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开皇：隋文帝杨坚的年号(公元581—600年)。仪同刘臻等八人：此八人为仪同三司刘臻、外史颜之推、著作郎魏渊、武阳太守卢思道、散骑常侍李若、国子博士萧该、蜀王谘议参军辛德源、吏部侍郎薛道衡。俱为当时知名的学者文人。声调：声，声韵；调，音调。吴楚、燕赵、秦陇、梁益：沿用汉代州名，隋代州郡名改易与先代不完全相同，此处为略举，与汉代扬雄《方言》所用的州名有接近处。轻浅、重浊：确切意思尚无确论。当时一切论及音韵的重要文献中都有相似的描述。如《颜氏家训·音辞篇》：“南方水土柔和，其音清举而切诣，失在浮浅，其辞多鄙俗；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沉浊而钝，得其质实，其辞为古语。”去声为入，平声似去：这是说明各地方言的声调差别，《切韵》编集者对于声调有标准音的概念。支脂鱼虞：这四个韵分别是《切韵》中不同韵目的名称，两两一组。先仙尤侯，俱论是切：论，集，与《论语》之“论”同义。切，韵的另一种名称。在唐宋之后的等韵学中，先韵属于四等韵，侯韵是一等韵，仙韵尤韵是三等韵。都有比较明显的区别。在南北朝的一些方言当中，两韵彼此互有相混，这在当时的韵文作品中多有反映。欲广文路：这句是说诗文押韵的标准与分析语音的标准可以有松紧不同。诗文押韵可以使用较宽泛的原则。吕静、夏侯该、阳休之、周思言、李季节、杜台卿：吕静是三国时魏人，他的《韵集》和同时代李登的《声类》相传是中国最早的两部韵书；夏侯该，据后人考证，应为夏侯咏，与阳休之、周思言、李季节、杜台卿俱为南北朝晚期至隋代的著名文人。捃选精切，除削疏缓：捃(jùn)，摘取，拾取。《切韵》的分韵标准是从分不从合，凡是当时与会八人认为可分的韵，一律分列。因此造成后来认为《切韵》分韵过于苛细。到唐贞观年间，科举诗文用韵已经可以通融合韵。萧颜：萧，萧该原，为南朝梁宗室，开皇初拜国子博士，著有《汉书音义》、《文选音义》。颜，颜之推，梁元帝萧绎在江陵幕府时的文学佐属，西魏覆灭江陵后投奔北齐，官至黄门侍郎，是当时名满大江南北的著名学者。薄宦：宦，宦游，指做官的生涯。薄宦是自谦的说法。遑：闲暇。初服：古代服色有等级差别，初服指进入官场之前的平民服色。陆法言的父亲陆爽是隋文帝废太子杨勇的老师，曾经向隋文帝上书谏议太子诸子名字不正，乞为改之。后来杨勇被废，隋文帝以此迁怒陆爽，将其革职，并禁锢子弟不得仕宦，陆法言因此受牵连。可作之叹：用《礼记·檀弓》中的典故“赵文子与叔誉观乎九原。赵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谁与归？’郑玄注：‘作，起也。’”绝交之旨：用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中的典故。开皇宴集的八人，此时大多谢世，而薛道衡此时最得隋炀帝的嬖幸。毫氂，指微小；黍累，指轻微。古代以十黍为累，十累为铢。此句谓分别细小，巨细靡遗。泣玉：指《韩非子·和氏》中典故：楚人卞和得玉璞献之楚厉王，玉人以为石，厉王刖其左足；厉王殁后，献之武王，玉人又曰石，武王刖其右足。文王继位，卞和抱玉哭于楚山之下，泪尽继之以血。悬金：指《史记·吕不韦列传》中的典故：《吕氏春秋》书成，吕不韦布其书于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谓能改其一字者赏以千金。马迁：即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藏之名山，副在京师。”持以盖酱：《汉书·扬雄传》中说扬雄著《太玄》、《法言》，刘歆观之，“谓雄曰：‘空自苦！今学者有禄利，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后人用覆酱瓿也。’雄笑而不应。”后世遂用“盖酱瓿”谓作无用之言。专辄：专擅。不出户庭：不出自家的门户，语出《易·节卦》。仁寿元年，隋文帝杨坚的年号，公元601年。

(王弘治)

 

〔鉴赏〕陆法言，名词，或名慈。先祖是鲜卑人，姓步陆孤氏，在北魏孝文帝改革以后，改为汉姓陆氏。南北朝是中国民族大融合的动荡时代，从五胡乱华东晋南渡之后，南北政权对峙长达将近三百年。在当时中国的北方地区，草原民族的文化对中原地区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同时中原汉族的衣冠文化也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了原来马背民族的生活。陆法言的家族即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为了与汉族士族无异的学问世家，他的父亲陆爽，曾任隋文帝杨坚废太子杨勇的师傅，是当时著名的文化名流。因此，才会有《切韵·序》当中提到的那一场风流雅集，颜之推、刘臻等八人均是名冠一时的文人学者，夜永酒阑，论及音韵，魏渊说“我辈数人，定则定矣”，如此的气概，对这“数人”而言，也着实当得。

《切韵·序》当中提到的南北语音的差别，是当时许多文人学者都已经注意到的问题。语音的差异，源自人群的分合流离，源自地域的分殊悬隔，从现代语言学的角度来看，语音的差别并非是一桩新鲜事儿。但对于古人而言，语言却不仅仅是日常交际的工具，更为重要的是，口头的语言与书籍经典的语言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是一种文化身份的象征。颜之推在《颜氏家训·音辞篇》中说：“吾家儿女，虽在童稚，便渐督正之；一言讹替，以为己罪矣。”而当时语音的正宗，乃是相传从东汉太学当中形成的“洛生咏”。《世说新语》中曾提到谢安有鼻疾，因而善作洛生之咏，时人纷纷掩鼻效仿。可见语音之正，是士大夫社会交往当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除此以外，在诵读古代经典时，一些字词的具体读音的差异，往往决定了对文意的理解的不同。比如《论语》中说“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其中的“易”字流传到现在的通行读法是读为支韵去声，而汉代“鲁论”读为昔韵入声。读音不同，意义也不一样，如按去声的读法，这句话就认为讲的是孔子学习《周易》的心得，而入声的读法认为“易”字很可能是“亦”的通假，断句都跟前者不同，应该变成“五十以学，亦可以无大过矣”。两者相差十万八千里。因此南朝学者陆德明在《经典释文·序论》里说“夫筌蹄所寄，唯在文言，差若毫釐，谬以千里”。《切韵·序》中所说的“南北是非，古今通塞”，指的就是文人士大夫书音的彼此差异。

东晋南渡，北方的士家大族和洛阳的权臣豪贵群集于金陵；而洛阳遗民仍有留驻原籍者，后来北魏经过尔朱荣之乱，权臣高欢尽迁洛阳之民于河北邺城。颜之推说四方“各有土风，递相笑非，指马之谕，未知孰是。……搉而量之，独金陵与洛下耳”。金陵、洛下本为一源，只是由于南北隔绝，并且受到当地土著语音的一些感染，因此产生了种种不同的差异。南北朝间音韵之学大兴，《隋书·经籍志》中收录当时的韵书和古今字书有一百零八种之多。然而《切韵》一出，“时俗共重，以为典规”，其余各家渐次湮没，《切韵》遂成为唐宋韵书之祖。有唐一世，对《切韵》作增修补刊为今所知的即有数家，今天流传下来的宋代《广韵》、《集韵》也是在《切韵》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唐宋科举诗赋所用的押韵标准，即为《切韵》，后来成为近体诗标准的“平水韵”则是由《切韵》韵目的合用省略而来的。

除了上述的重要之处以外，《切韵》对于中国古代文化最为重大的功用之一体现在汉语语音史的研究上。中国的语言受到汉字巨大的影响，与世界其他民族使用的拼音文字不同，汉字的表音性质并不十分直观，因此研究古代汉语的读音对古代学者而言是一件非常困难的工作。清代学者段玉裁在与江有诰论述古音的信件往来中慨叹，如能知道古代支脂之何以三分的音理，则死而无憾。我们虽然可以通过诗歌的押韵、文字的谐声一窥古代语音的奥境，但这些材料毕竟缺乏条理，也无一定可靠的标准可以限定，因此往往会产生各自不同的结论。而《切韵》是一部以语音系统为纲目编纂的韵书，其中以声调分卷，每一卷中依据韵目不同再分，每一韵中又依声母不同分别小韵，条分缕析，纲举目张。在一千多年以前，可谓是用现代科学分类的眼光对汉语语音系统作了一次彻底的整理。所以，从明代陈第、顾炎武开始，乾嘉之学研究上古语音，莫不先从《切韵》为基石，逐次上推。即便是当代的新兴语言学流派提出对于中国古代语音的构拟要抛开《切韵》直接从汉语方言入手构拟研究，但也不得不承认，对于汉魏以上中国语音的研究，《切韵》仍是最重要的参考文献之一。

这部韵书，由于历代文人爱之太殷，添枝加叶，反而使《切韵》的唐代原本湮没无存，长期以来人们都是通过北宋编修的《广韵》来认识《切韵》，不过两书除一些基本可以相通的原则改变和字数增减外，没有系统性的差异。到了近代，在敦煌出土了一种《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残本，又称“王一”本，被伯希和带往法国，现藏巴黎。此外故宫内府又散出两种《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其中裴务齐增补的被称为“王二本”，明宋濂跋的被称为“王三本”。王三本最全，最为接近唐代的原貌。传说此本曾流散出宫，古董商觅得此物，因为希见，不明价值，请来当时著名的金石文物大家唐兰先生鉴定。唐先生验过，知为罕见的国宝，但怕当场说破古董商坐地起价以致国宝流失，便故意隐瞒此本的真实价值，终使此本得以保存国内，千年国宝又重归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