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辙:黄州快哉亭记

苏辙

江出西陵，始得平地，其流奔放肆大，南合湘沅，北合汉沔，其势益张。至于赤壁之下，波流浸灌，与海相若。清河张君梦得，谪居齐安，即其庐之西南为亭，以览观江流之胜。而余兄子瞻名之曰“快哉”。

盖亭之所见，南北百里，东西一舍。涛澜汹涌，风云开阖，昼则舟楫出没于其前，夜则鱼龙悲啸于其下。变化倏忽，动心骇目，不可久视。今乃得玩之几席之上，举目而足。西望武昌诸山，冈陵起伏，草木行列，烟消日出，渔夫樵父之舍，皆可指数。此其所以为“快哉”者也。至于长洲之滨，故城之墟，曹孟德、孙仲谋之所睥睨，周瑜、陆逊之所驰鹜，其流风遗迹，亦足以称快世俗。

昔楚襄王从宋玉、景差于兰台之宫。有风飒然而至者，王披襟当之，曰：“快哉此风!寡人所与庶人共者耶?”宋玉曰：“此独大王之雄风耳，庶人安得共之!”玉之言，盖有讽焉。夫风无雄雌之异，而人有遇不遇之变。楚王之所以为乐，与庶人之所以为忧，此则人之变也，而风何与焉?士生于世，使其中不自得，将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伤性，将何适而非快?今张君不以谪为患，收会计之余功，而自放山水之间，此其中宜有以过人者。将蓬户翁牖，无所不快，而况乎濯长江之清流，挹西山之白云，穷耳目之胜以自适也哉!不然，连山绝壑，长林古木，振之以清风，照之以明月，此皆骚人思士之所以悲伤憔悴而不能胜者，乌睹其为快也!

元丰六年十一月朔日，赵郡苏辙记。

这篇题记作于宋神宗元丰六年(1083)文中所言的张梦得和苏轼此时均谪居齐安(今湖北黄冈)，但他们丝毫不以官场得失为介，一个于江边筑亭揽胜，一个为其亭命名“快哉”，在贬谪生涯中表现出无往而不适的士节浩气。当时正谪居筠州(今江西高安)的作者对此非常倾慕，遂紧扣“快哉”二字，酣畅笔墨，作成此文，揭示出君子处世如何自适其快的道理，有着很强的感染力和说服力。

全文共分三段。在首段简要交代建亭和命名之事的基础上，作者便于第二段分两层说明快哉亭如此命名的缘由：一是可以观览江山胜景，二是能够凭吊历史遗迹。作者先运用形象的笔墨告诉人们，当登亭揽胜时，自然界的森罗万象便会涌入眼底，在南北百里、东西三十里的广大范围内，江面“涛澜汹涌”，天空“风云开阖”，昼则“舟楫出没”，夜有“鱼龙悲啸”，呈现着迅猛冲击的力量和激荡感奋的气势;而远处逶迤起伏的武昌(今鄂城)诸山，连绵不绝的葱茏草木，星星点点的渔夫樵父之舍，又表现出深远幽邃的气象。面对着大自然这种宏伟壮阔的场景，心地坦然的贬谪之人，自然会虚心纳物，受到一种雄浑浩博气质的感染，引出奋发振作的情绪，享受到因挣脱“小我”、忘却鄙近而带来的愉快和满足。这时，一切眼前的利害得失都随着大江东去而烟消云散了。接着，作者指出，登亭所见，不仅有江山胜景，而且有历史遗迹。这里曾是三国时代的鏖战之地，一代风流人物在此演出过惊心动魄的一幕。而今人们纵目远眺，欣赏着前人威武雄壮的剧迹，就是世俗之士也会感到愉快，更何况我辈仁人君子，岂能不因此而拓展胸襟，自致远大呢?这一段文字，可谓是寓理于景，作者将对“快哉”含义的阐释蕴含在景物描写之中，从而启示人们超越小我，便是“快哉”。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放宽视野，对人生有新的体验和新的认识，才不会因眼前的处境而悲观颓唐。

描绘了登亭观感之后，作者又趁势生发出下面一大段议论，正面表述自己的思想。他首先就“快哉”二字的出处，引出宋玉《风赋》中关于风分雌雄之说，委婉地加以辨正：人有处境好坏的不同，因此对外物的感受一般也是各有差异的。“楚王之所以为乐，与庶人之所以为忧”是与飒然而至的清风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只是在于其境遇不同罢了。然而，张梦得和苏轼此时都谪居齐安，处境不好，却能修亭览胜，处处“快哉”，这又是何缘故呢?作者进一步指出，对于外界的感受，并不完全决定于处境，同时还和心境有很大的关系。”士生于世，使其中不自得，将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伤性，将何适而非快?”所谓“其中坦然”，就是超越自我，使内心不为外物所滞，呈现一种空明恬静的状态，改变对于生活的平庸的感觉方式。这样，客观处境的变异不仅不能伤害到自己的主观性情，而且由天“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苏轼诗《送参寥师》)，自己内心的情感还会在随处可见的自然山水中得到陶冶和升华，进入一种处处快哉、无往不适的良性循环，顺利地走完时有不平的人生旅途。这段议论，便是作者所要表达的中心思想。行文至此，作者又调转笔锋，巧妙地将话题引到张梦得的身上，指出他“不以谪为患”，公务之余便“自放山水之间”，在超越自我的修养上有着过人之处，所以能“穷耳目之胜以自适。”反之，有些身处逆境而悲伤憔悴的骚人思士，总觉得生活中充满了苦味，即使面对着连山古木、清风朗月的胜景也会感到难以忍受，那么，整个人生对他们来说又何快之有呢?这一层文字，既是赞扬快哉亭的主人，与篇首记叙其建亭览胜、得名“快哉”一事相呼应，显得结构严密;也是以生活中的实例从正反两面来证明上述论点，以收取论证周详之效。至此，“快哉”二字的含义便在作者层层深入的议论中得到了详尽的阐发，以至于“读之令人心胸旷达，宠辱都忘”，堪称是一篇千古快文。

此文问世前一年，作者写的《武昌九曲亭记》，旨在阐发苏轼不计个人得失、唯以“适意为悦”的生活情趣。虽然二者相比，构思有所不同，但立意却大体近似。若将此二篇合读，则不仅可以加深对本文主旨的理解，同时也能从中见出作者本人如何自处逐客生涯的胸襟气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