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游褒禅山记
王安石
褒禅山亦谓之华山。唐浮图慧褒始舍于其址,而卒葬之,以故其后名之曰“褒禅”。今所谓慧空禅院者,褒之庐冢也。距其院东五里,所谓华山洞者,以其乃华山之阳名之也。距洞百余步,有碑仆道,其文漫灭,独其为文犹可识,曰“花山”。今言“华”如“华实”之“华”者,盖音谬也。
其下平旷,有泉侧出,而记游者甚众,所谓“前洞”也。由山以上五六里,有穴窈然,入之甚寒,问其深,则其好游者不能穷也,谓之“后洞”。余与四人拥火以入,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有怠而欲出者,曰:“不出,火且尽。”遂与之俱出。盖予所至,比好游者尚不能十一,然视其左右,来而记之者已少。盖其又深,则其至又加少矣。方是时,予之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明也。既其出,则或咎其欲出者,而予亦悔其随之,而不得极夫游之乐也。
于是予有叹焉。古人之观于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鸟兽、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无不在也。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随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与力,而又不随以怠,至于幽暗昏惑,而无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至焉,于人为可讥,而在己为有悔;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其孰能讥之乎?此予之所得也。
余于仆碑,又以悲夫古书之不存,后世之谬其传而莫能名者,何可胜道也哉!此所以学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
四人者:庐陵萧君圭君玉,长乐王回深父,余弟安国平父、安上纯父。
至和元年七月某日,临川王某记
本文选自《临川先生文集》是王安石于宋仁宗至和元年(1054)任舒州通判时所作。文章名为游记,但和一般游记专叙山川之胜和见闻之奇不同。而是就作者游山时所见来抒写感受,发表议论,实际上是一篇记游形式的说理文。
作者在文中阐发了两点见解:一是认为“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必须“尽吾志”以赴,必须有“力”,必须有外物“以相之”,方可达到目的,实际上这是以游山为喻,说明无论是治学还是做其他任何事情,都必须具有远大的志向,足够的力量,还要有一定的客观条件的帮助,才能获得成功。而在志、力、物三者的关系中,作者重点强调的还是“志”。“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其孰能讥之乎?”二是借路旁的仆碑发表议论,认为由于古书的散失,后世之“谬其传而莫能名者”甚多,所以研究学问要持“深思而慎取”的态度,决不能轻信盲从、以讹传讹。这两点意见都是可取的。它所阐发的哲理,不仅在当时有着积极意义,就是今天,对于我们的学习和工做仍颇有启迪作用。
作为一篇记游形式的说理文,《游褒禅山记》不仅所表现出来的思想是深刻的,而且在艺术手法上也颇为别致。
首先,它打破了一般游记通有的写法,自树一帜。文章并不着力于自然景物的描写,而是因事见理,托物言志。它的“事”,就是游褒禅山;其“理”,就是作者所阐发的治学的道理。从全篇看,文中的“事”写得简略平淡、一掠而过,而说理部分却精雕细琢、深沉凝重、这种不同常规的写法,是与作者的写作意图分不开的,他就是要通过记游来发表哲理议论,鼓励人们奋发进取。有人据此认为《游褒禅山记》不属于游记范围,这就不免失之偏颇了。诚然,本文的重点在于说理,但是说理又始终紧扣记游,记游是议论的基础,也是论证、论据的事实根据;而议论则是记游的深化,是从具体事物中悟出来的含有哲理的感慨。如果没有记游作先导,那么说理也就失去了依托。在古代游记中,借景抒情者较为常见。借记游来说理,而不失去游记体裁的文学意味,这却需要工夫。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做到了这样,把记游与说理结合得那么自然、紧密、一点也没有破坏艺术的和谐和主题的表达。读者阅读这样的文章,不仅可以欣赏到自然景观之美,还可以从中得到某种有益的启示。
其次,前呼后应,章法严谨。在这篇六、七百字的文章中,记游的部分和议论的部分约各占一半。而在记游的部分中,几乎处处为后面的说理设伏张本;后面的说理部分,又句句联系前面的记游。如前面记前洞的“其下平旷,有泉侧出,而记游者甚众”,记后洞的“有穴窈然,入之甚寒,问其深,则其好游者不能穷也”,就是与后文“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的议论相呼应的。再比如第一自然段写了“有碑仆道”,后文便以“余于仆碑”应之,从而水到渠成地推导出“学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的结论。文章在章法上不只注意到前有伏笔,后有呼应,而且承转也很自然。如文中用“于是予有叹焉”这样承上启下的过渡句,由记游转入议论,过渡自然,衔接紧密。由于作者在布局、过渡、照应等方面,精心谋划,不仅使文章的内在结构严谨周密,无懈可击,而且进一步丰富了文章的主旨。
文章的最后一个特点,是语言简炼精确,从通篇的语言看,记事简洁明快,议论则准确生动。写实处,语句灵活;写虚时,句子平实。全文句式多变,并时加一些虚字,如文中连用了约二十个“其”字,读起来铿锵悦耳,节奏鲜明,从而增强了文章的气势与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