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籍、寓言故事·羹味》原文与赏析

王使宰人作美羹，中有水、有肉、有葱蒜、有姜、有盐豉、有糯。王敕厨下人言：“所作美羹，如前取羹中水味来，次取肉味来，次取葱味来，次取姜味来，次取盐豉味来，次取糯味来。”“羹以成，人宁能一一取羹味与王不?”王言：“羹一合以后，不能一一别味也!”

此篇选自《那先比丘经》。

《那先比丘经》失所译人名，主要的内容是记那先比丘的生缘及与国王弥兰陀之间的问答，着重阐明缘起、无我、业报、轮回等佛教基本教义。

那先之“那”，是“那伽(Naga)的略称，意为“象”。“先”即先时之意。据说此人出生时，有一头大象也在同日生，故父母为他起名为“那先”。那先七岁习吠陀，(婆罗门教、印度教最古的经典)十五六岁投舅父为沙弥，受诸经要旨并学阿毗昙，二十岁受具足戒，后修证“阿罗汉”果。往古印度西北舍竭国(约今巴基斯坦西北部白沙瓦一带)，见国王弥兰陀，应王之问，以车与轴、毂、辐等关系为喻，广说人生无常及善恶报应等佛教教义，后来弥兰陀王果然皈依了佛教。

此篇却是通过一个简单的寓言小故事，表达了一个看来简单，但实有一定深义的道理。在作美羹前，人们可把它的各种原料一一区别开来，但当你把这些原料制做成成品——美羹以后，要把它们原先各自的味道分别取出，那是不可能的，那已是一个综合体。犹如佛教认为人和世界万物都是由四种基本原素——地、水、火、风构成的。四大各有其作用，分别为保持、摄集、成熟、生长。四大也各有其属性，分别为坚、湿、暖、动。但一旦四大和合，以成人身或其他物质，这些属性，这些作用，就处于一个共同体中，无法取其一或去其一，因为 “四大不调”，就会“百病皆起”。《金光明最胜王经》(唐 ·义净译)卷五： “地水火风共成身，随彼因缘招异果，同在一处相违害，如四毒蛇居一箧。”佛教是以此说明人身无常、不实、受苦之理的。但也说明要组成人身，物质，又是缺一不可的。

这是一个从内容上看相当简单的故事。它没有一般的佛经文学故事的那种形象生动的人物、新颖曲折的情节，奇妙的想象和瑰丽的描写，但也不像一般要用来阐明抽象的道理的文字，要求很谨严、深刻、逻辑性强，但结果却是枯燥、板滞、缺少趣味。它处于二者之间，仍是利用了寓言的形式，充分发挥寓言故事的艺术特色，通过一件看来细小的事件的描写，说明了一个看似简单却富有哲理的道理。而且主要是用对话的形式。那先比丘一句话中有话的反问，使这位“聪明”的君王明白了 “羹一合以后，不能一一别味” 的道理。这种简练、朴实的表达方式也是佛经文学故事的一种特色，这样短小精悍，内容丰富的寓言故事也是佛经文学的重要内容。

我们从这篇短小的故事上可以获得更多的教益。主要的一点是： 佛典的价值，远远超越于宗教宣传之外。在数量庞大的佛典中，除了教义宣传和一说说教外，还包含着关于社会、历史、经济、法律、哲学、伦理学、心理学、美学、文学、艺术、语言学以及医学等自然科学许多领域的广阔而有价值的内容。佛典在宗教宣传的形式下，凝集了古代印度人民创造的大量精神财富。而这些财富大多是通过这样的寓言故事的形式来表现的，这是佛典文学的价值。其次，佛典中广取譬喻来论证问题，使抽象的道理生动了，把思辨变成了形象。佛典的这一特点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影响是很大的。可以说，唐宋以后，中国寓言文体独立发展，与佛典的这一部分内容有着直接的关系。例如唐代大文豪柳宗元在确立中国寓言文体上作出了巨大贡献，他的寓言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写法上多借鉴佛教寓言故事， 如 《蝜蝂传》、《李赤传》、《梓人传》、《黔之驴》等。而这些寓言故事都有篇幅精短，笔锋犀利，形象动人等特点。而这正是 《羹味》一篇所具有的特色。

此篇的另一特点是以对话的形式来表达，这是因为 《那先比丘经》 的形式所决定的。此经主要记载那先比丘与国王弥兰陀之间的回答，那先的问言自然是巧妙、有目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