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日奎:游钓台记

郑日奎

钓台在浙东，汉严先生隐处也。先生风节，辉映千古，予夙慕之。因忆富春桐江诸山水，得藉先生以传，心奇甚，思得一游为快。顾是役也，奉檄北上，草草行道中耳，非游也。然以为游，则亦游矣。

舟发自常山，由衢抵严，凡三百馀里，山水皆有可观。第目之所及，未暇问名，颔之而已，惟诫舟子以过七里滩必余告。越日，舟行万山中，忽睹云际双峰，崭然秀峙，觉有异，急呼舟子曰：“若非钓台耶?”曰：“然矣。”舟稍近，迫视之，所谓两台，实两峰也。台称之者，后人为之也。台东西跱，相距可数百步，石铁色，陡起江干，数百仞不肯止。巉岩傲睨，如高士并立，风致岸然。崖际草木，亦作严冷状。树多松，疏疏罗植，偃仰离奇各有态;倒影水中，又有如游龙百馀，水流波动，势欲飞起。峰之下，先生祠堂在焉。意当日垂纶，应在是地，固无登峰求鱼之理也。故曰：“峰也，而台称之者，后人为之也。”

山既奇秀，境复幽茜，欲舣舟一登，而舟子固持不可，不能强，因致礼焉，遂行，于是足不及游而目游之。俯仰间，清风徐来，无名之香，四山飘至，则鼻游之。舟子谓滩水甚佳，试之良然，盖是即陆羽所品十九泉也，则舌游之。顷之，帆行峰转，瞻望不及矣。返坐舟中，细绎其峰峦起止，径路出没之态。惝恍间，如舍舟登陆，如披草寻磴，如振衣最高处，下瞰群山趋列，或秀静如文，或雄拔如武，大似云台诸将相，非不杰然卓立，觉视先生，悉在下风，盖神游之矣。思稍倦，隐几卧，而空濛滴沥之状，竟与魂魄往来，于是乎并以梦游，觉而日之夕矣。舟泊前诸，人稍定，呼舟子，劳以酒。细询之曰：“若尝登钓台乎?山中之景何若?其上更有异否?四际云物，何如奇也?”舟子具能悉之，于是乎并以耳游。噫嘻!快矣，是游乎!

客或笑谓：“郑子是未出舟中一步，游于何有?”“嗟乎!客不闻乎!昔宗少文卧游五岳，孙兴公遥赋天台，皆未尝身历其地也。余今所得，较诸二子，不多乎哉?故曰：以为游，则亦游矣!”客曰：“微子言，不及此。虽然，少文之画，兴公之文，盍处一焉以谢山灵?”余窃愧未之逮也，遂为之记。

这篇游记写得很特别，作者并没有真正去游严子陵钓台，只是舟行富春江，于七里泷遥望钓台而已，故文章采用了虚实相结合的手法，融描写于相象和议论之中，为游记中别开生面之作。

钓台在渐江桐庐县城西的富春山，山半有两磐石，耸立东西，下临富春江，相传东为严子陵钓台，西为谢翱恸哭处。作者从仰慕严光的高风亮节写起，首先点出钓台令人神往的原因，全文由此而展开，作者虽然没有用很多笔墨去写严光的品行事迹，但在写山水的奇景中，一个高士的形象时时隐藏其中。如写初见钓台时：“舟行万山中，忽睹云际双峰，崭然秀峙，觉有异。”又如说近看钓台：“巉岩傲睨，如高士并立，风致岸然。崖际草木，亦作严冷状。树多松，疏疏罗植，偃仰离奇各有态。”虽写山水，却俨然如状绘一位风高格逸的隐士，作者笔下的山水与人物是浑然一体的，这就应合了他开头所说的：“富春桐江诸山水，得藉先生以传。”将山水的清丽秀特与人物的清标亮节结合起来，虽为写景，而景中有人。又如他写神游一段：“下瞰群山趋列，或秀静如文，或雄拔如武，大似云台诸将相，非不杰然卓立，觉视先生，悉在下风。”所说云台将相，指汉明帝思东汉中兴名臣，遂命画邓禹、马成等二十八将于南宫云台，世称云台二十八将，这些将领虽然有的文秀，有的勇武，却为一时豪杰，然与严光超然物外的气度名节相较，自然略逊一筹。因而，作者将周围群山比作云台诸将，而高出众山之上的钓台隐然就是严光的化身了。所以我们读此文时，虽然没有看到作者对严光过多的赞美，然其精神始终与山水同在。文章力求写出七里泷一带山水的秀奇幽茜，意在刻划出山水的精神，而不在于模山范水的形似之言。这种舍形取神的描写，正是本文写景状物方面的特色所在。

文章的布局也独具匠心。先写自己对钓台的心驰神往、思得一游为快，旋即提出了“游”与“非游”的问题。既说“非游”，又说“然以为游，则亦游矣。”于是令读者顿生疑团，给全文设下了一个悬念。第二段是实写，描述七里泷一带的山光水色与遥望钓台的所见，并辨识了所谓“两台”实为两峰;垂钓之处并不在山巅，而在山下严光祠。言之凿凿，合乎情理。第三段则纯从虚处落笔，历叙目游、鼻游、舌游、神游、梦游、耳游等诸般感受。这里作者充分发挥了想象力，寓情于景，体现了徜徉山水间的自得之意以及与自然冥契的神游境界。最后一段借与客问答生出议论，以为历来文人墨客就有卧游的经验，以宗炳和孙绰为陪衬，说明自己虽非身登钓台，但也可以为游的道理，回答了开头提出的问题，首尾绾合，并道出作文的缘起。全文翻空出奇，布局巧妙，避开了一般山水游记的窠臼，以虚实相兼的手法写出，有描绘，有议论，有抒情，有辨证，足见作者运思的精巧与驾驭文字的娴熟技巧。文章结构完整，富于变化，如一座精工细雕的工艺品，虽盈尺之间而玲珑剔透，令人赏爱不绝。

作者是一位风流儒雅的文人，他之所以登山临水，并不在追求对自然的征服，而是寻求一种对自然的观照，在对自然的观照中达到心灵的满足。因而，他的出游，如同王子猷的雪夜访戴，不在至与不至，而在于兴尽和意到。他虽未登上钓台，然而通过目游、鼻游、舌游、神游、梦游，已达到了山水与人之间的沟通，于是他的心意满足了，并由此而生出一篇美丽的散文，这就是典型的中国士大夫文人心理的表现。他们的出游、作画、作赋、作文无非是宣泄个人的情意，追求一种清高绝俗的精神境界而已。这正可解释我们在读此文时常常感到的一个疑问：作者为何心仪严光而对宋末的志士谢翱羽登西山恸哭文天祥的事只字未提呢?这是因为康熙年间的士大夫已不复有明清之际黄宗羲、顾炎武等人的遗民心理了。代之而起的，是一种寄情于千古如斯、静穆伟大的山水自然之中求得隐遁和解脱的欲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