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

宋庆龄（1893—1981），伟大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战士，举世闻名的20世纪的伟大女性。她青年时代追随孙中山，献身革命，在近七十年的革命生涯中，坚强不屈，矢志不渝，英勇奋斗，始终坚定地和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妇女儿童的卫生保健和文化教育福利事业，为祖国统一以及保卫世界和平、促进人类的进步事业而殚精竭虑，鞠躬尽瘁，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受到中国人民、海外华人华侨的景仰和爱戴，也赢得国际友人的赞誉和热爱，并享有崇高的威望。

【原文】

同志们和朋友们：

如果没有帝国主义者和国民党当局的恐怖和干涉，而我们能够公开举行一个会议的话，那就会有成千上万的代表，为中国亿万被剥削人民发出他们的呼声。虽然出席这个会议的代表人数有明显的理由不得不受限制，可是这个较小的集会仍然充分地代表劳苦大众的利益，代表着他们抗议日本以及其他帝国主义者对中国人民的屠杀战争。

我不想笼统地、全面地讲那日益增长的战争危险。可以说，中国早就在战争中，而且侵略中国的战争发展成为世界大战的烈火，只不过是短暂的时间问题了。

目前是资本主义制度垂死的时代。资本主义正在不顾一切地寻求出路，解决自身的矛盾。资本主义者面前的唯一出路，就是加重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并准备进行重新瓜分世界市场的新战争。资本主义制度陷入混乱中，越陷越深。日趋衰亡的资本主义的全部特征是：经济制度崩溃，帝国主义对立尖锐化，法西斯主义抬头，民族沙文主义的最野蛮的表现登峰造极，对劳苦大众及其领导者施用了最残酷的压迫、酷刑和残杀，文化与生产的进步停滞。

但是资本主义制度带来了毁灭它自己的阶级——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凭着它生产上所占的地位和明确的阶级利益，已经发展了自己的思想意识；而且今天已经取得了领导地位，领导着全世界被剥削和被压迫的人民——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里的工人和农民从事斗争。

因此，目前的时代标志了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的诞生。因为资产阶级和地主的阶级利益与阶级势力妨碍了社会向更高的形式和平地发展，因为如果生产与分配的工具仍然掌握在少数剥削者手里，群众便不能生活下去，所以无产阶级革命便成为我们这一时代最迫切的社会需要了。

资本主义者在战争中寻求自己的生路，劳苦大众必须在革命中寻求自己的生路。

历史很明显地指示我们：战争的破坏性必然一次比一次厉害，战争所带来的灾难必然一次比一次惨重，战争中间相隔的时间必然一次比一次缩短。但同时战争并不能解决而只能加深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随着一次次的战争，革命势力积聚了力量，壮大了自己，更加走近它们最后的胜利。

一八七〇—七一年的普法战争产生了巴黎公社；一九〇四—〇五年的日俄战争加速了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发展。一九一四—一八年的世界大战大大地推进了全世界的革命运动，而且使俄国工农革命获得胜利，奠定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

很明显的，以日本帝国主义为首的瓜分中国的运动，将加速整个亚洲、中国和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革命势力的发展。

我很想在这里说明我自己对于各种不同形式的战争的态度。战争是一种政治工具，是用以实施一种特定政策的工具。多数的战争是为了要征服土地和民族、占领新的市场以及夺取新的原料来源而发生的。所有这些战争都是反人民的。这些战争给终生勤劳的人民带来无穷的忧患和无比的苦痛。战争如不导向革命，便使工人农民遭受更深的奴役。这些战争以及战后的“和平条约”往往增加规模更大的新战争危机。因此，以自己全部的力量来反对这样的帝国主义战争，“把战争变成内战以推翻资产阶级”，以摧毁统治阶级的政权，便成为广大群众的任务了。

现在，帝国主义者为了克服那分裂它们日益尖锐化的矛盾，正竭力企图以重新分割中国和发动反苏的干涉战争来取得暂时的妥协。侵略并不从日本对中国的强盗战争开始。远在日本夺取台湾以前，其他帝国主义国家早已控制了中国的一切战略要地，强迫中国人民吸食鸦片，支配中国的财政经济政策，阻碍中国的经济发展并利用中国的军阀和其他反动分子作他们的爪牙，来达到各帝国主义不同的目标。

孙中山谋求中国独立的努力已经被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所破坏。国民党背叛了一九二五—二七年的群众运动，并且自那时起，一贯地采取屠杀工农、敌视苏联、向帝国主义摇尾乞怜的政策。正因为国民党采取了这个政策，才使日本帝国主义能够顺利无阻地侵略中国，夺取东北，深入控制华北，而且现在正野心勃勃地向南窥伺，图谋攫取全中国。

也正是这种政策，鼓励并帮助了英帝国主义者窥伺川西边界。也正是这种政策，帮助了法帝国主义蓄意侵略云南。也正是这种政策，帮助了美国在中国建立财政和政治霸权，帮助了国际联盟（英国和法国）更进一步实施帝国主义共管中国的恶毒计谋。目前还看不到侵略的终结。这还不过是帝国主义在国民党继续不断的卖国行为的帮助下，从事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掠夺的开始而已。如果人民大众不起来阻止帝国主义列强和他们的国民党傀儡的罪恶行为，中国一定会全部被瓜分，中国人民也将遭受更惨重的奴役。

不仅如此。帝国主义列强将来一定还要以中国人民为牺牲来从事彼此间的相互厮杀。战争将继续不断地发生，而在这些战争中，帝国主义列强将利用中国的人力和物力来实现他们自己的目的。今天，中国东北的人民已经在替日本帝国主义当炮灰了；将来，全中国的人民，在中国军阀、地主和资本家的帮助之下，将被迫给各帝国主义者充当炮灰。

日本帝国主义正在把东北建造成将来反苏战争的根据地。它并且在企图扩大它的根据地，想先控制黄河以北的土地，然后加以占领，再进一步侵略内蒙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最后征服全中国。至于英帝国主义，它和美国有尖锐的矛盾，和日本帝国主义在亚洲的冲突也在增加，对印度革命怀着畏惧，并对苏联怀抱仇恨；它正在拼命设法组织欧洲帝国主义者的反苏集团，以图延缓帝国主义强盗间不可避免的战争。

这是目前局势的真相。希望从任何帝国主义者或国际联盟那里取得帮助是犯了叛国之罪。希望从国民党的政策中获得生路，简直是愚蠢。国民党今天正在更有意识地、缜密地计划着向日本帝国主义及其他帝国主义作全部的、无条件的投降。国民党的领袖只有一个要求和希望，那就是，希望帝国主义者允许他们继续执掌政权，以便分得一份由蹂躏和榨取中国人民而得来的利益。

只有从人民大众本身才能获得帮助和生路。中国的亿万民众——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广大农民群众——如果联合起来为粮食和土地而与帝国主义及国民党作斗争，那是不可抗拒的。

亿万工人和农民已经在进行这个斗争了。广大的苏维埃区域已经在中国存在了许多年，这个事实便是广大的中国人民将走上这同一条道路的希望、诺言和保证。

只有从这些斗争中才能发展出权力和力量，来解放中国，统一中国，驱逐帝国主义，收回东北和其他失地，给中国人民以土地、粮食和自由，并给各个民族以生存、发展的自由。

只有这些斗争，才能把中国从连年战争的无穷苦难与长期资本主义剥削的残暴行为之中解救出来。只有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土地革命与反帝革命，才可以建立使中国将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基础。

帝国主义的支持者问我们：“你们既然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白色恐怖，那末为什么不反对革命中使用武力呢？”

对于这一个问题，我们可以明白地回答：“革命阶级为反抗压迫而使用武力，是完全有理由的。被压迫人民为争取民族解放而使用武力，是完全正确的。在这两种情形之下，武装斗争是必需的。因为反动势力永远不会自动放弃它们的权力。”

帝国主义战争、军阀战争、干涉苏维埃中国或是干涉苏联的战争、对民众的压迫和恐怖行动，这一切都是为了反动的目的。反动的武力只能以革命的武力来对抗。只有在这样的立场上，我们才可以明了目前中国民族革命危机中我们的任务。我们并不是反对一切战争。如果是这样，那我们就会直接受帝国主义者的利用，帮助他们来解除中国人民在目前和将来的斗争中的武装。我们是拥护中国的武装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战争的。

只有在人民千百万地奋起的时候，中国才能获得解放。法国人民在大革命中反对优势的外国侵略者的斗争，俄罗斯的工农击退一切帝国主义者的联合武力的斗争，这种历史的先例指示了中国人民的出路。

现在有句很流行的问话是：“中国被压迫的人民如何能够与这样强大的敌人作斗争而获得胜利呢？”可是，我们祖国的历史不是已经给我们一个回答了吗？北伐战争教导我们：革命的武力远胜于反动的武力，而且能够以寡胜众。中国的工农红军屡次与十倍于自己力量的军队作战，而且取得了胜利。武装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思想意识也有其作用的。

当然，有力的革命意识和精良的武装配合在一起，是战胜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的最好保证。很明显的，东北英勇的义勇军长期间的抗日斗争现在还在继续，假如不是惨遭反动政权罪恶地加以破坏，早就达到更高的程度了。

除却蒋介石政府方面的破坏，还有另一个因素阻挠这运动的进展。抗日义勇军的领袖们畏惧群众，解除了群众的武装，只武装了以地主、豪绅和资本家的阶级观点看来认为“稳健”的分子。东北的工人农民不得不拿起武器来反对这些义勇军的领袖如马占山、李杜之流，同时与日本帝国主义者作战。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们就不可能迅速成功了。

中国人民在击败日本以及其他帝国主义的强大的军事机构之前，首先便要从中国的军阀、地主和资本家的枷锁下解放出来。

国民党还在削弱我们广大劳动群众的抵抗力。国民党对于群众进行抗日斗争的任何形式的运动，都予以镇压。国民党以最残酷的方法镇压工人、农民、学生以及在它的统治区域里的义勇军。国民党动员了一切可用的武力，来大规模地进攻苏区。国民党和日本帝国主义者商谈秘密条件，将东北和华北奉送给日本，而把其余的中国领土贬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国民党向外国乞求援助：金钱、武器和子弹，来和中国的人民作战，因此就更加完全依赖帝国主义者。这不是生路，这是中国民族的死路。

我们在进行着反日反帝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同时，必须为建立真正的中国人民政府而斗争。这样的政府只能由工人农民自己来组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给中国劳动人民指示了出路，苏维埃政府和工农红军愿与任何军队订立军事协定，抵抗日本帝国主义（附加的条件是武装人民和给人民以民主权利），这提议指明苏维埃政府准备与帝国主义作战的认真态度。这些呼吁虽然获得了群众和兵士的同情，但至今还没有得到任何有效的响应。这表明各军事单位的长官要不是亲帝的、国民党的工具，便是没有进行真正斗争的勇气。

总而言之，我们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但是我们拥护武装人民的民族革命战争。只有这样的战争才能把中国从帝国主义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也只有在民众从国民党统治下解放出来，建立了自己的工农政府之后（象中国有些地方已经做到的），民族革命战争才能胜利完成。

我们坚决反对中国的军阀战争。各派军阀不断地为争夺地盘进行战争。国民党内的各系派不顾民众的利益，不断地为争权夺利而动武。帝国主义各集团利用军阀来扩张自身的利益，并削弱中国。这些战争给中国广大人民和兵士带来了无比深重的灾害。很明显的，这些依附国民党和帝国主义者的中国军阀，必须消灭净尽。

最后，我们对全体中国人民，对劳苦大众还有一个呼吁，呼吁大家在反对日本和其他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即在争取中国统一、独立和领土完整的斗争中，团结一致！让我们团结起来，向那些背叛国家，把我们的国土一省一省地出卖给帝国主义者的人们作斗争！让我们团结起来，用我们最大的力量来保卫那已经由帝国主义统治和封建剥削的羁绊中解放出来的中国工人和农民，他们现在正受着国民党军队第五次而且是最大规模的进攻。这次的进攻直接受到美国贷与蒋介石政府的五千万美元中一千六百万美元的帮助，受到美国的飞机、炸弹和飞行教练的帮助，受到日、意、美、法的军舰对国民党的全力帮助（如最近的闽变），受到帝国主义各色各样物质的与精神的帮助。

让我们联合起来保卫苏联，反对干涉苏联的战争！让我们在整个远东，尤其在中国，发动一个强有力的运动，反对帝国主义战争。

（选自《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赏析】

1893年，宋庆龄出生在上海一个牧师兼实业家的家庭里。孙中山和她父亲是好朋友，所以经常在她家里讨论国事，她也在旁边聆听。宋庆龄从小受到革命熏染，对孙中山非常敬仰和崇拜。她父亲也非常重视对儿女进行爱祖国、爱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这就使庆龄幼小的心灵萌发了爱国主义的种子。1907年夏，不满15岁的宋庆龄被送到美国读书，身居海外的她依然心怀祖国。1913年夏，宋庆龄大学毕业后，满怀报效祖国的热情起程回国。途中她直奔日本看望革命失败后流亡到日本的孙中山。在孙中山最困难的时候，宋庆龄来到他身边。由于有共同的理想、信念和追求，1915年他们结为伴侣。1917—1918年，孙中山领导的第一次护法运动失败，宋庆龄的温柔与体贴抚平了孙中山因失败受到的心灵创伤，她帮孙中山一起回溯历史，总结经验，潜心著述，唤起民众。1924年，冯玉祥电邀孙中山去北京共商国是，重病缠身的孙中山毅然决定北上，宋庆龄一直陪伴左右，直到孙中山逝世。孙中山离开人世后，宋庆龄决心化悲痛为力量，继承孙中山的革命遗志，把孙中山未竟的事业进行到底。宋庆龄既具有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又具有伟大的民族主义精神。她一生为中华民族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是20世纪中国最杰出的女性之一。

本文是宋庆龄女士1933年9月30日在上海各界反战大会上的演讲词。宋庆龄是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战士，她早年参加了民主主义革命，新中国成立后又参加了社会主义建设，有人归纳了她一生中有两个最重要的历史性的选择：第一个就是1913年参加了民主主义革命，选择嫁给孙中山；第二个就是1927年选择了中国共产党，这一年她发表了声明与国民党决裂。纵观她的两次人生选择，都是以国家利益作为选择的前提。她的一生过着节俭的生活，倾其所有进行福利公益事业，在世界上树立了中国的和平形象，为中华民族设想了一个“对外和平，内部和谐，道德高尚，共同富裕”的社会定位。她是中华民族最完美的形象代表，她以广泛的国际关系和艰苦不懈的努力为建立国际反日统一战线、为抗战争取国际援助作出了巨大贡献。

在这篇演讲词中，我们似看到她演讲时美丽端庄的非凡仪表，感受到她谦虚高雅的气质风度，从她流利的语言中，我们见识到了她作为一位女性政治家的风采。她有很高的政治理论素养和洞察分析能力，语言表达能力也非常强。在该演讲中，她对我国在争取独立自由解放过程中遇到的和可能遇到的诸多困难、阻碍都作了分析，并指出了人民争取解放的路径。她认为我国处于内外交困之中，外部受到日、美、英、法等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内部受到军阀、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压迫剥削，她还指出，国民党在人民争取独立解放战争中起阻碍和消极作用，因此，我国之独立自由应该靠广大无产阶级群众来完成，先推翻三座大山，与列强进行坚决的斗争。她对形势的分析逻辑层次清晰，分析透彻，态度恳切坚决，鼓励人民要抱有革命的决心，不要对任何势力存有幻想。

宋庆龄的一生，经历了从爱国主义、民主主义战士到国际主义、共产主义战士的伟大转变。该演讲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文献，也是宋庆龄成为共产主义战士的政治宣言，其中的种种论述表明宋庆龄这时已经承认和拥护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的领导地位，她深刻揭露了国民党的反动本质，坚决地同国民党进行斗争。演讲深刻阐明了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并高度颂扬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政权和武装斗争，以阶级观点分析了武力与战争的问题，并具体分析了中国的战争，表明这时的宋庆龄已能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来分析社会问题，这是她的世界观转变的一个重要标志。宋庆龄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认识到中国共产党人具有明确的思想和大无畏的勇气，积极促进孙中山与中国共产党的接触；到30年代，她已清醒地认识到作为一个进步政治力量的国民党已不复存在，中国共产党才是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和千百万人民利益的真正代表，此时的宋庆龄已“完全成为党外布尔什维克”；从此以后，直至她的生命终结，宋庆龄始终与中国共产党保持一致，而中国共产党也一直将其看做党的领导同志和战友。她作为孙中山遗志的继承者，忠诚地维护其革命政策和原则，坚持新三民主义，坚持与共产党联合奋斗，不断反对国民党右派背离孙中山的言行，为国内团结、共同抗敌、争取民族解放事业而奋斗。

在她的演讲中，我们看到了她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对国家和人民的热爱，以及对国际国内形势的准确把握。其视野之开阔、分析之透彻、语言逻辑之明晰，令人叹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