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誓第三十一
费誓第三十一
【原文】
鲁侯伯禽宅曲阜，徐、夷并兴，东郊不开。作《费誓》。公曰[1835]：“嗟！人无哗[1836]，听命。徂兹淮夷、徐戎并兴[1837]。善乃甲胄[1838]，敿乃干[1839]，无敢不吊[1840]！备乃弓矢，锻乃戈矛[1841]，砺乃锋刃[1842]，无敢不善！今惟淫舍牿牛马[1843]，杜乃擭[1844]，敜乃阱[1845]，无敢伤牿[1846]。牿之伤，汝则有常刑[1847]！马牛其风[1848]，臣妾逋逃[1849]，勿敢越逐[1850]，祗复之[1851]，我商赉汝[1852]。乃越逐不复[1853]，汝则有常刑！无敢寇攘[1854]，逾垣墙，窃马牛，诱臣妾，汝则有常刑！
【注释】
[1835]公：指鲁侯伯禽，周公的儿子。
[1836]人：众军士和费地的百姓。
[1837]徂：读为“且”，今日。淮夷：淮水之夷。徐戎：徐水之戎。兴：起。
[1838]敊（liáo）：缝缀。甲：军衣。胄：头盔。
[1839]敿（jiǎo）：系连。干：盾牌。
[1840]吊：善。
[1841]锻：锻炼。
[1842]砺：磨。
[1843]淫：大。舍：放。捁（gù）：牛马的畜棚。
[1844]杜：闭。擭（huò）：装着机关的捕兽器。
[1845]敜（niè）：填塞。阱：陷阱。
[1846]伤捁（gù）：指伤牛马。承上文捁牛马而言，这是一种借代方法。
[1847]有：得到。
[1848]风：走失。
[1849]臣妾：奴仆。古代男仆叫臣，女仆叫妾。逋：逃跑。
[1850]越逐：离开部队去追逐。越，逾。
[1851]祗：敬。复：还，指归还原主。
[1852]商：赏。赉：赐予。
[1853]乃：如果。
[1854]寇：劫取。攘：偷取。
【译文】
徐夷东夷勃兴，屡屡作乱，鲁侯伯禽坐镇曲阜，准备兴兵讨伐。临行作前动员令，即《费誓》。鲁公伯禽说：“好了！大家不要喧哗，听我的命令。现今淮夷、徐戎同时起来作乱。好好缝缀你们的军服头盔，系连你们的盾牌，不许敷衍了事！准备你们的弓箭，锻造你们的戈矛，磨利你们的大刀，不许敷衍了事！现在要大放圈中的牛马，掩盖你们捕兽的工具，填塞你们捕兽的陷阱，不要伤害牛马。伤害了牛马，你们就要受到常刑！牛马走失了，男女奴仆逃跑了，不许离开队伍去追赶！得到了的，要恭敬送还原主，我会赏赐你们。如果你们擅自离开队伍去追赶，或者不归还原主，你们就要受到惩罚！不许抢夺掠取，跨过围墙，偷窃马牛，骗取别人的男女奴仆，这样，你们都要受到惩罚！
【原文】
“甲戌，我惟征徐戎。峙乃糗粮[1855]，无敢不逮[1856]；汝则有大刑[1857]！鲁人三郊三遂[1858]，峙乃桢干[1859]。甲戌，我惟筑[1860]，无敢不供，汝则有无馀刑[1861]，非杀。鲁人三郊三遂，峙乃刍茭[1862]，无敢不多[1863]；汝则有大刑[1864]！”
【注释】
[1855]峙：具备，准备。糗（qiǔ）：炒熟的米麦。糗粮，就是干粮。
[1856]逮：及，到。
[1857]大刑：死刑。“汝则有大刑”的前面，省去了“不逮”二字。
[1858]郊：近郊。遂：远郊。三郊三遂：古代诸侯出兵先在国都附近征兵，兵员不足则在全国范围内征兵。
[1859]桢干：筑墙的工具。桢用在墙的两端，干用在墙的两旁。
[1860]筑：修筑营垒。
[1861]馀：释放。无馀刑，就是终身监禁而不释放。
[1862]刍：生草。茭：干草。
[1863]多：《史记·鲁世家》写作“及”。
[1864]大刑：最重的惩罚。
【译文】
“甲戌这天，我们征伐徐戎。准备你们的干粮，不许不到；不到，你们就要受到死刑！我们鲁国三郊三遂的人，要准备你们的筑墙工具。甲戌这天，我们要修筑营垒，不许不供给；如果不供给，你们将受到终身不释放的刑罚，只是不杀头。我们鲁国三郊三遂的人，要准备你们的生草料和干草料，不许不够；如果不够，你们就要受到死刑！”
【解析】
《费誓》是一篇很有价值的历史文献。当时居住在淮河流域的“淮夷”和“徐戎”等少数民族的部落和国家群起叛乱。于是，封在今山东曲阜一带的鲁国国君，就组织军队前往征伐。《费誓》就是鲁公在军队出征行至费（今山东费县）时对全体战士的训话。在这篇讲话中，鲁公命令战士：缝缀好你们的盔甲，准备好你们的弓箭，锻炼好你们的戈矛，磨砺好你们的锋刃。由此可以知道当时的武器装备情况。
鲁公又对战士们说：“马牛走失，奴隶逃亡的，不要去追逐。如果偷窃马牛，拐骗臣妾的就要受到惩罚。”这里又透露了当时的奴隶逃亡情况。其中还提到鲁人在“三郊三遂”内大量的征兵。“郊”是离国都较近的区域，“遂”是郊以外的边远地区。由此又可知当时诸侯国的行政区划情况。总之，《费誓》中保存了许多军事、政治、社会的珍贵史料。但是，这篇文献究竟是何时作的？发令的鲁公又是谁呢？历来却有几种不同的说法。
最早的一种意见认为，《费誓》作于西周成王时，讲话的鲁公就是初封鲁国的周公之子伯禽。《史记·鲁世家》说：“伯禽即位之后，管叔、蔡叔等反。……淮夷、徐戎亦并兴反”，于是伯禽率师征伐，作《费誓》。后汉至魏晋间人编写的《书序》，唐孔颖达纂修的《尚书正义》，都持此说。然而这种说法是有问题的。据《史记·周本纪》载：成王初年，周公“摄政当国”，管叔、蔡叔与武庚、淮夷叛乱。“周公奉成王命，伐诛武庚、管叔，放蔡叔；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东伐淮夷，残奄”。可知东伐管叔、蔡叔，平定淮夷之役，是在成王年少，周公代行王政时。而周公之子伯禽封鲁，是在周公摄政七年，还政成王之后。
《尚书·洛诰》记：“周公诞保文、武受命（即摄政）惟七年”，于是“王命周公后”即成王命封周公的后代。这样，伯禽封鲁时，管叔、蔡叔、淮夷的反叛早已平定。伯禽怎么能在鲁国，作为鲁公去征伐它们呢？鉴于上述与历史记载的矛盾，《后汉书·东夷传》上说：周康王之后，徐夷僭号，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黄河边上。穆王畏惧它的势力强大，乃分东方诸侯，命徐偃王主之。根据这条材料，清人孙星衍认为，鲁公征徐戎，在穆王时。所以编《尚书》者把这篇放在记康王事的《顾命》之后，而在记穆王事的《吕刑》之前（《尚书今古文注疏》）。但是这种说法，显然论据不足。《东夷传》仅说周穆王令徐偃王主管东方诸侯，它既没有提及鲁国征徐戎的事，更没有说出征徐戎的鲁公是谁。
《费誓》作于春秋时代鲁僖公的说法，虽然佐证较多，但疑点仍然不少。还不能作为定论。伯禽封鲁之后，淮夷、徐戎是否可能又起反叛，而鲁公伯禽再次进行征讨？周穆王时是否有鲁公伐淮夷、徐戎的记载？如果伐淮夷、作《费誓》的是春秋时的鲁僖公，那么作为鲁国记春秋史实的《左传》，为什么没有详载其事？这些问题，都需作进一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