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名言·爱民者强

爱民者强

爱民者强,不爱民者弱。(《议兵》)

【鉴赏】 这句话出自《荀子·议兵》。荀子和临武君在赵孝成王面前讨论用兵之道,临武君认为天时、地利或是权谋变诈才是用兵要道,荀子反驳说这都不如用仁心使人民归附自己,君臣一心,军民同力,“故仁人之兵聚则成卒,散则成列,延则若莫邪之长刃,婴之者断,兑则若莫邪之利锋,当之者溃,圜居而方止,则若盘石然,触之者角摧”(《议兵》),这样的军队自然战无不胜,所向披靡。

荀子认为国家的强弱取决于很多因素,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爱民与否。

君主用仁心爱护人民,好像汤、武那样,人民自然敬爱他,上下一心,则无坚不摧,“故近者亲其善,远方慕其德,兵不血刃,远迩来服。德盛于此,施及四极”(《议兵》),施行仁义的人必定是爱民的,爱民就会尽其所能让人民安居乐业,那么远近的人民都会拥戴他,即使有战争,也能够达到不战而胜的最高境界;而桀纣这样的暴君,生活奢侈,暴虐无道,不知道怜悯人民。拿殷纣王来说,在其统治的后期,他任意残害人民,百姓和诸侯不堪其苦,渐生离心。就在武王伐纣的过程中,纣王众叛亲离,军队也倒戈相向,反过来帮着武王进攻商朝都城朝歌,正如《孟子·离娄上》所说:“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我们今天也会说“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

《荀子·哀公》记载了孔子的一句话:“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君以此思危,则危将焉而不至矣!”《荀子·王制》也说:“庶人安政,然后君子安位。《传》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用水与舟的关系来比喻君与民的关系十分精妙恰当,后来唐代魏徵引此观点用来谏唐太宗:“臣又闻古语云:‘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陛下以为可畏,诚如圣旨。”(《贞观政要·论政体》)“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谏太宗十思疏》)唐太宗接受了魏徵的观点并从中悟出了自己的心得:“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并告诫太子说:“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自鉴录》)唐太宗吸取了隋亡的教训,深刻地认识到“存百姓”的重要性,他以农为本,积极改善人民的生活,减免徭役,降低赋税,使人民休养生息,自己则厉行节约。唐太宗在位期间,得到了各族人民的拥戴,国力空前强盛,历史上把这段时期称为“贞观之治”。

如果施行暴政,置人民生死于不顾,或是只想着用严令繁刑来压制人民,以为这样就可以钳制人民,巩固自己的王位,那么必定会因为脱离人民而自取灭亡。比如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就主张以“威严之势”统治人民,“严家无悍虏,而慈母有败子”(《韩非子·显学》),认为对人民太仁慈了反而不容易治理,只有严刑重罚才能让人民心生恐惧而顺从统治,并且役使人民无时无度,“君上之于民也,有难则用其死,安平则尽其力”(《韩非子·六反》),在国家有困难的时候,要求人民为国家效命,在和平时期,则要求人民全力劳动以供君主享受,不给人民喘息的机会。秦始皇采用了法家思想,统治残暴,徭役繁重,赋税沉重,思想上实行文化专制主义,焚书坑儒,导致民怨沸腾,最终人民忍无可忍,于是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动摇了秦的统治基础,公元前206年,刘邦率军抵达咸阳,盛极一时的秦朝灭亡。秦二世而亡,和统治者残酷对待人民不无关系。

民者,国之本也。因此统治者要发展经济,与民休养生息,真诚地爱护人民,使人民安居乐业,民富而后国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