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根的树》剧情简介|鉴赏|观后感
1974 彩色片 9本
保加利亚鲍杨纳电影制片厂摄制
导演：赫里斯托·赫里斯托夫 编剧：赫里斯托·赫里斯托夫 彭·彭塔列夫(根据尼·哈伊托夫的小说改编) 摄影：阿塔纳斯·塔谢夫 主要演员：尼科拉·多道夫(饰加焦) 涅维娜·科卡诺娃(饰儿媳)
本片获1974年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大奖
【剧情简介】
加焦曾是反法西斯抵抗运动的游击队员，战斗勇敢，卓有功勋。国家独立之后，回到农村，给农业社培养梨树，不领养老金。
加焦的儿子吉里尔是高级工程师，住在城里，几次写信回家，请父母老人到城里和他们住在一起，一起生活。加焦和老伴都舍不得离开自己的老家，舍不得离开农业社，更舍不得离开那些他们栽培的梨树。总之，他们舍不得离开在此生活了几十年的一切。他们觉得，这里的生活是愉快的，美好的，令人满意的。他们回信给儿子，婉言谢绝了儿子的好意。
但是，加焦的老伴随着年老体衰，去世了，加焦悲痛不已。儿子又请他到城里去，为避免一人生活孤单，加焦同意了。
儿子和儿媳妇对加焦很孝敬，生活上处处照顾他。小孙子克拉西对爷爷更亲近，爷爷的出现，使他格外高兴，也格外活跃。回家便缠着爷爷，要求讲故事，要求爷爷带他上公园玩，看小鸟，看小动物，祖孙俩常形影不离。
儿子家的生活条件是上乘的，住在高楼，居室宽敞明亮，家用电器设备齐全。吃的都是高级食品，出门有小轿车，可以说要什么有什么。但是加焦对这种高享受的舒适生活不习惯，并且越来越感到不能适应。起初上下楼，他不会开电梯;出门到了街上，在林立大楼间，又会迷路;不出门呢?儿子儿媳妇都去上班，小孙子上幼儿园，家里剩他一个人，到处空空荡荡，转来转去，只有四壁和家具，没有个人说话，被空虚无聊包围着，不知如何是好。儿媳妇劝他多睡觉，可他睡不着，便想找点事做。譬如上街买买酸奶啦，叫儿子到水库检查工作时顺便带点柳条回来他编个篮子啦，可是儿子和儿媳妇什么也不让他干。
加焦不愿在儿子这里呆着光吃饭不干事，向儿子提出要回乡下去继续侍弄他的梨树。儿子不同意，叫他哪里也不要去。说如果他回到村里，人们会说他连父亲也养不起。既然他已经退休，该享享清福了，可以在房里看看电视，也可以出外走走散散心，找个伙伴打打牌，累了就休息。
邻居普拉明想换辆进口车，但没有外汇，知道加焦有很多当大官的老战友，便托他帮个忙，托人弄一辆。按普拉明的说法“您打个电话就可以了”。事实也是这样的，但加焦却坚决拒绝，并且很气愤。他说： “为买辆进口车叫我去走后门求人，不像话。”
孙子拉根木条当马骑，说是木棒。加焦纠正他，说粗的才叫木棒，这么细的应该叫木条。儿媳妇认为不必在这种细枝末节的小事上对孩子过多讲究。加焦则说应该让孩子从小养成分辨事物的能力，让孩子多知道点事，将来会有用。儿媳妇不以为然，说她的儿子长大后，不会到乡下去当羊倌，更不用到田里去驱赶麻雀。
加焦渐渐觉得虽然和儿子住在一起，也一起吃饭，可是他和儿子儿媳之间却很陌生，对这种吃闲饭的“幸福生活”仍不满意。他觉得这里面缺少点什么东西，自己像一棵无根的树。
加焦几次三番向儿子提出要回农村去，儿子和媳妇担心老人家在家无人照顾。加焦说他一人能过，他离不开乡亲们，离不开家乡的土地。那土地，插上树枝就能生根开花结果。
有一天，加焦突然晕倒，经检查，他没有病，医生说，这是他精神不愉快所致。
又一天，加焦出门散步，意外遇见老战友鲍焦和格久等。加焦向他们倾诉了自己的生活状况和心情，鲍焦等拉他到他们的“老人之家”去一起聚谈聚谈。说那里活动丰富多彩，可以尽情座谈聊天，还有诗歌朗诵和下棋等娱乐。
第二天，加焦到“老人之家”去了，在那里他见到了许多老战友，多是当年的游击队员。也见到当年的医生和将军。大家谈起当年的战斗生活，回忆那些可歌可泣的战斗经历。加焦兴奋异常，滔滔不绝地说了许多战斗情景，并且一再感慨：“当年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今天怎么能坐享其成呢?”这时的加焦和在儿子家中的加焦，判若两人。鲍焦称加焦是一部活历史，当年的将军说：“应该让学生们读我们的回忆录，让他们了解我们的过去，那是段珍贵的历史，是做人的榜样。”格久附和说：“如果人们忘记了过去战争年代那种精神，就没法活了。”他们兴高采烈地一起熬玉米粥吃，加焦还大嚼大蒜，说在儿子家里不敢吃，怕他们嫌臭。抱怨儿媳妇尽给他吃蛋黄酱，东西虽然高级，可是他吃腻了，不愿吃。只好说他有胃溃疡，儿媳妇又劝他去看病，真是哭笑不得。
话题扯到加焦在儿子家的生活，加焦说：“儿子是工程师，干大事的，写了许多论文，勤奋，是个大有希望的孩子。不过，他不像娘肚里出来的，跟他说话，像跟电冰箱说话，冷冰冰的。”这种吃闲饭的生活，太无聊，他再也过不下去了，再也不听儿子和儿媳妇的劝阻了。他一定要回到乡下去，继续他嫁接梨树的生涯，让梨树为人们结出更多更甜的黄梨，为人民立新功。
经过和儿子彻底交谈，加焦决定搭村里摄影师的车回农村去。摄影师劝他在城里舒舒服服地度过晚年，加焦说再在城里待下去，儿子会把他误当疯子送进医院了。
加焦终于踏上回农村家乡的路。路旁广阔的田野，绿油油的庄稼，使他的郁闷一扫而光，他又回到了他熟悉、热爱、向往的天地。
【鉴赏】
反映老年人生活的电影，由于国度不同，便有多种取材角度。二战中，保加利亚像东欧各国一样，惨遭希特勒法西斯蹂躏。保加利亚人民也像东欧各国人民一样，为击败希特勒德军，拯救祖国，在烈火中浴血奋战，贡献自己的一切。
二战结束后，保加利亚独立了，那些反法西斯抵抗运动的战士们随着岁月流逝，由青年、壮年而迈进老年了。这些人的现实生活是怎样的?
《无根的树》以加焦为代表，向观众做了细致、准确的描述。可以认为，加焦的典型性超越了保加利亚国界，覆盖了东欧各国，以至在欧、美，在世界各国，都可见到他和他的战友们的影子。因之也可认为，《无根的树》在1974年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获奖是理所当然的。
加焦和他的战友们，青壮年时期和祖国命运是血肉相连的。他们的作为，无愧于祖国和历史，甚至可以说有权为自己而骄傲，有权得到尊敬和享受。
然而加焦们并不看重这些。他们对祖国、对人民、对历史的拳拳之心，仍是他们指导生活的最高准则。加焦不领养老金，继续把自己生命的全部能量用在看去似不重要的农村副业劳动上。他培植大量梨树，当然是为造福后代。在这平凡劳动中，他寄寓感情，得到慰藉。这种类型的性格和感情，是他们战斗生活历史所冶铸成的，加焦们的第二代人难以理解。待到第三代第四代之后的人们，怕更难理解了。因此，当年的将军说“应该让学生们读我们的回忆录，让他们了解我们的过去，那是段珍贵的历史，是做人的榜样”。这段话是将军的肺腑之言，也是影片创作者寄予后辈的殷切期望。
加焦的感情表露，不仅仅是怀旧。诚然，他对光荣的过去不能忘怀。当回忆起那些酷烈的战斗场面时，他也由衷地情绪激荡。但他更关心的是未来和未来的人。他非常认真地教小孙子分辨多么细的叫木条，多么粗的才叫木棒。这看起来似乎是微不足道的小事，或者可以认为是不必要的唠叨。然而，观众可以从中看到这位老人培养后代的细心和苦心。但是作为第二代的儿子和儿媳妇对此却不能细察，甚至不以为然，说他们的儿子将来“不会到乡下去当羊倌，更不用到田里去驱赶麻雀”。也许真是那样，然而，即使成了高级工程师、大官，也需要具有对事物基本的识别和称谓能力呀。这都是需要从孩提时期便开始进行教育的。作者利用这个细节，深刻地表现了两代人的差别。
可以说加焦的儿子和儿媳妇对老人很好。他们有孝心，让老人吃高级食品，尽量让他吃饱睡足，到街上活动活动，找个伙伴打打牌，总而言之享享清福。他们不知道，加焦享不了这种清福，他所需要的是虽然老了仍可以有机会为祖国和人民做出点力所能及的贡献。如果说存在于他们之间有一条代沟的话，那就在于各自持有不同的人生观。
加焦是位可爱的老人，同时，谁也不能说儿子和儿媳妇不好，还能要求他们怎么做呢? 在这种人物的观念不同，关系微妙的特定情况下，作者使用了“细细展现”的手段。加焦感到生活空虚、无聊、难耐，向儿子提出要回乡间农村去。儿子说那样的话，乡间人们会说他连父亲也养活不了，有失他的脸面。从儿子的方面思考，合情合理，当父亲的加焦能不为儿子的这点脸面着想吗?但是加焦仍旧要不在城里享清福而回到农村。为了什么?作者在这里把他放在另一环境里进行描述，使他遇见鲍焦和格久，又被鲍焦和格久引入老战友群。于是，观众看到了历史上的加焦，对照目前的加焦，人们便不难看到一个立体的加焦了。人们对他的内心活动有了深入了解。所以当他搭乘摄影师的汽车，离开城市，眼前展现出生机勃勃的原野时，观众便自然地进入了他的感情世界而产生共鸣了。
影片着重描写心理活动，又紧紧掌握人物关系的分寸。加焦空虚、失落、苦闷，却无人可倾诉，和儿子讲话?儿子像个冰箱。和儿媳妇讲话?根本没有共同语言基础。和小孙子讲话?他当然听不懂。难道能对沙发、桌椅、锅灶、刀叉讲?那可真成疯子了。他只能闷在心里，越来越苦闷。只有和老战友们相聚会时，他才能无拘无束地彻底向他们倾诉一切。他已经吃腻了高级食品的蛋黄酱，但又不好拒绝儿媳妇的孝心，他推说有胃溃疡，儿媳妇马上劝他去看病。这种哭笑不得的小喜剧，是缘他而起的。这种真情只有在老战友面前，才能说得出，因为是两种性质的人际关系。
表现老年人生活的影片不少。选材角度不同，情调各异。《无根的树》则是立足于保加利亚的历史和现实，加焦有加焦的生活目的。影片赋予他积极追求者的鲜亮明快的色调，他忍不得空虚无聊生活的压迫，他渴望能为造福后代作事。这种心态在世界上的老人中，为数众多，自然具有较大的代表性和典型性。
导演赫里斯托·赫里斯托夫，是保加利亚著名导演、美工师，获人民演员称号。1966～1967年于莫斯科电影制片厂师从著名老导演罗姆，1974～1982年任保加利亚电影协会主席。1969年拍故事片处女作《圣象壁》初得成功，1972年与前苏联、民主德国合拍的《钻或锤》可认为是他的代表作。1974年拍摄了《最后一个夏天》。1979年拍摄的《障碍》一片，于1980年在莫斯科国际电影节获银质奖，该片被认为是对保加利亚电影发展形成一个新阶段的作品。其所有作品，均强力表现保加利亚人民忠厚、朴实、倔强、勇敢的民族性格，反映了保加利亚人民的现实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