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国平天下
本章朱本称之为“传之十章，释治国平天下”。治国要有治国原则，这个原则就是治国者要慎德。有了孝悌慈幼等标准，就可以推己及人，实施絜矩之道。“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天命是由民心决定的，“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正如朱熹所言：“此章之义，务在与民同好恶而不专其利，皆推广絜矩之义也。能如是，则亲贤乐利各得其所，而天下平矣。”
所以，达成道德的至境，德泽广布，就会迎来美好和谐的大道，就会天下大同。
【原文】
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上老老而民兴孝①；上长长而民兴弟②；上恤孤而民不倍③。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④。所恶于上⑤，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絜矩之道。
【译文】
所谓平定天下在于先治理好自己的国家，是因为，在上位的人尊敬老人，老百姓就会兴起孝顺自己父母的风气；在上位的人尊重长辈，老百姓就会形成尊重长者的风气；在上位的人怜恤孤幼，老百姓也同样不会背弃这一美德。所以，君子总是实行以身作则，推己及人的“絜矩之道”。凡是处于上位的人厌恶的行为，就不用这种做法去对待处于下位的人；凡是处于下位的人厌恶的行为，就不用这做法去对待处于上位的人；我若厌恶前面的人的作为，就不用这种做法去对待后面的人；我若厌恶后面的人的某种做法，就不用这种做法去对待前面的人；我若厌恶右边的人的某种做法，就不用这种做法去对待左边的人；我若厌恶左边的人的某种做法，就不用这种态度去对待右边的人。这就叫做推己及人的“絜矩之道”。
【注释】
①老老：尊敬老人。
②长长：尊重长辈。弟：同“悌”。
③恤：体恤，周济。孤：孤儿。倍：通“背”，背弃，背叛。
④絜（xié）矩之道：指言行要有规矩准绳，要有示范作用。推己及人，使上下四方均齐方正。絮，量度。矩，画直角或方形用的尺子，引申为法度、规则。
⑤恶：厌恶，憎恨。
【历代论引】
朱子说：“上行下效，捷于影响，所谓家齐而国治也。亦可以见人心之所同，而不可使有一夫之不获矣。是以君子必当因其所同，推以度物，使彼我之间各得分愿，则上下四旁均齐方正，而天下平矣。”
朱子说：“如不欲上之无礼于我，则必以此度下之心，而亦不敢以此无礼使之。不欲下之不忠于我，则必以此度上之心，而亦不敢以此不忠事之。至于前后左右，无不皆然，则身之所处，上下、四旁、长短、广狭，彼此如一，而无不方矣。彼同有是心而兴起焉者，又岂有一夫之不获哉？所操者约，而所及者广，此平天下之要道也。”
【原文】
《诗》云①：“乐只君子②，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诗》云③：“节彼南山，维石岩岩④。赫赫师尹，民具尔瞻⑤。”有国者不可以不慎。辟则为天下僇矣⑥。《诗》云⑦：“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⑧。仪监于殷，峻命不易⑨。”道，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⑩，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⑪。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⑫，亦悖而入；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译文】
《诗经·小雅·南山有台》说：“使人心悦诚服的国君啊，是老百姓的父母。”老百姓喜欢的他也喜欢，老百姓厌恶的他也厌恶，这样的国君就可以说是老百姓的父母了。《诗经·小雅·节南山》说：“巍峨的南山啊，岩石耸立。显赫的尹太师啊，百姓都仰望你。”统治国家的人不可不谨慎。稍有偏颇，就会被天下人推翻。《诗经·大雅·文王》说：“殷朝没有丧失民心的时候，还是能够与上天的要求相符的。请用殷朝作个鉴戒吧，守住天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就是说，得到民心就能得到国家，失去民心就会失去国家。所以，君子首先注重修养德行。有道德才会有人拥护，有人拥护才能有土地，有土地才会有财富，有财富才能供使用。道德是根本，财富是枝末。假若轻根本而重枝末，那就会和老百姓争夺利益而实行劫夺之术。所以，君王聚敛财富，民心就会失散；君王散财于民，民心就会聚在一起。这正如说话悖逆道理，也会有悖逆道理的话回报；财货悖逆情理而来，也会悖逆情理地失去。
【注释】
①《诗》云：此指《诗经·小雅·南山有台》。
②乐：快乐，喜悦。只：语助词。
③《诗》云：此指《诗经·小雅·节南山》。
④节：高大。岩岩：险峻的样子。
⑤师尹：太师尹氏。尹姓是周朝的世卿，祖先尹佚在武王时有功，尹吉甫辅佐宣王有功。此位尹大师因勾结小人，祸乱国政，是诗中谴责的对象。太师是周代的三公之一。具：通“俱”，都。尔：你。瞻：瞻仰，仰望。
⑥辟（pì）：偏私，邪僻。僇（lù）：通“戮”，杀戮。
⑦《诗》云：此指《诗经·大雅·文王》。
⑧丧师：失去民众。克配：能够配合。
⑨仪：宜。监：鉴戒。峻命：大命。不易：指不容易保有。
⑩此：乃，才。
⑪争民：与民争利。施夺：施行劫夺。
⑫悖：逆。
【历代论引】
朱子说：“能絜矩而以民心为己心，则是爱民如子，而民爱之如父母矣。”又说：“在上者人所瞻仰，不可不谨。若不能絜矩而好恶徇于一己之偏，则身弒国亡，为天下之大戮矣。”又说：“其为天下君，而对乎上帝也。”又说：“有天下者，能存此心而不失，则所以絜矩而与民同欲者，自不能已矣。
朱子说：“人君以德为外，以财为内，则是争斗其民，而施之以劫夺之教也。盖财者人之所同欲，不能絜矩而欲专之，则民亦起而争夺矣。”又说：“外本内末故财聚，争民施夺故民散，反是则有德而有人矣。”又说：“此以言之出入，明货之出入也。自‘先慎乎德’以下至此，又因财货以明能絜矩与不能者之得失也。”
【原文】
《康诰》曰：“唯命不于常①。”道善则得之，不善则失之矣。《楚书》曰：“楚国无以为宝，唯善以为宝②。”舅犯曰③：“亡人无以为宝，仁亲以为宝④。”《秦誓》曰⑤：“若有一个臣，断断兮无他技⑥，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⑦。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圣⑧，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⑨，实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孙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疾以恶之⑩。人之彦圣，而违之俾不通⑪，实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孙黎民、亦曰殆哉！”唯仁人放流之，迸诸四夷⑫，不与同中国⑬。此谓唯仁人为能爱人，能恶人。见贤而不能举，举而不能先，命也⑭。见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远，过也。好人之所恶，恶人之所好，是谓拂人之性，灾必逮夫身⑮。
【译文】
《尚书·康诰》说：“只有天命是不会常保的。”这就是说，行善便会得到天命，不行善便会失去天命。《楚书》说：“楚国没有什么是宝，只是把善人当作宝。”舅犯说：“流亡在外的人没有什么是宝，只是把仁爱亲人当作宝。”《尚书·秦誓》说：“假若有这样一位大臣，忠厚老实而没有什么特别的本领，但他心胸宽广，有容人之量。别人有本领，就如同他自己有一样；别人德智兼备，他心悦诚服，不只是在口头上说说，而是实实在在能容纳。用这种人，是可以保护我的子孙和人民的，而且还是有利的啊！相反，假若别人有本领，他就妒忌、厌恶人家；别人德智兼备，他便想方设法压制、阻挠，使君主不知道他的才德，这实实在在是不能容人。用这种人，不仅不能保护我的子孙和人民，而且可以说是很危险！”因此，有仁德的人会把这种容不得人的人流放，把他们驱逐到边远的四夷之地去，不让他们与自己同住在中原。这说明，有仁德的人能爱护好人，也能憎恨坏人。发现贤才而不能选拔，选拔了而不能优先重用，这是轻慢。发现恶人而不能罢免，罢免了而不能把他驱逐得远远的，这就是过错。喜欢众人所厌恶的，厌恶众人所喜欢的，这是违背人的本性，灾难必定要落到他的身上。
【注释】
①命：天命。
②“《楚书》”句：《楚书》为楚昭王时史书。楚昭王派王孙圉（yǔ）出使晋国。晋国赵简子问楚国有多少珍宝美玉。王孙圉答道：楚国从来没有把美玉当作珍宝，只是把有德行的人，如观射父（人名）这样的大臣给予重视和珍惜。事见《国语·楚语》。汉代刘向的《新序》中也有类似的记载。
③舅犯：名狐偃，字子犯。晋文公重耳的舅舅，所以后来便以“舅”为姓，叫做“舅犯”。
④亡人：流亡的人，指重耳。鲁僖公四年十二月，晋献公因受骊姬的谗言，逼迫太子申生自缢而死。重耳避难逃亡在外。在狄国时，晋献公逝世。秦穆公派人劝重耳归国掌政。重耳将此事告诉子犯，子犯以为不可，对重耳说了这几句话。语见《礼记·檀弓下》。
⑤《秦誓》：《尚书·周书》中的一篇。
⑥断断：真诚厚道。
⑦休休：宽宏大量。有容：能够容人。
⑧彦圣：指德才兼备。圣，明。
⑨不啻（chì）：不但。
⑩媢（mào）疾：妒忌。《尚书·秦誓》作“冒疾”。
⑪违：阻抑。俾（bǐ）：使。
⑫放流：流放。迸：即“屏”，驱逐。四夷：四方之夷。夷，指古代东方的部族。
⑬中国：指中原地区的诸侯国家。
⑭命：东汉郑玄认为应该是“慢”字之误。慢，即轻慢。
⑮拂：逆，违背。逮：及，到。夫（fú）：助词。
【历代论引】
郑氏云：“命，当作慢。”
程子云：“命，当作怠。”
朱子说：“不宝金玉而宝善人也。”又说：“有此媢疾之人，妨贤而病国，则仁人必深恶而痛绝之。以其至公无私，故能得好恶之正如此也。”又说：“若此者，知所爱恶矣，而未能尽爱恶之道，盖君子而未仁者也。”又说：“好善而恶恶，人之性也；至于拂人之性，则不仁之甚者也。”
【原文】
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骄泰以失之①。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②，则财恒足矣。仁者以财发身③，不仁者以身发财。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义者也，未有好义其事不终者也，未有府库财非其财者也④。孟献子曰⑤：“畜马乘不察于鸡豚⑥，伐冰之家不畜牛羊⑦，百乘之家不畜聚敛之臣⑧。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⑨。”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长国家而务财用者⑩，必自小人矣。彼为善之，小人之使为国家，灾害并至。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⑪！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
【译文】
所以，做国君的人有正道：必定遵循忠诚信义，以获得天下；若骄奢放纵，便会失去天下。生产财物也有正道：要让生产财物的人多，消费财物的人少；要让生产财物的人勤奋，消费财物的人节俭。这样，国家财富便会经常充足了。仁爱的人散财以提高自身的德行而得民，不仁的人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去聚敛财物。没有在上位的人喜爱仁德，而在下位的人却不喜爱忠义的；没有喜爱忠义，而做事却半途而废的；没有国库里用仁德而得来的财物不是属于国君自己的。孟献子说：“具备马匹车辆的士大夫之家，就不该再去计较养鸡养猪的小利；祭祀能够用冰的卿大夫家，就不要再去养牛养羊牟利；拥有百辆兵车的诸侯王，就不该豢养搜刮民财的家臣。与其有搜刮民财的家臣，还不如有偷盗财物的家臣。”这意思是说，一个国家不应该以财货为利益，而应该以道义为利益。做了国君却还一心想着聚敛财货，这必然是有小人在诱导。而那国君还以为这些小人是好人，让他们去处理国家大事，结果是天灾人祸一齐降临。这时虽有贤能的人，却也没有办法挽救了。所以，一个国家不应该以财货为利益，而应该以道义为利益。
【注释】
①骄泰：骄横放纵。
②疾：快，迅速。舒：舒缓。
③发身：修身。发，发达，发起。
④府库：古时国家收藏文书或财物的地方。
⑤孟献子：鲁国大夫，姓仲孙，名蔑。
⑥畜：养。乘（shèng）：指用四匹马拉的车。畜马乘，是士人初做大夫官的待遇。察：关注。
⑦伐冰之家：指丧祭时能用冰的人家。是卿大夫类高官的待遇。
⑧百乘之家：拥有一百辆车的人家，指有封地的诸侯王。
⑨聚敛之臣：搜刮钱财的家臣。聚，聚集。敛，征收。盗臣：盗窃府库财物的家臣。
⑩长（zhǎng）国家：成为国家之长，指君王。
⑪无如之何：没有办法。
【历代论引】
吕氏曰：“国无游民，则生者众矣；朝无幸位，则食者寡矣；不夺农时，则为之疾矣；量入为出，则用之舒矣。”
宋陈淳说：“唯上之人不妄取民财，而所好在仁，则下皆好义，以忠其上矣。下既好义，则为事无有不成遂者矣。天下之人，皆能成遂其上之事，则府库之财，亦无悖出之患，而为我有矣。非若不好仁之人，财悖而入，亦悖而出也。”
朱子说：“君子，以位言之。道，谓居其位而修己治人之术。发己自尽为忠，循物无违谓信。骄者矜高，泰者侈肆。”又说：“此因有土有财而言，以明足国之道在乎务本而节，非必外本内末而后财可聚也。”又说：“仁者散财以得民，不仁者亡身以殖货。”又说：“君子宁亡己之财，而不忍伤民之力；故宁有盗臣，而不畜聚敛之臣。”又说：“深明以利为利之害，而重言以结之，其丁宁之意切矣。”
智慧运用
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
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
【典句札记】
此句是说为王者如果——孝、悌、恤，那么百姓也会照着去做。这就要求为王者平时要注意自己的言行，另外从中不难看出，对于大人物来说相应的具有更大的社会责任。
只有热爱自己生命的人，才能真正地爱人。
爱人，必先从爱敬自己的父母兄弟开始。能够敬孝父母，敬爱兄长，自然就会深怀爱心，也就能够热爱他人。孝行，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到也应该做到的，是做为人所负有的一种历史使命。古语说得好，“百行以孝为先”，“孝”向来是中国人最注重的品德。做人就是做良心，就应遵奉孝的伦理，上敬父母祖先，下为子孙做出模范。从原始的报本开始，以求得子孙的回报为结果，从而承续家统。于是，自然就会影响民众，构建“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的健康和谐之风。古时，孝顺的人不单会受到大家敬重，更有可能被推荐当官呢！在古代，人们如此重视孝道，现在，我们更不容忽视“孝”这一传统美德。
民风淳敦，自然天下和谐，德泽所施，天下太平。同理，政治的得失也会影响到民心民风。
乐善好施是修德正心的具体体现，是修己利人的善良行为，是美好品德和仁爱之心的自然流露。
史例解读
乐善好施
严世期，南朝宋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心性善良，热心帮助周济穷人。同乡张迈等三人，家境贫困，无以为生。时值灾荒，无法养活幼小的子女，准备抛弃。严世期知道后，给他们分别送去衣服、粮食，在他的接济资助下，三家得以度过灾荒，孩子得以长大成人。
灾荒年景，人们都外出逃荒要饭，而老弱病幼只能困守在家。同乡之中潘伯等十五人先后被饿死。因为其家人不知下落，无人给他们安葬，严世期便买来棺材安葬死者，并且收养照顾他们的孩子长大。
元嘉四年，朝廷赐匾给严世期，上写“义行严氏之闾”，予以表彰，并且免除他应服的徭役和十年的租税，以嘉奖他乐善好施的德行。
宰相偷布
楚国的江乙，在郢都做官时，楚王的王宫里失了窃。楚国宰相以为这是江乙治理地方不善的缘故，便在楚恭王的面前说了一声，把江乙免了官。
过了不久，江乙的母亲遗失了六丈四尺的布匹，就亲自去见楚王，说是相国偷了她的布匹。
楚王说：“我不相信！宰相怎么会偷走你的布呢？”
江乙的母亲回答：“不是宰相亲自偷，而是他差人来偷的。因为宰相的耳目不明，治理不善，以致盗贼公然出现，偷走我的布。这样说来，和他派人来偷我的布，又有什么分别呢？”
楚王赞许她善于辞令，说得颇有道理，就叫官吏赔偿她的布匹，又把金子赐给她。
江乙的母亲说：“我那里是为了贪这一点小小的东西，来和大王斗气的吗？我不过怨宰相治国不善罢了！”说完话就走了，始终不肯接受楚王的赏赐。
后来，楚王把江乙召来，再让他做官。
怎么样从政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说：“如何治理国家呢？”孔子回答：“政就是走正路的意思，你本人带头走正道，那么还有谁不走呢？”在古代，“正”字是有从政的意义的，可见先民对于政的原始解释是要行得正，公正。这样，才能从政，从而才能上行下效，政通人和。
如果每个为政者都能够行得正，那么从政有什么难的呢？
承担道义的责任
晏婴，生年不详，卒于公元前500年，山东省高密市人，春秋后期一位重要的政治家、外交家。以有政治远见和外交才能，作风朴素闻名诸侯。他爱国忧民，敢于直谏，在诸侯和百姓中享有极高的声誉。
晏婴劝谏齐庄公，庄公不听，晏婴于是出外隐居，后来听说齐庄公被崔杼所杀，晏婴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带着随从前往齐都去吊唁齐庄公。晏婴来到崔杼家门前，他身边的下人担心地问他：“您将为国君殉而葬吗？”晏婴说：“难道是我一个人的国君，我应该为他而死？”随从又说：“那么我们何不逃跑呢？“晏婴说：“难道国君的死是我的罪过，我要逃跑？”“那么我们还是回去吧？”晏婴说：“国君都死了，我回到哪里去呢？作为万民之主，难道只是为了利用他的地位来高踞于百姓之上？应当主持国政。作为君主的臣下，难道只是为了获取俸禄？应当保卫国家！所以君主为国家而死，那么臣下就应该为他而死；君主为国家而逃亡，臣下就应该跟他逃亡。如果君主只是为自己的私欲而死，为个人的事情而逃亡，不是他宠爱的人，谁敢承担责任，为他而死，为他而逃亡呢？可是我现在又能回到哪里去呢？”说罢，晏婴径自闯进崔家，脱掉帽子，捶胸顿足，不顾一切地扑在齐庄公的尸体上，号啕大哭了一场，然后起身离去。崔杼的左右欲杀掉晏婴，崔杼对晏婴也早已恨之入骨，但是有所顾忌，便对身边的人说：“他是百姓所景仰的人，杀了他，就会失去民心。”晏婴遂从容离去。
君子有絜矩之道
陈嚣，西汉时期的山阴人，现如今的浙江省绍兴县。以70岁高龄，被朝廷征召，出任太中大夫，为九卿中光禄勋里一个职员，秩俸比一千石。每次上朝皇帝总以师傅之礼来敬待他，还赏赐给他座椅和拐杖。
陈嚣本来是一个普通人，能做到高官和受到皇帝的尊敬和他的道德是分不开的，他的一生可以说做到了：不以恶小而为之，不以善小而不为。当时的山阴有个姓车的老婆婆，年纪大了，没有子女，听说陈嚣是个讲仁义的人，就想要陈嚣为她养老送终。但是陈嚣考虑到车婆婆还有一点财产，不敢答应下来，就去问年高长者，他们都说这是好事情呀，应该做的。于是陈嚣就把车婆婆迎到了家中，每天早晚都去探望、问候，就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亲娘一样，一切费用都不用她负担。等到车婆婆寿终死去，陈嚣办好殡葬一应事后，又让家中仆人守墓，自己也穿衣守孝三个月。车婆婆的财物，除了部分随葬，其余都送给她的一些远房亲戚。这件事使陈嚣的敬老名声一下子传遍了全国。
陈嚣有个邻居，叫纪伯，有一次纪伯趁夜色偷偷地把陈家土地的标记移动了一下，目的是为了扩大自己的土地。不料，这一幕恰巧被陈嚣看到了，陈嚣不作声响，等到纪伯走了，他自己悄悄地把标记拔起来，又往后面退出了一丈土地，把更多的土地给了纪伯。纪伯发觉了这件事后，羞愧万分，不但返还了多占的土地，而且也后退了一丈。太守知道了这件事后，觉得陈嚣真是一个具有高风亮节、高尚品德的人，就在他们那里立起了石牌坊加以表扬，称这儿为义里。还有一个小故事，说的是陈嚣年轻时候的事。他到城郊外面的自家的湖里捕鱼，发现有人偷鱼。偷鱼的人远远看到了陈嚣，就扔下鱼躲到芦苇草丛中去了。陈嚣连忙追上去，把鱼送给那个偷鱼的人，那人感到非常惭愧，怎么也不肯接受了，从此以后，这个人再也不偷窃了，这个湖里也不再发生偷鱼的事了。
陈嚣的事迹传到了朝廷，被皇帝知道了，特地派车来把陈嚣接走，以七十高龄官拜太中大夫。另外这件事也教化了当时的人们，一时敬老尽孝、以邻为善、以德化怨……美德不断，也为我国的传统美德写下了重重的一笔。
君行仁义，感化国人
尧做了天子，推行仁政，教养孤儿和寡妇，救助贫困；存心于天下，对于穷苦的人特别关照：先宽恕，而后推行教化；慈悲显著，而且道义建立；德育深厚，教化宽广。所以不必奖赏，人民就自然向善；不必惩罚，国家就能治理得很好。他在位100年，逝世后，百姓哭得很伤心，宛如父母过世一般。尧逝世三年内，全国各地都没有举行庆祝活动，可见他们多么思念尧帝！
舜20岁时就以孝闻名于世，帝尧知道他的仁德，便推荐他接受天子的职位。他做了皇帝以后，敬畏天命而爱护人民，体恤远方的百姓而且亲切地对待自己的亲属和族人。他治理国家的要领是对待属下不繁文缛节，对待大众尽量宽厚。四海之内都称赞他的德政。舜在位48年天下大治，而且享年112岁。
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
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
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絜矩之道。
【典句札记】
把此段和上面“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联系起来，知道此段话讲的是怎么样做才算是“絜矩之道”：厌恶上级对待下属的态度，就不要用同样的态度去对待自己的下属；……概括起来就是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得先做到。
礼仪法度，不仅是一个人生活的规范，也是一个人修养的体现，而且更是人与人之间的根本秩序。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有自我反省的能力，不断地自觉积累，实现人格的提升。
人具有与生俱来的善良的天性，是道德的主体。但更重要的是，人必须进行后天的磨炼和砥砺，使自身的道德品行日趋高尚，臻于完美。因为，人总是时时受到各种私欲的诱惑，从而会在不经意间被欲望所俘虏，做出不合规范的事体，而致使纯真的本性受到玷污。因此，在人世间生存，就应当时时注意向各种人学习，借鉴他们的优长与过失，从而使自己能够优游自如地处在人际关系的漩涡之中，并使自己的人格日趋完美，提升自己的道德修养，留下为人所称道的德行。
史例解读
为人清廉，为官正直
吕蒙正，北宋政治家。幼年寒微贫苦，孜孜好学。太平兴国二年举进士第一，通判升州，召直史馆。迁知制诰、翰林学士。擢左谏议大夫，参知政事。三度任相，辅佐两朝。封许国公。大中祥符四年卒，年六十六。谥“文穆”。
根据民间传说，吕蒙正年少时家境贫寒，父母亡故，孤苦无依，风餐露宿，饥寒交加，沦为乞丐，寄居寺庙破窑，凄凉悲惨至极。所以民间谈论到谁贫穷时，常以“穷过吕蒙正”作为比喻。但也正是因为吕蒙正出身苦难，以此激励自己奋发苦读，终于考上状元，直至位登宰相。
吕蒙正任吏部尚书时，皇上召集群臣，讨论战争征伐的军国大事。皇上说：“我打算兴兵讨伐戎狄，安定边境，为民除暴。可能有人会说这是好大喜功、穷兵黩武。但是，如果不能征服他们，那么天下百姓就不能有一个安定的生存环境，以至于人民将会全部离我而去。”吕蒙正回答说：“隋、唐两朝，四次征伐辽国，前后用了数十年时间，百姓苦不堪命。结果，隋炀帝全军覆没。唐太宗自运土木攻城，最终也以失败告终。而治理国家最关键的是上下同心把自己内政搞好。如果国内政治清明，百姓拥戴，生活富裕，那么远方的人自然就会归顺，国家自然安定，哪里用得着劳师征伐呢？”
吕蒙正胸襟宽阔，豁达大度。据司马光《涑水纪闻》记载，吕蒙正因政声清廉升任参知政事后，有一位官员对他很不服气，故意在朝堂帘内指着吕蒙正说：“这小子也配当参知政事？”吕蒙正装作没有听见，平静地走了过去。吕蒙正的同事却感到受了侮辱，十分愤怒，下令追查，但被吕蒙正制止了。下朝以后，同事们仍然愤愤不平，坚持要彻底查问。吕蒙正说：“何必在意一句话的责难呢？如果真的知道了那个人的姓名，那么双方必然都很为难，终身心存芥蒂，相互猜忌，还不如不知道为好。何况，就这么一句话，对我来说也没有什么损失和影响。”人们听了后，都从心里佩服吕蒙正的度量。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吕蒙正为官、做人、处事的态度是“吾直道而行，无所愧畏，风波之言不足虑也”。
宋太宗年老后喜欢听歌功颂德之词。一次盛宴之后，很怡然地对吕蒙正夸耀说：“京城致此繁盛，乃知理乱在人啊！”吕蒙正当即正色说：“我常见都城外不过数里，因饥寒而死的百姓很多，京城的繁盛只是表面的，实际并不尽然。愿陛下视近以及远，那则是天下苍生的幸运啊！”太宗当即命令有关官员救助穷人，赈济饥民，从而使很多处在饥困之中濒死的灾民得以保全性命。
失刑则刑，失死则死
李离，春秋时晋国晋文公的狱官，主管刑狱。有一次，李离在审理一件案子时，由于听从了下属的一面之词，致使一个人冤死。真相大白后，李离准备以死赎罪，晋文公说：官有贵贱，罚有轻重，况且这件案子主要错在下面的办事人员，又不是你的罪过。李离说：“我平常没有跟下面的人说我们一起来当这个官，拿的俸禄也没有与下面的人一起分享。现在犯了错误，如果将责任推到下面的办事人员身上，我又怎么做得出来”。他拒绝听从晋文公的劝说，伏剑而死。
《诗》云：“乐只君子，民之父母。”
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
【典句札记】
此处也是借用《诗经》中的话“乐只君子，民之父母。”讲乐民之乐，忧民之忧的人才能够被人民像父母一样的爱戴。
在“家天下”的封建时代，官员总是以民之父母自居，“爱民如子”是他们奉行的官箴。于是“父母官”的遗风数千年来盛传不息，以至于在当今社会依然能够感受得到。细想一下，古代社会的历史更替直至最后的消亡，其关键就在于为政者本末倒置，颠倒了自身与老百姓的关系。
其实，官员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为民众服务，是人民的公仆，是人民的儿子，竭诚为民谋利，体现的是一片赤子之心。
史例解读
为民请命
石抹元毅，名神思，金代咸平（今辽宁省开源东北）人。以荫补吏部令史。历任景州宁津令、同知亳州防御使事、汾阳军节度副使、同知武胜军节度使事军职。
石抹元毅任景州宁津令时，有强盗白天大肆劫掠，为害百姓。元毅组织吏卒百姓设防，几经相持，盗贼终无所获，自行解散逃走。明昌初年，石、岚之间贼党啸聚山林，肆行剽掠，朝廷命令元毅剿捕，山贼听到元毅大名，畏惧远逃。元毅追剿奔袭，将盗贼全部消灭，于是境内安定。
河东北路地区，山岳连绵，农田多在山坂之上，土地贫瘠，条件艰苦。以前，由于未做实地调查，情况不清，朝廷只以耕地数量确定这里的百姓按最多的数额缴纳赋税，致使百姓生活特别贫困。石抹元毅上任后，将情况上报朝廷，要求降低税赋，朝廷予以批准，让他根据当地农田的实际情况合理确定赋税数额。元毅就把土地质量分为三等，然后根据土地的不同等级让百姓交纳相应的赋税，百姓因此受益，生活得到改善。
元毅性情沉稳忠厚，勇武过人，“每读书见古人忠义事，未尝不嗟叹赏慕，喜动颜色，故临难能死所事云”。授任抚州刺史。会边将失守，粮草马牛焚剽殆尽，元毅奉命率领吏卒三十余人出城筹办军饷，中途突然与敌军相遇。随从兵吏建议退守，以待时机。元毅说：“我们的责任就是守卫边境，遇到敌军就逃跑，那么谁来保护老百姓？纵使得以自身安全，又有何面目向朝廷述职！”于是举着弓箭，身先士卒，号令杀敌。随从被其忠勇感召，奋勇杀敌，前仆后继，争先死战。元毅奋力争战，箭无虚发。敌军退去，调集更多的援兵包围了元毅。元毅斗志更加坚定，双方鏖战不息，终因寡不敌众，战死疆场。后赠信武将军。
女中尧舜
宋英宗的皇后高氏，日常生活很俭朴。皇帝想把皇后的弟弟高士林升官，高后就说：“不要为了我的缘故，违背了祖宗的法度！”于是皇上就没给皇后的弟弟升官。
神宗做了皇帝，尊她为皇太后。哲宗做了皇帝，又尊她为太皇太后。那时候，她就同哲宗在延和殿里，垂着帘子，在帘子里面办理国家的政事。
高后所行的政策都很好，例如：以前把民间叫来修京城的百姓，一个个都叫他们回去；减少皇城里面所用的侦探；把皇宫里奢侈无益的工作，都停止了；宫里的三十多个宫人或近侍，都放了出去；警戒朝廷里面和外边的官吏，不要用苛刻、暴虐、贪婪的手段去对付百姓；把奢靡的物品废除；又把王安石所行的新法，叫百姓按户计着产业，替皇家养战马的事，废止或者放宽期限。这些完善的措施，都出自高后一个人的命令，没有其他大臣参与，所以百姓称她是女中的尧舜。
包青天
包拯（999-1062），字希仁，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人，汉族。出身于官僚家庭。包拯做官以断狱英明刚直而著称于世。后世则把他当作清官的化身——包青天。他曾说：“后世子孙做官，有犯贪污之罪的，不得踏进家门，死后不得葬入大墓。不遵从我的志向，就不是我的子孙。”包拯认为，普通百姓是国家的根本，只有老百姓日子好过了，不受贪官酷吏欺压了，国家才能富强和太平无事。
包拯在朝廷为人刚毅，贵戚宦官为之收敛，听说过包拯的人都很怕他。以前的制度规定，凡是告状不得直接到官署庭下。包拯打开官府正门，使告状的人能够直接到他面前陈述是非曲直，使胥吏不敢欺骗长官。朝中官员和世家望族私筑园林楼榭，侵占了惠民河，因而使河道堵塞不通，正逢京城发大水，包拯于是将那些园林楼谢全部拆掉。有人拿着地券虚报自己的田地数，包拯都严格地加以检验，上奏弹劾弄虚作假的人。包拯的一生不仅是为了宋朝天下的长治久安，而且以他的实际行动造福人民，为后世所称道。
体贴人情的父母官
宋朝的曹彬当徐州的州长（知州事）时，有一位官吏犯了罪，曹彬过了一年后才处罚他。有人问：“您这么做是什么原因呢？”
曹彬回答：“我听说这个人刚娶妻子，如果我以木杖打他，他的公婆一定以为媳妇不好，而早晚责骂或鞭打她，使她不能自存，所以我才延缓处罚，而律法也没因此变得不公正！”
像处罚那么微细的事情，曹彬都那么体贴人情，可见其慈爱之心，如果不是非常有爱心的人，怎么能做到这样呢？
孟子论识人
孟子（前372-前289）（生于周烈王四年，卒于周赧王二十六年），汉族，山东邹城人。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战国时期儒家代表人物之一。
有一次，齐宣王向孟子请教：“怎样才能去识别那些缺乏才能的人而舍弃他呢？”孟子答道：“国君选拔贤才，如果迫不得已要用新人，就要把卑贱者提拔到尊贵者之上，把疏远的人提拔在亲近的人之上，对这种事情一定要慎重。左右亲近之人都说某人好，不可轻信；众位大夫都说某人好，也不可轻信；要全国的人都说某人好。然后去了解，发现他真有才干，才任用他。同样道理，要罢免一个人，左右亲近之人都说某人不好，不要听信；众位大夫都说某人不好，也不要听信；要全国的人都说某人不好。然后去调查，发现他真不好，再罢免他，这样才可以做百姓的父母。”
兰考人民的父母官焦裕禄
焦裕禄，1922年8月16日出生在一个贫农家庭里。参加过革命战争，建国后当过工人。后于1962年12月，焦裕禄被调到兰考县先后任县委第二书记、书记。他上任之后带领全县人民进行封沙、治水、改地的斗争。焦裕禄身先士卒，以身作则；风沙最大的时候，他带头去查风口，探流沙；大雨瓢泼的时候，他带头踏着齐腰深的洪水察看洪水流势；风雪铺天盖地的时候，他率领干部访贫问苦，登门为群众送救济粮款、医药。他经常钻进农民的草庵、牛棚，同普通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在群众最需要帮助时候，去关心群众、帮助群众。他把群众同自然灾害斗争的宝贵经验，一点一滴地集中起来，成为全县人民的共同财富，成为全县人民战胜灾害的有力武器。
焦裕禄的心里装着全县的干部群众，唯独没有他自己。他经常肝区痛得直不起腰、骑不了车，即使这样，他仍然用手或硬物顶住肝部，坚持工作、下乡，直至被县委强行送进医院。
1964年5月14日，焦裕禄被肝癌夺去了生命，年仅42岁。他临终前对组织上唯一的要求，就是“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堆上，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
焦裕禄诚恳待人，爱护关心人民群众，帮助人民群众解决具体困难，是真正的人民父母官。获得了人民群众的爱戴，和永远的怀念。
《诗》云：“节彼南山，维石岩岩，赫赫师尹，民具尔瞻。”
有国者不可以不慎，辟则为天下僇矣。
【典句札记】
此句应当和前面所说的，“与民同好恶，才能为民之父母”联系起来理解。对于君子来说先要修持自我，自我修养好了，很自然地就会让人民像爱戴父母一样的爱戴自己，“乐民所乐，忧民所忧”只是君子修养好自我的外在表现，关键的还是在自我的修持。
所谓的“慎”就是慎其独，应当谨慎自己的言行，若不谨慎，“辟则为天下僇矣”。“辟”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就是当邪辟讲。像周幽王烽火戏诸侯，作为天子竟然拿国家大事当儿戏，结果被犬戎杀戮。昏君夏桀、商纣王也是如此，结果为天下人所弃。“辟”的另一种说法，就是当作偏讲。这种解法本于朱熹，朱熹就把“辟”当“偏”讲，意思说有国有家者若不能行絜矩之道，亲爱、贱恶、畏敬、哀矜、敖惰有所偏，必会为天下所杀戮。无论那种方法都是说不能不慎其独，不能不自我修持。
史例解读
为国者不可不谨慎
周公，姓姬名旦，他是周文王的儿子，周武王的四弟。因“周”地为其采邑，所以世称周公。与姜太公一起辅佐周武王，伐纣灭商，立下了汗马功劳。商朝灭亡后，武王封周公于少昊之墟曲阜，国号鲁。由于周王朝刚刚建国，百废待兴，周公就留相王室，辅佐武王。周武王去世后，立十三岁的太子即位，是为成王。成王年少，尚不能理政，周公恐怕天下发生动乱，于是决定“摄政当国”，协助成王治理天下。后来前朝王公贵族发动“武庚叛乱”，周公率军东征，经过三年征战，彻底摧毁了商朝在东方的残余势力。
“礼为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周公为了政权的巩固，根据夏、商两代治理国家的经验、教训，以及周人先祖以德治国的方略，“制作礼乐”，修订了礼法，制订了各项制度，完善、确定了繁盛奴隶制社会的宗法制、分封制、世袭制等，被称为“周礼”或“周公之典”，从而将周朝的统治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成为后人效法的成例。
周公送儿子伯禽去鲁国就任时，嘱咐儿子一定要谨慎治国，谦虚做人。他礼贤下士，常常“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还犹恐失去天下贤才。他还把治理国家的经验和方法刻写下来，命人背着走在伯禽的前面，让儿子边走边学。
周公一生谨慎，为国事日夜操劳，从没有片刻松懈，为周王朝的统治和长治久安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国家和人民本是一体
许有壬（1287-1364），字可用。元代汤阴（今河南省汤阴县）人。延祜二年进士。授同知辽州事。至正中累官集贤大学士。改枢密院副使，拜中书左丞。自仁宗至顺帝，历事七朝，辅政五十年，遇国家大事，无不尽言，“明辩力诤，不知有死生利害”。谥“文忠”。善笔札，工词章。著有《至正集》《圭塘小稿》。
英宗至治年间，许有壬任江南行台监察御史，他巡视广东时，发现广东道廉访司副使哈只和蔡衍二人营私舞弊，“黩货无厌”，便立即弹劾，将其罢免。
泰定元年，许有壬任中议大夫，很快又改任中书左司员外郎。这年京师一带发生大灾荒，粮食无收，百姓因饥饿而死的人很多。许有壬请求朝廷立即给予赈济。有人反对说：“你用心善良，提议虽然很好，只是救济了灾民，亏损了国家，国库空虚怎么办？”许有壬说：“你说的不对。国家和人民本是一体，人民是国家的根本，哪有救济了灾民而亏损了国家的道理。有人民才有国家，没有人民，国家又如何能够存在呢？”许有壬坚持自己的意见，经丞相转奏皇上，于是批准调拨国库粮食四十万斛赈济灾民，很多人因此保住了性命。
汉景帝为太子慎重选辅臣
周亚夫（前？-前143），西汉时的著名将军，沛县（今属江苏省）人。为汉景帝的股肱重臣，他在平定七国之乱的时候立下了赫赫战功，以后又官至丞相，为汉景帝献言献策，忠心耿耿。可是汉景帝在选择辅佐少主的辅政大臣的时候，还是把他抛弃了，原因何在呢？
在古代的时候，每个皇帝年老之后，皇位的继承问题就空前复杂起来，每个皇帝都会费一番心血，汉景帝就碰到了这个问题，当时太子才刚刚成年，需要辅政大臣的辅佐，汉景帝为此考察了一次周亚夫。
为此，汉景帝宴请周亚夫，给他准备了一大块肉，但是没有切开，也没给他准备筷子，周亚夫看了，很不高兴，就回头向主管筵席的官员要筷子，汉景帝笑着说，丞相，我给你这么大一块肉你还不满足吗？还要筷子，真是讲究啊。周亚夫一听，赶紧摘下帽子，向皇帝跑下谢罪，汉景帝说，起来吧，既然丞相不习惯这样吃，那就算了，今天的宴席就到此了。周亚夫听了，羞愤不已，不情愿地向景帝跪下谢罪。景帝刚说了个“起”，他就马上站了起来，不等景帝再说话，就自己走了，快步出了宫门。。汉景帝目送他离开，叹息着说：“看他闷闷不乐的样子，怎么能辅佐少主呢？”
因为少主的年轻气盛，万一有什么做得过分的地方，只有具有长者风范的人，才能包容这些过失，一心一意的忠贞尽责。从周亚夫的表现来看，连老皇帝对他不礼貌的举动，他都不能忍受，一副很不高兴的样子，以后又怎么能包容少主的过失呢？
《诗》云：“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仪监于殷，峻命不易。”
道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
【典句札记】
此处借用《诗经》中的话，从而得出“道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的结论，意思和后来人们所说的“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相似。
此句诗文出自于《大雅·文王》之篇。“师”当“众”讲，就是民众的意思。“仪”就是“合宜”的意思，“监”就是看、借鉴的意思，“峻”是大的意思。意思是说商朝在纣王父亲以前，并没有丧失民心，国君都能够奉上天之命而行，但是到了纣王，国家不行了，因为纣王不能奉上天之命而行，所以臣民都背叛而归顺周。所以周朝能得到天下，这是因为文王把商朝的历史作为一面镜子，以此来告诫自己。
古之圣贤，必敬天，必畏民。敬天是敬畏天命变换，畏民是敬畏民心向背。
在人类悠长的历史长河中，悠悠中华文明，传承五千载。我们的祖先在中华大地上生息、繁衍，创造出一段又一段的辉煌，为后人所赞颂。分析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每一段辉煌之中，都毫无例外地闪现着一个盛世明君的身影，像汉高祖刘邦、唐太宗李世民、清康熙帝玄烨，他们为百姓安居乐业、社会繁荣稳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虽然他们统治的时代不同，但他们却印证了同一个道理：得民心者得天下。
史例解读
得民心者得天下
刘邦、项羽都是名载史册的英雄，可前者成就了千古伟业，后者却无奈自刎乌江，这难道真如项羽所言“此乃天意”吗？并非如此。考校刘邦、项羽二人的德能，不难发现，项羽比刘邦更有才能，但项羽恃才傲物，胸怀器度促狭，一意孤行，只逞匹夫之勇，行妇人之仁，最终走向了灭亡。相反，刘邦虽然没有什么过人的个人才能，但他善于听取良言，以德帅众，身边谋士云聚，豁达坦荡，有着超常杰出的人格魅力，能与天下才德之士共谋善举。因此，他最终成为楚汉之争的胜者。
斗转星移，到了康熙时期，作为皇帝的玄烨，有着比刘邦更为出众的才华，有着比项羽更为强健的体魄，照说他可以安安稳稳地坐上龙椅，安享太平。但是，他却遭到了关内百姓的强烈反抗。只因为他是满人，他统治下的臣民却大多是汉人。在汉人的眼中，他永远是夷人，是外来者。因此，各地的反清斗争绵延不绝，这也成了康熙的一块心病。一次，他去长城察看城墙的毁坏情况，面对破落的长城，大臣中有人认为要进行加固，以防来袭。康熙却坚定地说：“我要修筑的是百姓心中的长城，这比真正的长城坚固好几倍！”康熙多次微服私访，体察民情，用自己的真诚打动了百姓，最终赢得了百姓的认同，迎来了天下的安定。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综古观今，我们不难看出：成就大业，一统天下，取决于民心所向，民乐则君乐，民忧则国忧，得民心者得天下。
心战为上，兵战为下
马谡（190-228），字幼常，三国蜀襄阳宜城人（今湖北宜城县南），侍中马良之弟。初以荆州从事跟随刘备取蜀入川，曾经任绵竹、成都令，越太守。后因失守街亭，被诸葛亮挥泪斩首。
马谡“才器过人”，诸葛亮对其很是器重，任命他为参军，常常引见谈论军事，自昼达夜。
建兴三年，诸葛亮征讨南中，马谡送了数十里。诸葛亮说：“虽然我们谋划这么多年，今天可有更好的策划吗？”马谡回答说：“南中依仗地势险阻，不归顺中原的历史已经很久了，即使今天打败他，明天他就又反叛了。现在，丞相集中精力，将要举行北伐，与强贼搏斗，后防的巩固十分重要。如果他们知道国内空虚，那么他们就又会立即反叛了。假若把他们全部消灭，以除后患，那样做既不是仁者应有的行为，也不是短时间内能够办到的。用兵的原则是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希望您能让他们心服就行了。”诸葛亮接受了马谡所提出的策略，对孟获七擒七赦，终于平定南方，直到诸葛亮去世，南方再没有任何动乱，为北伐奠定了安定的后方基地。
马谡虽然向来以“纸上谈兵”闻名于世，但他关于“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军事见识是非常高明的，以至于被后人总结为“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如战”的重要经验，而广为流传。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
【典句札记】
此句以用人和理财的角度来谈“絜矩”。“絜矩”在前面出现过，在《大学》中有将心比心的意思。而且此处蕴含了“德”与“人”、“土”、“财”的辩证关系。国君只有具备了高尚的德行，才能得到民众的拥戴，只有民众拥戴才能得到土地，拥有了土地才能聚集财富，有了财富国家才有用度开支。一个人，不管你经商、为官，还是为民，倘若无德，自然不会得到别人的尊重，如果人人都反对你，那么作为一个社会的人如何才能立足？更不用说要干成一件事业了。
发展以人为本，立人以德为先。人是社会动物，不是孤独的生命。因而，人只有在与他人的社会交往之中，在组成社会团体的合作之中，才能体现人的价值。社会交往与合作的过程，同时也是道德产生的过程。社会机体有效运行需要依赖道德，人类走向和谐社会更要倚重道德。“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道德是立身之本。
我们的民族以美德懿行作为安身立命之根。“道德当身，故不以物惑。”将道德修养作为最崇高的事业，“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古往今来，无论世事如何变迁，生活方式如何变化，但是，总有不变的天理存在，这就是民心，就是根植于我们内心的德行。无论时间、场所及环境如何改变，但是带有普遍性的大经大法——做人的良知，却永远不会改变。慎思于内，方能笃行于外。道德是人类共同生存、和谐发展的基础。
中国古代，人们无论是做官还是经商，无论是处于统治地位还是处于创业之初，一直重视人才的使用。他们不但提出了一些基本用人的标准，比如唯才是举、用人不疑等等，还十分强调用人的严格，并多方考察。
庄子讲：“远使之，以观其忠；烦使之，以观其能；色使之，以观其性；酒使之，以观其态。”古代强调用人之严，由此可见一斑。
古人深知：为官成事，必须用人，而使用人才得当，方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故无论治世、乱世都需要德才兼备的人才，更需要培养用才的良好环境，唯有如此，方可成就大事。所以，历代统治者和广大官员，无不为此努力奋斗，以期获得最大成就，流芳千古。或察贤尊能，或广咨博选，或唯才是任，或用人不疑，或扬长避短，或育才造土……
史例解读
用人要德才兼备
诸葛亮（181-234），字孔明，号卧龙，琅邪阳都人（今山东沂南），蜀汉丞相。谥曰忠武侯。诸葛亮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一位德才兼备的栋梁之才，他以其隆中策预见天下三分，显示其大才；以其鞠躬尽瘁尽忠蜀汉，显示其大德。其人如此，其择官也以德才兼备为准则。
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向刘禅上疏，即《前出师表》，疏中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
桓帝、灵帝是东汉末年的皇帝，二人都信任宦官，大兴党锢之祸，杀戮贤臣，以致社会动荡不安。诸葛亮上《前出师表》时，刘备已去世，由他执政辅佐刘禅，故在出征前总结了先汉与后汉兴亡的经验教训，谆谆告诫刘禅，不要学桓、灵二帝“亲小人，远贤臣”，要学先汉“亲贤臣，远小人”，才能使蜀国兴隆，以复兴汉室。
诸葛亮在《十六策》里指出：“治国之道，务在举贤。若大国危不治，民不安居，此失贤之过也。夫失贤而不危，得贤而不安，未之有也。”因此，诸葛亮在治理蜀国时特别重视选拔德才兼备之人。
他推荐董允为侍中，领虎贲中郎将，统宿卫重兵，负责宫中之事。刘禅欲增加后宫嫔妃，董允认为古时天子后妃之数不超过十二人，今已足数，不应增加。刘禅宠爱宦官黄皓，黄皓为人奸佞，想于预政事，董允上则正色匡主，下则数责黄皓，他在时，黄皓不敢胡作非为。
蒋琬、姜维都是诸葛亮精心选拔的接班人。蒋琬入蜀，开始时任于都县长。刘备前去巡视，正看见蒋琬饮酒醉倒，不理政事，非常生气，要杀掉他。诸葛亮深知其人，为之说情：“蒋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其为政以安民为本，不以修饰为先，愿主公重加察之。”
刘备敬重诸葛亮，听到他所言，没有惩罚蒋琬。后来诸葛亮提拔蒋琬为丞相府长史，每次出征，他都足食足兵保障供给。诸葛亮经常赞蒋琬为人“忠雅”，可与他一起辅佐蜀汉大业。诸葛亮死前，秘密上表给刘禅：“臣若不幸，后事宜以付琬。”
诸葛亮死后，蒋琬执政，其人大公无私，胸怀广阔，能团结人。同时他能明知时势，使得国治民安。
姜维继诸葛亮复兴汉室之志，屡次北伐，虽无大胜，但魏兵也不能侵入。等到司马昭派大军伐蜀，刘禅昏庸，不听姜维派兵扼守阴平的主意，终于使邓艾得以偷渡而直捣成都。刘禅献城投降，并命令姜维也投降。姜维想假借投降的机会，杀掉钟会，复兴蜀汉，最后没有实现。其夙愿虽未实现，足见其忠烈。
以德立人
娄师德（630-699），字宗仁，郑州原武（今河南原武西）人，唐朝大臣、名将。
娄师德自幼才思敏捷，弱冠便以进士及第授江都（今江苏扬州）县尉。娄师德的才能很快便使扬州（治江都县，今江苏扬州市）长史卢承业感到惊异。为此，卢承业对他说：“吾子台辅之器，当以子孙相托，岂可以官属常礼待也？”
娄师德善于举谏人才。狄仁杰当宰相之前，娄师德曾在武则天面前竭力推荐他，但狄仁杰对此事却一无所知。他认为娄师德不过是个普通武将，很瞧不起他，一再排挤他。武则天察觉此事后，便问狄仁杰：“师德贤乎？”狄仁杰说：“为将谨守，贤则不知也。”武则天又问：“知人乎？”狄仁杰说：“臣尝同僚，未闻其知人也。”武则天笑着说：“朕用卿，师德荐也，诚知人矣。”并随手拿出以往娄师德推荐狄仁杰的奏章，让狄仁杰观看。狄仁杰看后，十分惭愧，叹息道：“娄公盛德，我为所容乃不知，吾不逮远矣！”后来，狄仁杰也向娄师德学习，努力物色人才，随时向武则天推荐。
有德则有财
杨翥（zhù），是我国历史上以忍让著称的人物，明代的王琦在《寓圃杂记》中记述了杨翥的两件小事：杨的邻人丢失了一只鸡，指骂被姓杨的偷去了。家人告知杨翥，杨说：“天下不只我一家姓杨，随他骂去。”
又一邻居，每逢下雨天，便将自家院中的积水排放到杨家门前，使杨家深受脏污潮湿之苦。家人告知杨翥，他却劝解家人：“总是晴天干燥的时日多，落雨的日子少。”
久而久之，邻居们被杨翥的忍让所感动。有一年，一伙贼人密谋欲抢杨家的财宝，邻人们得知后，主动组织起来帮杨家守夜防贼，终于免于这场灾祸。
有德之人，秦兵避境
魏国的段干木，品行很高尚，不肯做官，拜卜子夏做老师。
有一天，魏文侯要去见他，已经走进大门，段干木就爬过墙，逃避而去。
魏文侯经过段干木的门口，一定行一个敬礼。替魏文侯驾马车的人问道：“段干木只是一个平民百姓，您做诸侯，是一国的君主，您从他家门口经过行礼，不会太过分吗？”
魏文侯说：“段干木所荣耀的是道德，我的所荣耀的是土地。段干木所富有的是义气，我所富有的是钱财。这样两两比较起来，我比他差得多，怎么敢不去礼敬他呢？”
有一次，段干木高卧在草原上的一间小茅屋里，秦国的军队来攻打魏国，听到段干木的德行和操守，便退兵，而不到魏国来了。
卧薪尝胆
春秋末年，吴王阖闾打败楚国，成了南方霸主。公元前496年，越国国王勾践即位。吴王趁越国刚刚遭到丧事，就发兵打越国。吴越两国在槜（zuì）李（今浙江嘉兴西南）地方，发生一场大战。
吴王阖闾满以为可以打赢，没想到打了个败仗，自己又中箭受了重伤，再加上年纪大了，回到吴国，就咽了气。
吴王阖闾死后，儿子夫差即位。阖闾临死时对夫差说：“不要忘记报越国的仇。”夫差记住这个嘱咐，叫人经常提醒他。他经过宫门，手下的人就扯开了嗓子喊：“夫差！你忘了越王杀你父亲的仇吗？”
夫差流着眼泪说：“不，不敢忘。”过了三年，吴越两国的军队在太湖一带打上了。越军果然大败。越王勾践带了五千名残兵败将逃到会稽，被吴军围困起来。勾践一点办法都没有了。他跟范蠡说：“懊悔没有听你的话，弄到这步田地。现在怎么办？”
范蠡和文种建议勾践求和，于是，勾践派文种到吴王营里去求和。
文种回去后，打听到吴国的伯嚭是个贪财好色的小人，就把一批美女和珍宝，私下送给伯嚭，请伯嚭在夫差面前讲好话。经过伯嚭在夫差面前一番劝说，吴王夫差不顾伍子胥的反对，答应了越国的求和，但是要勾践亲自到吴国去。
文种回去向勾践报告了。勾践把国家大事托付给文种，自己带着夫人和范蠡到吴国去。勾践到了吴国，夫差让他们夫妇俩住在阖闾的大坟旁边一间石屋里，叫勾践给他喂马。范蠡跟着做奴仆的工作。夫差每次坐车出去，勾践就给他拉马，这样过了两年，夫差认为勾践真心归顺了他，就放勾践回国。
勾践回到越国后，为了收揽民心，下诏罪己，说是因为他的处置不当而使老百姓遭受灾难。为了报仇，他唯恐眼前的安逸消磨了志气，在吃饭的地方挂上一个苦胆，每逢吃饭的时候，就先尝一尝苦味，还自己问：“你忘了会稽的耻辱吗？”他还把席子撤去，用柴草当作褥子。这就是后来人传诵的“卧薪尝胆”。
勾践决定要使越国富强起来，他亲自参加耕种，叫他的夫人自己织布，来鼓励生产。因为越国遭到亡国的灾难，人口大大减少，他订出奖励生育的制度，免除税收等措施。人民看到自己的国君亲自耕作，并且免去了赋税，都想为国君复仇。勾践叫文种管理国家大事，叫范蠡训练人马，自己虚心听从别人的意见，救济贫苦的百姓。全国的老百姓都巴不得多加一把劲，好叫这个受欺压的国家成为强国。过了几年，越国的人民都富裕起来了。就在越国励精图治时，吴国的政治却日趋腐败。过了一段时间，越王勾践觉得时机成熟，便号召伐吴，当时越国全国互相勉励，母亲勉励儿子，妻子勉励丈夫，儿子勉励父亲……
于是越王勾践乘吴王北上参加黄池之会时，出动大兵五万人奔袭吴国，打败了吴国的军队，并杀死了吴国的太子。公元前473年。越军又一次大破吴国，吴王夫差被包围在姑苏山上。越王勾践接受了范蠡的劝告，拒绝了夫差求和的要求，一举灭掉了吴国。
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
【典句札记】
此句主要辨析“德”与“财”的关系，德性是根本，财富是末梢，如果一个国君表面上重视德性而内心却重视财物，就会与民争利，所以说重德在于内心真诚，而不是仅做表面文章去博取别人的尊重。
在中国古代，道德与事业是君子毕生奋斗的两大人生追求，《易经》说：“君子进德修业。”在对待道德与财物的态度上，中国人重德轻财，将德看成是一个人的根本。所谓“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古人说：“德，国家之基也。”道德历来都是人们修身养性、完善自我乃至治国安邦的重要工具。在面对利益的取舍时，古人崇尚“见得思义”，并视为人格修养的至高境界，只有高尚的品德才是永远的财富。
做人如果不重视品德的修养，失去了道德的自觉约束，那么就会无所不为。在面临金钱的诱惑时，就会不顾一切，不择手段地攫取钱财，最终跌入“孔方兄”的陷阱而不能自拔。
史例解读
德性是根本
廉希宪（1239-1280），字善甫，号野云。元代杰出的政治家。出生时，正值其父拜燕南诸路廉访使，遂以官为姓，于是子孙皆姓廉。其祖上为高昌世臣。成吉思汗崛起，其父布鲁海牙依附蒙古。廉希宪十九岁入侍元世祖，累官中书平章政事。至元中以平章行省事于荆南。后复召为相。元世祖至元十七年，在上都病故。谥“文正”。大德八年，追封魏国公，加封恒阳王。倡导孟子性善义利之说，禁剥夺，兴商贩，兴利除害。
当初元世祖还是亲王时，廉希宪就得到元世祖的信任。廉希宪爱好读书，常常手不释卷，一次正在读《孟子》，元世祖有事召见他，廉希宪未及放下书，就带着《孟子》急忙赶去。元世祖于是就问《孟子》是一部什么书，书中讲的是什么，廉希宪于是给元世祖详细讲解了《孟子》的宗旨，元世祖称廉希宪为“廉孟子”。
廉希宪奉命去荆南行省主持政务，励精图治，率民治水垦田，兴利除害，为民所拥戴。
他刚到任，就立即下令禁止强取豪夺，保护正当的商业贸易，使军民相安以处，官吏各司其职。然后登记原来的南宋官员，量才任用，给予信任。
当时，凡是在宋朝做过官的人，在进见元朝太守以上的官员时，必须先送上珍贵的珠宝文物，才能被接待，但只有廉希宪不这样做。他对来拜访的人说：“你们以前如果是清廉为官，那么可以继续担任原职，甚至有可能得到破格录用。你们应当明白，这是我朝皇上对你们的恩德，要以加倍地努力做事来作为报答。你们不必拿那么多宝物给我。如果这些宝物本来就是你们的祖先传下来的，我收下归为己有，那么就不合乎道义；如果这些宝物是你们做官时利用职权从官府中占取的财产，我收下后，那么我就如同你们一样成为偷窃的合谋了；如果这些宝物是你们从百姓中间搜刮来的，我如果收下，那么这就是有罪的。希望你们善自珍重。”那些受时风所迫而送礼的宋朝官员听了之后，心里十分感激。
在任期间，廉希宪开发护城河用于御敌的河水，发展灌溉；将数万亩良田分给贫民耕种；遇到灾荒，及时发粮救济饥民。在地方秩序恢复稳定后，廉希宪就兴办学校，亲自讲课，训导激励学生学以报国，使当地经济和社会生活很快呈现了勃勃生机，从而使那些远在西南地区的宋将闻风归降。元世祖听到后，感慨地说：“先朝用兵不能征服的，现在廉希宪不用一兵却让几千里外的人都来奉送土地，廉孟子其名不虚啊！”
廉希宪厌恶奸邪，不礼权贵，对儒士则十分尊重，以礼善待。宋朝降臣刘整已被任命为行省、都元帅，前来求见，廉希宪有意给以羞辱，不予理睬。他对刘整说：“这是我的家宅，你如果有公事需要汇报，那么，明日就到政事堂来见。”但是，当那些流落京城、饥寒困顿的南宋儒士持诗求见时，他立即铺设坐椅，亲自出门迎接，整备酒茶款待。他的弟弟对此很不理解：刘元帅为皇上所任命，你反而菲薄鄙视，却对江南穷秀才礼遇如此。他说：“我作为国家大臣，言行举止，无不关系天下重轻。刘整虽然官居富贵，但他是出卖国家的叛逆贰臣，因此给以折辱，使他明白君臣义重。而天下寒士，他们诵读圣贤之书，是孔夫子的门徒。在宋朝时，公朝没有位置，公宴无资格参与，但他们却满腹经纶，胸怀乾坤，因此应当礼敬尊崇。况且现在国家崛起于朔漠，读书人已经很少了，我如果不能对他们尊重礼敬，那么儒术就将断送了。”廉希宪先后举荐、启用人才很多。在这些人才的辅助下，他的政声治绩得到人们的称颂。
弃财保国
弦高，春秋战国时，郑国的爱国商人，公元前628年，秦军发兵攻打郑国，留在郑国的将军也送信给当时的秦国国君秦穆公说：“郑国北门的防守掌握在我们手里，要是秘密派兵来偷袭，保管成功。”
秦穆公为图霸业不听劝阻，派百里奚的儿子孟明视为大将，蹇叔的两个儿子西乞术，白乙丙为副将，率领三百辆兵车，偷偷地去打郑国。
秦国的大军进入滑国地界（在今河南省）。当时有一位郑国的牛贩子叫弦高，去洛阳做买卖，途中闻听秦军来犯的消息，心里非常为自己的国家着急，立即派人去速报郑国国君，自己则买了礼物，选了十二头肥牛，冒充郑国的使者求见秦军的大将。说：“敝国国君听说贵国三位将军远道而来，特意命令我先送肥牛给贵军。这不过是一点小意思，算不上犒劳军队，请将军笑纳。敝国国君说，敝国承蒙贵国军队保护北大门，十分感激，我们自己也不敢怠慢，请将军尽管放心。”孟明视一听大吃一惊，接着，弦高献上四张熟牛皮和十二头肥牛。
孟明视原来打算在郑国毫无准备的时候，进行突然袭击。现在郑国使臣老远地跑来犒劳军队，这说明郑国早已有了准备，要偷袭就不可能了。
他收下了弦高送给他们的礼物，对弦高说：“我们并不是到贵国去的，你们何必这么费心。你就回去吧。”
弦高走了以后，孟明视对他手下的将军说：“郑国有了准备，偷袭没有成功的希望。我们还是回国吧。”说罢，就灭掉滑国，回国了。
郑国的国君接到弦高的信，急忙叫人到北门去观察秦军的动静。果然发现秦军把刀枪磨得雪亮，马匹喂得饱饱的，正在作打仗的准备。他就老实不客气，向秦国的三个将军下了逐客令，说：“各位在郑国住得太久，我们实在供应不起。听说你们就要离开，就请便吧。”三个将军知道已经泄露了机密，眼看呆不下去，只好连夜把人马带走。
事后，郑国国君要封赏弦高，弦高说：“因欺诈而得到赏赐，那么郑国的朝政真的要废弛了。作为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信义，是败国之俗。赏赐一人而败坏了国家，聪明的人是不会这样做的。”于是弦高隐身东夷，一直没有回郑国。
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
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典句札记】
此处先讲疏财和得民心的因果关系，然后将这种关系扩大为，说错了话就会有别的错话回敬过来；财产来路不明就会不明的丢失。这两句话都体现了我国人民所信仰的朴素的因果论。疏财和“破财免灾”有相似之处。“悖入”和“悖出”与“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相似。另外此处还暗含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意思。
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荀子曰：“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上重义则义克利，上重利则利克义。”
天下之财为天下人所用，财物之生聚，其目的是为养民，而不是只为了满足个人的欲望。
作为人，应该有所追求，对于名利荣辱，应该能够看透。对于人生，应当豁达，不必强求，应该常怀一颗平常之心、坚守之心。这样，在你面临财利的诱惑时，才不会迷失自我，要时刻记住这句话：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史例解读
勿玩物丧志
吕诲（1014-1071），字献可。其先祖是幽州安次（今河北廊坊西）人，后寓居开封（今属河南）。是宋太宗时著名宰相吕端的孙子。吕诲生性纯厚耿直，具有乃祖之忠，朝臣敬重。进士及第，累官谏议大夫。现存文章主要是奏议、议论文。奏议关切时政，议论有先几之见。
仁宗即位后，司马光以吕诲“一不爱富贵，二重惜名节，三晓知治礼，四不畏强暴”，举荐为知谏院。迁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嘉祐年间，吕诲奏疏仁宗皇帝：鉴于皇帝体弱多病，应早立昌嗣，一则可平稳延续，二则垂考皇太子临政实际。仁宗经熟虑后，采纳了吕诲的建议，即立太子，为政权稳定做出了卓越贡献。
吕诲任御史中丞期间，朝廷曾下旨，命令京东官府供给宫中数万两黄金，广东为宫中购置珍珠。吕诲知道后，立即进谏说：“皇上正处在大有作为的年龄，智慧过人，应当把精力集中在治理国家方面，以天下百姓之心为心，想天下百姓所想，做天下百姓想做的事，而不应把那些黄金、珍珠之事放在心上，而玩物丧志。希望诏示侍臣，立即停止。”
财散民聚
平原君，名赵胜（前？-前253），战国时期赵国人，赵武灵王之子，赵惠文王之弟，号平原君。有一次，秦军攻击赵国的邯郸，邯郸告急。邯郸传舍吏之子李同提议说：“现在形势十分危急，但你的姬妾数百人仍穿好吃好，如果赵国被攻破，你还能这样吗，不如让夫人以下的人都帮助守城，把家里的东西都拿来犒劳士兵，如果守得住，还愁没有这些东西吗。”平原君于是将家财散尽，犒赏军队，募得敢死之士三千人，由李同率领攻击秦军，秦军退却三十里，李同在此役中战死。楚、魏的援军随后赶来，解了邯郸之围。
焚烧债券赢来民心
孟尝君，名叫田文，是田婴的儿子。田婴在孙膑指挥的马陵战役中担任过副将，因作战有功，齐国把他封于薛地（今山东滕县东南），称为薛公。田婴死了以后，田文继承了父亲的官位和封地，号称孟尝君。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的重臣喜欢收养各种各样有一定本领的人，做他的“门客”，给他出谋划策，并借此提高自己的声望，维持和巩固自己的地位。孟尝君就是其中之一，他和当时的魏国的信陵君、楚国的春申君、赵国的平原君，合称为战国“四公子”。
孟尝君知道，收养大量门客，能够获得很多人的拥护和支持，这对于巩固自己的地位是很必要的。于是他到处搜罗人才，不论贵贱，只要有一技之长，都以客相待。这样，他爱慕贤人的名声就慢慢地传开了。别的国家的一些豪杰之士，甚至一些逃跑的犯人也来投奔他，把他当作知己朋友，为他办事。
有一次，一个衣着破旧、脚穿草鞋、身材魁梧的大汉腰里系着一把剑，求见孟尝君。他自称自己叫冯谖，齐国人，孟尝君看他那副打扮，腰里系的剑，连剑鞘也没有，知道是个穷苦人，就问他：“先生找我有何见教？”冯谖说：“我穷得活不下去，到您这儿找口饭吃。”“你有什么本事呢？”“我什么本领也没有。”孟尝君笑了起来，说：“那你就先住下吧。”孟尝君手下的人看冯谖这么穷，又没本领，都看不起他，把他安排在下等房间里住，天天给他粗饭吃。
没过几天，孟尝君问起：“那个冯谖在干什么？”回答说：“他呀，天天弹那把剑，边弹还边唱：剑啊！咱们回去吧，这儿吃饭没鱼虾。”孟尝君觉得这话传出去，自己没脸面，就让人把冯谖搬到中等房间里住，给他鱼虾吃。没过多少日子，冯谖又唱了：“剑啊！咱们回去吧，这里出门没车马。”有人把这话报了孟尝君，孟尝君吩咐再给他一套车马。
又过了几天，孟尝君带着微笑问手下总管门客的说：“这次冯谖可满意了？”
谁知总管说：“冯谖仍旧天天唱哩，什么‘剑啊！咱们回去吧，没钱不能养活家。’我看此人只是为了混饭的骗子！”
孟尝君听后眉头皱了起来，不过还是说：“这个人是有点过分，不过既然这样，那就再派些人去慰问供养他的母亲，这又算得了什么呢？”
于是，孟尝君派人经常给冯谖的老母亲送钱用。冯谖这才不弹不唱了。
过了一年光景，孟尝君名气越来越大，这时候，他的门客已经有三千人了。养活这么一大帮人，得多少钱啊！尽管他收入不少，可也感到力不从心。他想来想去，想到在薛城还放了一大笔高利贷，已经快一年多没收上利息来了，决定派人去收一下。这收债可是个费力不讨好的差事，还得懂一套会计业务，门客没人愿意去，倒叫孟尝君作了难。有人推荐冯谖，说：“这家伙身材高大，又很会说话，别的本事没有，收债也许还行。”孟尝君就把冯谖找来，对他说：“我平时太忙，对先生照应不够。请您原谅。现在请您上薛城去一趟，替我收债，不知道您愿不愿意去？”冯谖很爽快答应：“行，我去。”于是准备车马，收拾行装，带着债券，就出发了。临走的时候，他问孟尝君：“债收了以后，要买点什么回来吗？”孟尝君说：“你看我家缺什么就买什么吧。”
冯谖到了薛城，那些比较宽裕的人跑来还了利钱，那些还不起债的穷人家早躲得无影无踪了。冯谖用收上来的钱，买了几头大肥牛和十几坛美酒，办了几十桌酒席，邀请所有的债户来喝酒，并且通知说，不管还得起还不起的都要来，还不起不要紧，来核对一下债券就行了。聚会那天，债户们都来了，冯谖热情地招待他们。喝过酒，冯谖同债户们一一核对了债券，问明了情况。凡是当时能给利钱的，就收下他们的钱；一时没钱的，就约好归还的期限；穷得实在还不起的，就干脆把他们手中的债券收回，当着大家的面，一把火把那些债券都给烧了。债户们看了真是又惊又喜，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时候，冯谖站起来说：“咱们孟尝君借钱给你们，是看到大家没有本钱务农经商，难以度日；本来他是不想收利钱的，可是他手下有一大帮门客要养活，所以叫我来收利钱。如今核对了债券，能付的都付清了，暂时没钱的都约定了归还的期限，请务必按期交付，实在付不起利钱的，孟尝君说，连本带息都奉送了。所以我把这些人的债券全烧了。这都是孟尝君的恩典，大伙可别忘了啊！”一番话，说得大家欢呼起来，都万分感激孟尝君的恩德。
孟尝君听到冯谖焚烧债券的消息，不由得火冒三丈，立刻派人把冯谖叫回来，气呼呼地责备他：“好哇，我要你去收利息，你收了钱，就杀牛买酒，大摆宴席，还把债券给烧了。你搞的是什么名堂？”冯谖不慌不忙地回答说：“公子您别急！请您想一想，不办酒席怎么能把债户全都找来呢？债户不来，怎么知道谁付得起利钱，谁又付不起呢？现在，付得起的，已经定好期限，到期准能交上。付不起的，就是再过十年八年，他还是付不起。逼急了，他索性跑到别的地方去了，那些债券还有什么用处呢？您要是硬逼着他们，得钱不多，倒落个不好的名声，这划得来吗？我把这些没用的债券烧了，使薛城百姓对您感恩戴德，到处颂扬您的美名，这不是大好的事情吗？我临走的时候，您嘱咐我拣您家缺少的东西带回来。我看您这儿金银财宝，山珍海味，什么都不缺，唯独缺少对穷苦人的情义。所以我就把情义给您买回来了。”
孟尝君听了觉得还有点道理，虽然心里很可惜那些钱，但也没有办法，只好对冯谖拱手谢道：“先生的眼光真是长远啊，谢谢。”不过从此，对冯谖又冷淡了。
随着孟尝君的名声越来越大，在齐国也受到了重用：做了国相。秦昭襄王知道这些以后，认为孟尝君是秦国的后患，就派人离间，说：“孟尝君，到处收买人心。现在，天下人连齐王都不知道啦，就知道孟尝君。过不了多久，孟尝君就要取代齐王了。”
齐王听到这些谣言，心中很不高兴。于是，齐王罢免了孟尝君，打发他到薛城去。这样，他的门客们也都纷纷散去了，只有冯谖还跟着孟尝君。冯谖替孟尝君赶着车马来到薛城。薛城的百姓听说孟尝君来了，都站在城门外来迎接。他们有的提着鸡，有的拿着酒，都争着向孟尝君献酒食，问候长短。孟尝君见到此情景激动不已，连连向冯谖称谢。
冯谖说：“没有什么，现在只有薛城是你安居的地方，俗话说：狡猾的兔子有三个洞，才能免遭死患；现在您只有一个洞，还不能把枕头垫得高高地躺着（指放松戒备）。请让我再去为您挖两个洞吧。并且此行必定能够使你官复原职，并且俸禄增加。”
孟尝君说：“一切尽凭先生。”就给冯谖五十辆车子，五百斤黄金。冯谖向西去魏国活动，他对魏惠王说：“齐国放逐他的大臣孟尝君，哪位诸侯先迎住孟尝君，可使其国家富庶而军事强大。”于是惠王空出上位（指相位），让原来的相作了上将军，派使者带着黄金千斤，百辆车子，去聘请孟尝君。冯谖先赶车回去，告诫孟尝君说：“千斤黄金，很重的聘礼了；百辆车子，这算是很显贵了，但你不能答应。因为齐国君臣也会听说这事，会再来请你的。”魏国的使臣往返了三次，孟尝君坚决推辞而不去。
齐湣王听说这一消息，君臣上下十分惊恐，派遣太傅携带千斤黄金、绘有文采的车子两辆、佩带的剑一把，封好书信，向孟尝君道歉说：“我没有福气，遭受了祖宗神灵降下的灾祸，深信于巴结逢迎的臣下，得罪了您。我不值得您来辅佐，希望您顾念齐国先王的宗庙，姑且回到国都来，治理全国的百姓吧。”冯谖告诫孟尝君道：“希望你向齐王请求赐予先王传下来的祭祀祖先使用的礼器，在薛地建立宗庙。”宗庙成就，冯谖回报孟尝君：“现在三个洞已经营造好，您可以高枕作乐（无后顾之忧）了。”
那些走掉的门客听说孟尝君重新当上了相国，又来投奔他。孟尝君很恼火，对冯谖说：“我失势的时候，他们不帮助我，都溜了。多亏先生竭力奔走，我才得以重新担任相国。他们有什么脸再来见我呢？如果谁再来见我，我就唾他的脸，骂他一顿。”冯谖说：“公子大可不必这样做。您现在做相国正需要大家扶持，可不能赌气，把宾客赶走了，那样谁还给您办事呐？不如还像当初一样热情地招待他们，也显得您的度量大。”孟尝君说：“先生的话，我敢不听吗？”由于得到许多门客的支持，孟尝君又稳当当做了几年相国，没有遭到丝毫祸患，这都是冯谖的计谋所赐啊。
《康诰》曰：“唯命不于常！”道善则得之，不善则失之矣。
【典句札记】
这句“唯命不于常！”，和人们常说“天命无常”相似；曾子由此得出，行善则得天命，不行善就会失去天命，这些也成为后人讨伐无道时，所作檄文中最常用的一句话。
合乎正义就能得到支持与帮助，违背正义就会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是孟子的一个著名论断。《孟子·公孙丑下》说：“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意思是说，对于得道的人，帮助他的人就多；对于失道的人，帮助他的人就少。帮助的人少到极点时，就连亲戚都会反对他；帮助的人多到极点时，全天下的人都会顺从他。拿全天下都顺从的力量，来攻打连亲戚都反对的人，要么不战，战则必胜。
在孟子看来，“民心向背”对于战争胜负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它决定着战争的成败。同样，“民心向背”对于政治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孟子说：“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意思是说，得天下必先得民，得民必先得民心。所谓“得民”，就是得到人民的支持、拥护和帮助。所谓“得天下”，是指通过施行仁政来“王天下”，而不是单靠武力来争夺天下。仁政，是以德服人，使人心悦诚服地前来归附；而以力服人，并不能服人之心。在孟子看来，得天下之道，即是施行仁政。因为只有仁政，才是“得其心”之政。
对于如何“得其心”，孟子提出了“保民”的思想，就是关爱和保护人民，要求君主“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就是说人民所希望的，就替他们聚积起来，人民所厌恶的，绝不强加给他们。那么，人民所希望的是什么呢？当然是富裕、幸福的生活。孟子认为，这是行仁政的根本着眼点。做到了这一点，自然民心归服、天下归附，而且是任何力量都阻止不了的。
天理大道是无私的，冥冥中始终有着一种无声的注视，在默默地评判、仲裁着世间人们的一切善恶是非。不论你权势大小，地位高低，也不管你权谋智巧如何高明，你的一切所作所为终究是逃不出上天的法眼，最终都会得到清算，这就叫做天理昭彰。
因此，武王告诉康叔说，唯有天命无常，或去或留，或吉或凶，都由天道主宰着。天道至公至正，唯德唯道是从。只有修养德行，奉行仁政，遵循天道，为百姓造福，才能够得到民心的拥护，求得民心和顺。
史例解读
治理国家必须顺应民心
苻坚（338-385），字永固，一名文玉，略阳临渭（今甘肃秦安东南）人。祖父苻洪，是十六国时期前秦的奠基者。
苻坚自幼聪明，慷慨好施，举止严谨，合乎规矩。八岁时主动求师读书。他的祖父苻洪惊喜地说：“我们戎狄部族世代只知道喝酒吃肉，你小小年纪却要求读书，真是太好了。”欣然满足了他。十三岁即为龙骧将军。他的父亲流着泪对他说：“你的祖父当年就曾被授予这个封号，我把这个封号授给你，望你好自为之。”
苻坚从小接受了系统的儒家教育，博学多才，广泛结纳贤士，团结了王猛、薛赞、权翼、吕婆楼、强汪、梁平老等一批有才能的人。这些人给他出谋划策，帮助他夺得了王位；即位之后，信任依靠这些人，建立了功勋伟业。据说，苻坚登上龙门（今山西河津县），俯瞰滔滔远去的黄河，说：“这山河是何等的壮美啊！汉代娄敬建议汉高祖刘邦建都长安，认为‘关中四塞之国’，可永葆江山牢固，真是讲得对极了！”权翼说：“我听说夏商两朝的都城，从地势看并非不险要，周、秦两朝的土地，也并非不广阔，可是桀、纣、幽王、二世等一个个身死名裂，这是因为放弃道德修养所致。吴起说过：‘在于君主的德操，不在于地势的险要。’愿陛下追随尧舜，用高尚的德操感化天下，山河的险固是不足依恃的。”
苻坚继位后图强自立，进行了一系列的整顿和改革。他整顿吏治，削弱和打击氐汉酋豪的势力，采取一系列强化王权的政策和措施。“举异才，修废制，继绝世，课农桑，恤困穷，立学校”等等。经过几年的整顿，前秦国富民强，“关陇清晏，百姓丰乐”，出现了汉魏以来少见的清明政治。在此基础上苻坚开始了统一大业。
治理国家必须顺应民心，才能昌盛强大；反之，失去民心，则迟早会灭亡。
推施德政，盗变良民
龚遂就任渤海郡太守时，汉宣帝问他如何平息盗贼。龚遂答道：“沿海的人民生活困穷，为衣食所苦，官吏又不体恤他们，所以使陛下的赤子变成盗贼！”
龚遂来到渤海郡，取消捕捉盗贼的官吏，并且公布说：“凡是手持田器的人都是良民，持兵器的人才算盗贼！”
盗贼们听到这一则政令，纷纷解散。龚遂便打开仓库，将民生物资、工具或资金借给贫民，劝人民从事农耕，种桑树养蚕，叫他们卖剑来买牛，卖刀来买犁。没有几年，人民都富足而且诚实，各种诉讼也平息了。
龚遂到了朝廷，将功劳归于君王。汉宣帝赞美他的政绩，龚遂禀告说：“这策略都是曹王生提议和告诫臣的！”
于是汉宣帝派任龚遂为水衡都尉，曹王生为水衡丞。
《楚书》曰：“楚国无以为宝，唯善以为宝。”
【典句札记】
此句借楚书中的话语，继续讲善的好处。从中我们亦可以看出，曾子深得孔子“述而不作”的精髓。
《楚书》中的“楚国无以为宝，唯善以为宝”这两句话是春秋时期的名言。当时，楚国大夫王孙圉出使晋国，晋国的赵简子夸耀说赵国有很多的金银财宝，并问王孙圉说，你们楚国有什么珍奇宝贝啊？王孙圉说，我们楚国没有像你说的那些珍宝，有的只是有德行的贤能人才，全身心地为百姓谋福利，能够使国家富足强盛，社稷康宁，这就是我们楚国最大的财富。
所以说，只有美好的德行才值得珍惜，其他一切身外的财宝都不重要。
史例解读
真正的无价之宝是国君的仁德
魏击，即魏武侯，（前424-前370），魏文侯的儿子，有一天，魏击乘船沿黄河顺流而下。船刚划到河中央，魏击看到两岸林木葱茏，峰峦绵延，景色宜人，心情十分愉快。
“太美了！”他情不自禁的赞叹，又笑着对身边的大将吴起说：“山河如此险固，真是魏国的无价之宝啊！”
吴起听了，却摇了摇头，说：“真正的无价之宝是国君的仁德，而不是险要的地势。从前苗氏居住的地方，左有洞庭湖，右有彭蠡湖，山河可算极为险固了，可是因为部落的首领不讲仁德，还是被禹消灭了。夏桀居住的地方，左有黄河、济水，右有泰华山，南面是伊阙山，北面是羊肠坂，但因为朝政腐败，夏桀终被商汤放逐。商纣的国都，左有孟门山，右有太行山，常山雄踞城北，黄河流经城南，可因为残酷暴戾，商纣最后还是被周武王杀死。”
魏击两眼出神地盯着吴起，若有所悟地点点头。吴起神色严峻的继续说道：“主公如果不施行德政，恐怕连这条船上的人也会成为主公的敌人。”
魏击由衷的赞叹道：“一点不错，你说的太好了！”
齐国无宝
齐威王（前？-前320），战国时期齐国国君，妫（guī）姓，田氏，名因齐，田齐桓公田午之子。公元前356年继位，在位36年。以善于纳谏用能，励志图强而名著史册。
齐威王一次和魏惠王一起在郊野打猎。魏惠王问：“齐国有什么宝贝啊？”
齐威王说：“没有。”
魏惠王说：“我的国家小，尚有直径一寸以上、可以照亮十二乘车的大珍珠。像齐国这么大的国家，难道就会没有宝贝？”
齐威王说：“我对于宝贝的看法跟你不一样。我的臣子中有位叫檀子的，我派他镇守南边国土，楚国不敢来犯，泗水流域的十二个诸侯国都来朝拜。我的臣子中还有位叫盼子的，我派他守高唐，赵国人不敢到其东边的黄河里捕鱼。我的官吏中有位叫黔夫的，我派他守徐州，燕国人向北门、赵国人向西门祭拜，从别的地方迁到我齐国的就有七千多户人。我的臣子中有位叫种首的，让他管理防盗事务，便出现了道不拾遗的景象。这四位大臣，光照千里，岂止十二乘车子呢？”
魏惠王听了，觉得自己实在是太卑俗了，脸上出现了羞愧之色。
拒不接受宝贝
吕蒙正一生忠厚宽简，清正廉洁。曾在宋太宗、宋真宗两朝三次出任宰相，可谓官高位重，权倾一时。但是，在金钱财宝私利面前却显得很不开窍。
有位想通过送礼拉关系、求得进用的人，准备把自己家传的一面价值连城的稀世珍宝——古镜送给吕蒙正，以期引起宰相对他的注意和重用，他说“此鉴能照二百里”，是祖上传下来的。然而，吕蒙正对此却不屑一顾，他说：我的脸面不过碟子大，哪里用得着能照二百里远的镜子。
吕蒙正为人质厚宽简，不为物累，为政以正道自持。古代清正、耿介的大臣，大多都有这样的胸襟，这样的操守，这样的修养。同样是在宋代，有位侍读名字叫孙甫。经常接触皇上以及朝中的皇亲国戚、高官显贵，于是就有许多人千方百计地亲近他，以期寻个向上攀附的阶梯。一次，有人给孙甫送来一块价值数千钱的名砚。他问：“这砚怎么这样贵呢？”那人带着几分炫耀、讨好的口气说：“砚，以石湿润不干为贵重，为上品，这块石砚只要朝它呵一口气，就会流出水来。”孙甫正气凛然地说：“京城一担水才值三钱，要这样的石砚有何用处？”
大凡送礼行贿、拍马阿谀之流，“骨子”里都有他们见不得阳光的“图谋”。试想，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他们可以把祖传之宝都拿出来做为行贿的“敲门砖”，那么他们还有什么事做不出来呢？他们之所以拿出这么贵重的礼，做为投资，他们想要窃取的利益将会更大。高投资就意味着高回报。他们总是有备而来，是想要得到更多、更大的好处。他们想象着：左手送出古镜或名砚，右手就能攫取更大的利益。无利可图的事，他们是不会做的。吕蒙正在贫寒乞讨时，怎么没有人把古镜名砚送给他呢？之所以有人给吕蒙正送珍宝，给孙甫送奇砚，无非注重的是他们头上的“乌纱帽”，是手里掌握的权力。其实，无论多么名贵的物品，与高贵的人格、崇高的道德修养、纯洁的节操相比，简直一文不值。
舅犯曰：“亡人无以为宝，仁亲以为宝。”
【典句札记】
此句为《礼记》中的话，意思是对于那些流亡在外的人没有什么珍宝，只是以仁爱和亲情为宝。
《礼记·檀弓下》记载：鲁僖公四年十二月，晋献公因听信骊姬的谗言，逼迫太子申生自缢而死。重耳避难逃亡在外。在狄国时，晋献公逝世。秦穆公便派人劝说重耳回晋国掌握政权，并说：“我听说过这样的道理，失去国家就是在这样的时候，得到国家的权力也就是这样的时机。虽然你现在正在服丧尽孝时期，但是，也不能哀伤太久啊，机遇是不可以失去的，你慎重考虑吧！”重耳将这件事告诉子犯，请教策略。子犯认为不能这样做。子犯说：“你现在赶紧向秦穆公辞谢吧。就说，身处服丧之中的人是不能怀有贪欲的，只是一心怀着仁厚的亲情、思念、缅怀先君的慈爱和德行，怎么能够乘父丧之期，图谋自己的私利呢？即使掌握了权力，拥有天下，但是天下的人民谁能心悦诚服而愿意拥戴呢？你赶紧辞谢他吧！”公子重耳就对来人说：“贵国君王仁德慈惠，安慰我这个流亡的人的丧父之痛，实在令人感动。但是，重耳我身服孝丧，不能回国致达哀泣之诚意，而为国家和先君分忧。父亲新丧又怎么能乘机谋私利呢！哪里敢怀有他志，以折辱君父的大义呢？”于是使臣将这些话和这些情况汇报给秦穆公。秦穆公说：“公子重耳真是一位仁厚的人啊！”
史例解读
孝张里的传说
张敷，字景胤，南朝宋吴兴太守张邵的儿子。吴郡人。好读玄书，少有盛名。累官黄门侍郎。
张敷刚出生，他的母亲就因难产去世了。张敷在他四、五岁时，就问他的母亲在哪里？家里人告诉他死与生的不同。他虽然还是孩子，不完全理解生与死的意义，但是却表现出思念与追慕的神色。到十岁他就向家人索要母亲的遗物。然而，母亲当年的东西早已经送人，或者散失了，只找到一把扇子，张敷就把这把扇子当成珍贵的宝物，收存在箱子里。每当想念母亲时就把箱子打开，对着箱子流泪不止。张敷见到继母，就想起自己的亲生母亲，常常悲戚哽咽。
张敷迁黄门侍郎，司徒左长史。他的父亲在吴兴亡故，来人只是说他的父亲重病，张敷立即赶回老家看望，从启程直至回到吴兴服孝，共十多天，未及吃一口汤饭。及至葬礼结束，仍然不吃饭菜，于是致成疾病，不长时间就也死去，年仅四十一岁。刘宋世祖即位，颁下诏书说：“司徒已故左长史张敷，贞心简立，幼树风规。居哀毁灭，孝道淳至，宜在追甄，于以报美。可追赠侍中。”改其所居称为孝张里。
仁者爱人
刘备字玄德，涿郡（今河北省涿县）人，汉景帝之子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代，是个有理想的英雄，以恢复汉室正统自居，一生致力于匡复汉室，后建立蜀汉政权。
刘备之所以得天下是和他的忠厚爱民分不开的。公元208年，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起兵南下欲铲除孙权和刘备，从而一统天下。曹操和刘备于新野相战，刘备新野战败以后，撤离襄阳时，刘琮的部属和不少平民纷纷跟着南撤。沿途又加进来不少士兵和平民，快到当阳时，人数达到十余万，还有辎重几千辆，老弱相扶，道路堵塞，一天只能行进十多里。有人劝刘备说：“我们应当快速前进抢占江陵。现在随行的人虽然多，但能打仗的人却很少，万一曹操的军队赶上来，我们怎么抵敌呢？”建议抛下随行的百姓轻军疾进。但刘备不同意这样做，说：“成就大事业必须以人为本，现在大家前来归附我，我怎能抛下他们不管呢？”
于是仍同大家一同行进，另派关羽率领水军，乘坐数百艘战船，从汉水前往江陵会合。
不贪为宝
子罕，春秋时期宋国人，一说名叫乐喜。有人得到一块宝玉，献给司城子罕（“司城”是个官职，相当于现在主管城建的官员），子罕不受。献玉的人说：我给懂玉的人看了，这是一块宝玉，几世难得，所以才敢拿来献您。子罕淡然一笑说：我以不贪为宝，你以玉为宝。若是我收了你的这块玉，我就没宝了，你这块玉也就不是宝了。还不如你我各自留着各自的宝贝呢。由此子罕获得了不贪为“宝”的美名。
皇太极得洪承畴如获至宝
洪承畴（1593-1665），字彦演，号亨九。明朝重臣，松山之败后降清。皇太极打算留下洪承畴为己效力，便派范文程去劝洪承畴投降。洪承畴当时跺脚大骂，而范文程心平气和地和他交谈，内容涉及古今之事。房梁上的尘土偶尔落下，沾到了洪承畴的衣服上，他用手弹了去，范文程将此事告诉了皇太极，他说：“洪承畴肯定不会求死，他连衣服尚且那么珍惜，更何况他的性命呢？”
于是，皇太极亲自去看望洪承畴，脱下了自己身穿的貂皮大衣给洪承畴穿上：“先生是否觉得不那么冷了？”
洪承畴瞠目而视，许久叹息道：“这真是老天选定的明主啊！”
洪承畴投降了皇太极。皇太极非常高兴，当天给洪承畴的赏赐不计其数。
有的将领很不高兴，说：“皇上待洪承畴也太好了！”
皇太极劝他们说：“我们这些人栉风沐雨几十年，是为了什么呢？”
将领们答道：“那谁不知道啊，是为了入主中原！”
皇太极听后笑道：“这就譬如行路，我们都是盲人，如今好不容易得到了一个向导，我怎么能不高兴。”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断断兮无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
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圣，其心好之；
不啻若自其口出，实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孙黎民，尚亦有利哉！
人之有技，媢疾以恶之；人之彦圣，而违之俾不通；
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孙黎民，亦曰殆哉！”
【典句札记】
这段话出自《诗经·秦誓》，是秦穆公自责的一段话，秦穆公曾听信杞子等大臣的意见，派大将三人，远征中原郑国，想向东方发展，结果在灭滑国后被晋军伏击，数万将士被全部斩首，事情过后，穆公深切自责，于是就有了这篇文章。从中能够看出秦穆公沉痛的悔过之心。
秦穆公在文中还提出了对于品德高尚的人才必须依靠，体现了重贤任能的思想。
天下之才，唯天下用之。“唯楚有材，唯晋用之。”任何人才都代表着他所在的时代。
古人云：“欲知平直，则必准绳；欲知方圆，则必规矩；人主与自知，则必直士。”（见《吕氏春秋》）为政者，只有把那些有德有才、德才兼备的贤人志士重用起来，国家才会兴旺发达。
为政重在得人。而谁将得到任用？关键在于选才者的德行。
任用怎样的人，关系到事业的成败，决定着国家的兴衰。
史例解读
治乱在于任人
边光范（901-973），字子仪。北宋并州阳曲（今山西省太原市北阳曲镇）人。颇具才干，为人谦退和雍，为官体恤民情、纾解民忧，历唐、晋、汉、周、宋五朝，身居要职，政绩斐然。初仕榆次令，开宝初年官拜御史中丞。
晋天福二年边光范升任太府少卿。他上书说：“我听说唐太宗说过这样的话，‘我居住在深宫之中，眼睛和耳朵所能听到和看到的情况有限，所委托和倚重的只有都督、刺史等官员。’因此可知，这些官职非常重要，所任用的人关系着国家的治乱与兴亡，对他们的任命决不能轻率从事，必须委任那些贤能的人才。而现在的都督、刺史有的是世袭承继世禄，有的是家庭富有用钱买来的，有的是因为一点小小的军功获得的，有的是靠资格逐级熬上来的，实实在在地说，这些都督、刺史恐怕对于治理国家、抚民、御吏的方法一点也不懂，朝廷用这些人去管理百姓，百姓想得恩惠恐怕是不可能的。希望朝廷选拔能干的官吏来解除百姓的疾苦，使国家实现升平的局面。”奏书送进皇宫后，像一块石头沉到大海里去，没有人给予重视。
天福八年，石重贵即位，为少帝。边光范拜右谏议大夫，权知开封府事，担当京城治理大任。当时京城由于蝗灾，粮食歉收，边光范受命前往亳州筹集军粮，他出价公允，组织有序，不因受命于皇帝而横征暴敛，受到地方的称赞。
边光范一生经历变化复杂，但是，他无论是在哪个朝代的中央或地方，无论是在战乱年代还是和平时期，无论担任哪种职务，都能尽职尽责，处理政务干练妥当，政声卓著，利国利民。
李冰治理岷江
李冰，今山西运城人，秦昭襄王末年（约前256-前251）为蜀郡守，是战国时期的水利家，对天文地理也有研究。
战国时期，蜀地岷江一带每到汛期洪水泛滥，百姓的房屋、田地都被洪水淹没，人们生命和财产受到了极大的损失，人民苦不堪言。这更引起了秦朝朝廷的关注，秦昭王每到这个时节就会因为岷江一带的洪灾而发愁。于是，秦昭王就召集文武百官商量治理岷江的对策，大臣们谁都知道这是一件艰巨的任务，自古以来，岷江就是洪水多发的地区，要治理好这个地方谈何容易？当秦昭王问起谁愿意担当治理岷江的任务时，大臣们都低下了头，默不作声，只有李冰一人挺身而出，愿意前往蜀都治理岷江。秦昭王非常高兴，赏赐给他重金，并封他为蜀郡太守。
李冰一到蜀地，百姓们非常高兴，多年来不断忍受洪水袭击的百姓，真的害怕极了，他们迫切希望朝廷能够派人来治理岷江。现在李冰来了，他们对李冰给予了厚望。可是当地的地主和富商们却对此并不满意，他们害怕岷江治理好了，百姓就可以丰衣足食，那时候他们囤积的粮食就不能高价卖给百姓了，因而他们想方设法阻止李冰治理岷江，但是最终都被李冰识破，李冰坚定治理岷江的决心，任何困难和外力都无法阻止他。
蜀郡前任太守一心治理岷江，修筑堤坝几十年，但都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这次听说李冰是朝廷派来专门治理岷江的，所以对他的到来表示非常欢迎，还专门设宴招待李冰。李冰到任后，并不急于行动，只是每天寻访百姓，查看岷江四周的地形，老百姓开始对他还很热情，可是渐渐地看李冰并不行动，就对他产生了怀疑，认为他是徒有虚名，并不干实事。此时那些黑心的地主富商们就伺机造谣，说李冰根本就不是来治理岷江的，他来蜀地，只是为了博得大王的欢心，好加官晋爵。百姓们听了这些话，开始对李冰产生反感的情绪，到处都在议论李冰的不是。李冰的二儿子看到父亲受到如此的侮辱，就督促父亲早点拿出治水的方案，以免百姓们误解。可是李冰却满不在乎地说：“治理岷江是件大事，不可操之过急。前几任太守都曾经治理过岷江，但是他们筑的堤坝屡修屡垮，劳民伤财，既然要治理，就该把它彻底治理好。”
儿子明白了父亲的心思，于是一心帮助父亲考察地形，制订方案。自上任以来，李冰认真考察了岷江的地形，总结了前几任太守修筑堤坝的经验和教训，力图找到一个科学合理的方案彻底治理好岷江。在寻访和勘查的过程中，李冰渐渐明白，要彻底治理岷江洪水，光靠筑高堤是行不通的，必须采取疏通的办法。但是，如何疏通却是个难题。
一天，李冰和儿子在河岸边散步边商量疏通的对策，正在苦恼之际，李冰突然看见一头水牛懒洋洋的伏在水里，脊背露在外边，水流从两侧流过。他一拍脑袋，顿时茅塞顿开，想出了疏通的方案。
于是，李冰立刻命人在江心修筑一个人工的岛屿，岛尾像一个梭子，取名为“飞沙堰”，既能排洪又能灌溉。老太守对李冰的做法并不理解，怒气冲冲的上门质问李冰，李冰好言解释，老太守却置若罔闻。财主们看到“飞沙堰”更加惶恐起来，因为这个工程一旦完工，洪水得到防御，老百姓的灌溉也不成问题了，这样，他们囤积起来的粮食只能烂在粮仓里了。正在焦虑之际，他们听说老太守对李冰不满，于是想出了一个对付李冰的办法。他们筹集了一笔数目不大的银子送给老太守，说是捐做治理岷江之用。老太守甚为欣慰，感激的不得了。地主富商们趁机蛊惑，说李冰治理岷江的方案乃是沽名钓誉、劳民伤财，完全是为了自己的仕途，老太守听了怒不可遏。李冰这个时候刚好来拜见老太守，老太守正在气头上，大骂了李冰。
当晚，大雨滂沱，洪水波涛汹涌，水位迅速上涨。当洪水快要漫过岸边时，前方的飞沙堰开始泄洪，水位又降了下来。李冰和儿子见飞沙堰确实起了作用，非常的欣慰。但是地主富商们却偷偷派人将飞沙堰挖开决口，顿时洪水蔓延，流到岸上，岷江决堤了，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老太守亲自带人将大堤堵上。人们对李冰的成见更深了，李冰成了孤家寡人，只有他的儿子还在他的身边支持他。但是李冰却没有放弃，他带着儿子继续修筑飞沙堰，同时，他也隐约感到有人在背后捣鬼，但是没有找到确切的证据，心里也多了几分提防。
李冰继续完善方案，找到了泄洪的关键所在，下令征集劳力开凿伏龙山，可这对于常年不堪劳役之苦的百姓而言，无异于雪上加霜，顿时民怨沸腾，地主富商们更是趁机煽动，于是全城的百姓聚集在太守府，要将李冰赶出蜀地。紧急时刻，老太守出现了，李冰本以为是救星来了，可谁知却是老太守严厉的警告“不得开凿伏龙山”。李冰无奈，只好带着儿子亲自开凿伏龙山，同时也想法找出暗中作梗的人，以还自己清白，让百姓理解自己的苦心。
最终，李冰父子的执著感动了百姓，一个财主的仆人挺身而出，与财主们当场对质，揭露他们破坏飞沙堰的阴谋，使真相大白于天下。老太守这才醒悟过来，不断的捶头自责。但是老太守对于开凿伏龙山一事还是有些疑虑。后来，当他亲眼目睹李冰父子为开凿伏龙山而身受重伤的时候，终于被两人的行为所感动，于是带领众人一起开凿伏龙山。伏龙山开凿完工的当年，岷江遭遇了史无前例的大洪水，但是岷江周围的百姓却安然无恙，堤坝成功地完成了泄洪的任务，自此成都平原成了真正的“天府之国”。
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此肉矣！
陈平（前？～前178）西汉王朝的开国功臣。阳武（今河南原阳县东南）人。少时喜读书，有大志，曾为乡里分肉，甚均，父老赞之，他感慨地说：“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此肉矣！”
秦二世元年（前209年）陈胜、吴广起义后，六国贵族也纷纷起兵，陈平往事魏王咎。不久受谗亡归项羽，随从入关破秦。刘邦还定三秦时，又间行降汉。拜为都尉，使参乘、典护军。后历任亚将、护军中尉。先后参加楚汉战争和平定异姓王侯叛乱诸役，成为汉高祖刘邦的重要谋士。刘邦困守荥阳时，陈平建议捐金数万斤，离间项羽群臣，使项羽的重要谋士范增忧愤病死。高帝六年（前201年）又建议刘邦伪游云梦，逮捕韩信。次年，刘邦为匈奴困于平城（今山西大同北部）七天七夜，后采纳陈平计策，重贿冒顿单于的阏氏，才得以解围。陈平因功先后受封为户牖侯和曲逆侯。
汉高祖死后，吕后以陈平为郎中令，傅教惠帝。惠帝六年（前189年），与王陵并为左、右丞相。王陵免相后陈平徙为右丞相，但因吕后大封诸吕为王，陈平被削夺实权。吕后死，陈平与太尉周勃合谋平定诸吕之乱，迎立代王为文帝。文帝初，陈平让位周勃，徙为左丞相，因明于职守，受到文帝赞赏。不久周勃罢相，陈平专为丞相。孝文二年死。
马革裹尸还
马援，东汉名将，从小立志，立功边疆，后来马援果然成为一员大将。但是，马援并不汲汲于功名利禄，他担心的只是自己无功受禄，才德不能称位，因而，总想尽可能多地为国家出力。经常回到京城不久就披挂上阵出征去了。
在马援六十多岁的一天，他正在饮酒，突然一名将军跑来报信说：“刘尚老将军在武陵遭遇叛军袭击，全军覆没啦！”马援一拍桌子，愤然站起来说：“我要去见皇上！”说罢，拔腿就走。
金殿之上，马援言辞恳切地说：“陛下，臣愿意立即带兵平判！为刘尚老将军报仇。”光武帝迟疑着，众臣也都纷纷议论。马援知道众人嫌自己年老，不堪重任，于是大声说道：“老怕什么？大丈夫立志，越穷意志越坚定，越老气概越豪迈！老臣早年曾远途征战，南方地形颇为熟悉，臣自信朝中无一人可以代替！”他边说边扫视众人。马援接着说：“臣早年跟随陛下，从来都是不顾身家性命，更不在乎什么名誉，臣一生的志向就是战死沙场，为国效忠！好男儿当战死疆场，马革裹尸还！”光武帝看到马援威风不减当年，便答应了。
在前往武陵郡的时候，马援见到不少士兵水土不服，陆续倒下，他心急如焚，深夜，副将前来商量战事，看到马援竟然口吐鲜血，吓了一跳。原来马援早染上了疾病。马援叮嘱道：“这件事千万不能跟别人讲！战事正在紧要关头，军心不可涣散。”
第二天清晨，马援骑上了战马，精神抖擞的来到军前，鼓励将士们说：“今日一战，誓决生死，我们要一鼓作气，扫平叛军！”士兵高呼：“一鼓作气，扫平叛军！”余音响彻不绝。这一战杀得天昏地暗，马援率领大军将叛军全部消灭。马援回到军中犒赏三军，营帐里一片喜气洋洋的气氛，忽然马援昏倒，口吐鲜血。副将急忙扶住马援，向大家道明实情：“其实将军早就染上了重病，他怕军心不稳，就不让我说……”这时，副将见马援嘴巴在蠕动，急忙将耳朵贴近，只见马援张了张嘴，就闭上了眼睛。众将急忙问：“将军说了什么？”副将含着热泪说：“将军说，‘马……革裹尸……还！”
唯仁人放流之，迸诸四夷，不与同中国。此谓唯仁人为能爱人，能恶人。
【典句札记】
此句和传统儒家的中庸之道有所不同，“能爱人，能恶人”是敢爱敢恨的意思，而只有这样的人才称得上真正的“仁”。可见只要是为了国家，为了社会，持之正，执之严，他就是对社会和百姓有贡献的仁人。
作为平民百姓，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享受幸福。那幸福是什么呢？怎样才能在柴米油盐、磕磕碰碰中感受到生活的幸福美好？其实，人的幸福并不在于金钱的多少，也不在于地位的高低，关键在于你是否拥有一颗仁爱和感恩的心。
古人讲究“天人合一”，崇尚淳朴、恬淡、飘逸、豁达、随遇而安。从内心爱好自然，使自己与天地万物融为一体，由欣赏天地宇宙之德，体会到自己的微不足道，自然而然地产生仁人爱物之心，幸福、快乐也就随即而生，人性中美好善良的天性自然得到发扬。
庸常的人们认为拥有圆满、平安、健康、富裕、荣耀等等是幸福，反之则感到不幸。如今，浮躁、焦虑、忧郁、悲观、自私、功利等现代病正像瘟疫一样不断侵袭、困扰着人们的心灵，降低了人们对幸福的认知和感受。经常听人抱怨，别人如何有福而自己如何没福：别人的房子比自己的大、别人的丈夫比自己的丈夫有能耐、别人的妻子漂亮温柔、别人比自己有钱……似乎总是生活在不如意中。比照自己的历史，回忆过去的岁月，哪怕再苦涩的往事也总能品出甘甜，幸福与快乐似乎只是昨天与明天，但绝对不在今天。其实，昨天就是曾经的今天，今天在明天终将成为昨天。粗心的人们在自设的不如意中不知不觉地忽视了自己真正的幸福。
尤其是在人际关系日益淡漠的今天，能够和三五位好友，品茗谈心或浅斟慢饮、赋诗作画，那该是多么令人向往的快意与幸福啊。卧病在床时有人端茶送水是幸福的；事业低潮时有人相辅相扶是幸福的；失意落魄时有人嘘寒问暖是幸福的；困难当头时有人伸手相助是幸福的；生命中有金兰之谊与生死之交是幸福的；家人团聚是幸福的；事业成功是幸福的；家庭和睦是幸福的；拥有知识是幸福的；生死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是幸福的……真正懂得欣赏的人是幸福的！幸福存在于我们的心灵的感知之中。
一个幸福的人不是由于他拥有的多，而是由于他计较的少，懂得发现和寻找，且具有博大的胸襟、雍容的风度。很多时候，幸福就是这么简单，像野草一样蔓延滋长，像空气一样弥散充满于每个空间，只要你留意，得到它其实很简单。人所处的环境不同，但凡福祸相倚，苦乐参半，只要从容处世，看淡得失，积极努力地发掘生活中美好的一面，幸福的感觉就会接踵而来。
幸福其实就在我们身边、就在我们眼前、就在时空的分秒间、就在我们的心灵里……幸福的源泉就来自于我们内心深深的仁爱。
史例解读
持之正
王延，字世美。后周长丰（今河北省任丘县东北长丰镇）人。重然诺，性耿直，“九岁丧母，泣血三年，几至灭性”。累迁刑部尚书，以太子少保致仕。《晋书·王延传》：“延事亲色养，夏则扇枕席，冬则以身温被。”
王延官至中书舍人，权知贡举。当时，吏部尚书卢文纪同宰相崔协不和。这时崔协的儿子崔颀正在参加策试。卢文纪对王延说：“人们称赞你在朝中选拔人才注重实效，不以虚名取人，我也一直认为你是这样的人。有这样一则寓言说，从前一个越国人善于游泳，他的儿子刚出生，他的妻子就把孩子扔到水里。别人感到奇怪，问她为什么这样做。她说：‘他的父亲善于游泳，儿子也一定会游得很好。’这样做行吗？”卢文纪走后，王延说：“卢公这些话是为崔协说的，与他的父亲有矛盾，难道能株连他的儿子吗？”
经过考试，王延录取崔颀为甲科进士，人们都称赞说王延办事公正。
对于王延的厚道与大度，在晋书中还记载了一则小故事：王延家的母牛生了一头小牛犊，他的邻居以为是自己家的牛犊走失的，王延就毫不吝惜地送给他。后来，那人找到了自家的牛犊，才知道自己误认了，就把牛犊送还，并向王延道歉。结果，王延仍然把牛犊送给了他。
执之严
海瑞（1514-1587），字汝贤，自号刚峰，琼山（今海南琼山市）人，明代著名政治家。嘉靖二十八年（1546年）中举，四十五年（1566年）任户部主事。这时，嘉靖已多年不上朝，民不聊生，加上常年灾害，盗贼猖狂。过去谁敢进谏，嘉靖不是廷杖就是杀头。廷臣、督抚争上符瑞，礼官纷上表贺。海瑞目睹邪气大盛，朝政日非，人民痛苦，国将不国，决心进谏。他料进谏将被杀头，便买好棺材，与妻诀别，遣送童仆，于是上疏指斥嘉靖错误，致国乱民穷，劝其悔悟不再修道，上朝理政，治好天下。嘉靖大怒，将他关进监狱。嘉靖不久中毒死，海瑞得释，其声誉更隆，被任应天巡抚，他锐意改革，政绩显著。后任南京吏部右侍郎，死在任上。南京人罢市痛哭，送表的人长达数百里。海瑞忠君爱国为民，冒死上疏，其耿直时人敬佩，后人景仰。
虞允文为弹劾自己者求情
虞允文，南宋高宗绍兴二十三年中进士，绍兴三十年奉命出使金国。他看见金人运粮造船的人很多，忙忙碌碌一幅备战的情景。等他告辞回归南宋的时候，金主完颜亮用马鞭指着南方，踌躇满志的说：“我将看花洛阳。”虞允文回到京都杭州，向高宗奏明了所见的情况和完颜亮的话，请求加强防御。
次年，完颜亮果然率大军南下入侵南宋，虞允文以中书舍人的官职参谋军事，到采石犒赏军队。正好赶上主将王权罢职，三军无主，他毅然督战，率领众将大破敌军。
虞允文在采石之战中立了大功，而且他一直主张抗金。但御史肖敏之却弹劾他，他也不争辩，上章待罪。这时候已经是太上皇的宋高宗到德寿宫，对虞允文被弹劾的事情愤愤不平地说：“采石之功，肖敏之何在？不要听他瞎说。”而且他认为肖敏之弹劾不当应该免职，宋孝宗只好照办。但虞允文却认为肖敏之为人端方正直，不应该受这样的惩罚。于是虞允文上书请将肖敏之召回原职。宋孝宗赞许虞允文所言宽厚，准奏了。
作为御史的肖敏之，其职责在于纠察百官，弹劾错了在所难免，如果因为一两次失察就丢了官，以后的御史谁还敢监督臣子、弹劾别人。而在这次冲突中，挽留肖敏之的不是别人，恰恰是被他弹劾的虞允文，这足以显示虞允文为公而忘私，非但不乘机报复，反而挺身而出，请求召回肖敏之复职。虞允文以国家大事为重，抛弃个人恩怨，为弹劾自己的人求情，难能可贵。
见贤而不能举，举而不能先，命也；见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远，过也。
【典句札记】
此句论述了识人和用人的重要性，作为一个国君或者领导应当知道怎样辨别贤人和恶人。另外，在知道了谁是贤人以后，还要委以重任，人尽其才。知道了谁是恶人，还要罢黜他的职位，把他驱逐得远远的，使其不能为害社稷。不能人尽其才的，是怠慢；不能在国内规避恶人，是过错。
人才是指在某一领域、某一行业品学兼优、有突出成就和造诣的人。
人才是一个国家的宝贵财富，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重要因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努力营造和谐、健康的育人、选人、用人环境，造就一支专业型、技术型、复合型人才队伍，使他们人尽其才，人尽其用，这是一种理想的社会氛围。
历代以来，统治者都把任用贤能的人才当作治国之首务，为政之根本。
人才对于国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墨子说：“尚贤者，政之本也”。唐太宗也说：“为政之要，唯在得人。”司马光则说：“为政之要，莫先于用人。”明太祖朱元璋则说得更为具体，他说：“构大厦者，必资于众工；治天下者，必赖于群才。”
对于人才自身的修养和使用原则，荀子提出“无能不官”“尚贤使能，而等位不遗”，要求“量能而授官，皆使其人载其事而各得其所宜”。管仲主张“察能授官”，认为“授事以能，则人上功。”“毋与不可，毋强不能，毋靠不知，与不可，强不能，靠不知，谓之劳而无功”。强调只有根据人们的实际能力分配任务，才能鼓励人们积极争取立功。
对于人才的任用，古人讲究知人善任，用人所长，忌求全责备。司马光评价汉高祖刘邦说“奋布衣提三尺剑，八年而成帝业，……唯其知人善任使而已”。司马光总结了历代王朝兴亡更替的经验教训，因而得出“兴亡在知人”的结论。可见，合理用人的前提是知人。只有知人，才能做到“任其所长，不任其所短，故事无不成，而功无不立”。
用人不疑与疑人不用是古代使用人才的一个重要原则。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指出：“任人之道，要在不疑。宁可艰于择人，不可轻任而不信”。管仲说：“不知贤，害霸也；知而不用，害霸也；用而不任，害霸也；任而不信，害霸也；信而复使小人参之，害霸也。”即使在21世纪的今天，这些言论也仍然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
史例解读
举荐贤者
吴择仁，字智夫。北宋永兴（今河北省涿鹿县）人。以父任为开封雍丘主簿。黄河堤坏，沿岸十六县皆选派僚属进京向朝廷报告情况。吴择仁也被派任，宰相范纯仁独对择仁以为特异，说：“簿领之中竟有这样的人才啊？后知大鹿县。因治行优异，升为熙河路转运判官。
吴择仁出任大鹿县令。中贵人谭稹的老家就在大鹿县，是县境内的富豪。他家的奴仆犯法，吴择仁依法逮捕，予以惩处。中贵人谭稹感到受了侮辱，又羞愧又恼火，心存报复，就在暗中散布谣言，对吴择仁进行中伤。徽宗信以为真，派出户部郎中宋乔年前往审理。宋乔年正直无私，并不是一个唯上命是从的官吏。吴择仁听到朝廷的官员来到后，依照礼仪规定，端坐在长廊下，接受审查。宋乔年审核了囚犯的案卷，核实了财政、仓库的收支，没有找到丝毫徇私舞弊的过错。
当吴择仁送他回朝时，宋乔年说：“我这次来，原是奉命对你进行审查，是为了查处你的罪行，结果我发现了一位行为廉洁、才华出众、真正为民办事的人才，我将向朝廷如实报告审查结果，并推荐你。”
不久，皇上召见吴择仁，提拔他为熙河路转运判官。
李纲急辞求去
唐朝的李纲，屡次劝谏太子建成，可是太子总不肯听话，于是李纲想要告老还乡。
高祖皇帝听说后骂李纲说：“你从前做了潘仁的长史官，难道现在做了我的尚书官，倒羞耻起来，不肯做吗？”
李纲答道：“潘仁是个叛贼，可是我劝他，他一定是听的，所以我做了他的长史官，并不感到惭愧。陛下您是一位创业的明主，我所说的话，就好像一块小石子投在大水里，一点儿也没有影响，我去劝谏太子，也是这个样子。这样说起来，我怎么敢永远污辱尚书的官职，并且污辱了太子的东宫呢？”
皇帝说：“我晓得你是一位正直的大臣，可以辅佐我的儿子！”
李纲听了，才肯留下来。
王旦举荐寇准
王旦（957-1017）北宋名相，字子明，和寇准同为北宋真宗时期的宰相，寇准声名赫赫，而王旦却鲜为人知。其实在寇准显赫的政绩背后，王旦的支持和举荐，功不可没。
寇准有不凡的胆略和才干，宋太宗、宋真宗对他都很器重。但寇准的缺点也很明显，他比较独断自任，器量也欠宽宏。《宋史》说他是“虽有直言之风，而少包荒之量”。与寇准同年考取进士的王旦，大寇准四岁，他的为人，可以借用宋太宗评价吕端的话来概括：“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更准确地说，其实他小事也并不糊涂，而是不去计较。
王旦从不为家务琐事发怒或者怪罪下人。有一次他家的厨子想试试他的忍耐限度，故意把灰尘投进肉羹里，王旦看了看，就只吃白饭。家人问他怎么不吃羹，他说：“我今天不想吃肉。”改天，厨子故意把灰尘掉进饭里，王旦看了看，说：“今天我饭也不想吃，就来点粥吧。”
一次，王旦这边送公文到寇准那边，体例不合。寇准禀报上去，王旦被真宗批评，手下人也都跟着挨罚。不久寇准那边送来的公文也出了类似问题，王旦手下的堂吏们欣然呈给王旦，心想这下可逮着报复的机会了。哪知王旦只是派人送还给寇准，请他改正后再呈送。寇准很惭愧，见到王旦就说：“老兄，你为什么有如此大的肚量？”王旦笑而不答。尽管王旦为人宽厚，又识大体，但是任职既久，也不免有人批评他。说王旦坏话最多的就是寇准。而王旦则基本都是说称许、赞扬寇准的话。时间长了，连宋真宗也替王旦打抱不平，说：“你如此赞美寇准，他却总说你不好。”王旦替寇准辩解说：“这也是理所当然的，我管事久了，失漏肯定不少。寇准直言无隐，更见得他是个忠直的大臣，我所推重的，就是这样的寇准啊。”
王旦自从景德三年（公元1006年）正式登上宰相之位后，一直担任宰相十多年。而寇准虽然比王旦早两年登相，却经历了几起几落。王旦任宰相后不久，寇准被真宗罢免枢密使之职。他托人私下请求王旦，说想当节度使。王旦吃惊地说：“将相之任，怎么可以自己要求呢！我不接受私人的请求。”寇准以为这事没可能了。可是不久他真的被任命为武胜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得到了节度使之职，寇准觐见真宗时称谢，真宗告诉他，这都是出于王旦的推荐。王旦虽然不接受他的私请，但以公而论，却认为他有这个资格。寇准既愧且叹，这才承认自己有不及王旦之处。
祁黄羊举荐仇人解狐
春秋时代，有几个大国为了争夺霸主的地位，经常出兵征伐别的国家。当时，晋国的军事力量比较强大，由祁黄羊担任中军尉，负责训练军队。
在多年的征战中，祁黄羊的腿脚落下了毛病，走路很不方便，便请求晋悼公准许它辞职。
悼公要祁黄羊再推荐一个可以担任中军尉的合适的人选。祁黄羊推荐了仇人解狐，悼公很惊讶就问：“解狐不是你的仇人吗，你怎么会举荐他呢？”
而祁黄羊却说：“主公问我谁可以担此重任，并没有问他是不是我的仇人哪！”后来悼公相信了他，就派人去请解狐。
前去请解狐的小兵跟解狐说了个明白，解狐听了很是疑惑，心想：祁黄羊怎么会举荐我当中军尉呢，我一定要去找他问个明白，他会不会害我呀？一天，解狐去了祁黄羊家，解狐问：“你怎么会举荐我做中军尉呢？我可是你的杀父仇人呀！”祁黄羊对他说：主公要我推荐能替代我的人，事关国家安危，我不能不慎重。我只是想朝中哪个人有军事才能，可以担此重任，我压根儿就没去想他是不是我的仇人呀！你一定要好好干呀！”解狐听了很感动说：“你做事如此出以公心，不计前嫌，真是难得呀！我一定会好好干的。”解狐就这样在中军尉的位置上干了起来。
欧阳修唯才是举
欧阳修在汴京为官时的最大功绩，便是嘉祐二年的主试。要不是他挽狂澜于既倒，不仅北宋古文运动行将夭折，而且苏轼父子也可能湮没终身。
仁宗嘉祐元年（公元1056年），21岁的苏轼和弟弟一同考中进士。主考官欧阳修读完苏轼的文章后，大为叹服，他给同是考官的梅尧臣写信说：“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可喜，可喜！”欧阳修为发现一个杰出的人才而欣喜若狂，同时又感到后生可畏，他想让苏轼出名。宋仁宗读到苏轼的文章，高兴地说：“我今天又为子孙得到了一名宰相。”就将苏轼评为翰林学士。后来苏轼及苏辙便拜欧阳修为师。
欧阳修一生，还举荐过包拯、胡瑗、曾巩、吕公著等，这些人后来都成为北宋名臣和文坛大家。王安石早从曾巩那里听讲过欧阳修对他的好评，但直到嘉祐初年才登门拜访。欧阳修对他的姗姗来迟并不介意，“倒屣相迎”，延之于广座之中。后又有《赠王介甫》诗：“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这位不阿权贵的翰林学士，以一代文宗之尊，竟对当时一名默默无闻的后生晚辈以李白、韩愈期许，实是难能可贵。
好人之所恶，恶人之所好，是谓拂人之性，灾必逮夫身。
【典句札记】
此句说的是民心相背的问题，一个人如果和百姓的喜好、憎恶相反，违背了人的本性的话，就会有灾难降临。这和“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意思相近。
“好人之恶”是把自己的快乐建立于别人的痛苦之上的行为，“秦人纷爱骄奢”秦朝便二世而亡。“恶人之所好”，古来奸佞之臣对于忠臣总是水火不容，百般的陷害诬陷，无所不用其极。如果重用这些奸佞之臣，国家就会很快垮掉。
“拂人之性”，是对前句补充，如果只注意前句一味的不“好人之所恶”则容易犯人云亦云的错误。所以说此处也暗含了不人云亦云，坚持原则的意思。当然，在大多数的情况下，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大多数人的观点是正确，这就提醒人们，如果要提出和大多数人相左的意见，一定要慎重考虑，莫要妄下结论。
史例解读
做人要坚持原则
司马迁，字子长，西汉夏阳龙门人。夏阳，县名，今韩城，靠近龙门。祖辈世代都担任着史官，他的父亲司马谈任汉朝的太史令。司马迁38岁时（即父亲去世后三年）在丞相的举荐下继任父职。司马迁42岁那年，汉武帝下令实行太初历，他开始着手写作《史记》。司马迁夜以继日地写作，几年以后，写出了《史记》的部分手稿。司马迁把它呈给武帝。武帝翻阅后，大发雷霆。因为司马迁在书稿中毫不避讳地记载了武帝的错误。武帝的宠妃懿妃曾经想让司马迁为她写赋，因遭拒绝而记恨司马迁，这时便趁机进谗言：“听说司马迁恃才自傲，自比圣人，根本不把陛下放在眼里。”武帝立即召集文武大臣，向司马迁问罪。大臣们都沉默着不敢讲话，只有一位大臣因受懿妃的指使极力怂恿武帝严惩司马迁。但老丞相仗义为司马迁求情，御史大夫也支持丞相，武帝便只好从轻发落，责令司马迁重新修改《史记》。
司马迁痛苦愤怒之下要辞官：“不求苟活于世，但求无愧我心！”当他来到父亲灵位前禀告时，想起了对父亲的承诺：“一定要完成老人家著史的遗愿！”于是，他决心忍辱发愤，对《史记》进行修改，将历史的事实分散写在诸多章节中。不久，汉军北伐匈奴胜利而归，武帝吩咐司马迁将此事记入史书。司马迁本来只为卫青立传，但是经过调查，发现李广威武无敌，战功显赫，却含恨而死，决定也为他立传。有人提醒司马迁：“你这样做，只怕又会引来祸端。”司马迁一笑置之，坚持为李广作传。
司马迁正在写《李广传》时，一个朋友来看他，顺手拿起刚写出的部分手稿看起来。朋友发现，司马迁对李广打仗退敌、脱险、射虎等细节，写得神采飞扬，但后面又写李广心胸不宽，公报私仇，于是就问司马迁：“你后面这样写李广，不是有损他的形象吗？”司马迁说道：“我写历史，真实是第一原则，不能以个人好恶而隐匿真相。”
《李广传》写得文辞华美，武帝看后非常满意。但是懿妃又无事生非：“李广如此勇猛善战、战功卓著却未能得以封侯，而且在战场上只让他起辅助作用，这不是批评朝廷用人不当吗？还有，他自刎而死，这不是说朝廷逼害忠良吗？”
事隔不久，李陵兵败被俘，投降了匈奴。武帝盛怒之下，下令诛杀其全家。有一武将冒死求情，武帝也将其斩首。于是，文武官员没有人敢为李陵说话。武帝命令司马迁将此事写入史书，以警后世。
司马迁四处寻访，得知李家世代忠良，一心为国，李陵投降匈奴也是为了救所属士兵的性命。司马迁又找到李陵的旧部，得到了第一手的资料。于是，他心里有了底，毅然决定要写出真相，决不让忠良之人蒙受不白之冤。
他的朋友就又提醒他，要三思而后行，不然，可能会招来杀身之祸，但司马迁却不改初衷。他说：“先父在世，曾谆谆教诲我，史须采实，著史须以事实为准，我也深知此理。所以，我怎么能违背父训和良知，不让事实真相大白于天下呢？”
武帝看了司马迁的手稿之后，立刻下令将司马迁投入大牢，定为死罪。后来连同丞相在内的诸多大臣为司马迁求情，武帝才免去了他的死罪，但条件是要求司马迁用钱财或接受宫刑代替死罪。
可是，司马迁却一脸无奈：钱财——家徒四壁，没钱可用来抵罪；宫刑——士可杀不可辱，无法接受！他就只有等着被处死。
这天夜里，司马迁思前想后，久久不能入睡。天快亮时，迷迷糊糊地睡着了，梦见父亲言之谆谆地对他说：“忍辱方能负重！我辈著史，只为传真相于后世。你如此撒手自去，谁能担著史之重任？”司马迁惊醒了，陷入了沉思……司马迁接受了宫刑，忍辱负重，发愤写作，终于完成了不朽的史学巨著——《史记》。
做人必须遵循是非原则。“著史须以事实为准”，“不能以个人好恶而隐匿真相”，这是司马迁坚持的职业道德原则。为了实践这一道德原则，他忍辱负重，承受了一般人难以忍受的耻辱和酷刑。一部《史记》，不仅记载了历史的真相，而且记载了司马迁的血泪心路，为我们做人、做事、做学问树立了一个楷模。
卖友升官，不得好报
李燮，字德公，东汉汉中南郑（今陕西省汉中市）人。灵帝时，拜安平相，复为议郎，迁河南尹。
李燮是谏臣李固的儿子。当初，李固罢官，自知不能免于灾祸，将三个儿子送回家乡。当时李燮才13岁。李燮的姐姐文姬，贤惠有智，默然独悲，说：“李氏将面临灭门的祸患了！自太公以来，积德累仁，为什么却会如此呢？”然后她秘密地与二位哥哥谋划先将李燮隐藏起来，就说送李燮回京师，人们都信以为真。很快灾难发生，李固遇害，朝廷下达命令，让州郡逮捕李固的三个儿子。文姬就求告父亲李固的学生王成，说：“君执义先公，有古人之节。今委君以六尺之孤，李氏存灭，其在君矣。”王成被她的义节感动，于是带着李燮乘船顺着长江东去，在徐州隐姓埋名。李燮改名换姓做酒店的伙计，王成则在街上摆摊算卦为生。两人平时互不相认，只在暗中往来，相互照应。
十多年后，梁冀被诛除，于是大赦天下，李燮才得以回到家乡，为父兄服孝。
姐弟相见，悲感天地。姐姐训诫李燮说：“先公正直，为汉忠臣，而遇朝廷倾乱，梁冀肆虐，令吾宗祀血食将绝。今弟幸而得济，岂非天邪！宜杜绝众人，勿妄往来，慎无一言加于梁氏。加梁氏则连主上，祸重至矣。唯引咎而已。”李燮认真地听从姐姐的教诲，谨言慎行。王成终老后，李燮以礼埋葬，感念旧恩，四季设位祭祀。
李燮在灵帝时，升任河南府尹。当时已经形成了买官的风气，诏书又命令征用三亿钱，用以修建西园。李燮上书陈言劝谏，辞议恳切，于是皇帝下令停止修建。在此之前，颍川郡的甄邵阿附梁冀，当上了邺县县令。他的一位朋友因为得罪了梁冀，走投无路之际投奔甄邵。甄邵表面上装着答应帮助他，但是暗中却派人告诉梁冀。朋友从而遭到杀害。甄邵卖友求荣，得到晋升，任为太守。这时，偏偏他的母亲病故。为了当官，甄邵就把母亲埋在马厩之内，直到任命的文书下达，他去上任以后才正式发丧。后来，甄邵去洛阳的路上，被李燮碰到了。李燮命令军兵把甄邵的车轿推翻到沟里，鞭棰齐下，一顿乱打，最后在他的脊梁上贴上布条说：“卖友升官，贪官埋母”。然后，把甄邵的恶行全部上报朝廷，朝廷免去甄邵的官职，判处终身监禁，使这种势利小人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骄泰以失之。
【典句札记】
此句是规劝君王的一句话，也就是说怎么样才能做一个好君王：“遵循忠诚信义，以获得天下；若骄奢放纵，便会失去天下”。其实不光是国君，作为普通人也应该以诚信为本，懂得忠诚，讲信用。
诚信是做人之根本，立业之根基。一个人只有以诚信之心，信守道德，仁善处世，诚信做人而不伪，不欺心，也不欺人，不失其道，不损己德，方不辜负天道自然赋予人的本性。
史例解读
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隋文帝杨坚（541-604）登上皇位后，能够自律自警，生活节俭，勤政爱民。他告诫自己的孩子说：“治理国家，必须树立法制的权威，取信于民。我朝的法律任何人都必须遵守，不管是谁犯了法，都要受到惩处。”他的五个儿子中，三皇子杨俊无视国法，仗势欺人，霸占别人田产，抢夺百姓妻女，干了许多违法乱纪的事。隋文帝知道后，断然下令削去杨俊的官职，依法惩处。这件事在朝野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昌。治理国家，必须取信于民。
正义无畏
黄龟年（1080-1143），字德邵，号竹溪先生。南宋福州永福（今福建永泰县）人。南宋崇宁五年进士，累官侍御史、中书舍人。
黄龟年还没有做官时，永福县的主簿李朝旌认为黄龟年才华出众，就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他。黄龟年也答应了这门亲事。后来黄龟年考中进士，李朝旌已经去世，家境贫穷，就有人劝请黄龟年辞掉这门亲事，另选权门富户女子为妻。黄龟年说：“当时我答应了这门亲事，不能现在因为人家贫穷就辜负人家，撕毁前盟。做人应当对自己的承诺负责，否则，还有什么脸面活在人世呢？”于是迎娶李朝旌的女儿为妻。
黄龟年为官不计安危，不惧权贵，以国为重，刚直不阿。据史书记载：绍兴元年秦桧升任参知政事，很快又升任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知枢密院事，是宰相的职位，秦桧力主与金朝议和。绍兴二年使臣王伦被金朝放回，建议警惕金朝和议的诚意，遭到秦桧压制。在举朝皆未知其奸的境况下，黄龟年冒着生命危险，连奏三本弹劾秦桧“专主和议，阻止恢复，植党专权，徇私欺君，合正典刑”，表现了“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绍兴八年，秦桧再次登上宰相之位，“对凡主战之臣，诛锄殆尽”，黄龟年被免职，移居湖州。
后来，英宗皇帝御制《五伦书》，把黄龟年弹劾秦桧的语言载入“臣道篇”，以风励天下。
张良拾鞋
张良（前？-前186），西汉初年的重要谋臣。字子房。先世为战国时韩国人。秦朝末年，张良在博浪沙谋杀秦始皇没有成功，便逃到下邳隐居。一天，他在镇东石桥上遇到位白发苍苍、胡须长长、手持拐杖、身穿褐色衣服的老人。恰巧，老人的鞋子掉到了桥下，老人便叫张良去帮他捡起来。张良觉得很惊讶，很不愿意，心想：你算老几呀？让我帮你捡鞋子？甚至想揍对方，但看到老翁年老体衰，而自己却年轻力壮，便克制住自己的怒气，到桥下帮老人捡回了鞋子。
谁知道，这位老人不仅不道谢，反而大咧咧地伸出脚来说：“替我把鞋穿上！”张良心中大怒，想到：这糟老头子，我好心帮你把鞋捡回来了，居然还得寸进尺，要让我帮你穿鞋，真是过分！
张良正想脱口大骂，但又转念一想，反正鞋子都捡起来了，干脆送佛送到西天，好人做到底。于是默不作声地替老人穿上了鞋。
老人连一句客气话都不说，边走边说：“孺子可教。五天后，一大早你到这里等我，我要教给你兵法。”过五天，天刚亮的时候，张良如约前往，老人已经在那里等着。老人说：“与长辈约，你却后到，这是为什么？”说着扬长而去，临走，对张良说：“过五天再来，早来一点。”五天后张良还没有到半夜就去了，过了不久那老人就来了，看到张良先到，高兴地说：“应该这样。”于是拿出一册书交给了张良说：“此书能够让你辅佐别人成王称帝，成为帝王之师。”说罢飘然而去。
天亮了，张良看到这册老人用自己用毕生心血注释而成的《太公兵法》。张良经过一番刻苦的钻研，学到了真正的本领。后来帮助汉王刘邦成就了帝业。
怎么治理国家
子贡问孔子怎么治理国家。孔子说：“使粮食充足，军队强盛，人民信任。”
子贡又问：“实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要去掉一些，在这三者之中应先去掉哪一个。”
孔子回答说：“先去掉军队。”
子贡又问：“如果还要去掉了，应去掉什么呢？”
孔子说：“去掉粮食。”接着又说，“自古以来人都会死，但是没有老百姓的信任就不能立国，这就是说老百姓把粮食作为生存的根本，没有粮食就会死，但是自古以来哪个不会死呢？而且人是万物的主宰，如果没有信任来守身，即使活着又用什么来立身呢？还不如死了好。”
柳公权戒骄成名
柳公权（778-865），字诚悬，唐朝京兆华原人，官至太子太师，世称“柳少师”。由于他曾被皇帝封为河东郡公，因此后人也称他“柳河东”。他是颜真卿的后继者，后世以“颜柳”并称。
柳公权的书法在唐朝即负盛名，民间更有“柳字一字值千金”的说法。他的书法结体遒劲，而且字字严谨，一丝不茍。在字的特色上，以瘦劲著称，所写楷书，体势劲媚，骨力道健，以行书和楷书最为精妙。
柳公权小时候，字写得很糟，常常因为大字写得七扭八歪受先生和父亲的训斥。小公权很要强，于是，下决心一定要练好字。经过一年多的日夜苦练，他写的字大有起色，和柳家塬年龄相仿的小伙伴相比，公权的字已成为全村最拔尖的了。
一次，私塾里，小公权又得到了老师的夸奖，小公权感到十分得意。
放学以后，小公权发现一棵大树下面，有几个孩子在玩耍。他想加入，结果遭到大家的拒绝，原来老师经常表扬他，他很得意看不起大家。孩子们就不喜欢他，当然也不愿意和他一起玩。
柳公权很生气，于是用激将法说：“我知道你们比不过我，不敢和我玩！”孩子们不服气，决定和他比试。但是比什么呢？柳公权很狡猾，就说：“我们比字！谁写得好，谁就当将军，写得不好的就当马，给将军骑！”孩子们居然答应了。
柳公权和几个小伙伴在村旁的老桑树下摆了一张方桌，举行“书会”，约定每人写一篇大楷，互相观摩比赛。公权很快就写了一篇。以为自己是第一个，但是抬头一看，却发现有一个孩子也写好了。
这时，一个卖豆腐脑儿的老头放下担子，来到桑树下歇凉。他很有兴致地看孩子们练字，柳公权递过自己写的说：“老爷爷，你看我写得棒不棒？”老头接过去一看，只见写的是“会写飞凤家，敢在人前夸。”老头觉得这孩子太骄傲了，皱了皱眉头，沉吟了一会儿才说：“我看这字写得并不好，值不得在人前夸。这字好像我担子里的豆腐脑儿一样，软塌塌的，没筋没骨，有形无体，还值得在人前夸吗？”几个小伙伴都停住笔仔细听老人的品评，小公权见老头把自己的字说得一塌糊涂，不服气地说：“人家都说我的字写得好，你偏说不好，有本事你写几个字让我看看！”
老头爽朗地笑了笑，说：“不敢当，不敢当！我老汉是一个粗人，写不好宇。可是，人家有人用脚都写得比你好得多呢！不信，你到华京城里看看去吧！”
最后，小公权只好被人当马骑了，他感觉到从来没有过的屈辱和委屈，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下来了。后来他决定到华京城里去看看。华京城离柳家塬有四十多里路。第二天，他起了个五更，悄悄给家里人留了纸条，背着馍布袋就独自往华京城去了。
柳公权一进华京城寿门，见北街一颗大槐树下挂着个白布幌子，上写“字画汤”三个大字，字体苍劲有力，笔法雄健潇洒。树下围了许多人，他挤进人群去看，不禁惊得目瞪口呆。只见一个黑瘦的畸形老头，没有双臂，赤着双脚坐在地上，左脚压住铺在地上的纸，右脚夹起一支大笔，挥洒自如地在写对联。他运笔如神，笔下的字迹似群马奔腾，龙飞凤舞，博得围观看客们阵阵喝彩。
小公权这才知道卖豆腐的老汉没有说假话，他惭愧极了，心想：和字画汤老爷爷比起来，我真是差得太远了。他“扑通”一声跪在字画汤面前，说：“我愿拜你为师，我叫柳公权，请收下我，愿师傅告诉我写字的秘诀……”字画汤慌忙放下脚中的笔，用脚拉起小公权说：“我是个孤苦的畸形人，生来没手，干不成活，只得靠脚巧来谋生。虽能写几个歪字，怎配为人师表？”
小公权一再苦苦哀求，字画汤才在地上铺了一张纸，用右脚提起笔，写道：
“写尽八缸水，砚染涝池黑；
博取百家长，始得龙凤飞。”
老人向公权说：“这就是我写字的秘诀。我自小用脚写字，风风雨雨已练了五十多个年头了。我家有个能盛八担水的大缸，我磨墨练字用尽了八缸水。我家墙外有个半亩地大的涝池，每天写完字就在池里洗砚，池水都乌黑了。可是，我的字练得还差得远呢！”
柳公权把老人的话牢牢地铭刻在心里，他深深地谢过字画汤，才依依不舍地回去了。
自此，柳公权发奋练字，手上磨起了厚厚的茧子，衣肘补了一层又一层。他学习颜体的清劲丰肥，也学欧体的开朗方润，学习字画汤的奔腾豪放，也学宫院体的娟秀妩媚。他经常看人家剥牛剔羊，研究骨架结构，从中得到启示。他还注意观察天上的大雁，水中的游鱼，奔跑的麋鹿，脱缰的骏马，把自然界各种优美的形态都熔铸到书法艺术里去。
柳公权终于成为我国唐代著名的书法家。他的字，结构严谨，刚柔相济，疏朗开阔，为书法界所珍视，素有“颜筋柳骨”的美称。可以说是戒骄成就了柳公权，如果柳公权一味的自满，那么他写字的才能只可能埋没于乡间。不会有提升，更别说成为名家了。
诸葛恪骄失人心
诸葛恪，三国时吴国大臣诸葛瑾的长子，蜀国丞相诸葛亮的侄子，自幼聪慧过人，深得孙权的欣赏。成年后，即拜骑都尉，与顾谭、张休等人向太子孙登待讲道艺，并为宾友，为左辅都尉。
诸葛恪曾多次要求自己领兵平定居于丹阳山上的山越人，虽然当时的人皆认为不太可能，连父亲诸葛谨亦认为不会成功，更说：“恪不大兴吾家，将大赤吾族也。（诸葛恪不会令诸葛家兴盛，反而会令家族遭到诛杀。）”。可是，由于诸葛恪坚称他必会成功，孙权于是在嘉禾三年（公元234年）提拔诸葛恪为抚越将军，领丹阳太守。诸葛恪上任后实行坚壁清野政策，成功逼山越人向朝廷投降；诸葛恪更下令不得对投降的山越人有所怀疑或拘禁他们。后来臼阳长胡伉拘禁投降的山越人周遗，诸葛恪以违令为由将胡伉处死，其余未投降的山越人见此，认为朝廷只想他们出降，并无加害的意图，于是不论老幼都相继出降。孙权为嘉状诸葛恪平定山越的功绩，拜诸葛恪为威北将军，封都乡候。公元243年，诸葛恪出兵袭击舒县。后来更曾意图攻击寿春，因孙权认为不可能成功而被阻止。
公元245年，吴国重臣陆逊病故，诸葛恪升为大将军，驻武昌，并代替陆逊领荆州事。
后来孙权不适，见太子孙亮年幼，便令诸葛恪兼任太子太傅，中书令孙弘兼任太子少傅。公元252年，孙权病危，又遗诏诸葛恪、孙弘、太常滕胤、将军吕据以及侍中孙峻处理身后事。孙权死后，孙弘意图除去诸葛恪，被孙峻知悉并告诉诸葛恪，于是诸葛恪将孙弘杀死。诸葛恪升任太傅后，消除监视官民的官员和制度，免去拖欠的赋税和取消关税。此举广受臣民欢迎，亦令诸葛恪深受人民爱戴。
会稽王建兴元年冬（公元252年），魏国进攻东兴，诸葛恪等领军击退魏国的进攻，进封阳都候，加任荆、扬州牧，督中外诸军事。但此战获胜后，诸葛恪有轻敌之心，翌年（公元253年）就打算出兵攻打魏国。他不听其他官员的劝谏，率二十万人出征，因此渐失民心。诸葛恪围攻合肥新城但不能攻破，军中于此时爆发疾病，很多将士病倒，诸葛恪以为是谎报，不作理会。后来魏国救兵赶至，诸葛恪才撤军，但吴军已因疾病而伤亡惨重，官民怨声载道。很快，诸葛恪又打算出兵青、徐州。孙峻见诸葛恪民心渐失，发动政变，设酒宴伏兵杀死诸葛恪，诛灭三族。诸葛恪死时51岁。
宋濂好学守信
宋濂（1310-1381），字景濂，号潜溪，别号玄真子。浦江（今浙江义乌）人，明初大文学家，曾受业于元末古文大家吴莱、柳贯黄等，他一生刻苦学习，“自少至老，未尝一日去书卷，于学无所不通”。
宋濂小时候家境贫寒，但是喜欢读书。因没钱买书，只好向人家借，每次借书，他都讲好期限，按时还书，从不违约，人们都乐意把书借给他。
一次，他借到一本书，越读越爱不释手，便决定把它抄下来。可是还书的期限快到了。他只好连夜抄书。时值隆冬腊月，滴水成冰。他母亲说：“孩子，都半夜了，这么寒冷，天亮再抄吧。人家又不是等这书看。”宋濂说：“不管人家等不等这本看，到期限就要还，这是个信用问题，也是尊重别人的表现。如果说话做事不讲信用，失信于人，怎么可能得到别人的尊重。”
又一次，宋濂要去远方向一位著名学者请教，并约好见面日期，谁知出发那天下起鹅毛大雪。当宋濂挑起行李准备上路时，母亲惊讶地说：“这样的天气，怎能出远门呀？再说，老师那里早已大雪封山了。你这一件旧棉袄，也抵御不住深山的严寒啊！”宋濂说：“娘，今天不出发就会误了拜师的日子，这就失约了；失约，就是对老师不尊重啊。风雪再大，我都得上路。”
当宋濂到达老师家里时，老师由衷地称赞说：“年轻人，守信好学，将来必有出息！”
元朝末年，元顺帝曾召宋濂为翰林院编修，他以奉养父母为由，辞不应召，修道著书。后来，到了明朝宋濂接受了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礼聘入朝为官，为明朝开国文臣之首，被尊为“五经”师，并且与刘基、高启并列为明初诗文三大家。
魏文侯冒雨应约
魏文侯（前？-前396），名斯，战国时期魏国的创立者，公元前445至前396年在位。有一次，魏文侯与掌管山泽园圃和田猎的官员虞人约定，将于某一天一同去附近的一个山上打猎。二人说好不见不散。
这一天到了，几个大臣在宫里陪着魏文侯，一边饮酒，一边欣赏歌舞。文候很高兴，大臣们看到文候高兴，自然也很愉快。正在这个时候，突然下起雨来。文侯也突然想起来，今天是他与虞人约好打猎的日子。于是他就命令下人赶快为他准备马和弓箭，他要去打猎。
左右的官员们都非常不解，问道：“主公，刚才我们一起喝酒，欣赏歌舞，大家都很高兴，何不继续呢。更何况现在下起雨来，您这要去哪里啊！”文侯说：“刚才我忽然想起来，今天是我和虞人约好去打猎的日子。我不能违约啊，虽然刚才我们在一起喝酒欣赏歌舞，也很快乐，但是既然我和人家约好了，而且说定不见不散，那么我就一定要去的。”大臣们都劝他说：“主公，现在下雨了，您不去的话，虞人不会有什么意见的。更何况您是主，他是臣子，主人做什么都是对的，臣子不能对主人挑毛病。您还是不要去了。”
魏文侯不肯，仍旧让下人们赶快准备马匹、弓箭，自己到内室换上了打猎的行装，准备出发。大臣们还想说什么，可是魏文侯一句都不听，坚持去履约。此时，虞人正在他和魏文侯约定的地点等候，看到突然下起雨来，他想，文侯肯定不会来了。可是就在这时，听到远处有马蹄的声音，接着就看到文侯骑着马向自己跑来。虞人感动得热泪盈眶，赶忙上前给文侯行礼，对他说：“主公，下雨了，您不必来赴约啊，”文侯却说：“我和你约好的，即使下再大的雨我也得来啊，否则就是不讲信用啊。”说完就拍拍马屁股，往树林中打猎去了。
守约是诚信的要求和表现，魏文侯信守约定，冒雨打猎，体现了他的诚信。君王的诚信对一个国家是至关重要的，魏国在战国初期的强大，与魏文侯的诚信不无关系。
郭震冒雪访可汗
郭震，字元振。魏州贵乡（今河北大名北）人。18岁举进士，任通泉尉。后升为都督加安西大都护，他来到唐朝边界河西走廊后，立足发展生产、围垦荒地，从此军粮充足、士气旺盛，获得众人欢心。他还在南境峡口建筑和戌城，控制了深州南北通路，使原来僻静的深州城成为中原通往西域的一大重镇。郭震又特别注意和西域各族部落交好，尊重他们的民俗习惯，使玉门关内外羌笛悠扬，杨柳夹行，一派友好和平的气氛。
唐中宗神龙二年的冬天，郭震准备出关拜访西突厥可汗乌质勒。年过七旬的乌质勒，多年以来与唐王朝一直都保持着友好关系。因此，郭震很尊重他，约定日子前去作一次礼节性的拜访。
这是郭震以封疆重臣的身份首次和可汗见面。副使解琬建议送去一份最好的礼物，这样可以使可汗感受大唐的真情实意。那么，送什么礼物呢？那当然总离不开黄金、珠宝和蜀锦绸缎。可是，郭震觉得送这些都不太好。“乌质勒贵为可汗，哪能没有这些金帛呢？”郭震解释说，“送得过多，反而被他轻视，过少嘛，也会让他认为是小看了他。”
“都督的意见，还是不送的好？”解琬疑惑地向。“乌质勒是很讲情义的，我们步行几百里去拜访他，就是最好礼物。”郭震谐趣地说，“如果要礼物，我这柄宝刀，是天后（武则天）赐予的，转送给他，岂不是最好的礼物吗？”
就这样，郭震拒绝了用金珠玉帛充当礼物的方法。郭震和解琬一行打点行装，准备启程。突然，风云四起，万里长空飘起鹅毛般的大雪。“此雪什么时候可以停止？”郭震抬头仰望，问解琬。“看来不要多久。塞上风云，一日数变，稍过些时候就会停止了。”解琬答。他在边城住了多年，见多识广。
可是，正午时分。风助雪威，雪下得更大了。漫山遍野，一望无涯，都是白茫茫。这是塞上多年来少见的大雪。郭震望望天空，果断地下令，立刻上马出发。“都督，雪路难行，何不另行改期。”解琬劝阻说，“我想可汗也能估计到我们不会去的。”
“不行。我们双方既已讲定时刻，怎么可以背信失约？’郭震摇摇头，表示不同意，“何况又是我先提出的。要知道，突厥人最讲情义，如果连这么小的事都失信于他，今后他还敢相信你吗？‘民无信不立’，副使博学，必定知道魏文侯的故事吧。”
“知道！知道！”解琬见主官如此认真，连忙应诺。
“当年魏文侯尚且能按约见山村隐士，我们作为大唐官员更不能失信突厥可汗。”郭震言之凿凿，“否则又怎能统率军民。”
郭震等一行人终于启程了。马蹄踏着三五寸厚的雪，过了一个丘陵又一个丘陵。当天晚上，郭震来到了突厥可汗驻地。
乌质勒和太子婆葛早在幕帐外恭候多时，见郭震冒雪来到，赶忙迎上前去。“可汗，让你久等。雪深马行迟，路上耽误了时间。”郭震颇感歉意，忙鞠躬作揖。
“无妨！无妨！大都督大唐贵人，事务繁忙，尚且如此讲信守义，我十分敬佩，”乌质勒出自肺腑，满怀兴奋地说，“百闻不如一见，都督果然名不虚传，真是相见恨晚啊！”
“岂敢，岂敢。”郭震更加谦恭地说，“能与可汗竭诚相见，我也不虚此行了。”雪下得更猛烈了，乌质勒站在雪里过久，有点头晕，他为了不失主礼，请郭震进帐，促膝长谈，十分融洽。
天刚拂挠，郭震尚未起床，副使解琬突然闯进，一把抓住他的手臂说：“都督快走！乌质勒中寒暴死，听说，他的太子说是我们害了他。”“我诚心对待突厥，乌质勒虽死，他儿子总不能不讲理吧。”郭震稍稍一惊，但立刻冷静下来，“我们到这里来是为了友好，要让他们知道。”
郭震立即赶到乌质勒灵堂，跪拜大哭。“我这次来，本意是和可汗长谈，哪里想到可汗竟不幸故去，”郭震沉痛地对小可汗婆葛说，随手摘下了腰上系的宝刀，“我没有祭吊礼品，现在只能将这把刀献给您，这把刀乃是则天皇帝所赐，权表示我的心意吧。
婆葛被郭震的诚心感动了，抹着眼泪说，“都督大人真是有信有义之人，难怪我父王再三夸奖，要我唯大人马首是瞻。”
当天，郭震和小可汗婆葛继续在融洽的气氛里进行了会淡。婆葛接受了郭震邀请，约定在丧事结束之后，他将到深州回拜。
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
【典句札记】
此句讲的是怎么样才能获得财富。《大学》中“财”的出现可谓频繁，和后来的腐儒，不谈钱、不敢谈钱不一样，因为“财”直接关系的是民生的问题，如果要齐家治国是不能够回避财的。此处提出的关于生财之道，在千百年来的今天也是适用的，“生产的多，消耗的少”，这条生财之道被普通的老百姓经常运用；另外，“为之者疾，用之者舒”意思是生产时勤奋，消费的时候节俭，说的是“开源节流，量入为出”的道理，一个人一个国家如果“开源节流”做得好那么就会富裕强盛起来。
为政重在理财，财政状况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兴衰与发展。国库殷实，财用充足，则国力强盛。
国家的一切费用皆来源于民众，治国者既要能以德化民，又要能广开财源，注重培育壮大各种经济成分，增加收入，使国库储备宽裕充足。在治理政事中，免去一切不必要的开支，廉洁自律，勤俭理政，不挥霍民脂，不私吞民膏，从而实现国富民强。
史例解读
不私吞民膏
归融（？-853），字章之。唐代吴（今江苏省苏州市）人。唐元和年中进士。历官左拾遗、翰林学士，累官兵部尚书，封晋陵公。为官廉正刚直，不附权要。
归融升任御史中丞。湖南观察使卢周仁因为南方屡次发生天灾，想转调其他地方任职，于是拿取湖南地方的羡余钱十万贯向朝廷送礼。归融弹劾说：“当今天下，本是一家。朝廷中的财富与地方上的财富，都属于国家所有。卢周仁为了个人的图谋，将百姓的血汗公然行贿，违犯禁令，以收买个人私恩。传播出去，天下人争相效法，将会令百姓受到更深的侵害，这种事情从卢周仁开始，请求皇上严加惩戒，把他所送的礼物退还，以代替穷苦百姓应上交的租赋，以正风气，杜绝后患。”于是，皇上把卢周仁所献的钱物收缴，用于应对水旱灾害。
自力更生
拓跋嗣，北魏明元帝，享年32岁，在位15年（409年十月至423年），有一次，全国连着几年发生霜旱等灾害，农民没有收成。于是，太史令王亮就向拓跋嗣上书，要求迁都邺地，解救饥荒，躲避灾难。
但是博士祭酒崔浩说：“如果把都城迁到邺地，虽然能够躲避这次饥荒，却不是长久之计。现在迁都，要留下军队守旧都，这样只能有少数一部分人向南迁，这些人住不满几个州的土地，要和汉人杂居。这样一来，就会暴露我们人口少的实情，四方邻国会轻视我们。再一个，我们的百姓也不习惯那里的水土，害病伤亡的人会很多。第三，旧都的守兵减少之后，临近的柔然等国就会攻击我们，他们一旦领兵前来，云中、平城一定会发生危机。我们居住在北方，崤山之东发生变乱，我们派遣轻装骑兵向南进攻，把部队分布在山林中，就没有人能知道我们人数。第四，老百姓看到我们征战就会慑服。明年春天，杂草生长起来，家畜能够吃饱，牛奶能够供应上，又有蔬菜水果，就可以维持到秋天粮食成熟，我们面临的暂时的灾难就能够克服了。”
拓跋嗣听后说：“现在国库已经空了，没有办法等到明年秋天了，如果明年秋天再发生饥荒，怎么应付呢？”
崔浩说：“挑选最贫寒的饥民，让他们去太行山以东的地区谋生，如果明年再发生饥荒，到时候再想办法，只是现在不可迁都。”
拓跋嗣同意了他的意见。挑选百姓中的贫寒人家前往太行山以东的三个州去谋生，并派左部尚书代郡人周几统率军队镇守鲁口，安抚他们。拓跋嗣自己也耕种农田，又命令官员劝勉指导人们从事农耕和种桑养蚕。第二年庄家丰收，百姓富足安定。
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
【典句札记】
此句讲的是仁人和不仁的人对于财富的态度：仗义疏财与唯利是图。其实就是讲怎么样才能保有财富。
仁德是永远享用不尽的财富。
如何保持财富？财富藏在哪里最安全？答曰：藏在民间。仁德之君，以百姓利益为重，没有私心私欲，他对待财富的原则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不贪不吝，以自身的德才治国理财，以求得民富国强的长治久安。
没有仁德修养的人，为了自己的贪欲和享受，不顾生财为公的道义，只是攫取和侵吞，这样无德、缺德、损德而得来的财富，虽然也可暴富，但是不可能长久，迟早终会散去。民间说“富不过三代”，现在很多是富不过一代，甚至富不过三年。
由此可见，只有仁德才能长久保有财富，才能享有财富。
史例解读
仁德才是传家宝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和包拯同朝，吴县（今属江苏）人。他做穷秀才的时候，心中就念念在救济众人；后来做了宰相，便把俸禄全部拿出来购置义田，赡养一族的贫寒。先买了苏州的南园作为自己的住宅；后来听见风水家说：“此屋风水极好，后代会出公卿。”他想，这屋子既然会兴发显贵，不如当作学堂，使苏州人的子弟，在此中受教育，那么多数人都兴发显贵，就更好了；所以就立刻将房子捐出来，作为学宫。
他一心想有利于群众，不愿自己一家独得好处。结果，自己的四个儿子，作了宰相公卿侍郎，而且个个都是道德崇高。他的儿子们曾经请他在京里购买花园宅第一所，以便退休养老时娱乐，他却说：“京中各大官家中的园林甚多，而园主人自己又不能时常的游园，那么谁还会不准我游呢！何必自己要有花园，才能享乐呢？”
范仲淹的几个儿子，平日在家，都是穿着布素衣服。范公出将入相几十年，所得的俸钱，也都作了布施救济之用；所以家用极为节俭，死的时候，连丧葬费都不够。照普通人的心理，以为这样，太不替子孙打算了，谁知道这才是替子孙打算最好的法子。不单是四个儿子都做了公卿，而且能继承他父亲的传统，舍财救济众人。
所以，范家的曾孙辈也极为发达，传到了数十代的子孙，直到现在，已经是八百年了，苏州的范坟一带，仍然有很多范氏的后人，并且还时常有优秀的人才出现。世人若是想替子孙打算，想留饭给子孙吃，按照范文正公的存心行事，将会是最好的方法。
淡泊名利，则名利自来
耶律楚材（1190-1244），字晋卿，出身于契丹贵族家庭，生长于燕京（今北京），世居金中都（今北京），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九世孙。耶律楚材后来做了元太祖（成吉思汗）及元世祖的军师，军国大事多数是由他来决策，他借此而救护了无数的人民。因为元太祖好杀，他能够劝谏太祖不要滥杀。他身为宰相，却是布衣蔬食，自己生活非常的刻苦。耶律楚材还是个大佛学家，利欲心极为淡泊：在攻破燕京的时候，诸位将领都到府库里收取财宝，而他却只吩咐将库存的大黄数十担，送到他的营中；不久，就发生了瘟疫，他用大黄治疗疫病，获得了很大的效果。他不积钱财，但是他的子孙，数代做宰相的，却有十三人之多。
不以利易赏
叶禺页是宋高宗绍兴初年的进士，在常州做知州。有人劝他把地方上赋税的盈余，献给上司，以博得上司的欢心，说不定可做一个更大的官。
叶禺页说：“名义上说是盈余，实际上如果不是重复（加重）的征收，那就是横暴的取了。用利去交换奖赏，我的内心实在很羞耻！”
后来，叶禺页做到宰相，他的为政识得大体，抑止了官场上贪图侥幸的人。
叶禺页当宰相时，穿着、饮食以及服侍他的僮仆婢妾，跟从前完全一样。他做了20年的官，到了死的时候，只有一亩的地，由此可以晓得他生平的廉洁清白。
叶禺页死了后，被谥封“正简”。林光朝写了一首诗去哀吊他，诗中有两句话说：“传家惟俭德，无地着楼台”。大家都认为这是真实的情形。
为国理财
程琳（988-1056），字天球。北宋中山博野（今河北省蠡县）人。仁宗时任参知政事、拜大学士、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判大名府。谥文简。程琳为人敏锐严厉，为政持重不扰。
延州府东北群山绵延，无法建立城郭，因而外族的骑兵很容易侵扰流窜。知州程琳曾经捕获西夏的军事首领，只是对其训诫后放其回国，由此，西夏也声称不再捕虏汉人。后来，西夏设计侵扰，先让五百户西夏人驱赶着牛羊，请求边关守将放行来投降，并说：“契丹的军队已经到了附近，国内大乱，自愿来归降。”程琳说：“这是诈降之计。如果契丹的军队侵入，应当举国御敌，怎么能允许他们来投降？最近刚听说西夏正在捕捉叛逃的，就是这些人吧？否则，就是用来诱我上当的。”拒不接纳。过了不久，果然有三万西夏骑兵逼临边境，声称要追捕叛降者。程琳命令全力戒备，不要轻举妄动，只是关闭城垒，静观其变。西夏军怀疑宋军已经有所戒备，只好撤回。
程琳改任三司使，上任后对官府仓库中的物品管理得特别严，对于收入、支出的审核格外慎重。凡是宫中取用物品，稍有不符合手续之处，就坚决不予承办；有些手续虽然完备，但是并非急需的，仍然上奏皇上，然后决定是否支出。因此宫中宦官都说程琳专横不讲理。程琳听到以后说：“三司府库中的财赋不是哪个人所私有，而是属于整个国家的，为朝廷所有。我为皇上珍惜这些钱物，与我个人有什么关系呢？”
王翦置家产
王翦，频阳东乡（今陕西铜川）人。生卒年不详，秦始皇时期将领。
有一年秦始皇派李信及蒙恬率军20万伐楚。结果由于李信轻敌，导致秦军大败，楚军在打败李信军后，还一直向西进军，大有反攻秦国的势头。秦王政在听到这个消息后，大为震怒。于是亲自赶往频阳，请王翦出来率领大军攻楚。王翦起先假意推辞，说自己年老体弱，又有病在身，疲乏无力，实在不能担当重任，请秦王另选良将。秦王政执意要王翦为将。王翦说：“如果大王一定要任用我为大将，非60万人不可。”秦王政立即答应了王翦的要求，并表示愿意听从王翦的谋划。
王翦率领秦国60万大军准备出发了，秦王政亲自到灞上为王翦送行。王翦临行时，请求秦王先行赏赐了许多良田、美宅、园林池苑等。秦始皇说：“将军为国作战，以后有的是赏赐，还用得着害怕家里会穷困？”王翦说：“作为大王的将军，有功劳才可以得到封侯赐爵，所以趁着大王顾念我的时候，我就应该及时向大王请求赏赐一些产业来留给子孙后代。”秦王听后大笑。
王翦出发后到了函谷关，在这期间，连续五次派使者向秦王请求赏赐良田。有人觉得王翦索取无度，应该适可而止，就对王翦说：“将军连续请求赐予家业，太过分了吧。”王翦说：“不对。秦王暴魇疑人，现在这支60万的大军几乎是秦国的全部军力，如果我不多次请求赏赐来表示自己的意志，秦王不会怀疑我吗？”秦始皇为人多疑，王翦请田只是为了明哲保身，王翦几乎带走大部分秦军兵力，而没有引得秦始皇起疑，实属难得。
家富国穷者不值得道贺
周朝时，有个人名叫陶答子，在陶城（今山西永济县北边）做了三年官，名誉并不很好，可是家产却比以前富了三倍。他的妻子屡次规谏他，陶答子都不听从他妻子的忠告。
过了五年以后，跟随他的车乘多达一百辆。当他休假还乡时，族里的人都杀牛宰羊来恭贺陶答子。只有他的妻子抱着儿子哭泣。婆婆看了，很生气，认为这样是不吉祥的。
陶答子的妻子说：“我丈夫在陶城做官，家里变富，国却穷了。上上下下的人都要唾弃他，他败亡的现象已经可以看得见了，我情愿和孩子一起逃避！”婆婆听了非常愤怒，就把陶答子的妻子赶出了家门。
过了一年后，陶答子因罪而被处死刑。他的母亲因为年老而免受刑罚，可是变得无依无靠。陶答子的妻子就回来赡养婆婆，一直到婆婆逝世。
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义者也。
未有好义，其事不终者也，未有府库财非其财者也。
【典句札记】
此处讲的是仁和义对于国君的重要性，如果在上位的人喜爱仁德，那么在下位的人就会喜爱忠义的；而喜爱忠义的人做事不会半途而废的；如果能够实行仁义的话，就没有国库里的财物不是属于国君的了。此处，还体现了儒家“仁义”治国的思想。
聚财为民。德义相辅，上下同心。
为政者的德行，对社会风气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如果能够处处以民为重，忠诚于国家，忠诚于人民，为最广大的人民大众谋利益，人民必会受到感化而忠信仁义。就会上下同心，为国家创造财富，积累财富，为国所用，为民所用。
史例解读
宽国利民
庆历六年（公元1046年）夏，包拯调任为三司户部判官。当时的三司是中央财政机构，户部掌管全国户口、两税等，户部判官协助三司使的工作。不久，包拯先后担任京东、陕西、河北转运使，转运使负责一路（相当于省）的财政、监察等行政事务。在地方，包拯十分重视体察民情，要求朝廷让百姓休养生息而安居乐业。两年之后，包拯被召回开封，提升为户部副使。在此期间，他曾前往河北解决军粮问题，又曾到陕西解决运城（今属山西）盐业问题。在河北，他奏请将用作养马的田地，还给地方和农民。在运城，他改革盐税法令，以便利于商贩经营盐业。
为了利国利民，包拯积极推进改革，在经济方面，包拯一方面主张压缩开支，另一方面又主张不能苛剥平民。当时有一种政策，由政府向城镇百姓强行购买国家需要的物资，价格比市场价格低。这就成了剥削民众的一种手段。包拯坚决反对这种害民政策。他列举陕西强购军用物资的危害，“前后人户破蔼家产不少”，因而要求废除这种办法。包拯建议，国家急需物资应该“置场收买”，以公平的价格，自由收购。这一建议，无论对减轻百姓负担，还是对商品流通和商品生产，都是有利的。前面提到的运城解盐问题，也是由于包拯极力支持改革，使解盐的生产与销售，由原来官方垄断，改革为允许商人买卖。这一改革，不仅解除了百姓为政府搬运官盐之苦，而且同样有利于食盐的流通。沈括称赞这种“通商法”，“行之几十年，至今以为利。”此外，包拯还曾主张方田均税，即丈量地主豪强的土地，防止他们漏税逃役。他还曾鼓励民间采矿炼铁等等。可见，包拯的经济思想和经济改革，目的在于“宽国利民”。
义姑弃子，齐军退兵
齐国军队去攻打鲁国，到了鲁国郊外的地方，看见有一位妇女走在路上，妇女的一只手牵了一个孩子，另一只手抱了一个孩子。齐国的士兵就去追她。那位妇女就把手里抱着的小孩子丢掉，跟了牵着的孩子一同逃跑。
士兵把那位妇女追到了，就问她：“你丢弃手里抱着的孩子，却带了牵着的孩子一同逃走，这是什么缘故呢？”
那位妇人回答：“刚才带着走的，是我哥哥的儿子。被抛弃的那一个是我自己的儿子。我看当时的情势，这两个孩子是不能共同存活的，所以我宁可把自己的儿子丢了！”
齐国的将官听了不解地问道：“哥哥的儿子和自己的儿子，那一个比较亲呢？”
那妇人答道：“对于自己的儿子，是一种私爱。对于哥哥的儿子，是一种公义。抛弃自己的亲骨肉，虽然心中痛苦，可是从公义上来说，这是对的！”
齐国的将官就叫自己的军队停止前进，不再去攻打鲁国。他感叹地说：“鲁国的妇女尚且晓得行义，这种仁义的国家，那里可以去攻打他们呢？”于是便带兵回齐国。
那位妇女先前丢掉的孩子的性命，也得以保全了。
鲁国国君知道了这一件事后，就送给那位妇人许多礼物，并且尊称为“义姑姊”。
孟献子曰：“畜马乘不察于鸡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
百乘之家不畜聚敛之臣，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
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
【典句札记】
此处借用孟献子的话，“具备车马的士大夫家不去计较养鸡养猪的事情”，来说明：一个国家应该以道义为利益，而不应该以财利为利益。另外，此处还蕴含了不斤斤计较而因小失大的道理。
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应该并重。德政理论的缺陷就是重政治、轻经济，过分强调义利之分，片面要求人们舍利取义、克制私欲、清心寡欲、逆来顺受，以维护社会秩序稳定。殊不知没有经济的发展，没有雄厚的物质财富的支持，这种稳定只是暂时的、表面的，也是脆弱的，甚至是虚假的。
史例解读
君子不营小利
柳元景（406-465），字孝仁，河东解县（今山东临朐西南）人，南北朝时期宋朝名将。柳元景自幼善于骑马射箭，以勇猛著称。为人“寡言有器质”。应召到刘义恭部下，任中军将军，迁殿中将军，司空行参军，开府仪同三司。
柳元景宽宏高雅，升任开府仪同三司，加南豫州刺史，位显权重。但柳元景出身行伍，当朝理事，非其所长。当时朝中权要和达官贵人都在经营产业，千方百计地为自己谋求财富，只有柳元景一无所有，廉洁清慎。他家有数十亩菜园，除供自己家吃用以外，种菜人便将吃不了的蔬菜拿到集市上出售。日积月累，竟有数万钱。种菜人就把钱送到家里，向柳元景交账。柳元景听说后，很不高兴地说：“我之所以开辟这个菜园，目的是让您种植，供给家里吃用的，并不是用来取利的。现在，你却拿到市场上去卖，与老百姓竞争，损害百姓的利益，这怎么能行呢？”于是就将这些钱送给了种菜人。
楚王因贪婪丢失汉中
张仪，生年不详，卒于秦武王元年（公元前310年），秦惠文王更元十二年（前313年）秦惠王想攻伐齐国，但忧虑齐、楚结成联盟，便派张仪入楚游说楚怀王。张仪利诱楚怀王说，“楚诚能绝齐，秦愿献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怀王听信此言，与齐断绝关系，并派人入秦受地，张仪对楚使说：“仪与王约六里，不闻六百里。”楚国的使臣返回楚国，把张仪的话告诉了楚怀王，楚怀王一怒之下，兴兵攻打秦国。秦惠文王更元十三年（前312年）秦兵大败楚军于丹阳（今豫西南丹水之北），虏楚将屈丐等70多人，攻占了楚的汉中，取地600里，置汉中郡（今陕西汉中东）。这样秦国的巴蜀与汉中连成一片，既排除了楚国对秦国本土的威胁，也使秦国的疆土更加扩大，国力更加强盛。
用财买官，不如施散家财
有一次，鲁国的南宫敬叔，跟孔夫子到周朝去，在老聃那儿问礼，在苌弘那儿访求古乐。
当初，南宫敬叔因为家里太有钱了，在国内犯了罪，逃到卫国去了。等过一段时间，他又返回鲁国，在朝廷里用许多贵重的物品贿赂官员，想要恢复原来的官职。
孔夫子知道这件事，就说：“像他这样买官做，那么失去禄位的人，还不如早点穷了，来得好！”
子游听了，问道：“老师！这是什么意思呢？”
孔夫子说：“有钱的人不讲究礼法，是一种祸殃啊！南宫敬叔由于有钱的缘故，失去他的官位，可是他仍然不肯改过，我恐怕他将来还有祸患哩！”
南宫敬叔得知了孔夫子的这一番话，便立刻遵循礼法，把财产施舍掉了。
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彼为善之，小人之使为国家，灾害并至。
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
【典句札记】
此句是大学最末一段，也是对上段引用孟献子的话做议论。着重论述了管理国家应该重义轻利。如果国政交给见利忘义的人，只看到眼前的利益，不考虑长远的发展，灾害就会随之而来。也就相当于今天所说的可持续发展。这句话对于当今着重于经济发展的当政者来说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以义为利，以德治国。
作为执掌国家政权的执政者，应当以德治国，施仁德之政，以仁德教化民心，最大限度地造福百姓。因为，人心如果失去了道德制约，就会见利忘义，失去良知，社会风尚就会趋向奢靡败坏，于是贪污腐败、坑蒙拐骗、偷盗抢劫，乃至以权谋私、权钱交易……各种社会犯罪都将泛滥。因此，治理国家者，不能丢弃道德这个治国之本；平民百姓，更不能丢弃道德修养这个根本。“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义与利是辩证的统一，以利养民与以义教民，不可偏废；以德化民与为人民谋福利，不可武断地割裂；两者相辅相成，互为依存，是和谐发展的核心。道德养性，财利养命。只讲道德精神，忽视经济发展，生活贫穷，那么这个“道德”就是空话，是空头政治，是不会长久的。但是，如果只注重金钱物质的占有，否定道德的建设，那么，人们就会丧失灵魂，社会就会失去前进的发展方向。
国家是全体公民共同的国家，天下是天下人共有的天下，不是属于某一姓、某一家私有。古人说：“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唯有德者居之。”孙中山也说：“天下为公。”因此选贤与能，以德治国，才是真正的“治国”之大道。
史例解读
天下为公
高柔，字文惠，三国陈留（今河南省开封市陈留县）人。历任尚书郎、丞相理曹掾、颍川太守、侍御史、廷尉，赐爵关内侯，后封延寿亭侯。
高柔在家乡时，曾对人说：“当今英雄并起，陈留是四方争战的战略要地。曹将军虽然占据兖州，本有四方之图，只是未能得以安坐自守。而张府君先前得志于陈留，我忧虑事变会突然发生，所以，想与大家共同避难。”众人都以张邈与太祖关系很好，高柔又年少，不在意他说的这些话。高柔的父亲高靖，任蜀郡都尉，在西州去世。当时路途艰险，兵寇纵横，高柔冒着危险到蜀都迎丧，辛苦荼毒，无所不尝，三年才得以返回。
高柔后来升任廷尉。魏国初年时，三公很少参与朝政。高柔上疏说：“天地依靠四时来成就其功德，国君依靠大臣的辅佐来振兴治理国家。成汤倚重伊尹的辅助，成就功业；周文王、周武王凭借周公、吕望的才智，建立大业。及至汉朝初期，萧何、曹参等人都是以元勋来做皇帝的心腹。这些都是开明贤圣的君王能够赏识信任大臣，而贤明有才能的大臣倾力辅佐君王的例证。当今的三公辅佐大臣，都是国家的栋梁，是黎民百姓所敬仰的人。把他们安置在三公的位置上，却不让他们参与国政，于是他们只好在家各自修养，很少对国家政事提出意见，这实在不是朝廷尊敬任用大臣的大义，也不是大臣出谋献策、辅佐君主的道理。古时刑律、政事疑而难决时，就在槐树下、草野中公开讨论。今后，朝廷遇有什么疑问难题或者刑狱大事，应该及时虚心地向三公咨问。三公可在每月的初一、十五这两天上朝议事，也特别延请他们参与时政的讨论议定，放开言论，让他们尽情议论政治的得失。这样对皇上的决策以及国家政局的稳定，都会有很大好处。”文帝赞赏并采纳了他的建议。
做事正义而有利可图
狐偃，戎国人，重耳的舅舅，又名舅犯、咎犯，智计过人，帮助晋文公回到晋国做了国君。晋文公想要会合诸侯，咎犯说：“不可以，天下人还不知道你的大义。”文公说：“那怎么办？”咎犯说：“天子因为叔带发难，躲在郑国。你为什么不接待他，借这个机会行大义？而且还能树立你的威信。”文公说：“我能够做得到吗？”咎犯说：“事情若是能够成功，就是继承了文王的事业，立下了武王的功绩，扩充土地，安定了边疆，都在这一举了；事情若不成功，挽救了周室，让天子脱了难，成就了教化，名垂青史，也在此一举。你不要犹豫了！”文公听从了他，于是和骊戎国，使天子在成周安定下来。天子将南阳的地方赐给了他，于是称霸诸侯。做事正义而有利可图，建立大功业，文公可以说是聪明的了。
李林甫误国
李林甫，（？-752）唐玄宗李隆基时著名奸相。他收买嫔妃宦官，探得玄宗动静，迎合意旨，因而获得信任，掌握大权。他为人忌刻阴险，对于才名高和受到玄宗重视的官员，必设法排斥，表面上甜言蜜语相结，背后却阴谋暗害，时人称他“口有蜜，腹有剑”。同时为相的张九龄、裴耀卿、李适之等皆被他排挤罢相。
李林甫对于那些有可能威胁到自己宰相地位的人，必欲除之而后快，在他的观念中，官场上只有利害关系，没有亲情可言。韦坚的妻子是李林甫的舅舅姜皎的女儿，所以当韦坚受到皇上倚重时，李林甫便亲近他，巴结他，讨好他。韦坚因为在漕运方面成绩突出，受到玄宗的赏识，有入相之心，又和李适之关系亲密，李林甫便讨厌他。在李林甫的授意下，朝廷罢免了韦坚江淮租庸使等使职，任命他为刑部尚书，而让杨慎矜接替他。提升为尚书，好像安排了他一个美官，实际上却夺了韦坚的实权，使他失去了继续取得更大成绩的机会，同时也就丧失了入相的机会。
李适之因为没有提防李林甫而中了他的圈套，被排挤。李适之为人随便，不够慎重。天宝五载（746年）正月，李林甫对李适之说：“华山有金矿，开矿采金可以增加国家财富，皇上还不知道这件事。”李适之见玄宗奏事时便建议在华山开矿。玄宗问李林甫，李林甫说：“我早就知道，但华山是陛下本命和王气所在，开凿不吉利，所以从来不敢提议在华山开矿。”玄宗写过《华岳碑》，其中说过：“予小子之生也，岁景戌，月仲秋，膺少皞之盛德，协太华之本命，故常寤寐灵岳，肸（xī）向神交。”李林甫知道玄宗迷信卜卦者的话，认为华山乃自己的本命所在，所以让李适之发生这样的失误。玄宗则认为李林甫爱护自己，看不起李适之虑事不周，对李适之说：“从今以后，有事上奏，应该先跟林甫商量商量，不要太随便了。”从此李适之对朝廷的事没有什么发言权了。
有一个官员严挺之，被李林甫排挤在外地当刺史。后来，唐玄宗想起他，跟李林甫说：“严挺之还在吗？这个人很有才能，还可以用。”李林甫当天下午就邀请严挺之的胞弟严损之“叙故”，李林甫满脸笑容地亲自出迎，还亲热地拉着严损之的手哈哈一笑，嘘寒问暖：“哎呀，损之兄，近来好吗？嘿，你看我，整天瞎忙，好几次都想过来看看你，总脱不开身，今天好不容易休息，请你大驾光临，得罪得罪呀，呵呵。”
他最后表示：“关于你大哥的事情，我向皇上谈了几次，皇上也很重视，现在有个机会，我想让他找个借口回京一次，皇上必有重任。”
严损之受宠若惊，激动得半天说不出话来，噙着泪水，紧紧地抓着李林甫的双手，连表谢意。
李林甫也很激动，嘴巴贴近严损之的耳朵，嘀嘀咕咕地给严损之搞策划，让严损之替兄写一状纸，借口是“奏称风疾，求还京师就医”，这样肯定能回京城。
严损之依计行事后，李林甫立即拿着奏折，面奏唐玄宗，说我也想提拔严挺之，但他“年事已高，近来又患风疾，授其闲职以便就医”。玄宗闻奏，嗟叹良久，只好授严挺之以员外詹事，到东都洛阳养病去了。
李林甫还极力支持玄宗废太子瑛，劝立武惠妃子寿王瑁，玄宗却立了忠王玙（后改名亨，即肃宗）。他怕太子即位后于己不利，屡兴大狱，以动摇太子根基。他促使杨国忠诛杀太子亲戚和不附己的臣僚，株连数百家。他久踞相位，自张九龄罢相后，独揽朝政，同列宰相牛仙客、陈希烈都怕他而不敢问事。天宝八载（749），咸宁太守赵奉璋拟揭发林甫罪状二十余条，被他指使御史台以妖言逮捕杖杀。天宝十一载，林甫死。此前，他已和杨国忠有隙，死后，国忠唆使安禄山诬告林甫与番将阿布思谋反，玄宗追削林甫官爵，籍没其家产，子婿流配。李林甫在相位十九年，玄宗晚年政治腐败，朝政腐败，国无良臣，以致后来发生安史之乱，唐王朝迅速衰落，跟李林甫有很大的关系。
曾国藩受骗于小人
曾国藩在与太平军作战、攻克金陵时，有人自称是某部队的教官，来见曾国藩。那人高谈阔论、滔滔不绝，有不可一世的气概，曾国藩很是欣赏他。
谈话中，论及用人必须杜绝欺骗，那人义正词严：“会被欺骗或者不会被欺骗，完全看人而定。在下衡量当今人物，说说自己的看法。像中堂（曾国藩）的至诚与盛德，他人自然不忍心欺骗；像左宗棠的公正严明，他人也不敢欺骗；至于其他人，有的别人不敢欺骗他，他却怀疑别人欺骗他，有的已经被欺骗却还不知受骗。”
曾国藩听后非常高兴，待之上宾。
由于一时没有恰当的位置安置，曾国藩就命他去督造炮船。过了没多久，那人就盗取千金逃跑了。
丑事暴露后，部属向曾国藩请示下令捉人。曾国藩沉默很久后说：“算了，不要追了。”部属告退之后，曾国藩不禁自嘲道：“他人不忍心欺骗？他人不忍心欺骗。”
管仲识小人
管仲（约前723或前716-前645），名夷吾，又名敬仲，字仲，春秋时期齐国名相，颍上（今安徽颍上）人。
管仲为周天子平定了戎族的叛乱，从周地返回齐国后就病倒了。齐桓公到处为管仲寻医问药，常常去看望他，但管仲的病情却不见好。
有一天，他看管仲的精神好转，便坐到床头，拉着管仲的手说：“仲父！您的病没有什么好转。以后万一有什么意外，你看谁在大臣当中，合适接替您的位置呢？”
管仲慢慢地坐起来，惭愧地说：“以前臣下竭尽一切精力和智慧，还没有物色到一个理想的人呢！今天重病之中，不久就要归天，还能说什么呢！何况对大臣的了解，臣下不如国君啊！”
齐桓公恳求地说：“仲父！这是国家大事，希望你教导寡人。”
于是管仲微微点头，然后轻声地问道：“那么主公打算拜谁为相呢？”
齐桓公暗自思忖：鲍叔牙是自己的老师，为人正直，经常提醒自己不要忘记过去。而且自己即位之初，就要拜他为相，可是他一定要举荐管仲，以“五不如”管仲为由坚决辞让相位，这样的人实在难得。同时他是齐国的元老重臣，对国家有很大的功劳，又是管仲的好朋友、大恩人。于是便说：“鲍叔牙可以吗？”
不料管仲回答说：“鲍叔牙是我的知交，确实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称得上清正廉洁。但是，他的毛病是爱憎过于分明，对于别人的过错总是牢记在心，这样谁能受得了呢？做国相的人肚量一定要大啊！”
齐桓公沉思了一会说：“那么隰朋怎么样呢？”管仲马上说：“隰朋为人非常谦虚，遇事能够不耻下问，又能因公废私，关心百姓。凡事用道德来教化人的，便称之为仁；用财物接济人的，便称之为良。隰朋具有仁与良的品德。他做事情，又量力而行，讲求方法。所以任相是完全可以的。国相是最大的官职，国君对于大官，不求细查，不要注意一些小的事情，应该懂得‘大匠不斫，大庖不豆，大用不斗，大兵不寇。”
说完，管仲又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自言自语地说：“可惜隰朋的年纪太大了，恐怕也时间不长了。”
管仲突然板起脸孔，皱起眉头，严肃地回答说：“易牙、竖刁、常之巫、开方这伙人，你就是不问，我也是要说的。这都是一些危险的人物，你可千万不能亲近他们。”
易牙本来是齐桓公很普通的一个臣子，但心肠毒辣，野心很大。他为了往上爬，获取高位，便想办法接近齐桓公。他有一手高超的厨艺，通过竖刁的关系，开始做了许多美味佳肴送给齐桓公的宠妃卫公姬吃，极力奉承讨好。慢慢地，他就到了内宫为齐桓公烹调。后来听说齐桓公想尝一尝人肉，就把自己三岁的儿子给杀了，做成肉酱献给齐桓公品尝，从而获得了齐桓公的信赖。竖刁，原来是个低下的臣僚。他为了能够接近齐桓公，博得宠信，获取高位，竟然阉割了自己，从而经常跟随齐桓公左右自由进出宫门。常之巫是个巫师，开方原来是卫国的公子，他们都是一些野心勃勃的无耻之徒。
齐桓公听了管仲的话，便奇怪地问道：“易牙为了让我尝尝人肉的味道，把自己的儿子都杀了，这说明他尊敬我超过了爱他的儿子，这样忠的人，难道还有什么可以怀疑？”
管仲呆呆地看着齐桓公，然后苦笑了一声说：“人们最疼爱的莫过于自己的儿女。易牙对自己最心爱的幼儿，竟能残忍的宰杀，说明他的残忍超过了一切。这种连牲畜都不如的东西，难道对国君会有什么真心吗？没有人情的人，千万不可重用。”
齐桓公又问：“那么竖刁有什么可以怀疑的吗？他为了侍奉我把自己都阉割了，对我的忠诚难道不是超过了爱惜自己的身体吗？”
管仲语重心长地说：“人们最宝贵的莫过于爱护自己的身体，竖刁连自己的身体都不顾惜，难道还能对你尽忠吗？这种人绝不能亲近。”
齐桓公感到有些道理，于是又问：“那么开方？他是卫国的公子，侍奉寡人也有15年了。他父亲去世的时候都不去奔丧，说明他侍奉我，超过了对他自己的父亲。这有什么可以怀疑的呀！”
这时管仲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人们最孝敬的莫过于自己的双亲，开方对自己的父亲如此残忍，连死都不看一下，难道对您还会忠心吗？他放弃千乘之国的太子地位，前来侍奉国君，可见他的野心也不止是做千乘之国的太子，您可千万不要重用他，否则会给国家带来祸乱啊。”
齐桓公想了一想，又问道：“常之巫能知人的死生，可以除去顽疾，这难道也值得怀疑？”
管仲说：“生与死，是由命运决定的，重病只有经过医治才会好转。国君不命他去守本业，反而听任他搞什么巫术。这样，他借此机会什么坏事情都能干出来，你要警惕啊！”
齐桓公听完管仲这番辩论的话，又追问：“竖刁这伙人在我身边已经有些年头了，为什么仲父以前不说呢？”
管仲低下头沉思片刻然后回答说：“河岸的大堤坝可以挡住大水，不让它泛滥成灾。我管理政事好比大堤坝一样，多少能够挡住他们一点，不让他们在您的面前胡作非为。现在大堤就要垮了，水就要泛滥成灾，所以您得当心啊！”
齐桓公只是点头不语。
过了几天，管仲的话传到了易牙的耳朵里，易牙气得咬牙切齿。他马上跑到鲍叔牙家里，对鲍叔牙说：“您是世上最公正的人，谁不知道管仲做国相是您的推荐，可是管仲这个人却忘恩负义，国君让您做国相，他却说了一大堆的坏话，还极力推荐隰朋，我真为你打抱不平啊！”
易牙满以为鲍叔牙会记恨管仲的。谁知道鲍叔牙反而哈哈大笑起来，竖起大拇指夸奖管仲说：“管仲忠于国家，不讲私人交情，这正是我当初推荐管仲的缘故啊，隰朋是个人才，确实比我强得多，应该由他来担当大任！”易牙听了灰溜溜的走了。
管仲病故以后，齐桓公依照他的遗言，任命公孙隰朋为相。但是只过了十个月，隰朋又去世了。
这时，齐桓公就请鲍叔牙出来主持国政，但鲍叔牙仍然是推辞再三，齐桓公再三恳求，鲍叔牙只得出来任相，但要求齐桓公把易牙、竖刁、开方和常之巫这伙人赶走。
齐桓公就说：“这件事仲父和我说过，就照仲父的话做吧！”当即齐桓公把这四个人驱逐出了朝廷。鲍叔牙治理齐国，齐国依然保持着霸主的地位。
但是，齐桓公始终没有看清楚竖刁一伙人的险恶用心和伪善的面目。在他们被逐的三年中，齐桓公竟然不理朝政，生了大病。加上常之巫等人到处活动，齐桓公反而认为管仲有偏见，把他们说得太过分了。
这样，到了公元前643年，他又将竖刁这伙人召进了宫廷。不久，齐桓公患病卧床不起，常之巫就放出谣言，说国君将于某日薨。接着易牙、竖刁、开方发动宫廷政变。他们堵塞宫门，筑起高墙，禁止通行，矫发诏令，屠杀齐桓公手下的一批大臣，并将齐桓公禁闭起来，不给吃喝。不久，齐桓公被活活饿死。一直过了三个月，公子无亏夺得君位后，才将桓公的尸体收葬入土。从此，齐国中衰，失去了霸主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