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
此篇选自《尚书·夏书·甘誓》，为夏启讨伐西部有扈氏前的军事演讲词。夏启，夏代国君，禹之子。传说禹曾选定东夷族伯益做继承人。但禹死后，启即继位，改部落联盟议事会推举首领的“禅让制”为传子制，开始了向世袭王权的过渡。西部的有扈氏不服，启举兵讨伐，在甘消灭了他。战前，启誓师告诫将士，史官记下启的誓词，收入我国最早的历史文献《尚书·甘誓》中。此篇由此成为我国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军事演讲词。
【原文】
启与有扈战于甘之野，作《甘誓》。
大战于甘，乃召六卿。
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罚。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
【译文】
（夏氏与有扈氏）将在甘地进行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启就召集全军发布誓词。王说：“注意啦，六军的全体将士们！我告诫你们：有扈氏轻慢金木水火土，不遵守上古流传的治国大法，违背正常的秩序，因此，老天要断绝他的国运。现在，我就要奉行上苍对他的惩罚。车左的兵士如果不奋勇杀敌，那你们就是不遵守我的命令；车右的兵士如果不顽强杀敌，那你们也是不遵从我的命令；驾车的兵士如果不能驭马左右进退适当，那你们也是违背我的命令。服从命令的，我就在先祖的牌位前予以赏赐；不服从命令的，我就在社神的牌位前予以惩罚，把你们降为奴隶，或者杀掉。”
【赏析】
夏启，可以说是我国上古史上一位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君王”，称他为君王，是因为自启之后中华大地上的国家政权组织形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我国古代，黄帝使四人分治四方，加上中央的一人恰好五官治天下，那四人称为“四后”或“四岳”，可视为是兼有神权和政权的大巫师，奉行天命，黄帝并无绝对的权威。后来政权逐渐发生分化，“四后”渐无实权。鲧禹治水之后，舜因为其治水有功而禅位于他，此举并未遭到包括“四后”在内的人的反对，这同时也可以说明国家政权与“四后”关系不大了，从禹开始已经形成了凌驾于其他部落之上的“公共权力”。禹后夏启嗣位，建立了夏王朝，将原始的五行制彻底破坏，中国开始实行王位世袭制，使禅让制再也得不到恢复，历史进入“家天下”时代。
这是《甘誓》产生的时代背景。夏启并没有像禹治水那样大的功勋，他嗣位后遭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反对，有扈氏是反对最激烈也是对其最具威胁的一支。《甘誓》即为启伐有扈氏而作于甘。
《尚书》、《墨子》、《史记》中都记载有《甘誓》，虽内容大同小异，而作者为启，这是确定的。这是我国历史上誓师词的开篇之作，后来誓师词不断涌现，“誓言”成为一种专门的应用文体。《国礼·秋定·士师》：“誓，用于军旅。”大战在即或田猎之前，统帅要誓师威众，进行动员宣传，宣布行动纪律，鼓舞军队士气，往往伴有祭祀活动。《尚书》中“誓”有八九篇，都是战前动员令，在我国上古历史变迁中起过重要作用。其实，誓的作用还不止于此，那个时代，背誓乃是重罪，从军事学的角度来说，《甘誓》可说是统治者对主要官员宣布的作战守则；从法理学的角度来说，它是执行天命的行刑法。可以说，它在那个时代具有一定法律效力，具有军事刑法的性质，违者即是军事犯罪，它是用言辞的告诫对人进行行为约束。
《甘誓》很短，但麻雀虽小，演讲之脏器俱全。开篇语更是精短至极，“嗟”，乃我国古语中用于引起人注意的发语词，一个利落而有力的开场白。一字既出，四方俱寂，非常具有威慑力。接下来的正文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宣布讨伐对象的罪行，表明此次军事行动乃是正义的。从古至今，这一点都是最为重要的，有心理学方面的依据。古人认为，发起战争的理由正义与否决定着战争的胜负，只有正义之师方能替天行道。所以，被讨伐者罪名有二：“威侮五行”和“怠弃三正”，而这都是大逆不道、违背天理之重罪，于是就有了“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罚”的正当理由，从而在心理上给听众打了一剂强心针。第二部分，宣布军事纪律，用了三个排比句，层次清晰、层层递进，对仗工整，读来顺口，听来顺耳，气势磅礴。第三部分，宣布奖惩原则，赏罚分明。
全篇演讲短小精悍，显示了启高度的概括力、强大的政治和军事威慑力、最高统治者的无上权威和卓越口才。当然，这样的权威是建立在强大的国家机器之上的，是有实力和基础的。从禹到启，君王的“公共权力”更大了，禅让制已解体，国家的官僚体制也建立了起来，有了六事之人和文武百官，国家机器也更完备了，有了监狱和一支强大的武装部队。这些都是演讲者如此有气魄、演讲如此有气势的基础。
该演讲在行文上内容充实，条理分明，语气坚定。短短几十个字将需要说明的几个方面的内容都说到了，作战动机鲜明正义，作战策略明晰有条理，赏罚分明，“胡萝卜加大棒”，恩威并施，有鼓舞力、威慑力，也有吸引力，对将士们产生了一种巨大的心理冲击力。
《甘誓》作为我国最早的军事演讲词，让我们窥见军事演讲发轫之历史轨迹，说明我国在几千年前口才艺术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在演讲史上具有不容忽视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