁是没有报酬的。在法国，却有这种报酬，议员的私人利益有赖于政府的不稳定。如果他参与倒阁，又有什么可惧？他将有重新竞选的危险么？当然不，既然从不解散国会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他将被开除党籍么？这或许可能，但众院里的政党那么多，他立刻可以加入另一个党。反之，对于下台的阁员，他能取而代之么？得承认他有此机会。政府领袖在组织新阁时，往往把对于前任内阁玩了巧妙的手段的某某议员，依为股肱。他们宁愿一个危险分子做他们的羽党而不愿他居于敌党。在法国，习惯使倒阁有了酬报。

在若干构造很好的机器中，工人的一桩错误或零件的一些毛病会自动促成一种动作，把机器校准；同样，在完满的宪法中，统治者的过失亦能自动促成制裁。当然，我们应想到完满的宪法是永远不存在的，即使人们能够悬想，亦难适应动荡不已的风俗。这并非说因此我们便不必把宪法去适应目前的局势。但宪法的改革，如一切改革一样，应从风俗方面去感悟，而不当着重抽象的推理。因为当国家的威权能够及于法律时，国家的威权亦早已恢复了。

五

政治上的改革能不能使国家去补足自然经济（écono-mies pontanée）的匮乏？我不信这种结果是可能的，亦不信是值得愿望的。由国家单独统治的经济永远是勉强的。一切工作将因之官僚化；集团救济亦将有所不足，因为当未来的疾苦显得“非个人的”疾苦时，也不会如何令人惊怵了；连选利益的压迫，胜过了需要与责任的压迫。国家可以有益地运用监督机能，它可以强迫生产者顾及大众利益；但事实证明它若要支配生产，必得把权力转移。

那么怎么办呢？恢复一个与十九世纪相仿的社会么？鼓励那些在经济恐慌时有神妙的调节力的小农庄、小企业，使它们复兴么？许多国家都试着这么做。美、德、意各国的政府，都希望能创造那些非“企业的”而只是生产食粮的农庄。即在法国，因为工业到处都和农业有密切的关联，工人们家里都有一方菜园，故失业的痛苦亦没有别国剧烈。在英国，某阁员正在设法振兴农业。在俄国，由莫斯科指挥一切的计划，试行了很久，现在却亦努力放弃官僚政治而提倡土著生活了。在美国，小企业及中等企业之比着大实业更易复兴，已是大家公认的事实。应当回复那有生机的生活方式，应当把这一点劝告青年，这是毫无疑问的。我们使青年们抱着“大量生产”“巨额主义”的理想也太久了。我们可以假想，未来的一代，将寻求一种幽闲的耕种生活，只要简单的工作便可支持的生活。

但此只是本问题许多原素之一。若干技术，因性质关系，唯有在大工厂中方能实现。交通事业与重工业的集中，公务员联合会的势力，都是事实。人们尽可不赞同，尽可表示扼腕，但不能否认它。自由主义本身固不失为良好的主义，在理论上几亦无懈可击。但它有一点大毛病，即是已经死灭了。我们是否应当去请教职业组织及劳资联合会，以便驾驭这些巨大的机器？此种会社之目的，在于团体的自卫，在于和另一个团体斗争，以前，它们难得顾虑处在明哲的观点上必须顾到的国家利益。它们组成激烈的、富于感情的团体，领袖们也只筹划如何获得会员的赞同，全不知国家有何需要，他们的敌人有何理由。

然而这些职业会社中尽有内行的人才。假令不请他们参与政权而只去咨询他们，是不是有益的呢？人家已经用种种不同的方式试过，结果老是很平庸，或竟毫无。咨询委员会是最枉费的组织。委员们知道自己是毫无势力的，故对于无目标的工作感到厌倦。“愿而不为的人酿成腐败。”开会时难得出席，决议亦没有下文。一个委员会所能产生的是报告书而非行为。

但一种工业，不能在国家监督之下自己定出一种法规，定出若干制度么？这似乎并非不可能。唯我们对于此等方法究能有何种期望，则尚须等待美国与意大利试验的结果如何，方可知道。如果结果有利，则我们可在同样的制度中，以生产者相互间的协定，获得统治生产的方法，且在新形式下，有方法重新组织一个具有健全反应的活的社会，重新确立一种职业的荣誉。

有人常把人类比作一个失眠的人，因为右侧睡不熟，故翻向左侧，几分钟后，重复转向右侧。这境象可说形容毕肖。人们对于使其受苦的弊病加以反抗，他们试用一种全然相反的方法，应用到矫枉过正的地步，到荒谬绝伦的地步，以致又促成了新的弊害。于是，百年前称为解放的，现在称为苛暴，往昔的弊病重新成为热烈愿望的一种改革。

中世纪时曾有过统治经济，订定物价与工资的权，不是操诸竞争者，而是先在同业联合及同业会手中，终于落在国家掌握内。有利率的贷款与“收益”这种思想，是被教会排斥的。教会承认人类有以劳作来增加自己财富的权利，但不承认他称为高利贷的放款，不问放款之数目多寡。为避免生产过剩起见，选择职业权的限制之严，远过于罗斯福总统的复兴法规。

随后，时代变了，十八世纪末叶，人类开始反抗上述的思想，经济学家宣称，自然律的变化，较诸同业的监督更能保障物价的正当变动。各人依着自己的利益而行动，私人利益的总和终究与公共利益相符。此种主义在当时的大地主目光中是革命的。自由，无异是“急进”。酝酿法国大革命的“头脑组合”（Trust des Cerveaux）即是自由经济学者组成的。同业会被当时的急进派斥为“流弊无穷”，抨击不遗余力。

一个半世纪过去了，循环的周圈告成了。在今日，经济学上的自由主义者是保守者。正统派的大家，认为中世纪的统治经济认为是“急进的”，危险的。而年轻的人对于高利贷，又抱着如十二世纪时教会所倡的那么严厉而明哲的主张。他们把产业区别为具体的（如农庄、小商店、主人自营的小企业等）与抽象的（如股东、董事等的产业）二种：前者是他们认可的，后者是排斥的。有的有意识地，有的无意识地，他们都祝祷人类回到在三百年前已非新颖的思想与制度上去。

我们再来观察英国。这个国家曾经是自由贸易与放任制度的禁城，这些主义也为它挣了全部财富，但数年来已听到有完全相反的理论。这岂非可怪么？英国今日亦在怨叹自由的放任制度，而需要“他的计划”了。它便创立了无数的计划。有“牛乳计划”，有“猪类计划”，有“啤酒原料计划”。不列颠政府向棉业界钢业界的人说：“我们极愿保护你们，但有一个条件：即你们得妥协，订货得由大家来分配，得确定你们的工资，并且一律遵守，国外市场应当用合理方法共同研究。”这不是中世纪的同业组合经济是什么呢？放任了多少年之后，岂非重又回到从前英国羊毛以集团方式输入弗朗特的局势么？

这种说法，可不足以借此反对似乎新颖实是再生的主义。这等往复循环的运动是极自然的，而且是必需的。人类永远缺少节制。因为自由是一种美德，故把自由滥用，直到无政府状态。于是，发觉他所继续推行着的混乱状态（他还不相称地谓为自由），使一切社会生活变得不可能了，他便喊起集权的口号。他们是对的，或更准确地说，如果他们只以恢复威权为限，他们是对的。但如他们狂嗜自由一般，他们又狂嗜威权了。他们把最不足为害的东西，也说是自由的过失。威权与苛暴，坚决与蛮横，他们都混在一起，终于，不可胜数的极端行为，使一般为提倡而牺牲的人都感到失望。在新恢复的秩序中，要求独立的愿望与嗜好觉醒了。不久，三十年前的人冒着锋镝去打倒的东西，人们又不惜牺牲生命去争取。

挽救之道莫如在生死关头悬崖勒马。但往前直冲的来势太猛了，钟锤依旧在摇摆。这便是我们所谓的历史。

六

哲学家们常常问，这些周期的来复，是否使人类永远停留在同样悲惨同样愚蠢同样偏枉的水准上，或相反，钟锤在摇摆之中慢慢地升向更幸福的区域？我相信这并不真正成为问题，也不是如何重要的问题。政府的职责，在于补救目前的灾患，准备最近的将来，它的工作不是为辽远的前程，为几乎不可思议的境界。彭维尔（Bainville，今译作班维尔）有言：“凡是殚精竭虑去计算事变的人，其所得的结果之价值，与对着咖啡壶作观察的人所得的，相差无几。”

人类经历平衡的阶段（一八七〇至一九一四年间我们父辈的生活便在此阶段中度过）。随后他进到了狂风暴雨与冲突击撞的境界。这些冲突解决之后，人类又达到一个新阶段。这时候，两种冲突应该得到解决了。第一是最严重的：经济冲突。自由的资本主义不存在了，国家经济亦难有何等成就。在私有产业的利益（这似乎是无可代替的）与明智的监督之间，应当觅得一种沆瀣一气的方法。问题定会解决，而我们敢言，此解决方式既非共产主义的，亦非资本主义的，而是采取两种主义的原素以形成的。同样，政治争端的解决方式，既不会是纯粹民主的，亦不会是纯粹集权的。正的论调也好，负的论调也好，黑格尔曾阐述过，人类社会的历史，是由那些相反制度递嬗的（有时是突兀的）胜利造成的。随后，犹疑不决的智慧所认为矛盾的原素，毕竟借综合之力而获得妥协，而融成有生机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