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曲赋文·大唐三藏圣教序》原文与赏析
李世民
盖闻二仪有像，显覆载以含生，四时无形，潜寒暑以化物。是以窥天鉴地，庸愚皆识其端;明阴洞阳，贤哲罕穷其数。然而天地包乎阴阳而易识者，以其有像也。阴阳处乎天地而难穷者，以其无形也。故知像显可征，虽愚不惑; 形潜莫睹，在智犹迷。
况乎佛道崇虚，乘幽控寂，宏济万品，典御十方。举威灵而无上，仰神力而无下，大之则弥于宇宙，细之则摄于毫厘。无灭无生，历千劫而不古，若隐若显，运百福而长今。妙道凝玄，遵之莫知其际;法流湛寂，挹之莫测其源。故知蠢蠢凡愚，区区庸鄙，投其旨趣，能无疑惑者哉!
然则大教之兴，基乎西土，腾汉庭而皎梦，照东域而流慈。昔者分形分迹之时，言未驰而成化;当常现常隐之世，民仰德而知遵。及乎晦影归真，迁仪越世，金容掩色，不镜三千之光，丽象开图，空端四八之相。于是微言广被，拯含类于三途;遗训遐宣，导群生于十地。然而真教难仰，莫能一其指归;曲学易遵，邪正于焉纷乣。所以空有之论，或习俗而是非;大小之乘，乍沿时而隆替。
有玄奘法师者，法门之领袖也。幼怀真敏，早悟三空之心;长契神情，先苞四忍之行。松风水月，未足比其清华;仙露明珠，讵能方其朗润。故以智通无累，神测未形，超六尘而迥出，只千古而无对。凝心内境，悲正法之陵迟;栖虑玄门，慨深文之讹谬。思欲分条析理、广彼前闻;截伪续真，开兹后学。是以翘心净土，往游西域，乘危远迈，杖策弧征。积雪晨飞，途间失地，惊沙夕起，空外迷天。万里山川，拨烟霞而进影;百重寒暑，蹑霜雨而前踪。诚重劳轻，求深愿达，周游西宇，十有七年。穷历道邦，询求正教，双林八水，味道餐风，鹿苑鹫峰，瞻奇仰异。承至言于先圣，受真教于上贤。控赜妙门，精穷奥业。一乘五律之道，驰骤于心田;八藏三箧之文，波涛于口海。
縠自所历之国，总将三藏要文，凡六百五十七部，译布中夏，宣扬胜业。引慈云于西极，注法雨于东垂。圣教缺而复全，苍生罪而还福。湿火宅之乾焰，共拨迷途;朗爱水之昏波，同臻彼岸。是知恶因业坠，善以缘升，升坠之端，惟人所托。譬夫桂生高岭，云露方得泫其花;莲出绿波，飞尘不能污其叶。非莲性自洁，而桂质本贞，良由所附者高，则浊微物不能累;所恁者净，则类不能沾。夫以卉木无知，犹资善而成善;况乎人伦有识，不缘庆而求庆。方冀兹经流施，将日月而无穷，斯福遐敷，与乾坤而永大①。
本文分四段：第一自然段为文章的开端，作者阐明有形的天地容易认识;无形的阴阳则难识别。第二自然段作者叙述佛教的玄虚，一般人是不易理解的。第三自然段作者佛讲教起源于西方，是汉明帝时代传入中国的，释迦牟尼死后，佛教分成许多流派，还有大乘教与小乘教的交替。第四自然段内又可分为几层来说：首先作者介绍了玄奘法师，乃是佛教领袖。他对佛教极为虔诚与笃信，面对教义的众说纷纭，真伪莫辩的现状，他极为悲痛。为此他决心到印度去迎取他认为的真经。其次，作者在本段还具体叙述了玄奘在取经途中所遇到的艰难险阻，以及他那不畏艰险的精神：“是以翘心净土，往游西域，乘危远迈，杖策孤征。积雪晨飞，途间失地，惊沙夕起，空外迷天。万里山川，拨烟霞而进影;百重寒暑，蹑霜雨而前踪。”再次，作者叙述玄奘在印度17年中的学术活动及其收获。共得三藏要文，657部，并在回国后迅速译成汉文。最后作者指出这些佛教经典的取得，使“圣教缺而复全，苍生罪而还福”，并预言这些经典“将日月而无穷，斯福遐敷，与乾坤而永大”，即永垂千古。
关于为玄奘所译之经文写序一事，唐太宗早已应允过，但由于军国大事繁冗，未能完成，后经玄奘再次请序，太宗方为提笔，“少顷而成”，凡781字，置于众经之首。唐太宗是我国封建社会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他的文章也颇有文采，此序基本上属于骈文体，乃一气呵成之作，文采斐然，笔锋饮含情感。特别是写到玄奘在征途上遇到“积雪晨尽，途间失地，惊沙夕起，空外迷天”的困难时，玄奘的英姿跃然纸上。
唐太宗对玄奘赴印度取佛经，原来并不支持。但贞观十九年玄奘取经回到新疆给太宗上表，太宗立即给于阗(今新疆)、敦煌等官吏下诏令，命其护送，并命玄奘及其所带回之人与太宗相见。玄奘回国很快便写成了《西域记》献给太宗，太宗诏曰： “当自披览”。太宗在给玄奘写《大唐三藏圣教序》之前，曾劝玄奘还俗，做他的辅弼之臣。玄奘上书盛称太宗治国业绩，执意不肯，为此太宗也不再勉强了。写到此，人们会问：为什么唐太宗始则不同意玄奘赴印取经，但玄奘回国，太宗又派人迎接送，并亲自接见，还给玄奘创造条件，让他译经。当经已译完，请他写序时，他又劝玄奘还俗，这岂不是前后相矛盾吗?要说明此问题，还须从唐太宗对佛教的基本认识谈起。贞观二十年(646年)太子太保萧瑀由于笃信佛教，“称足疾，时诣庙堂，又不入见。”太宗对萧瑀的行为大为恼火，下诏曰：“至于佛教，非意所遵，虽有国之常经，固弊俗之虚术。何则?求其道者未验福于将来;修其教者，翻受辜于既往。至若梁武穷心释氏，简文锐意沙门，倾帑藏以给僧祗，殚人力以供塔庙。及乎三淮沸浪，五岭腾烟，假余息于熊蹯，引残魂于雀彀，子孙覆亡而不暇，社稷俄而为墟。报施之征，何其缪也!”(《贬萧瑀手诏》)唐太宗认为佛教乃是 “虚术”，为国君者信奉，会导致国破家亡。贞观二十二年 (648) 对侍臣曰： “朕观佛经譬犹瞻天俯海，莫测高深。法师 (玄奘)能于异域得是深法，朕比以军国务殷，不及委寻佛教。而今观之，宗源杳旷，靡知涯际，其儒道九流比之，犹汀滢 (小水流) 之地方溟渤耳。而世云三教齐致，此妄谈也。”即是说，佛教使人感到高深莫测，远不能与儒道九流相比，社会上所说三教 (儒、道、佛) 相等，这是胡说。鉴于上述唐太宗对佛教的认识，于贞观初年他颁发了 《度僧于关下诏》。诏文主要内容为考虑到战乱使寺院被破坏，僧徒减少，“华台宝塔，窥户无人”。为此太宗下令，凡天下诸州有庙寺之处，宜令度人为僧尼，但全国的僧人“总数以三千为限。” 因为僧尼多了会影响生产和惑乱民心，总之，唐太宗是不相信佛教的。为此他不主张玄奘去印度取经! 玄奘回到京师并译完经文，他劝玄奘还俗。至于他写 《大唐三藏圣教序》并允许佛教在一定范围内传播，是考虑到上层一些官吏和下层许多民众相信此教，他不好硬行禁止。从唐太宗的世界观考察，他的主导思想是儒家，其次是道家，至于佛教，他只是利用而不相信。
唐太宗乃创业的雄主，中国封建社会卓越的政治家。尽管他以儒家学说为治国之本，并对道家说也相当推崇，然而他并不排斥佛教。他明知佛教对人民大众有害，但由于此教在中国流传已久，并为各阶层部分人所接受，为此他让其存在、传播，并亲自为玄奘所译之经文作序，从使形成了唐代的儒、道、释三种思想并存的局面。此事说明唐太宗有气魄、有胸怀、有信心，在各种学说并存的条件下治理好国家。事实也证明，李唐王朝正是由于容纳从外国进来的异端——佛教，使各种思想活跃起来，使文化高度发展，从而使唐王朝成为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