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曲赋文·满庭芳》原文与赏析

苏 轼

蜗角虚名，蝇头微利，算来着甚乾忙。事皆前定，谁弱又谁强。且趁闲身未老，须放我、些子疏狂。百年里，浑教是醉，三万六千场。思量，能几许?忧愁风雨，一半相妨。又何须抵死，说短论长。幸对清风皓月，苔茵展，云幕高张。江南好，千盅美酒，一曲满庭芳。

《满庭芳》一词为苏东坡被贬黄州以后所作。

词的上阕，总论世事人生，较集中地反映了这一时期苏轼的世界观与人生哲学。词中写道：人生在世，虚名如同蜗角，微利恰似蝇头，为这些苦心孤诣地经营，算来算去无非是一场空忙。事事皆由前生定，争什么谁弱又谁强?趁着自己尚且未老，一定要使自己活得轻松潇洒一些。人生百年之中，最好整个都在醉乡，醉他个三万六千场。

下阕，转入对自身过去与未来的思考。词中写道，回顾自己走过的人生道路，能有多少思量?自己经历过政治生活中的风风雨雨、人生旅途中忧患悲愁，使自己半生受到阻碍和损害。又何必到死不改，争说些短短长长?目前有幸沐浴清风，面临皓月;置身于茵茵绿草铺展，朗朗云幕高张的优美环境之中。在这大好江南，身边有千盅美酒，歌一曲《满庭芳》，是多么地惬意。

整首词中，贯穿着苏轼复杂的思想。苏轼少年时“奋历有当世志”、“少小不为身，宿志固有在”，赞扬杜甫“流落饥寒。终生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倾慕贾谊、陆贽，愿以“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因而，他曾积极参政，屡向朝延上书，提出厉法禁、抑、决壅蔽、教战守等主张。可以说，苏轼的儒家政治理想在他的政治和文学生涯中始终起着重要作用。元丰二年(1079)，因写诗语讽新法，他被捕下狱，出狱后责授黄州团练副使，以后迁来徙去，政治上始终不得意。这“忧愁风雨，一半相妨”自然与他平生抱负与理想相违拗，冲激、碰撞而成情感大潮与思想上的困惑。这首《满庭芳》词，情感激越、语势强劲。“算来着甚乾忙”的愤懑，“谁弱又谁强”的牢骚，“百年里，浑教是醉，三万六千场”的强烈的发泄尽管与《大品般若·幻听品》中的“若当有法胜涅槃者，我说亦复如幻如梦”类似，然而事出有因，是仕途坎坷、人生忧患与他的思想追求之间冲撞出来的簇簇火花，并非本意如此。

普列哈诺夫说： “广义的而且当然在确切得多的意义上的宗教，实际上只有当社会人为了自己的道德或一般地为了自己的行动和设施开始向神或诸神寻求恩准的时候。”苏轼的思想中儒家思想受到 “相妨”之时，佛、道二家的思想与苏轼本身固有的“法相因则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游于物之外”、“无所往而不乐”、“听其所为”、“莫与之争”、“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尊前” 等思想一拍即合，构成了苏轼一生儒、道、释三教合流的思想状态。

佛教讲“四谛”，鼓吹人生一切皆苦，教人厌弃身世; 把人生之苦的根源归于人的欲望; 为人们虚构一个涅槃的理想境界; 指出通过精神上自我净化是消灭痛苦的根源。佛教宣传“三世因果”、“六道轮回”，如一首偈子说： “假使百千劫，所作业不亡，因缘会遇时，果报还自受。”佛教还奉有“三法印”，即“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 等。这此佛教思想在这首 《满庭芳》 的上阕表现得十分突出。他把虚名微利的争逐，“算来着甚乾忙”;把人世间的浮沉强弱看做“事皆前定”。于是，看破红尘，以求长醉。道家主张三一为字，提借精、气、神三者混一而成神仙; 天、地、人三者合一而致太平。于是苏轼词中下阕便创设了一种天人合一、物我一体的境界。将 “风雨”“相妨”轻轻拂去，而良辰、美景、醇酒、佳诗融而为一。此时，“苔茵展”的吟“一曲满庭芳”的人，构成了中国古典诗词中“情景合一”的最佳境界。正如 《人间词话》 中所论： “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为人心中之一境界。”对此，叶嘉莹女士阐述得更为明白，她说：“境界之产生，全赖吾人感受之作用; 境界之存在，全赖吾人感受之所及。”因而，在词的下阕便出现了平和、舒展、畅达、愉悦的和谐。上下阕比较，从思想感情而言，前者如雷霆万钧、暴雨倾盆，恰似火山奔突前的郁积与躁动，充满着儒与佛的矛盾; 后者如清风和畅、皓月空明，恍如风雨平息后的舒展与宁静。这种情感的跌宕、思想的矛盾在苏东坡诸多诗文中都有体现。恰如他另一首词《水龙吟》中的杨花 “抛家傍路”、“无情有思”、“随风万里”、“又还被莺呼起”，总是不得宁静。

苏轼思想上尽管兼容儒、道、释，但他根深蒂固的儒家思想、比较现实的生活态度、抗直上进的性格特征，都使他对佛家的懒散和老庄的放逸有所警惕，他在 《答毕仲举书》中说： “学佛老者本期于静而达，静似懒，达似放; 学者或未至其所期，而先得其所似，不为无害。”因此，他一生在政治上虽屡受挫折，在文艺创作上始终孜孜不倦，在人生态度上也始终乐观旷达，这实在是后人在读 《满庭芳》后掩卷庆幸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