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兵法散文·明代兵法·武编》原文鉴赏

《古代兵法散文·明代兵法·武编》原文鉴赏

[原文](节选)

前卷一

兵,危事也; 战,死道也。胜负可听於自然耶?夫斗胜负於死生之场者, 谓之战;知其必胜而后战者, 谓之谋。伐谋者孙子谓之上兵,而攻城伐兵之策皆为次下。

孙子注曰:必死可杀,勇而无谋期必於死斗者,则可以设奇伏诱而杀之。如,梁成轻进,为刘牢之所杀是也:必生可虏,临阵畏怯期必於生全者,则可以袭而虏之。如,晋与楚战,赵婴齐具舟於河欲败而先济,此等岂不可袭而虏之乎;忿速可侮,性之刚忿急速者,则可以陵侮而致之来以败之。如,楚将子玉刚忿,晋人执其使者以怒之,子玉果从晋师遂为所败是也;廉洁可辱,性之廉洁者可设计诟辱之,辱之必致其怒而轻出,则当因而击之。若吴起节廉而中公叔仲之计是也;爱民可烦,性之仁慈爱人者,惟恐杀伤士众,可出奇烦而扰之也。若蜀先主恋民而几为曹操追及是也。

北征录曰: 高祖以范增屠狗之徒而得天下,田文以鸡鸣狗盗之徒而保其躯,韩信驱市人而破赵王,霸募市中人而败王郎,是皆招军取士不拘於一门,兼收并蓄不苟于一节故。随所寓以用人,随所用以成事,使在彼无弃材,在我无遗用也。

李筌曰:有深沉谋虑出人意表者,名日智囊之士;有辞纵理横飞箱捭阖,能移人之性夺人之心者,名日辩说之士;有得敌国君臣门闾请竭之术者,名曰间谍之士;有知山泉水井次舍道路迂直者,名曰乡导之士;有制造五兵攻守利器奇变谲诡者,名曰技巧之士;有引五石之弓矢,贯重铠戈矛剑钺便於利用,陆搏犀凶水摄元龟,挑身捕虏擎旗摭鼓者,名曰猛毅之士;有立乘奔马左右超忽,逾越城堡出入庐舍而无形迹者,名曰矫捷之士;有往返三百里不及夕者,名曰疾足之士;有力负三百六十斤行五十步者,名曰巨力之士;有步五行运三式多言天道,谲说阴阳者,名曰伎术之士。

发号施令,预先决定,不可临时反复,进退不定,使三军惑乱,进战无功。

前卷二

兵有长短,敌我一也。敢问: 吾之所长,吾出而用之,彼将不与吾校;吾之所短,吾蔽而置之,彼将强与吾角,奈何?曰:吾之所短,吾抗而暴之,使之疑而却;吾之所长,吾阴而养之,使之狎而堕其中,此用长短之术也。

后卷一

诡 道

用兵之道,抚士贵诚,制敌尚诈。

[鉴赏]

《武编》,明代唐顺之撰。唐顺之,生于正德二年(公元1507年),字应德,一字义修,号荆川,江苏武进人。嘉庆八年进士,曾率兵泛海捍御倭寇。因抗倭有功,官至右佥都御史,代凤阳巡府。荆川一生著述甚富,“其大者为四编:曰左、曰右、曰文、曰稗。……又有《武编》也”(《武编·序》)。《武编》在唐顺之生前并未刻行,著名学者焦竑得其手稿,于万历末年与后金战兴之际,交付武林出版家徐象云刻印。焦竑得到的已非完整手稿,故书中时有缺页。

该书属于军事类书性著作。正如《武编·序》所说,它“贯穿《七书》、包络《通典》、出入《百将传》、《纪效新书》等,集通古今该细大军旅之事,亦云‘备’矣。”全书分前、后两集,共12卷。前集6卷,对将、士、制、练、令等54个有关军事理论及战略战术问题,引征古代兵法及前人的理论进行阐述;后集6卷,将明代以前的战争事例分为料敌、抚士、信、勇、严、赏等胪列论述。书前有“吴用先叙”、“姚文蔚序”、“郭一鹗弁首”及“郎文唤题词”。

前集,可称之为该书的理论篇。引征古代兵法和前人的理论展开阐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如第一卷从将、士、制、练、令始,及至料、觇、间、明、疑、诡止,分成十一个方面的问题。其中,“将”列集首,是因为将帅“操两国之死生,司三军之性命。吾之安危,系社稷之存亡;吾之忧乐,系生灵之休戚。”战争是生与死的搏斗,“兵,危事也;战,死道也”,作为将帅应当“重命恤死”,因此“自今宜令戒饬将帅,无轻生而深入,无易敌而挑战,以沉厚不挠为法,以玩忽轻举为戒。”而作者的论述并未就此却步,对军队处在“兵势不敌堕於重围,庙算莫施陷於重地”的情况下,提出“当是之时,将束手以就擒耶?将忘命以死战耶吁”的问题,以“郭倬不死於符离而死於市朝之戮,皇甫斌不死於下蔡而死於南郡之囹圄”为例,得出“是皆不死其所当死,终或死其所不当死,抑又可为将帅幸生之戒”的新观点,这与前人“兵家固有贵死贱生之说矣,然言士卒而不言将帅也;奋死则生幸生则死,兵家固有好死恶生之说矣,然论士卒而不论将帅也”的传统意识提出了挑战。可以说,从一定意义上讲,这种观点要算是“官兵一致”的雏型。《武编》后集,可称之为该书的战例篇。撰者唐顺之在胪列古代战例时,同样没有忘记阐发自己的战略战术思想。

以上可见,《武编》不仅能作为我们今天引征查检的军事百科全书,而且具有一定的军事学术研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