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

我有个乡邻，他是个年轻的地主，爱好打猎。七月一个晴朗的早晨，我骑马去他家，约他一起打松鸡，他同意了。“不过，”他说，“我们走我的小丛林去组沙吧，能顺道看一下恰普勒吉诺。你知道这个橡树林的，他正在那儿伐木呢。”“没问题。”他叫人为马备好鞍，穿上一件钉着铜纽扣的绿大衣，纽扣上印着野猪头像，挂上一只毛线绣花捕猎袋，一个银色水壶，肩上扛了支崭新的法国猎枪，不无得意地在镜子前转了几圈，唤上他的猎狗，爱斯彼朗斯，这狗是他的表姐送给他的，那个心地极为善良，头发都掉光了的老处女表姐。我们出发了。我的这位乡邻还带着两个人：甲长阿尔赫普，他是个又矮又胖的农民，四方脸，高颧骨，另一个是最近从波罗的海沿海某省雇来的管家戈特里勃·封·德尔·科克先生，他是个十九岁的年轻人，瘦瘦的，亚麻色头发，近视，肩膀下垂，脖子长长的。

我的乡邻也是最近才掌管这块领地的，这是从他伯母那里继承来的遗产，他伯母是五等文官夫人卡尔东·卡塔耶娃，是个极为肥胖的女人，就算躺到了床上，也老是在叹息呻吟。我们进了那片丛林。“你们在这块空地上等我。”阿尔达里翁·米海勒奇（就是我那位乡邻）对他的同伴们说。那个德国管家鞠了个躬，下了马，从口袋里掏出一本书——我想是约翰·叔本华的小说——坐到了灌木林底下。阿尔赫普还留在太阳下，而且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一动也没动。我们在丛林里到处转悠，一只鸟也没遇上，一个鸟巢也没有看到。阿尔达里翁·米海勒奇想要去那片橡树林，因为我对那天的运气有点不抱希望，所以便也闲逛似的跟着他去了。我们回到那块空地。德国人记下书的页码，站起身来，把书放进口袋，费劲地爬上了他那匹蹩脚的短尾巴母马，这马略微一碰就乱叫乱踢。阿尔赫普抖擞抖擞了精神，把两边的缰绳同时猛地一扯，两腿晃荡了几下，终于成功地让他那匹懒散沮丧的老马跑了起来。我们再次出发了。

从儿时起我就熟悉阿尔达里翁·米海勒奇的这片树林。当年我经常和我的法国家庭教师德奇雷·弗勒利先生（他是世上最好的人儿，只是每晚让我喝列鲁阿药水，几乎毁了我一生的健康）去恰普勒吉诺闲逛。整片树林有两三百棵巨大的橡树和梣树。它们雄伟有力的树干在榛树和花楸树泛着金色的透明绿叶的映衬下，黑郁郁的，很是壮观；粗壮的打结的枝条向高处伸展，像帐篷一般覆盖在头顶，这些枝条在晴朗的碧空下映出优雅的线条，很是美丽；苍鹰、青鹰和茶隼从一动不动的树冠下嗖嗖飞过，五颜六色的啄木鸟啄着结实的树皮，发出响亮的声音；厚厚的树叶间传来黄鹂婉转悠扬的叫声，接着是黑鸟像铃铛一样清脆的啼鸣；底下的灌木丛里知更鸟、金翅雀和柳莺啁啾歌唱，相互应和；燕雀沿着小道迅速奔跑，欢快地跳起了舞蹈；一只雪兔沿着树林边缘潜行，小心翼翼地停停走走，不断地观察周围的环境；一只红褐色松鼠从一棵树跳到另一棵树，忽然又坐下不动，尾巴翘得高过头顶。

在可爱的锯齿状的欧洲蕨柔的阴影下，高高的蚁山中间的草地上，开着紫罗兰和铃兰花，还长着赤褐色、黄色、棕色、红色和鲜红色的菌类，绵延不断的灌木丛里的小块草地上，还能找到鲜红的草莓……啊，还有那林中的树阴！正午最闷热的时候，林中就像是在夜晚：宁静，芬芳，清爽……我在恰普勒吉诺森林度过的那些日子很开心，因此，老实说，现在进入这片熟悉的树林让我不免产生了伤感之情。一八八四年那个没有下雪的灾难性的冬天，我的老朋友们，那些橡树和梣树也没能幸免于难，它们枯萎了，掉树皮了，稀稀拉拉长着些病恹恹的树叶，在新生的树木之上悲哀地挣扎着，耸立着，那些新生的树林“取而代之，却远不如昔”。

一八八四年下了几次严霜，但到十二月底还没有下雪，秧苗都冻死了，许多极好的橡树林被这个无情的冬天毁灭了。想恢复原状很困难，因为那片土地的生产力明显下降了。在那块“禁区”（曾经捧着圣像列队绕行）的空地上，没有了以前的参天大树，只有些桦树和白杨在那自生自灭。（我们当时确实还没有植树造林的意识。——作者注）

有些树的下部仍长着叶子，它们在没有生机的、折断了的树枝上高高矗立着，带着凄惨，带着绝望，悲壮地生长着；有些树的叶子已经不像以前那么郁郁葱葱，但仍然很稠密，稠密的叶子中间伸出粗壮干枯的死枝；还有一些树倒在了地上，风吹日晒，像尸体一样腐烂着。在前几天谁能够想象到这幅景象？——到处都没了树阴——在恰普勒吉诺再也找不到任何树阴了！“啊，”我看着这些垂死的树，心想，“对你们来说一定是羞耻又痛苦的吧？……”我回想起了柯尔卓夫的诗：

这趾高气扬的声音，

傲慢的态度，

帝王的气派，

都已去到何方？

那一片繁茂的绿呀，

如今也不知去向！

……

“怎么，阿尔达里翁·米海勒奇，”我开口问，“为什么去年不砍这些树呢？现在都卖不到去年价钱的十分之一了。”

他只是耸了耸肩膀。

“关于这件事你该问我伯母。事实上，木材商人来过的，还带了钱来，缠着要买。”

“我的天啊！我的天啊！”封·德尔·科克每走一步，就喊叫一声，“多么可笑，多么可笑！”

“什么可笑？”我的这位乡邻微笑着说。

“我的意思是，多么可惜！”

尤其让他遗憾的是那些倒在地上的橡树——许多磨坊主确实都会出高价买走它们。但甲长阿尔赫普仍然气定神闲，没有陷入悲叹，没有后悔，相反，他好像还带着点满足感，在这些树上跳过来跳过去，用鞭子抽打着它们。

我们朝他们砍树的地方走去，越走越近。突然间我们听到一棵树轰然倒下，接着是一声尖利的喊叫，接着传来一阵慌忙说话的声音。一会儿，一个脸色煞白、头发蓬乱的年轻农民，冲出灌木丛向我们跑过来。

“出什么事了？你这是要跑到哪里去？”阿尔达里翁问。

他立刻停了下来。

“啊，阿尔达里翁老爷，出事了！”

“怎么了？”

“是马克西姆，老爷，他被树压到了。”

“怎么发生的？……马克西姆，那个包工头？”

“是那个包工头，老爷。我们当时正开始砍一棵梣树，他就站在旁边看着……他在那站了一会，然后去井边打一些水——好像他想喝点水——这时那棵梣树突然吱嘎吱嘎响起来，然后就向着他倒下去了。我们对他喊：‘跑，跑，快跑！’……他往旁边跑就好了，但他却站起来向前跑……他当然是吓坏了。那棵树的树梢砸到他了。但这树怎么会倒得这么快，天晓得！……可能树心已经烂了。”

“所以就把马克西姆砸到了？”

“是的，老爷。”

“他死了吗？”

“还没，先生，他还活着——但和死差不多。他的两条胳膊和腿都被压碎了。我正跑去请谢里维尔斯特奇，那个医生。”

阿尔达里翁让甲长骑马飞奔去村里请谢里维尔斯特奇，他自己则骑马快步跑去那块林中空地，我跟在他后面。

我们看见可怜的马克西姆躺在地上。农民们围着他站着。我们俩下了马。他几乎不再呻吟，只是时不时睁大了眼睛看着四周，好像很惊讶，还咬着发青的嘴唇……他的下巴抽搐着，头发粘在额头上，胸膛不均匀地起伏着：他快死了。一株小椴树淡淡的阴影在他脸上轻轻掠过。

我们向他弯下腰。他认出了阿尔达里翁·米海勒奇。

“老爷，”他对阿尔达里翁说，声音几乎听不清楚，“您叫人……去请牧师来……上帝惩罚了我……胳膊，腿都砸断了……今天……是星期天……可是我……我……却……没让弟兄们休……休息。”

他停了下来，上气不接下气。

“请把我的钱……给我老婆……扣掉……喏，奥尼西姆知道……我欠谁钱。”

“我们已经派人去叫医生了，马克西姆，”我的乡邻说，“你不一定会死的。”

他努力睁开眼睛，使劲抬起眉毛和眼睑。

“不，我要死了。瞧……它来了……来了……原谅我吧，弟兄们，如果有什么……”

“上帝会宽恕你的，马克西姆·安德列伊奇，”农民们用粗重的声音异口同声说，他们摘下了帽子，“愿你宽恕我们！”

他突然绝望地摇了下头，胸膛挣扎着挺起来，又低了下去。

“我们不能让他躺在这儿死去。”阿尔达里翁说，“弟兄们，从车上拿条席子来，送他去医院。”

有两个人向车那边跑过去了。

“昨天我……在塞乔夫村的叶菲姆那儿……”垂死之人含糊不清地说，“付了定金……所以马是我的了……把它……给我老婆……”

他们开始把他抬到车里的席子上……他像只中了枪的鸟一样浑身颤抖起来，接着就挺直了……

“他死了。”农民们小声说。

我们默默上了马，离开了。

可怜的马克西姆的死让我陷入了沉思。这个俄国农民死得多么奇怪呀，面临死亡那一刻，他的心情不是冷漠或麻木，而好像是在举行一个庄重的仪式，平静而简洁。

几年以前在我的另一位乡邻的村子里，有个农民在放谷物的烘干房被火烧伤了（他本可能被烧死在里面，但一个路过的小贩把他拉了出来，那时他已经是半死不活，小贩先跳进一大桶水里浸湿全身，然后跑去撞开了燃烧着的屋檐下的那扇门）。我去他住的小屋看他。屋里很黑很闷，烟气又大。我问：“病人在哪？”“在那儿，老爷，在炕上。”难过的农妇用拖长了声音回答我。我走上前去，看见那个农民躺着，身上盖了件皮袄，沉重地喘着气。“你感觉怎么样？”病人在炕上蠕动着，想坐起来，他全身都被烧伤了，眼看着快死了。“躺着，躺着，躺着……怎么样呢，嗯？”

“当然很难受。”他说。“你疼吗？”他没吭声。“你需要什么吗？”——他还是没回答。“要不要给你拿点茶来，或其他什么？”“不用了。”我离开他，坐到了凳子上。我坐了一刻钟或者是半个小时——屋子里安静得像是在坟墓。角落里，圣像底下桌子的后面，躲着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正在吃一块面包。她妈妈不时威吓她。

前室里有人来来回回走动，还有嘈杂声、说话声，那是弟媳妇在切白菜。“嘿，阿克西尼娅。”病人终于开口了。“干嘛？”“给我拿些克瓦斯来。”阿克西尼娅拿了些克瓦斯给他。接着又一片寂静。我低声问她：“你们给他行过圣餐礼了吗？”“行过了。”如此看来，一切都安排好了，他正在等死。我受不了了，走出门去……

我又回想起有次我去红山村的医院看我朋友，医生卡比东，他也热衷于打猎。

这医院原来是地主宅邸的厢房，宅邸的女主人亲自建了医院，就是说，她叫人在门上钉了块蓝色木板，上面写上白色的字“红山医院”，又亲手交给卡比东一个红色记事本，用来记下病人的名字。在记事本第一页上，这位慷慨女地主的一个善于奉承的食客题了如下的几行诗句：

在欢乐笼罩的妙境里，

美人亲自建造了这座殿堂。

红山村幸福的居民们，赞美吧，

赞美你们女主人的慷慨善良！

另外一位绅士在下面又添了一句：

我也爱大自然！

伊凡·科贝略特尼科夫

医生自己花钱买了六张床，便怀着感激的心态开始为上帝的子民们治病了。除了他，医院还有两个人：雕刻师巴维尔，他患有精神病，还有一个一只手残废了的农妇梅利基特里萨，她负责煮饭。他们两人调制药剂，晾干或浸湿药草，他们两人还负责控制住热病发作的人。那个有精神病的雕刻师外表阴郁，话也很少，不善言谈，到了夜里他会唱上一支关于“美丽的维纳斯”的歌，见到人就会请求别人，请求别人准许自己娶一个叫马拉尼娅的姑娘，这姑娘已经去世很久了。一只手残疾的女人常常打他，打发他去照看火鸡。有一次，我在卡比东那，刚谈论着最近一次的打猎情况，突然一辆马车开进了院子，车子由一匹分外健壮的瓦灰色马拉着，这样的马只有磨坊主才有。

车里坐着一个健壮的农民，穿了件新的厚大衣，留着花白胡子。“啊，瓦西里·德米特里奇，”卡比东朝窗外叫着，“欢迎……是留波夫希诺的磨坊主。”他小声告诉我。这个农民呻吟着爬出了车子，进了医生的屋子，找到圣像，画了十字，鞠了躬。“怎么，瓦西里·德米特里奇，有什么新闻吗？……你一定是病了，看起来脸色不大好。”“是的，卡比东·季莫菲奇，我有些不对劲。”“你怎么了？”“是这样的，卡比东·季莫菲奇。前些天我在镇上买了几块磨石，把它们运回家，从马车上卸下来的时候，大概太用劲了，只觉得腰部一扭，好像断了什么东西，之后就一直不舒服。到今天感觉更糟了。”

“嗯，”卡比东应着，闻了闻鼻烟，“一定是疝气。你这样有多久了？”“到今天第十天了。”“十天了？”医生长长地倒抽了一口气，摇了摇头。“让我帮你检查一下。唉，瓦西里·德米特里奇，”他最后开口了，“对不起，真对不起啊，你这事不妙啊，你病得很严重，住我这里吧，我这方便，我一定会尽全力的，但也不能保证治好。”

“有那么糟吗？”吃惊的农民喃喃地说。“是的，瓦西里·德米特里奇，很严重，如果你早来这一两天，这病就没什么，可以立刻帮你治好，但现在已经发炎了，眼看不久就要变成坏疽了。”“这不可能，卡比东·季莫菲奇。”“我告诉你的是实情。”“但怎么会呢？因为这点小毛病，我就要死吗？”医生耸了耸肩膀，“我没这样说……只是你必须留在这。”这农民想了又想，眼睛盯着地上，然后又朝我们望望，挠挠头，拿起了帽子。

“你去哪啊，瓦西里·德米特里奇？”“去哪？当然是回家，都病成这样了。既然这样，总要回去安排一下家里的事。”“这样你就自己害自己了，瓦西里·德米特里奇，得了吧，就这样我都奇怪你是怎么来这的，你必须得留下来。”“不，老兄，卡比东·季莫菲奇，要死我也得死在家里，为什么死在这儿？我有家，天晓得家里会出些什么事呢。”“事情怎么样，瓦西里·德米特里奇，还不能确定……当然，这病有危险，很大的危险。毫无疑问……所以你应当留下来。”农民摇了摇头。“不，卡比东·季莫菲奇，我不会留下来的……也许你可以给我开个药方。”“光吃药没有用。”“我说了，我不会留下的。”“那也只好随你了……以后可别怪我。”

医生从记事本上撕了张纸，写了个方子，还给他提了些建议，告诉他该做些什么。农民收下那张纸，给了卡比东半个卢布，走出屋子，坐回到了车上。“那么，再见吧，卡比东·季莫菲奇，请别记着我的不是，万一有个什么，还请多多关照下我的孩子们……”“咳，还是留下吧，瓦西里。”这农民只是摇了摇头，用缰绳鞭打了一下马儿，大车就驶出了院子。道路泥泞崎岖，坑坑洼洼；磨坊主小心翼翼、不慌不忙地驾着车，熟练地控制着马匹，还不时同路上遇到的熟人打招呼。三天之后他就死了。

总的来说，俄罗斯人死得很是奇怪。许多死者现在又重回到我的记忆里。我想起了你，我的老朋友，没有毕业就离开了大学的阿维尼尔·索罗科乌莫夫，最崇高最善良的人！我又一次看到了你发了肺病的青脸；你稀疏的褐色长发；你温柔的微笑；你热烈狂喜的眼神；你修长的四肢。我又似乎听到你微弱而温柔的嗓音。你那时住在大俄罗斯的地主古尔·克鲁比雅尼科夫家，教他的孩子弗珐和焦奇娅学俄语文法、地理和历史；耐心地忍受着主人古尔沉闷的玩笑话，管家不礼貌的对待，坏心眼的顽童们的恶作剧；你带着苦笑毫无怨言地接受无聊的女主人刁钻苛刻的要求。但到了晚上吃完晚饭以后，那是一段多么宁静愉悦的时光，你终于履行完一切责任，坐在窗户边若有所思地抽起了烟斗，或者津津有味地翻看一本带着油污、残破不全的厚杂志，这是一个土地测量员从镇上带来给你的——他同你一样，也是一个无家可归的苦命的人！

你喜欢各种诗歌和小说，你的眼睛经常涌出泪花，你笑起来多么开心，你纯洁年轻的心灵充满了多少对他人诚挚的爱，对一切美好事物的向往和憧憬。说实话，你并不是因为过人的才智才出类拔萃的。你既没有天赋的超常记忆力，也不是生来就勤奋。在学校的时候你被大家认为是最差劲的学生。上课的时候你睡觉，考试的时候你不动笔，但谁因为朋友的成功和胜利而高兴得眼睛炯炯发光，激动得喘不过气？谁对朋友们崇高的使命有着盲目的信仰？谁带着骄傲赞美他们？谁拼命维护他们？谁既不嫉妒，又不虚荣？谁愿意无私地做出自我牺牲？谁情愿听命于那些连给自己解靴带都不配的人？……是你，都是你呀，我们善良的阿维尼尔！

我记得你离开大家去村里做家庭教师的时候有多么伤心，你被一种不祥的预感笼罩着，的确，在村里你的命运是悲惨的，在这里你没法带着崇敬的心情听别人讲话，没有人可崇拜，没有人值得你去爱……那些乡邻——草原上那些粗鲁的居民和受过教育的地主——对待你就像对待一般的家庭教师一样，有的粗暴，有的冷酷。再加上你看着又不讨人喜欢，你怕羞，容易脸红冒汗，说起话来结结巴巴……乡村的新鲜空气也没能使你的病情好转，你像支蜡烛一样慢慢消耗着，可怜的人！的确，你的房间向着花园，稠李树、苹果树和欧椴树轻盈的花朵飘落在你桌子上、墨水瓶上、书上，墙上挂着一只蓝色的时钟垫子，这是一位善良多情的德国籍家庭女教师临别时送给你的礼物，她长着亚麻色的卷发，有一双蓝蓝的眼睛。有时候老朋友从莫斯科来看你，带来别人写的或者是自己写的诗篇，每每阅读你总是欣喜若狂。可是，哦，那种孤独，家庭教师不堪忍受的奴隶般的命运，脱身的无望，无尽的秋天和冬天，还有不断恶化的疾病！……可怜啊，可怜的阿维尼尔！

索罗科乌莫夫死前不久，我去看望了他。当时他几乎不能走路了。地主古尔·克鲁比雅尼科夫还没把他从家里赶出去，但是已经不发给他工资了，还替焦奇娅另找了一个家庭教师。弗珐被送去一个中等武备学校，阿维尼尔坐在靠窗的一张伏尔泰式旧安乐椅上。外面，一排深棕色落光了叶子的椴树上方，秋日晴朗的天空呈现出一片明蓝，秋高气爽。树上有些地方，还有最后几张发着金光的叶子在微微抖动，簌簌作响。地上结了一层霜，在阳光的照耀下正渐渐溶化成水珠，红色的阳光斜斜地照在苍白的草叶上，空气中响着微弱的噼啪声，花园里传来干活的人们清晰可辨的交谈声，天气看起来很好。

阿维尼尔穿着一条破旧的布哈拉长袍，一条绿色围巾在他可怕的下陷的脸上显露出一种死气沉沉的色调。他见到我很是高兴，也很激动，伸出手，想和我交谈，却又立刻咳嗽起来，一声接着一声，喘不过气来，脸瞬间憋得通红，我感觉到他活着的痛苦。我连忙过去，叫他别出声，坐到他身边。阿维尼尔的膝盖上放着一册抄写得很工整的柯尔卓夫的诗集。他微笑着在诗集上拍了拍，啧啧称赞：“这才叫诗人呢。”他抑制住咳嗽，尽力平静下来，还是掩饰不住气喘吁吁，他含糊不清地说，接着就用勉强听得见的声音诵读起来：

难道雄鹰的翅膀，

已被缚住？

难道它的道路，

全被堵住？

我制止了他，医生禁止他说话，他不能太激动，也不能有太多的表达。我知道怎样能让他高兴。索罗科乌莫夫从来没有，像人们说的，“追踪”过科学的发展，但他总是热切地想知道当今伟大的思想家们已经取得了怎样的成就。有时候他会叫上一个老朋友到角落去，向他问长问短，仔细打听，他听着，一边感到惊诧，朋友说什么他就信什么，之后就把这些话重复着对其他人说。他对德国哲学特别感兴趣。我开始和他谈起黑格尔（可以想见，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阿维尼尔晃着脑袋表示同意，扬起了眉毛，微笑着，低声说：“我明白！我明白！啊，那好极了！好极了！”……我得说，这可怜的垂死的无家可归的流浪儿孩童般的求知欲让我感动得泪流满面。还要说的是阿维尼尔和大多数肺痨病人不一样，关于自己的疾病他从不自欺欺人，他清楚自己的病情，也敢于面对，没有抱怨，没有害怕……但那又怎么样呢？——他不叹息，不悲伤，甚至从来没提起过自己的情况……

他提起精神，开始谈起莫斯科、那些老朋友们；谈起普希金、戏剧和俄国文学；他回想起我们的晚宴，我们圈子里的热烈争论；还带着遗憾的口吻提到了两三个已经去世了的朋友的名字，唏嘘一阵子……

“你记得达莎吗？”他继续说着，“她有金子一般的心啊！多么纯洁的姑娘，她是那么的爱我呀！……她现在怎么样了？恐怕是消瘦了，憔悴了吧，这可怜的人儿呀！”

我不忍心让病人失望。确实他也不必知道他的达莎现在已经胖得滚圆，成天和商人们——康达奇科夫兄弟混在一起，又抹粉又上胭脂，又会撒娇，又会咒骂，和他心目中纯洁的姑娘已经判若两人了。我不想欺骗他，更不想伤害他。

“但是，”我看着他那张憔悴的脸，想着，“难道不能把他从这带出去吗？可能还有健康的可能。”但是阿维尼尔打断了我的提议，拒绝了我。

“不，老兄，谢谢你，”他说，“死在哪里没什么两样。我活不过冬天的，你明白……为什么还要白费力气呢？我习惯了这间屋子。不错，这家人是……”

“他们都很坏吧，嗯？”我插嘴说。

“不，不坏！他们只是有些愚蠢，当然我不能责怪他们。有个邻居，地主卡萨特金有个女儿，有教养，不傲慢，善良，迷人……”

索罗科乌莫夫又止不住地咳嗽起来，那样子看起来很痛苦，但他努力在我面前掩藏起痛苦。

“我什么都不在意了，”他喘了口气，接着说，“只要他们让我抽口烟，我不会就这样死去的，我烟还没抽够！”他调皮地眨了眨眼睛补充了一句，“谢天谢地，我活得足够了值得了，我认识了这么多好人。”他陷入了无限的想念之中。

“但你至少也应该给亲戚们写封信。”我打断了他的话。

“干嘛写给他们呢？他们又帮不上忙，我死了他们就自然会知道。何必谈这些呢……最好请你给我说说你在国外都看见了些什么。”

我于是对他谈起了我的见闻。他聚精会神地听我讲着。到了晚上我离开了，十天后我收到克鲁比雅尼科夫先生下面的这封信：

敬请阁下知悉：贵友阿维尼尔·索罗科乌莫夫先生，即居住舍下之大学生，于三日前午后二时逝世，由鄙人出资，于今日安葬在本教区礼拜堂内。贵友嘱鄙人转交书籍手册，随函寄奉。彼尚有款项二十二卢布又半，已随其他物件交与其亲戚。贵友临终神志清明，可谓安然，即与舍下全家诀别之时，亦无任何憾恨之意。内人克列奥巴特拉·亚力山大罗芙娜向阁下致以问候。贵友之死，内子亦为之伤怀；至于鄙人，承天庇佑，尚且安健。敬请大安。

古尔·克鲁比雅尼科夫顿首

还有许多类似的例子浮现在我脑际，不能一一尽述。只再说一例。

一位年老的女地主临终之时，我正站在她床前。牧师开始为她念诵临终祈祷，忽然发现病人真的要断气了，他匆忙拿来十字架给她亲吻。女地主不满意地把身子挪开些。“你太心急了，神父，”她用僵硬的舌头说，“太心急了。”……她亲吻了十字架，刚把手伸到枕头底下，便断了气。枕头下面放着一个银卢布，这是她打算为自己的临终祈祷付给神父的酬劳。

是的，俄罗斯人死得可真是奇怪。

【导读】

死亡的时刻就是灵魂升华之时

文章不厌其烦地叙述了五位俄罗斯人的死亡，尽管叙述有详有略，但都令猎人感到奇怪。其实，这并不奇怪。这死亡之时表现出了最本真的人性，甚至升华了人的本质。第一位死亡者叫马克西姆，一位包工头，不幸被树砸中，临死之时，他想到的是自己给别人带来了麻烦和自己欠谁的钱，想到的是自己的妻子。他死得没有恐惧，只有平静。“面临死亡那一刻，他的心情不是冷漠或麻木，而好像是在举行一个庄重的仪式，平静而简洁。”他令猎人陷入了沉思。

第二位死亡的农民是因为被火烧伤而死的，他在临死前，要一些克瓦斯来喝，他同样也很平静。而且家人也给他行过圣餐礼了，他在平静地等死，好像一切都是那样自然。

第三位死亡的也是一位农民，这位农民很健壮，他亲自赶着马车到医院来，然而医生却判了他的死刑。这时的农民却不愿留在医院里，而是选择要死也得死在家里，他担心的是家里会出些什么事。

第四位是猎人的老朋友，没有毕业就离开了大学的阿维尼尔·索罗科乌莫夫，最崇高最善良的人！他发了肺病，在临死之前，他止不住地咳嗽起来，那样子看起来很痛苦，但他努力在猎人面前掩藏起痛苦。他调皮地眨了眨眼睛说：“谢天谢地，我活得足够了值得了，我认识了这么多好人。”他也不愿意把自己将要死亡的消息告诉亲戚，因为他怕自己给家人带来麻烦。

第五位是一位年老的女地主，临终之时，“我正站在她床前。”牧师开始为她念诵临终祈祷，她亲吻了十字架，刚把手伸到枕头底下，便断了气。枕头下面放着一个银卢布，这是她打算为自己的临终祈祷付给神父的酬劳。

这五位死者，既有普通农民，也有知识分子，也有地主。尽管他们的地位不同，但在人生弥留之际，表现出的却是人性的善良，他们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伙伴、家人。他们面对死亡不是恐惧，而是平静和坦然。他们面对死亡，不是索取，而是应有的感恩。死亡彰显了人的最本真的品质。这是俄罗斯人最可宝贵的品质，也是俄罗斯民族的希望。这些人的表现带给了猎人深思，深情地表达了作者对普通俄罗斯人的热爱和赞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