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寂寥：《老子》：寂兮寥兮。魏廉注：寂兮，无声；寥兮，无形。该，通赅，包涵一切。六法者何？一气韵生动是也：又断句为：气韵，生动是也。其他亦同。

(张传友)

 

〔鉴赏〕正如当代西方学者卡尔·雅斯贝尔斯提出的东西方文化与哲学发展所经历的“轴心时代”——即从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人类的精神基础同时或独立地得到奠定。东方以老子、孔子为首的诸子百家，不但拉开了中国文化与哲学从蒙昧的崇“巫”时代向理性的崇“史”时代转变的大幕，同时也是中国音乐、绘画、雕刻等艺术创造与探索大爆发的时期。(比如：近来考古发现的大批岩画、地画、壁画、漆画、帛画，其灵动多变的线条，成熟多样的技法，写实与抽象的多元探索，生动地显示了当时艺术创作的活跃状况。)中国绘画在附庸的位置上已蔚为大观。这一激情与冲动过后，是将近五百年沉潜期间创作理念由混沌到明晰、绘画原料由杂乱到集中、表现对象由神秘幻象到现实具象。到魏晋文学“自觉”的时候，绘画领域也出现了初步的“自觉”，独领风骚的人物画领域出现了一大批灿若群星的画家。南齐谢赫的《古画品录》(又称《古今画品》，简称《画品》)作为保存至今最早的一部品评著述，给我们描绘了浩渺天宇中的群星形象。虽然今天已难觅中国绘画艺术中的第一批群星划过天际留下的芳踪，我们仍可从他的记述中想见各位大师的风采。

魏晋时期的人物品鉴所形成的普遍的审美观念和审美趣味，到南北朝时已渐次影响到书法、绘画、雕塑等领域。人物品鉴是判定人品、性格、节操的高低优劣，“画品”作为人品的自然延伸，即谢赫所说的评訾“众画之优劣”是其主要任务。如果说人物品鉴主要是针对所评判的人物具有的儒家道德精神之气所涵孕的充实、刚健、顶天立地的“士”的品格，道家宇宙真元之气所沾溉的空灵、虚静、飘逸的“仙”的风度，画品所做的，主要是评判画作中的人物而非画家本人。不过在人物品鉴已经从以儒家为主偏重道德伦理的方向转向内在的精神超脱与外在的生活情态解放，画品的优劣判定尚停留在“明劝戒，着升沉”的层次。不过，常常为大家所忽略的是，他并不仅仅把人物画的优劣评判视为画品的唯一目的，在画作难以保存久远的情况下，在大众审美口味有所偏颇的状态下，画品对画家及作品的记录，可以为时光尘封、岁月湮埋的优秀作品，为个性独特而不为世人所赏的画家，提供跨迈流俗而与后人遭遇的机会，从而实现古今对话。

谢赫在绘画史上最大的贡献在于他提出的“六法”论。六法即：气韵生动、骨法用笔、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经营位置、传移模写。有论者认为“六法”即“六品”，但我们以为“六法”是判定画之优劣的六个方面。谢赫自己在文中也明确指出：“画有六法，罕能尽该。”“尽该”是说在六个方面均能兼擅众美，力臻诸妙，一个画家的作品不可能同时划归六种不同的品级，这是很浅显的道理。否则，下文“惟陆探微、卫协备该之矣”就很难理解了；其次，就六法本身而言，“自古及今，各善一节”，并非一位杰出的画家只是在某一“品”上特出独标，而是就他个人的绘画功力、技巧和个人对绘画语言的掌握、对客观物象的体悟等诸方面，会因个体生活环境、生活阅历、个人修养、知识储备等方面的差异，导致他在“六法”造诣上出现参差不齐的现象。他在某一法上的心领神会，并不排除他在其他各法上可能具有的深厚功力。

如果说在谢赫之前，中国人物画的创作和品鉴，主要是一种朦胧的自觉性的行为，自谢赫的“六法”提出以后，中国人物画，当然也包括后来蔚为大观的花鸟画和山水画，进入了在学习方法、创作探索、品鉴准则等方面的有章可循的自觉期。谢赫的六法论所观照的从与画者精神相往来的表现对象的生命律动和外在的体态造型，从充实的生命之气的汩汩涌动所蕴涵的笔中风骨到具体的用笔设色、章法布局，以至临写描摹，为中国画论确立了一套完整的理论。这套理论，大致确定了中国画以后两千余年的审美理念、审美标准和发展路向。无怪宋代的郭若虚高度评价说“六法精论，万古不移”。六法论不但开创了绘画领域以优劣论列画家品第的先例，而且提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品评标准。

虽然谢赫把六法并列提出，不过从实际情形来看，“气韵生动”实为六法的总纲和最高标准。“气韵生动”的提出，一方面是对顾恺之“传神”论的继承和拓展，把传达人物的内在精神气质与外显的生命情态结合起来，从而更符合绘画本身的艺术特点和内在规律；另一方面是魏晋流行的人物品藻之风向绘画领域的延伸，品鉴画作与品评人物都力图就对象内在的精神气质层次的高低作出品评。这一现象与魏晋书法审美中那富有生命感的点画线条所展现的书家精神气质，具有异曲同工之妙。气韵生动，所展现给观者的，不仅仅是栩栩如生的客观物象，而且是包含了画者“以神遇而不以目视”所感悟到的主观意绪、审美情趣、精神寄托等在内的丰富意蕴，一旦观者体悟到作品表象背后的深刻内涵，就可实现与画者超越时空的情感共鸣。这“气”主要是一种生命得以充实的“精气”，这种生命之气体现在画作中，不但指人物画中表现对象的鲜活的生命之气，同时也包含着与这生命之气似乎氤氲不分的天地之气。这“韵”主要是一种笔墨情韵，即通过运笔的不同节奏和快慢顿挫导致成墨色的变化所形成的不同意象、不同情景之间在观者、画者思维中形成的种种富有生气、富有意味的联想。气韵生动所要求的中国画超越“形似”的“神似”，是建立在以“形似”为目的的大量临写、描摹基础上的，千百年来被视为中国艺术和审美追求的理想。这种品评主要是对当时占主导地位的人物肖像画而言，后来渐渐扩展到山水、花鸟画领域，其内涵也由对画幅表现的人物形象的气韵扩展到画者本人的内在气韵，并成为中国美学的重要审美范畴。

“骨法用笔”指的是通过绘画的笔墨语言所展现的人物生命感，以及这种生命的节奏和律动中展现出的魏晋时期悲慨骨鲠、清新秀逸的时代风尚。气韵生动是从精神、超越的层面言，骨法用笔是从工具、技法的层面言；“应物象形”是就描摹对象的外在特征言。气韵生动和准确、谨严的捕捉对象的外部特征并不冲突，“神似”必须建立在“形似”的基础上。“随类赋彩”是根据不同对象的色泽、同一对象在不同光影、不同状态的色彩变化，予以准确的设色；“经营位置”是指整幅画作的章法布局，以及画中不同对象间的比例、照应关系；“传移模写”是就学习、提高言，临写默记是学习和提高中国画绘写水平和表现技巧，提升画者的审美能力和精神境界行之有效的方法。

六法之中，“气韵生动”是中心，其他“五法”只有充分涵咏在“气韵生动”之中，才能实现自身，获得意义，而气韵生动的实现，只有当“五法”都已完美地达到才有可能。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中讲，“以气韵求其画，则形似在其间矣”。明代汪珂玉也表达了这一观点，他说：“谢赫论画有六法，而首贵气韵生动；盖骨法用笔，非气韵不灵；应物象形，非气韵不宣；随类赋彩，非气韵不妙；经营位置，非气韵不真；传移摹写，非气韵不化。”可见，气韵生动的艺术效果同时也是其他五法实现自身的最好的检验尺度。

谢赫对已知著名画家的作品，运用“六法”的评判准则，把古今二十七位画家分为六品。不过他品评的六等级划分方式，不如书法中的三品、四品的分法来得简单、流行，到了刘道醇，他的《宋朝名画评》直接把书品的神、妙、能三品的划分方式借用到了绘画领域，唐人朱景玄又在三品之上加一“逸”品，渐为众人所接受，成为品评中国画等级的基本准则。

同时，谢赫还是齐梁时代最有才能、最有影响的宫廷画家。姚最虽然不完全认同他的画品标准，但对谢赫个人的绘画水平还是颇为赞赏的。他在《续画品录》中称赞谢赫是“中兴以来”人物画领域的第一人。他“写貌人物，不需对看，所须一览，便归操笔”。在把握人物形象的性格气质等本质特征上，谢赫有着敏锐、准确的判断力；在表现人物内在的气质风度、外在的形体特点甚至生理细节方面，谢赫有着高超、娴熟的绘画技巧，他“点刷精研，意存形似，目想毫发，皆无遗失”。同时，谢赫还是中国绘画史上最早出现的画院的首席画师。他与以“性尚铅华”的沈标、“见赏春坊”的焦宝愿为首的一批弟子们形成围绕宫廷的专职画家。当然，他们的画风与当时的文坛一样，充满了浮艳、娇媚、华丽色彩。在迎合宫廷品味，赶时髦、追新潮上，谢赫也是个中好手。“神女”、“佳人”甚至娇美的“娈童”是他们画中的主要人物，表现他们的肉体、衣饰、舞姿、睡态，以及酒后春色情迷的种种神态。画中人不但和宫中女子一样“丽服靓妆”、“直眉曲鬓”，而且服饰“随时变改”、美容“与世竞新”。更以“点黛施朱”，通过皮肤、衣饰的肌理变化和颜色对比，烘染女子的娇媚。

尽管如此，在姚最看来，谢赫自己虽标榜绘事六法，但以他为中心的宫廷画师们距六法的要求还有比较大的落差。他推重“气韵生动”，而自己的创作“未穷生动之致”，他讲究“骨法用笔”，而自己的“笔法纤弱，不副雅壮之怀”，在表现人物“活泼泼的”内在生命的律动方面不够充足和灵动，展现人物“骨鲠悲慨”的气质所用的笔墨技法方面柔性有余而刚性不足。另外，因时代所限，谢赫在评定画作优劣的时候，往往以人物肖像画为中心，而对山水、花鸟画重视不多。这一点使他的品评带有了很多局限，遭到姚最、李嗣真等人的批评。

不过，谢赫在评定画家优劣时，只看画迹之“巧拙”，不论画家之“古今”，这种以绘画本身为中心的艺术“自觉”，使他能够超越时人的庸劣眼光，不为权势、政治和地位等因素所困扰，合着“华丽”的审美节奏，提出为画家所宗，“至今千载不易”的“六法”，从而确立了自己在绘画史、美学史上的审美标准的首创者地位。谢赫与萧统作为晋唐之间绘画、文学的“自觉”记录者，在艺术史上具有同等崇高的地位。

谢赫的《古画品录》对后世画论影响甚大。之后的陈朝姚最有《续画品》，唐朝李嗣真有《后画品》，僧彦悰有《后画录》，唐代出现了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无不是借鉴了《古画品录》“六法”的品评标准。尽管到谢赫所处的时代为止的所有画迹均已灰飞烟灭，而他的《古画品录》作为保存最早的绘画品评著作，仍发挥着不可估量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