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全集《第八章·正心修身》原文赏析与注解

正心修身

本章朱熹称之为“传之七章,释正心修身”。大意是:开始的念头真实无妄了,但身心情志还要磨炼,因“心”比“意”更宽泛,所以才叫“正心”。愤怒会使人偏激,恐惧会使人胆怯,过分的喜好会使人偏离正道,不端正这些情志,思想恍惚不专一,那就无法认知事物。“正心”,就是保持内心的中正,就是谨守天性中的良知,不被个人好恶所左右,不受个人感情、自私的欲望所支配,就是把握好自己的情志、心态,以保持美好的心灵。而执一无适、聚精会神是正心的关键。

【原文】

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①,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此谓修身在正其心。

【译文】

所谓修身要先端正自心,是因为心有愤怒,就不能够端正;心有恐惧,就不能够端正;心有偏好,就不能够端正;心有忧虑,就不能够端正。心思被不端正念头所困扰,就会心不在焉:虽然在看,但却看不明了;虽然在听,但却像没有听见一样;虽然在吃东西,但却不知道食物的滋味。这就是说,修身必须要先端正自心。

【注释】

①身:程颐认为“身”当作“心”。忿懥(zhì):愤怒。

【历代论引】

程子说:“‘身有’之‘身’当作‘心’。”

朱子说:“(忿懥、恐惧、好乐、忧患)盖是四者,皆心之用,而人所不能无者。然一有之而不能察,则欲动情胜,而其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矣。”又说:“心有不存,则无以检其身,是以君子必察乎此而敬以直之,然后此心常存而身无不修也。”又说:“意诚则真无恶而实有善矣,所以能存是心以检其身。然或但知诚意,而不能密察此心之存否,则又无以直内而修身也。”

智慧运用

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

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

【典句札记】

此句话说的是修养要端正自己的心志,而人在愤怒、恐惧、喜好、忧患时心态是不平静的。那么人如果要端正自己的心志,就要减少以上所说的这些,从而引出下句。

古人说:“政者,正也。”从有国家官吏制度开始,讲正气就是官吏的职业道德。先秦古籍记载,在我国的三皇五帝时期,官长称“正”。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正”是从政官吏的总称,他们的作用主要是公正从政。坚持公正从政,是从政者应当遵守的基本准则。

孔子以“身正”为标准,把人划分为君子、贤人和小人、斗筲之人。君子、贤人在位执政,就会奉行仁政、德政,则政治清明,社会发展,人民安居乐业。否则,就将是暴政、苛政。孔子崇尚上古三代的德政,把尧、舜、禹时代视为天下大同的“黄金时代”,主张“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极力要求恢复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历史进入封建社会后,王道渐趋衰微,国君们抛弃了正义和道德,靠玩弄阴谋权术、靠军事实力实现朝代的更替,推行强权统治,所以造成了礼崩乐坏、争战不止、民不聊生的局面。两千多年来,儒家学派丰富和发展了孔子的这些思想和主张,编纂了“四书五经”,并对这些经典进行训诂、考证和演绎,形成了一套完备的、系统的政德、官德理论体系,在许多方面有利于我们“常修为政之德”,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

一是重视官德、政德的表率作用。孔子说:“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后人在这个基础上提出“君犹器也,民犹水也。方圆在于器而不在于水”(唐·房玄龄语)的说法,主张先治吏而后治民,“圣王治吏不治民”。

二是注重修身正心的自我修养。曾子根据孔子“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提出“吾日三省吾身”,以后又发展成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准则,其核心是修身正心。《礼记》认为人本身有愤怒、恐惧、好乐、忧患等情绪,会影响到发扬正气,所以修身的关键在“正其心”。孟子则倡导“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是因为这种正气“至大至刚”“塞于天地之间”,“配义与道”,是“集义所生者”。有了这种浩然之气,就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就能“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三是“得民心者得天下”。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深刻认识到人民的力量和作用。孟子说:“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如何得到民心的拥戴呢?他指出得民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

四是“以人为本”。孔子重视对人的教育和培养,认为人人都可以成为圣贤。他提出“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并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仁难道离我们很远吗?只要我想达到仁,仁就来了。)孟子也认为任何人经过学习和锻炼都可以成为圣贤,而有些人之所以成为小人,只是因为他们受到外物的诱惑而不思贪欲之害。因此,孟子劝人不要自暴自弃,要用心思考做人之道,把被丢弃的仁和义寻求回来。宋代真德秀在《西山政训》中要求自己做到“律己以廉,抚民为仁,存心为公,莅事以勤”,至今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史例解读

做官要修身正己,不能依靠严刑

汉朝的严延年做了河南洛阳的官,手段非常惨酷。因为他喜欢杀人,所以河南人给他起一个别号,叫做“屠伯”。

有一天,他的母亲到了洛阳,想到严延年的衙门里去过年,看见都亭囚着好多犯死罪的犯人。他母亲大吃一惊,就在都亭里住了下来,不再去衙门里。

严延年晓得母亲到了,就到都亭来迎接。他的母亲责备严延年说:“你很侥幸地做了人民的父母官,所管理的地方,有方圆一千多里,没听到你用仁义教化百姓,使人民安居乐业,反而多用刑罚杀戮,去建立你的威严。这那里是做百姓父母官的本事呢?”

严延年听了这一番话,立即向母亲认罪致谢,亲自给母亲驾马车,回到衙门里。

过完年以后,他母亲告诉严延年说:“我不忍心看着自己的儿子犯了罪,受着刑罚,我现在要回到东海(地名)去,替你准备坟地!”说完话严母就走了。

后来,严延年果然犯了死罪。

做人要合乎礼仪

江惇,字思悛。晋代陈留(今河南开封东北)人。一生著述不仕。

江惇为人淳厚,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志节高尚,德操超俗。他天性好学,孜孜不倦,儒学道术广泛涉猎,识见卓异。他认为:君子应该用礼仪来规范自己的言行。不合乎礼仪原则的话不说,违犯道义准则的事不做。有的人入世显达,有的人出世归隐,虽然人生选择不同,但他们都是遵循礼教,以礼仪为本的。至于那些放荡不羁、以肆心纵意为尚的人,不仅违悖礼法、抛弃正道,正道也会抛弃他们。江惇著有《通道崇检论》,很受世人称赏。

苏峻之乱时期,江惇避难在东阳山。太尉郗鉴、司徒康帝、征西将军瘐亮曾先后请他出任官职,皇上也征召他任博士、著作郎,但江惇都借口谢绝,没有赴任。乡里推重江惇的品行学识,有事必定先向他请教然后施行。东阳太守阮裕、长山令王濛,都是当时的名士,与江惇交游相处,相互深为敬重。江惇死后,生前挚友刻石赞颂,以表记他的美好德操。

唾面自干

娄师德(630-699),字宗仁,唐代人,他官至同平章事,一生为将相30多年,稳而不倒。其诀窍是能忍受任何侮辱而不动声色。

娄师德身长八尺,方口博脣,为人宽厚,深沉有度量,别人即使冒犯他,他也不计较。一次他与李昭德一同入朝,娄师德因身体肥胖而行动缓慢,李昭德久等他也不来,便怒骂他:“被田舍夫所留。”娄师德却笑着说:“我不是田舍夫,还有何人?”

有一次,他弟弟被派去做代州刺史,临行时来向娄师德辞行。他便问弟弟:“你我受国家的恩宠太多,显荣太过,很容易招惹别人的妒忌,你有什么方法可以避免呢?”

他的弟弟说:“往后即使有人唾口水在我面上,我也只把它揩干而已。”娄师德说:“这还不行。人家唾你的脸,就因为他对你生气了,如果你把唾沫揩去的话,他便更恨你了。所以,你不要去揩,而要让它自己干,并且要面带笑容承受,这才对呢!”

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

【典句札记】

此句的意思是,不关心、不视、不闻、食不知味。联系上句,知道此句的意思是借以说明怎样才能做到端正自己的心志。意思是排除外来的干扰,保持内心世界的平静。相当于孔子所说的遇事不愠不怒。

古人云:“凡事皆贵专。求师不专,则受益也不入;求友不专,则博爱而不亲。心有所专宗,而博观他涂以扩其知,亦无不可;无所专宗,而见异思迁,此眩彼夺,则大不可。”(见《吕氏春秋》)

正如读书求知,如果无所“专注”,这也想学,那也想学,结果只能是一无所获。克己修身也是同样的道理,不受外界的影响,专心修炼品行,自然会收到好的效果。反之,如果心存杂念,患得患失,斤斤计较,最终必会无所进益。

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成败的关键在于能否始终如一地充满激情去做。对于选定的方向,就应当心无旁骛地深入下去,而不是无休止地去选择所谓“最适合”我们的。其实,真正适合我们做的就是我们最终坚持做出结果的,而不是选择的过程。因为事实上我们很难找到什么才是所谓的“最适合”我们的。只要自己决定去做的,就坚定地付诸实行,专心致志地尽力做好。那种轻易放弃,朝三暮四,俯仰于世风,用心不专,浮躁虚荣,不甘寂寞,急功近利的人,最终是不会有什么令人敬仰的成就的。

史例解读

下马陵的由来

董仲舒(前179-前104),西汉时期哲学家、思想家。广川(今河北枣强县)人。少年时就开始研读《春秋》,非常用功,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钻研学问上。他总觉得人生短促,穷其一生,也只有数十年的时光,而学问却像无边的大海,只有精神专一才有可能达到理想的彼岸。因此他整天埋头读书,书房附近的园圃,景色优美,他竟然三年都未曾分心看一看。其言行举止每时每刻都遵循“礼”的规范,学士们尊奉他为导师。景帝时为博士,曾任江都王和胶西王相。后托病辞职,专心著述。其著作主要有《举贤良对策》《春秋繁露》等,后人辑为《董子文集》。

当时,汉武帝刘彻提拔贤良文学之士,请他们对施政方针提出建议。董仲舒根据西汉中期的政治需要,重新解释儒家经典,形成了一套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新儒学。他在《春秋繁露》一书中,对他的思想进行了系统的阐述。董仲舒认为天是有意志的,能主宰人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他强调自然和社会的一切变化都是天意的体现,“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他主张“大一统”,并提出“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准则。董仲舒向汉武帝建议,要把“以德为主,以刑为辅”作为治国治民的手段。他还坚持“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的宇宙观。他说,社会进步是永恒的规律,汉朝替代秦朝,是对旧制度的弊端的改革。好比琴弦已经陈旧不堪,无法使音调和谐,就必须更换新弦,然后才可以弹奏出美好的音乐。政治制度也是如此,也需要改革,以新的政体代替旧的政体,这样才能达到“善治”。汉武帝的许多改革举措和政策方略,就是根据董仲舒的理论和建议所制定的。

西安市碑林区至今保留有一条下马陵街。据说,下马陵是董仲舒的葬地,他的学生们每次经过这里都下马步行,所以称作“下马陵”。也有人说,“下马陵”的得名,是因为汉武帝每次经过董仲舒墓时,都下马致敬。宋代学者程大昌《雍录》引李肇《国史补》:“武帝幸宜春苑,每至此下马,时谓之‘下马陵’。”明代正德元年,陕西巡抚王珝在这里建造了董子祠。清康熙六年祠堂扩建,并且在门前刻石“下马陵”。

好学而头悬梁

孙敬,东汉人,在班固的《汉书》中有记载:“孙敬字文宝,好学,晨夕不休。及至眠睡疲寝,以绳系头,悬屋梁。后为当世大儒。”意思是说,孙敬年轻时勤奋好学,经常关起门,独自一人不停地读书。每天从早到晚读书,常常是废寝忘食。读书时间长,劳累了,还不休息。时间久了,疲倦得直打瞌睡。他怕影响自己的读书学习,就想出了一个特别的办法。古时候,男子的头发很长。他就找一根绳子,一头牢牢地绑在房梁上。当他读书疲劳时打盹了,头一低,绳子就会牵住头发,这样会把头皮扯痛了,马上就清醒了,再继续读书学习。

最后,孙敬终于成为有名的政治家。

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

秋,我国古代的一位下棋能手,他的棋艺非常高超。

秋有两个学生,一起跟他学习下棋,其中一个学生非常专心,集中精力跟老师学习。另一个却不这样,他认为学下棋很容易,用不着认真。老师讲解的时候,他虽然坐在那里,眼睛也好像在看着棋子,可心里却想着:“要是现在到野外射下一只鸿雁,美餐一顿该多好。”因为他总是胡思乱想,心不在焉,老师的讲解一点也没听进去。

结果,虽然两个学生同是一个名师传授,但是,一个进步很快,成了棋艺高强的名手,另一个却没学到一丁点本事。

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虽然名师出高徒,可是如果不专心去学的话,再高明的老师也教不出好学生。

此谓修身在正其心。

【典句札记】

此句是对前句的总结,做到了上句所说的,不关心、不视、不闻、食不知味,就是内心的修持不被外部世界所干扰,那么就能够修身正心了。

东方人羡慕西方人的物质文明与先进的科学技术,而西方人却仰慕东方人的纯朴典雅、注重伦理和和睦的家庭关系。

修养一词,是对人的行为举止的评价。“修”主要是指整治、锻炼、学习和提高;“养”主要是指培育、涵养和熏陶。从表面上看,修养体现在人的仪表风度、言行举止上。而实际上,修养更是一个人内在心灵的体现。中国传统的修养观认为:修身首先要正心,修身绝不仅限于外表的修饰,更重要的是内心的修养,“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现代人更应该深刻认识心灵修养的必要。良好的品质不可能与生俱来,只有通过长期的勤奋学习和砥砺锻炼的功夫,才能形成高尚的德行。孔子十五岁开始立志研究学问,修养道德,经过多年不懈的努力,终于成为圣贤之人。由此看来,伟大的人格,源自不断的修养。

因此,修养在于坚持不懈地努力,是长期的自我砥砺,乃至是终生不辍的功课。

史例解读

做文章不说空话

韩愈(768-824),字退之。祖籍河南邓州,后迁至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县南)。因其郡望昌黎,故后人称之为韩昌黎。贞元进士,官至吏部侍郎,因谏阻奉迎佛骨,贬潮州刺史。他大力提倡儒学,反对佛教、道教,反对藩镇割据。倡导古文运动,他的散文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语言简洁生动,思想鲜明,立意新颖,风格雄健奔放,曲折自如,为古文运动树立了典范。苏轼称其“文起八代之衰”,被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谥号“文”,又称韩文公。著作有《昌黎先生集》传世。

韩愈三岁丧父,由兄嫂抚养成人。他七岁读书,十三岁便能作文。他认为自己幼年丧父,依附兄嫂,只有通过艰苦奋斗才能摆脱困境。因此,他刻苦攻读儒家著作,矢志不移。

有一个关于韩愈起名的传说,在兄嫂的抚育下,韩愈渐渐长大,这年送他去拜师入塾学习,于是,嫂嫂郑氏就想给弟弟起个高雅新奇的学名。郑氏翻看着书籍,一时总找不到一个合意的字。韩愈站在一旁,说:“嫂嫂,你要给我起个什么名呢?”郑氏说:“你大哥名会,二弟名介,会、介都是人字头,会乃聚集,介乃耿直,象征他们的品行和成就出类拔萃。那么,三弟的学名,也须找个人字作头、含义更要不同凡响的字。”韩愈立即说:“嫂嫂,那么就选‘愈’字最佳,我就叫韩愈。”郑氏问:“‘愈’字如何解说?”韩愈道:“愈,超越也。我将来一定要做出一番大事业,前超古人,决不当平庸之辈。”嫂嫂高兴地拍手说:“好!好!就用‘愈’字!”

韩愈少年时就胸怀远大志向,19岁时已经是一位才华横溢、名满当地的青年。于是赴京应试,结果他在京中一连住了几年,连续四次参加考试,最后才考中了第十三名进士。之后,又经过三次殿试,也没得到一官半职,很不得志,一时郁闷黯然。这天他独自游历,遇到一位先生,交谈后,那人送他几句话:“人求言实,火求心虚,欲成大器,必先退之。”韩愈捧读赠言,陷入深思:自古道骄兵必败,自己缺少的正是谦虚宽让的心胸。于是,他选用这首赠言中的最后两个字:退之,做为自己的字。从此他更加虚心勤学,结交儒士,砥砺学识,最终独树一帜,开创了一代新的学风,名闻天下。

勤学苦读成为大名家

万斯同(1638-1702)字季野,浙江鄞县人。生于明思宗崇祯十一年,卒于清圣祖康熙四十一年,年六十五岁。生而异敏。年四十五,遍读家藏书,博通诸史,尤熟明代掌故。万斯同参与编撰了我国重要史书《二十四史》。

万斯同小的时候是一个顽皮的孩子。万斯同由于贪玩,在宾客们面前丢了面子,从而遭到了宾客们的批评。万斯同恼怒之下,掀翻了宾客们的桌子,被父亲关到了书屋里。万斯同从生气、厌恶读书,到闭门思过,并从《茶经》中受到启发,开始用心读书。转眼一年多过去了,万斯同在书屋中读了很多书。

终于,万斯同明白了父亲的良苦用心,父亲也原谅了儿子。万斯同经过长期的勤学苦读,终于成为一位通晓历史、遍览群书的著名学者,并参与了《二十四史》之《明史》的编修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