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曲赋文·赠羽士》原文与赏析

词曲赋文·赠羽士》原文与赏析

 

胤 禛



身在蓬瀛东复东,道参天地隐壶中。

还丹诀秘阴阳要,济世心存物己同。

朱篆绿符灵宝箓,黄芽白雪利生功。

一瓢一笠浮云外,鹤驭优游遍泰嵩。



羽帔翩翩冷御风,醮章长达上清宫。

化龙有技苍云绕,跨鹤无心颢气通。

玉屑驻颜千岁赤,丹砂养鼎一炉红。

真机妙谛因师解,何心罗浮访葛翁。



《赠羽士二首》为雍正皇帝尚为皇子和硕雍亲王居于藩邸时所作。雍正(1678—1735),在康熙三十五个儿子中居于第四,赐名胤禛,在诸皇子谋夺储位时,就十分相信武夷山道士的算命。他抱着“炉中若无真种子,总遇神仙也枉然”这种对自己有无机缘的考验和期望,嘱奴才戴铎详细向道人卜问,得到的回答是:“至所遇道人,奴才暗暗默祝,将主子问他,以卜主子。他说乃是一个‘万’字。奴才闻知,不胜欣悦,其余一切,另容回京见主子时,再为细启知也。”在当时,康熙诸子紧张角逐皇储地位之际,道士的卜辞无疑如冥冥上苍给他以安慰,他对道教自然信之弥深。他与道士结交,了解老氏之学。在他的《藩邸集》中收录了这首《赠羽士》(二首)及《群仙册》(十八首),记录了他对道家的认识和要求。“羽士”,即道士。

《赠羽士》(二首)的大意是:

神仙道士住在东海北岸的蓬莱仙山,参透了天地之道而隐身于壶中。在这里,雍正用了一个壶公的典故。相传壶公是道教神仙,不知其姓名。《神仙传》载,东汉时他曾卖药市中,常悬一空壶屋上,日入之后,辄跳入壶中,人莫得见。这些道教神仙,懂得炼丹秘诀和阴阳之要,心存济世之旨把物己等同为一。他们用一种笔画屈曲,似字非字的图形,道教称之为符箓,来驱鬼镇魔压邪。又用黄芽、白雪这些炼丹的基本材料炼出丹药来滋养人体。“黄芽”,指铅汞同置土制的鼎中,乃生芽状之物,其色变黄,呈生机方萌之象。或指内丹借用为静中有动的象征。而他们自己却只持一瓢、戴一笠云游天外,骑着仙鹤优游于座座名山。

他们披着鸟羽制成的衣服,驾着清风翩翩而来; 或许到那历代天师的道场和祀神之所上清宫去赴法会。他们有着化龙的神技,周身苍云缭绕;他们漫不经心地骑鹤一缕白气上升。他们玉屑驻颜千年不老; 他们的鼎炉中炼丹之火正通红。道教的玄机真谛要靠他们这些道士来传授,心向罗浮山去拜访葛洪仙翁。“葛翁”,即东晋的道士、道教理论家、医学家、炼丹术家葛洪,字稚川,号抱朴子,曾携子侄至广州,止于罗浮山上炼丹,在山积年而卒。

这两首诗清楚地表明了雍正与道教的关系,他如此地恭维 “道参天地”、“玉屑驻颜”的羽士仙客;如此真心实意地向他们寻求篆符宝箓; 如此兴味深浓地观看道士们的鼎炉炼丹。他描绘出一幅清妙神奇的仙人画图,羽帔翩翩、化龙跨鹤、苍云颢气、优游浮云的形象历历在目,真可呼之欲出了。

当皇子胤禛真的成为雍正皇帝之后,他是不可能忘记与道教的玄机奇缘的,也更明白道教对自己统治国家是有所裨益的。即位期间,他令总督查询终南山的鹿皮仙;命巡抚访寻四川的龚仙人; 雍正八年召来河南道士贾士芳为其治病; 后又召道士娄近垣为其疗疾。病愈之后,雍正对娄大加封赏: “有法官娄近垣者,为朕设坛礼斗……又以符水解退,余邪涣然冰释,朕躬悦豫,举体安和。娄近垣一片忠悃,深属可嘉,因赐以四品龙虎山提点,司钦安殿住持。”但是,雍正对道家始终是利用,并不单纯看重道家的思想。

雍正不仅崇道,而且崇儒、崇佛,而他的“崇”完全是建立在“用”的基础之上。他尊孔崇儒,初登帝位便独出心裁地封孔子为五世祖为肇圣王、高祖为裕圣王、曾祖为诒圣王,祖父为昌圣王,父亲为启圣王。还敕封关羽为 “忠义神武关圣大帝”。孔子为文圣、关帝为武圣,实际上是被利用来维持封建秩序,推行尊卑纲常。在他看来儒所倡导的礼法伦常、忠孝节义确是终保清王朝万世罔替的精神武器。雍正还崇佛敬释,他有这样两首参佛的诗:

元夕过僧寺



步入东林月满坛,逶迤曲径绕平栏。

禅心清净尘心远,灯影幽微幡影寒。

香煮玉泉分茗碗,静依宝筏坐蒲团。

庙堂不系偷闲客,得向宗门举话端。



妙高堂



碧峰项上结茅庐,可拟巢由物外居。

云变白衣眼底事,风翻贝叶案头书。

性天融合无今古,心月圆明彻太虚。

睡起北窗时一啸,千山答响自如如。



第一首诗写他在正月十五夜晚,静坐蒲团之上,远离尘世,问教佛门。尽管朝堂事繁,也系不住他的禅心偏向观音宝筏。向佛之心弥笃,溢于言表。第二首诗写某处妙高堂上,眼前白云变幻为慈悲的观音,桌上佛经被风披拂,他认为自己已经到了 “性天融合”,就是佛教禅宗中说的 “明心见性”。悟佛之心明彻,可谓 “心月圆明”。在公元1712—1713年间,正是康熙诸皇子争夺皇储位置空前白热化的时期,胤禛却在此时证果,悟得佛性。他采取的是外和内争的迂回策略。他自号破尘居士,又称圆明居士; 自比 “释主”,自视 “野僧”; 亲自说法、收门徒谈佛;用文觉禅师参议国事;召开法会,“亲履道场”。但他乘承乃父康熙所倡“一切僧道原不可过于优崇,若一时优崇,日后渐加纵肆,或别致妄为”,对于崇佛很会节制。鉴于儒、道、释三教有许多共同的东西,雍正认识到“三教之觉民于海内也,理同出一原,道并行而不悖。”面对着重重的宫廷矛盾、复杂的社会现实,他清楚单凭一种教义的力量是不可能把自己的统治维系得天衣无缝的,所以,雍正公开下旨宣扬阐述三教合一的道理。他说:“朕以持三教之论,亦惟得其平而已矣。能得其平,则外略形迹之异,内证性理之同,而知三教初如异旨,无非欲人同归于善。……三教虽各具治心、治身、治世之道,然各有所专长,其各所长,各有不及处,亦显而易见。”所以,雍正提倡三教合一的动机是十分明确、自觉的,目的在于强化封建末世的上层建筑,也为了使自己的灵魂在宫廷阴谋中进退有据。

这样看来,《赠羽士》(二首),无非是雍正三教合流思想中的些微端倪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