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关偁译潘天强
【原文作者】：纳·马哈福兹
【原文作者简介】：
纳吉布·马哈福兹(1912－ )，埃及小说家。生于开罗一个中产阶级家庭。1930至1934年在开罗大学文学院哲学系学习，毕业后曾在宗教基金部、文化指导部和关注文学艺术和社会科学最高委员会任职。1971起在《金字塔报》编辑部工作。30至40年代中期创作历史小说，主要作品有《命运的嘲弄》(1939)、《拉杜比斯》(1943)、《塔伊拜战争》(1944)，等；这些作品取材于古代埃及的历史。此后他转而描写现实生活。他因长篇小说三部曲《两宫之间》(1956－1963)而闻名，作品展现了1919年革命至1952年推翻法鲁克王朝之间的历史画面。70年代的主要作品《平民史诗》(1977)描写六代人的变迁反映了作者为追求理想世界而进行的探索，是他的得意之作。他于一九八八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原文】：
门铃响了，两个身体由于受惊而战栗地分开了。他跳起来穿衣服，低声说：
“你刚才还说估计谁也不会来。”
她也同样低声地说：
“大概是熨衣服的……”
他手忙脚乱地穿着衣服，说道：
“我应该藏起来，可是藏在哪儿呢?”
“我看你不必这样惊慌，实在不行就钻到床底下去。”
她一边离开屋子，一边系着礼服的扣子，然后把门打开；他则瞧了瞧床底下，颇为慌乱地躲到门背后。他听见开门然后是关门的响声，还听到沉重的脚步声，仅一眨眼的功夫，他又藏到床底下。来人是谁?不会是她丈夫，否则会到寝室里去脱衣服。他断定来人不是她丈夫，因为一个小时之前，她还跟在亚历山大的他通过电话。那人看起来经常来这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更可能是这家的人，不然不会这么晚来。他忐忑不安地躲在这个藏身处，感觉到的是缱绻之后的倒霉，欢乐之后的烦恼。他决定再忍耐一会儿，然后赶快走，不能没完没了地拖下去。只要离开这里，痛苦也将随之消失。
突然，一个念头象飞虫一样突然向他袭来：为什么事先没估计到那人会进卧室，而看到科纳克酒瓶和巧克力糖盒呢?现在他再偷跑到外边，把酒瓶和糖盒拿回来吗?他没有动，他没有足够的勇气，而且越来越感到不幸。时间在流逝。在这个地方呆得越久，心情越发沉重。他将目光移到地毯上，花纹和图案互相交错，在微弱的红光下显得发黑，他将目光又移到椅子腿和地毯绒毛上的针脚上。他因突然听到一个声音而浑身发抖。过了一会儿，他看到房门慢慢打开，毫无疑问有一个人进来了。啊，一双带咖啡色点的白皮鞋，还有裤腿。那人朝柜橱走去。打开柜门，在那里站了一两分钟。咦，卢特菲娅在哪儿呢?那人关上柜门，跟来的时候一样从容不迫地走了。这，这意味着什么呢?他越来越紧张，负担越来越重，越来越沮丧，感到自己可能陷入圈套了，一只铁手正要抓他。那人脚上穿着一双咖啡色点的白鞋。他应该制订一个周密的计划，以摆脱目前被囚禁的窘境。一个夹杂着恐惧和启示的声音隐约对他说，他的得救靠他想象的能力，只有它才能够把梦魇转化为理想。在这种怪诞而深沉的寂静之中，他不能呆下去。他抬起一个胳膊，想看一下手表，然后象乌龟一样小心翼翼地伸出脑袋，多少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他侧耳聆听，只有令人毛骨悚然的寂静。他终于鼓起勇气离开牢房，宛如死神正在黑暗中窥伺一样，一切动作都僵化了，一切声音都被捂住了。他因紧张而疲倦过度。这次失望的逢场作戏是一场冒险，他为保护自身而疯狂地振作起来，消耗掉的力量又重新积聚起来了。
第二天清晨，他一直没合眼，听见轻轻的叩门声，一个声音在门外格格作响：
“阿姆鲁先生，醒醒。”
如果有一个借口把这一天抹掉是多么好呀，但是他毫不犹豫地抛弃了这个想法，对自己说：“那纯粹是发疯。”他喊道：
“我醒了，温姆·赛姆阿!”
他坐在客厅里的小餐桌旁，见到装焖豆的盘子、茶碗和烤面包，便伸手端着茶碗，说道：
“我有茶就够了!”
那位脸上总是只有一种表情的老妇，没有任何表示，只是说：
“人是铁，饭是钢……”
令人惊骇的情景依然留在他的脑海里，在折磨着他，紧紧追赶着他。他尽力逃避那丝毫不留情面地推搡着他的力量。他忘了科纳克酒和巧克力糖，只有在房间里的阴影里才能想起来。
他穿上衣服，离开屋子，感到头晕目眩。在穿过吉萨金字塔旁的库巴大街时，他买了份《晨报》，自言自语地说：“还没被发现。”他终于坐在部里的办公桌旁，紧跟着他进来的是主任。办公室里除了一个桌子以外，所有的桌子都有人。他鬼鬼崇崇地瞧着屋角的那张空桌子。开始工作了，还不时地睥睨一眼。假如他得以幸免，将要长期为她感到悲伤，而现在没有时间悲伤。主任问道：
“卢特菲娅女士没有来，她没请假吗?”
主任没有听到回答，便接着说：
“女职员总是没完没了地请假……”
主任的话引起一阵幸灾乐祸和奉承他的笑声。阿姆鲁没笑，在心里问道：你瞧，谁也没发现他默默地与那张空桌子交换的眼色吗?只要有人注意到这一点，那他马上就会栽倒在地。要是有人在金字塔路拐角处看见过他俩在一起呢?他在她家里扔下的科纳克白兰地酒瓶和巧克力糖盒，会泄露什么秘密呢?在侦探魔鬼面前，一切东西都会开口，创造出神话般的奇迹。忘掉别的事情可能并不困难。不留神的缄默不语会给人们留下印象。也可能侦探们会陷入圈套，而对真正的凶手视而不见。
主任的声音又传到他耳中，他正铿锵有力地发着命令：
“阿姆鲁先生，我将把有关卢特菲娅女士的内部急件转给你。”
为什么偏偏要转给他呢?是因为他是新来的职员呢，还是在这后面有什么名堂呢?这个主任矮小狡猾，常常私下考察。难道这真有什么别的意思吗?阿姆鲁在同事们的每张脸上都溜了一眼，想看出点蛛丝马迹，但什么也没有发现，一切都平静如常。现在还不知道谁是凶手呢，害怕有什么用?在听到一个彬彬有礼的询问的声音时，他与精神不集中和注意力分散作斗争：
“卢特菲娅是在这里办公吗?”
一个职员答道：
“是的，不过她今天没有来。”
他全神贯注地打量着来访者。这人是个瘦削高个的青年，皮肤黝黑，身着绿上衣，灰长裤，听到答复后，很快就离开了办公室。谁也没问他为什么来，他也没说为什么找她。随着他的消失，阿姆鲁也把他忘得精光。他久久地思索着，各种恐怖的念头纷至沓来，那具尸体恐怕已经第一千次出现在他的脑海里。他想到在见到她的尸体时，自己发疯似的逃跑了。他沉浸在思索之中，不知道在关于白皮鞋的谈话开始多久之后才清醒过来。他心惊肉跳地问：“他们在说什么?”
一个人说道：
“那种白鞋很少有人穿。”
另一个说，那双鞋使他吃惊。第一个人又说，由于微不足道的理由，鞋弄得很脏，难以刷干净，再加上鞋面也难擦亮。阿姆鲁打了一个寒战，问道：
“这鞋是怎么回事?”
第一个人回答他：
“我们看到那个打听卢特菲娅的青年穿着一双白鞋，咖啡色点，古典样式的。”
“不!”
他神经质地脱口喊了一声，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他几乎因此要说出全部真情。当他意识到人们的目光正集中在他身上时，便说道：
“对不起!看来我得流行性感冒了。”
他又不合时宜地大声笑了一下，忍不住问另一个人：
“刚才那个青年是穿着咖啡色点的白皮鞋吗?”
“是的，这使我很吃惊，这可是个问题。”
他请假去盥洗室，却一下子踏上去大门口的路。他盲目地绕部机关转了一圈，没有找到那个青年的一点踪迹。他心烦意乱地自言自语道：
“我们的事情就是这样，从远处听到的事情不受重视。”
这一案件在《事件报》上占据了相当的版面。他全神贯注地读了报道。报道从看门人发现承包商哈赛奈尼·乔丹家的套房门反常地开着开始，到他妻子、女职员的尸体已经法医检查为止。报道说已与刑事部门进行了联系；情况表明这个女人是在丈夫去亚历山大做商业旅行时被扼死的，未发现失盗；在现场找到了科纳克白兰地酒瓶和一盒巧克力糖；侦察活动自然要向揭示犯罪秘密与抓住凶手的方向进行。办公室里同事们缄默不语，但室内到处是犯罪的情况介绍及各种解释，还有忧愁和哀悼，以及对犯罪动机，对丈夫不在家时科纳克白兰地和巧克力存在的含义的探求。有人说道：
“一切都好理解，可就是他为什么要杀死她?”
是啊，他为什么要杀死她?事情已经落到即将暴露的地步了，他却还没有省悟到这个含义。事实并非如他们想象的那样，他们象醉鬼一样在歧途上跑下去，犯下了别的罪行。穿白鞋的人自己送上门来，他们却在打听酒和巧克力的主人。只有他一个人目睹到真情实况，能揭露隐秘。他也许会在送葬行列里遇到那个青年，按照逻辑应当是这样。于是，他满怀悲哀同时又信心十足地去了。他以税利的目光审视着死者的家属，看见了几乎要病倒的丈夫和其他人，但是却没有发现那个阴险的家伙——他所寻觅的对象——的一点蛛丝马迹。他跟着灵柩走着，揪着心偷看着它，在忧愁的波涛袭击之下，一时竟忘掉了恐惧；还想起了在苦难中逝去的短暂而深沉的爱情故事，现在它只留下了悲哀和恐怖。
穿白皮鞋的人是谁?出事那天晚上，看门人看见那人了吗?认识那人吗?看门人倒是看见自己了，还问他干什么。他告诉说去三楼找牙科医生。他是去了牙科医生的诊室，做了洁牙处置。这明智的安排，是他与死者生前商量好的。从这方面来看，无庸害怕。
读完报纸后，一个同事说：
“事情正逐渐明朗，丈夫病得很厉害，他与被休的前妻生有一男一女，现在都是大学生，他与先前那个家庭的关系是很糟的。”
第二个同事说：
“那么原来那家人想在他新妻子控制财权之前让她完蛋了……”
第三个人问道：
“承包商的儿子同酒和巧克力有什么关系呢?”
第一个同事说：
“侦探是不会放过这一切的。”
第四个人说：
“通过酒瓶和糖盒，·他们能找到他。”
阿姆鲁掩饰自己的愤慨说：
“有成千上万个酒瓶和糖盒!”
“可是，糖盒能证明商店，商店又能证明买主，他们也许从瓶子的包装上就可以知道是哪个货栈或者百货公司出售的。”
“然后，把那个青年或者嫌疑犯送到货栈和百货公司……”
如果一切疑点都集中在酒瓶子和糖果盒上的话，那么证据是很充分的。他就此考虑了很久，陷入一种深深的悲哀之中。第一个同事又说道：
“事情已经清楚了，承包商的儿子与死者建立了一种关系，后来又杀了她。”
也许是那么一回事，可能凶手就是穿白皮鞋的人，也可能承包商的儿子就是穿白鞋的人。这些估计中，如果有一种估计是正确的话，他就自然地得救了。假如侦探固执地要追查酒和巧克力主人的来龙去脉，也不是找不到，他就是阿姆鲁，在宰赫莱店主那里，他以没有嗜好为人知晓，在一千夜糖果商的女儿那里，人们也认识他。他的各种特征出现在侦探们的口中和办公室墙上的日子已经不会太远了。
卢特菲娅和她丈夫哈赛奈尼，以及他的儿子穆罕默德的照片，第一次在报上登了出来。这就向阿姆鲁表明，承包商的儿子并不是穿白皮鞋的人。同事们又聚精会神地接着评论：
“报上说，警方有了一些线索，可以找到凶手。”
“那大概是指承包商的儿子——那个青年吧。”
“还是指酒瓶和糖盒?”
“犯罪的秘密就藏在酒瓶里……”
主任从刚才专心致志阅读的一封信上抬起头，略停片刻，说道：
“现在，大家听着，有关方面要听听我们的看法。”
每个人都漫不经心地提供自己知道的情况，如卢特菲娅十年前参加工作以来的历史；两年前结的婚；主任为她作了品行、经历以及待人接物都好的鉴定，说她是一个优秀的女职员。但是工役阿姆·苏莱曼讲了一个重要的事实，他说，在她结婚之前，有一次他看见她同一个青年在一起，而那个青年就是出事后的早晨到办公室来打听她的人。所有的人都确认这次来访，并大致描绘了一下这个人的特征。侦探自然重视这个事实。当阿姆鲁被问到那个未知人物时，他作了引人注目的详尽叙述：身长、块头、肤色、衣着直至鞋子。侦探对他说：
“看来你用心调查过他!”
阿姆鲁对此评论闷闷不乐，但坚定地说：
“当时他就站在我面前……”
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他既苦恼又紧张，侦探的这番评论更增加了苦恼和紧张。从侦探那里传出说已经确认出事那天晚上承包商的儿子正参加大学的旅游活动。这样，疑点分散了，而且就在他的周围。这些情况更增加了他的愁思。
侦探的脑子飞速地转起来了，紧紧地追索着。阿姆·苏莱曼看见的同死者在一起的青年是谁?他为什么要在发案那天早晨去办公室拜访她?分析起来，他有可能是酒和巧克力的主人，也可能是与罪行无关的另一个人。秘密就藏在酒瓶和糖盒里边。让我们来设想一下这个故事的开头吧。从爱情开始。两个情人乘丈夫外出的机会，在家里约会。正在此时，那个青年偷偷溜进这座有许多诊室的楼房，同他的情人坐在一起。是什么时候和怎样起了杀心的呢?这不会骤然产生，也不会没有前提，可能是预谋杀人，也可能是产生在突兀而来的分歧之后，或者是这个女人企图结束这种关系。这个青年可能过于轻率，疯狂地爱上了她，陷入一个欲壑难填的女人的罗网之中；她嫁给了承包商，仍然保持着与青年的关系，想同时占有金钱、地位和爱情。他象爱她那样地憎恨她，当她卖弄风情地说了“你掐死我吧”之后，他便双手扼住她的脖子，残忍地用力，直等她断了气才扔下她。他犯罪后逃跑了，却忘了酒瓶和糖盒。还有待于查清的是，大马士革糖果商的姑娘或者宰赫莱店主看见过他，也许在某种情况下，能够认出他来。已经查明，凶手是死者一个单位的同事，各种疑点都证明了这点。假如他承认是酒瓶和糖盒的主人，承认是那个女人的情夫，那么，无论他怎样顽固地否认，还有什么力量能够使他摆脱起诉或者幸免于绞刑呢?
他在牙科医生那里做完治疗是聪明的。这回他又再次使用这个方法。就是这座楼房，你瞧，哈赛奈尼·乔丹不是还住在那里吗?在门后沙发上的看门人一下子就看见他了。看门人是个上埃及人，手上正卷着烟。他朝里走，看门人站起来就跟上他了，还随着他进了电梯。他对开电梯的简短地说了一句：
“牙科医生纳斯尔博士。”
到了三层楼，他离开电梯时，瞥了一眼脚底下，看见了看门人的鞋，浑身哆嗦起来，那是咖啡色点的白皮鞋!他到了诊室还心神不定，看门人会是凶手吗?现在他完全想起来了，那时看见白皮鞋的上面是裤腿，而不是长衫。难道眼睛欺骗他了吗?!他陷入深深的茫然之中。等到被叫进检查室，他坐下后问道：
“这一次能治完吗?”
医生答道：
“我看你不耐烦了。”
他又问医生：
“案子有什么消息?”
“噢……那个女人!我很了解她，她曾陪丈夫来补过两颗臼齿!”
“她同我是一个办公室的同事!”
“真的?”
他后悔自己的饶舌。医生又说：
“护士阿姆·赫里勒相信他看见了凶手。”
“确实吗?”
“他住在上面一层的一个房间里，在他经过死者套房门口时，正巧看见一个人从里面出来。”
“他看得很真吗?”
“我不知道。”
“他应该提交他的证词。”
“他已经交了。”
护士看见的人是谁呢?他看清楚到了什么程度呢?他是否怀疑自己呢?
当他离开部机关大门时，感到有人跟着他。他朝后看了一眼，原来是工役阿姆·苏莱曼，他盯着他问有什么事，工役说：
“阿姆鲁贝克(1)，事实上，我在调查作证时，没有把我知道的情况全都说出来。”
他吃惊地瞥了他一眼，工役又说：
“我隐瞒了一个证据。假如侦探听到这个证据，就没有理由去麻烦别的无辜的人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
工役格外彬彬有礼地说：
“你在电梯里吻那个死去的女人时，我看见你了!”
他喊叫起来：
“你说什么?”
“你吻她时，我看见了。”
他浑身的关节都发软了，但他以超人的力量竭力支撑着，说道：
“你毫无疑问是瞎眼了。”
“我隐瞒这一事实，是怕把贝克你推向嫌疑犯那边去!”
他喊道：
“你瞎了眼!”
工役后退一步，说道：
“对不起，贝克，我没有一点恶意。”
这回轮到他后退一步，说道：
“不管怎样，你应该受到感谢。”
工役边说边走：
“感谢真主。”
他的希望被撕成了碎片，没有安全，没有平安，也没有能力忍受更多的苦痛。
阿姆鲁说：
“报纸上没有关于案子的消息。”
一个同事说：
“最大的事件占领报纸好几天了，又消失了，就跟没发生过似的。”
另一个同事说：
“我看是检察官禁止发布新闻。”
阿姆鲁问道：
“为什么?”
“事实如果查清了，就应该对凶手保密，这样他们就可以行动了。”
他感到有一些目光向自己射来，便本能地转过去，两眼正对着为主任端咖啡的阿姆·苏莱曼的眼睛。他因悲痛有一刻神智错乱了，接着又问自己，这个工役打算什么时候和怎样夺取他的钱财?有三个人是他希望摆脱的：糖果商人的姑娘、宰赫莱商店老板和阿姆·苏莱曼。他希望摆脱他们，以克服使他精疲力尽的失眠，他盼望奇迹接踵而来：载着那个美丽的姑娘的汽车被撞翻了，宰赫莱商店老板在与闹事的工人的斗殴中被打死了，而阿姆·苏莱曼在小饭馆里猝然死去……
他刚刚尝到一点舒适的滋味，主任的声音突然袭来：
“你什么时候开始工作，阿姆鲁先生!”
一个想法从天而降，给他以启示：看门人并不配穿那种白皮鞋，太不相称了，这不仅是指鉴赏力，而且也指经济方面。这双鞋十有八九是别人送他的礼物，那么是谁，又是什么时候送给他的呢?这个想法并非立足于现实，但值得试一下。他马上去牙科诊室，在电梯上对看门人说：
“你的鞋样子不错!”
看门人愚钝地瞒了他一眼，未置可否，他便又问：
“这是现成的，还是定做的?”
那人回答说：
“在狄莱米路的艾敏那里可以定做这种鞋。”
这就是他的回答。他回避了问题，看来对他的戒心还挺重。狄莱米路离这里很近，鞋店在路口的右侧。他向鞋匠致意后，说道：
“我想定做一双咖啡色点的白鞋。”
鞋匠让他坐在藤椅上，量了脚的尺寸。乘此机会，他对鞋匠说：
“我看‘七·二六’大街十一号楼看门人脚上穿这种鞋，挺喜欢，是他指点我来找你的。”
鞋匠慢悠悠地说：
“我的顾客里面没有一个看门人。”
阿姆鲁因自己估计正确而欣喜，心怦怦直跳，又说道：
“那双鞋也许是你某个顾客送给他的礼物。”
“那有可能。”
“这种样式的需求量很大吗?”
“难得有一个，你是最近两年来的第三个。”
他进一步注意地问道：
“那两个是什么样的人?”
“一个是《古兰经》的诵经师，另一个……”
鞋匠在衰退了的记忆力中反复搜寻，还俯在破烂的记事本上飞快地翻着，阿姆鲁从他肩膀上看着。鞋匠说道：
“是胡萨木·费兹……很可能是个职员……我这本上只有他的地址。”
他在心里默记下地址，离开了鞋店。
他心里又闪出一个念头，他就要看到那个凶手了，就要找到那个在出事的那天早晨闯到办公室来的人了。把凶手找到后，他应该会见侦探，当面承认这一切，或者更好的是撰写包括全部细节的信件。那个人的家在拜克利村的穆泰沃利大街，这是个居民区，一半是现代化的楼房，一半是只有一两层的旧住宅。这里没有什么公共设施，只有面包房、洗衣房等。这条街对于第一次来的陌生人来说是有其奇特之处的。他下午经过这家，看见一个超过二十岁，但又不满二十五岁的姑娘站在阳台上。她的容貌慑住了他的心，使他憧憬夫妻生活的幸福和安谧。从前卢特菲娅以她的活泼、女性的魅力和源自对命运不可知的疯狂劲眷恋于他。而这位姑娘则是庄重、腼腆、沉着和坚强的完美典型。她是凶手的妻子或者妹妹。他发现洗衣房里一个卑贱的独眼女人正专心地打量着他，从她的举止看来，估计是洗衣房的老板娘。为了争取时间，他向她走去，打听胡萨木·费兹，她指了指那家，同时用她的左眼仔细打量他，说道：
“坐在阳台上的是他的妹妹。”
她大概以为他在打那姑娘的主意。他谢了她，正想走，那女人又对他说：
“是个好家庭。”
他点头表示同意，她又问他：
“你认识他们吗?”
他回答说不认识。在这个时候，他很满意这个女人充当对话者的角色。她谈胡萨木和道莱特兄妹，还谈到洗衣房的服务优良。她眨着眼，突然说：
“那个朝咖啡馆走去的就是胡萨木。”
阿姆鲁转过脸去，心扑通扑通地跳着。但是这个人以前没有见过。这个青年胖乎乎的，衣着整洁，肤色白里透黄，胡须浓密，这同他要找的人没有关系，他的估计错了，努力也都白费了。他明白看门人告诉他的艾敏，不过是离那里最近的一个鞋匠。看门人的鞋仍旧是个谜，估计还是别人送的礼物，看门人不可能去定做这种鞋。
他又回到了原地。
假如这个烦恼散去，他要幡然悔悟，深深呼吸新鲜的空气，要严肃地下决心把那一半的信念与道莱特·费兹连接在一起!他避免走近那令人生厌的街道，同时也躲着阿姆·苏莱曼的目光。他已经忘恩负义，忘掉了卢特菲娅和她的悲剧，只有独自一人时才暗暗受到思念之火的烧灼。他想了又想，写了一封长函给侦探，公开声明：“我就是酒瓶和巧克力的主人。这个对你唯一有利的证据，就由你做主吧。”他慎重地写着，收集了细节，但没有鉴字，也没有发出，一直等到把各种可能性和问题的一切方面都考虑周全为止。他自言自语地说，抓不到凶手，他就得不到安宁。他还问自己，犯罪之后并未抢劫，那么是什么样的动机推动他去杀死她呢?他——阿姆鲁——不是最有条件杀她，因为他有这样和那样的各种理由吗?他以爱她的那种程度恨他，没有原谅她对于金钱和权势的疯狂的贪得无厌和为达此目的而牺牲自己。当时，她在他怀里既抱有期望，又发着脾气，他用力掐她。无论哪种情形，只有在乌云散尽，人为的旋风平息之后，他同道莱特·费兹的幸福的夫妻生活才有可能。他马上去那座带来凶兆的大楼，以完成对牙齿的治疗。乘电梯下去的机会，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把他推上了四楼，他发现承包商家的灯还亮着。一会儿，门开了，承包商出现了，他正为一个客人让路。阿姆鲁藏到路的尽头，听到他俩的对话：
“你别忘了宰牲节。”
“恭贺阁下。”
承包商说道：
“今年我们要宰一头牛。”
那客人说：
“拿皮子做古典式的鞋。”
阿姆鲁的心怦怦直跳，他感到自己接近胜利了，比想象的还要接近。客人走出去了，阿姆鲁发出一声凯旋的喊叫。他看见自己的对手——那个把秘密包藏起来的不知名的凶手——正在前面走着，便猛兽般地向他扑过去，抓住他的双臂，喊道：
“你是凶手!”
那人吓了一跳，承包商关上门躲了起来，那个人更感到孤立无援，忙喊道：
“什么凶手?”
他用力打了那人一个耳光，说：
“你认罪吧!”
那人呻吟道：
“求你可怜可怜我吧!”
“就是你杀死了道莱特·费兹!”
他省悟到自己的舌头出了纰漏，那个人还没明白，已经完全垮了，说道：
“我承认……可是，你别打我。
他野蛮地抓住那人的双臂，又推了一把。
他想了很久，还是无法确定那封信的宗旨。他认为，只要坚持匿名，就必须使用打字机；其次，——作为他个人——因为他不幸要把他的计划寄给侦探，便决心为保卫必要的情妇而买一架打字机，为此他感到满意。在保持沉默的报纸和阿姆·苏莱曼的目光之间，他感到毛骨悚然，甚至觉得继续留在城里是蠢而又蠢的事情。可是出路在哪里?
阿姆·苏莱曼有一次在为他端咖啡时对他说：
“阿姆鲁先生，你不太如意。”
他认为这又在逼他，不由得热血涌头，但他抑制住自己沸扬的感情，冷冷地说：
“我很好，赞美真主!”
那天他买了架打字机，遗憾得很，价格昂贵。只要想同道莱特·费兹结婚，她的魅力仍在他的脑中萦回，他就多么应该节约，不能挥霍。他微笑着打量着自己脚上的咖啡色点白鞋。他没忘记查访胡萨木·费兹的那个场面和道莱特的心意。那个人刚一离开艾敏的店铺，他就对鞋匠说：
“给我做一双他那样的鞋。”
鞋匠笑着说：
“虽然那位先生穿这种鞋，不过我们这里有好些日子很少遇到要这种鞋的了。”
阿姆鲁踌躇一下，又问：
“那个人是谁?”
“胡萨木·费兹，一个职员，他同你阁下一样是个老主顾，但我不知道他是哪个部的。”
“那姑娘是谁?”
“他妹妹，叫道莱特。”
“你大概知道他的地址?”
鞋匠笑着说：
“拜克利村穆泰沃利大街十四号。”
他现在有理由后悔买了打字机，可是还是买了。他用打字机打了那封激动人心的信，打上地址，投入信筒。
只有在这个时候，他才第一次感到一点愉快。
他正在办公室埋头工作，一个声音传到他的耳朵。那个声音问道：
“卢特菲娅女士在哪里?”
他使劲抬头，吓了一跳，看见站在他面前的正是出事后早晨闯进办公室来的那个不知名的青年。这个人的突然出现引起大家的惊讶，他的问题更使他们张皇失措。阿姆鲁象是触了电似的发抖。他就是那个隐藏起来的魔鬼，连鞋都没换，前些日子他在哪儿?现在为什么而来?他的问话是什么意思?阿姆·苏莱曼很快关上了房门，在这人的身后作好了准备。主任问这人：
“你是谁?”
这个青年假装不懂，又问了一句：
“卢特菲娅女士在哪儿?”
“你打听她干什么?”
“有一件事只跟她有关。”
“可是你是谁?”
他羞涩地说：
“这并不重要。”
“你没听说卢特菲娅女士出什么事吗?”
“好极了，如蒙天佑。”
“你为什么不上她家去?”
“我不知道她家在什么地方。”
“你不知道她被害已经有十天了吗?”
“她被害了?”
“你没看报?”
“我不看报。”
“无论如何，侦探愿意见见你。”
“见我?为什么?”
“很自然，侦探希望询问所有同死者有关的人!”
那人沉默了一会，等到从听到这个消息后的晕眩中清醒过来，才慢慢地说：
“我准备好了，去见侦探吧。”
他就是那个阴影，他就是那个梦。他曾为白鞋疲于奔命。而那个凶手耍的是什么花招?他派人去会见阿姆·苏莱曼，办公室通过阿姆·苏莱曼知道了那个人的情况，还知道他假冒马哈茂德。那人是个出租汽车司机，在死者结婚前一年勾上了她。她是为了利用这人的汽车，她一方面作为女职员，需要向家里隐瞒这笔交易，另一方面她充当他的情妇，只能把司机留在车库，并且不让司机知道她的住址。但是她有一次偶然地把司机带到了办公地点。司机在她遇害的第二天早上临时找她，可是没找到。只好一个人载着一家人去了亚历山大，在那里逗留了一个星期。从那里回来后，司机在约定地点等她，她还是没有来，于是再次到办公室来找。对他的讯问和调查结束后，他被放走了。
阿姆鲁的头晕了。啊!这些乱麻般的事都出乎他的意料，他简直堕入迷津了。他十分后悔发出了那封匿名信。可是出租汽车事件是千真万确和没有疑义的。他的感觉当中，痛苦冷不防地苏醒了。难道他没有直截了当地对她说过“我鄙视你的行为”吗?她是怎样回答的?她一本正经又令人恐怖地说：
“你爱怎么看就怎么看，但是你爱我!”
他生气地说：
“你把自己卖给车上的那个畜生!”
“可是，你爱我吗?”
他沉默了。这种沉默包含着一种掩饰不住的含义。她笑了，说道：
“只要我的心只属于你一个人，你就不必为我的行为以及同那人结合而发愁。”
他自言自语地说，他的心注定要分成两半。如果那如同在地狱中的痛苦还没有彻底清除，他的心必定要在红色的灯光下熔化。那双咖啡色点的白皮鞋放在地毯上，周围是橱和圆桌，圆桌上还有酒瓶和糖盒。墙上糊着五光十色的纸，空气中
漫着来自不可知的世界的低声细语。当他疯狂地搓弄着双手时，她卖弄风情地对他说：“你掐死我吧!”
温姆·赛姆阿进了套间，他正独自呼吸着夏夜的空气。女仆对他说：
“好些客人正在门口。”
他问她：
“你认识他们吗?”
“不认识。他们说：‘开门!’我就来告诉你了。”
他去打开门上的小窗，看见一张过去从未见过的脸，心猛地往下一沉，很不情愿地开了门，进来了一个警官，后面还跟着三人。
后进来的三个人马上着手搜查。警官对他说：
“对不起，一定要搜查，这是检察官的命令!”
他以微弱的声音问道：
“你们要搜查什么东西?”
“一架打字机。”
打字机被送过来，警官作了检查，说：
“就是你用来打信的那架。”
警官向他出示那封他寄出的信，问道：
“是你的信吗?”
他沮丧地说：
“你说的这些，我一点也不知道。”
“这架打字机是什么时间买的?”
“是我买的，不是偷来的，我不想解释我的行为。”
“你将要被两个商店的店员当面认一下，你从那里买了科纳克酒和巧克力糖盒。你还坚持否认吗?你是无辜的，为什么要矢口否认呢?”
在警车里，他向警官询问一些有关自己和搜查住宅中发现的疑点的问题，警官只是微笑，并不回答。阿姆鲁省悟自己寄信是犯了一个错误，这封在打字机上打下的信暴露了写信人的内心恐惧，使警方了解了他的计划，并且认为他离涉及调查的人并不远，再加上线索集中在与死者有关的人身上，其中一个人就是与死者在同一个办公室里。他的错误导致搜查他和其他人的住所。就这样，通过打字机，找到了写信的人和酒瓶、糖盒的主人。
他说：
“可是我是无辜的，信里边的每句话都是真实的。”
警官冷冷地说：
“我们从一开始就知道你同被害的女人的关系!”
向他出示了阿姆·苏莱曼的照片，但是他说：
“我在信里已经承认了这些，但我是无辜的。”
警官含混地说：
“我欣赏你的想象力。”
他没有认真思考警官的话的含义，又说：
“你们放走了真正的罪犯!”
“所有的嫌疑犯都是无辜的。”
他不相信地问道：
“那谁是凶手呢?”
警官不慌不忙、自信地答道：
“剩下的就是你!”
【鉴赏】：
1988年诺贝尔文学奖幸运地奖给了阿拉伯文坛首屈一指的小说家，76岁的埃及著名作家纳吉布·马哈福兹。这位历经半个世纪艰苦创作的艺术大师终于在他的晚年当之无愧地获得了这一世界文坛的最高殊荣。《调查》这篇小说仅仅是他所创作的巨大的文学金字塔中的一篇，但也能从中看出马哈福兹的一些创作基本风格和方法。
小说主人公阿姆鲁先生是埃及政府某部中的一个小公务员，因为与女同事卢特菲娅私通而被卷入到一件凶杀案中去了。为了澄清自己的嫌疑，他在恐慌中到处奔波、了解、侦察，最后适得其反，不但没有洗清自己，反而使自己成了这起凶杀案的唯一嫌疑犯。作品摆脱了一般凶杀小说的情节结构，着重从人物心理入手，仔细地描绘了主人公在案件发生以后惊恐、猜疑、自卑、心神不定的精神状态。小说一开头就独出心裁，主人公阿姆鲁在被害者家里与他的情妇调情时被门铃惊散，吓得躲到床底下。所以他虽然是这起凶杀案的唯一目击者，但他只是从床底下看到一双穿咖啡点的白鞋。案发后，这双带咖啡点的白鞋以及自己放在被害人家中的酒瓶和糖盒就成了主人公的心病。警方和社会舆论关心的是酒瓶、糖盒和阿姆鲁追踪的那双白鞋。避开对自己的嫌疑和找到真正凶手的强烈愿望致使主人公整天在妄想和恐惧中度日如年。上司的一个眼色，同事们的一句玩笑，报纸的一篇报道都使他心惊胆颤、惊恐万分。他整天忧心仲仲，好象全天下的人都在怀疑他，到处都是陷井。他奇思怪想地虚构着各种凶手杀人的经过，甚至把这些怪想以匿名的形式写信给警察局，使自己越陷越深。作者通过一件凶杀案，用形象的力量把一个普通小职员由于地位的卑微造成的变态心理刻画的淋漓尽致，并成功地描述了与主人公身份相适应的小职员的狡诘、自作聪明和弄巧成拙造成的悲剧。作者在着重描写主人公的同时，还通过主人公的活动展示了一幅埃及社会各阶层人物的众生相，如矮小狡猾粗暴专横的主任，爱探听奇闻轶事的办公室同事，奸细式的工役，拈花惹草的出租车司机等。尤为精彩的是，作者通过对案情的剖析把那位一开始就死掉的被害者卢特菲娅的灵魂有意无意地一层层剥离出来，袒露在世人眼前。原来这个聪明正派、工作勤奋的女职员有着一大串不可告人的秘密。她欺骗丈夫，与丈夫前妻的儿子私通，她同时与几个情人幽会，甚至为了用车就与一个出租车司机勾搭。就是这样一个人，在部机关里“主任为她作了品行、经历以及待人接物都好的鉴定，说她是一个优秀的女职员。”作者在刻析人物的两面性和隐私时显得那样自然，似乎是案情的推进，又象是被害人的自由。作者在小说中还大量地运用心理分析和意识流等现代表现手法，但这些现代手法并不是硬塞进故事中的，而是与主人公恐惧、害怕、猜疑、惊慌的心理状态相吻合的。尤其是作者有意模糊了主人公的假想与现实之间的界线，使本来是无辜者的主人公在各种假想中似乎变成了真正的罪犯。但与被害者生前的行为联系起来看，这些假想在逻辑上好象又能够成立。这种以假乱真，真假难分的现代表现手法并没有把读者引入歧途，反而更深地揭示了主人公与被害人更深的心理意识，以此判断当代埃及社会普通公职人员的道德水准和伦理关系。
马哈福兹的创作是一种高层次的“政治文学”，他所写的一切都与埃及土地上的政治、历史、人以及未来的一切紧密相关。这篇小说似乎是描写一件凶杀案的侦破经过，但实质上是用艺术手段向欺诈、贪婪、歧视以及一切沾污美好事物的毒素宣战。他毫不留情地揭示了那些包裹在美丽外衣下的丑恶灵魂，以此向读者表白自己对理想社会，对美的理解和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