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满涛译吴嘉祐

【原文作者】：果戈理

【原文作者简介】：

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果戈理(1809－1852)，俄国作家。1809年4月1日出生于乌克兰波尔塔瓦省米尔戈罗德县大索罗庆采村一个地主家庭。1821年至1828年就读于波尔塔瓦省涅仁高级科学中学。1829年底至1831年3月，先后在彼得堡国有财产及公共房产局和封地局供职。1834年秋开始，果戈理在圣彼得堡大学任世界史副教授，次年底离职，从此专事创作。

1836年4月，他的名剧《钦差大臣》首次在彼得堡亚历山德拉剧院公演。1836年6月，他离开俄国到了德国和瑞士，继续写长篇小说《死魂灵》。1848年春，果戈理在朝拜耶路撒冷之后回国，定居莫斯科。1852年3月4日逝世。果戈理的创作对“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学产生过较大的影响。

【原文】：

在部里……但还是不要说出是哪一部好些。再没有比各种部，团，办事处，总之一句话，再没有比各种公务员更容易闹脾气的了。现在每一个个别的人，都认为侮辱他就是侮辱整个社会。据说，最近有一个县警察局长，不记得是哪一县的了，递了一张呈文，呈文里明明白白写道：国家法纪濒于危殆，他的神圣的官名随便让人糟蹋。作为证据，他把厚厚一大卷传奇稗史添附在呈文后面，每隔十页就有一个县警察局长出现，有些地方还写他喝得烂醉如泥。因此，为了避免引起不愉快起见，我们不如把这里所要讲到的部叫作某部。这样，在某部里，有某一官员当过差，这官员不能算是一个十分了不起的人物，矮矮的身材，有几颗麻子，头发有点发红，甚至眼睛也象有点迷糊，脑门上秃了一小块，两边腮帮子上满是皱纹，脸色使人疑心他患痔疮……有什么办法呢!这是彼得堡气候的不是。至于说到官衔(因为我们这儿开宗明义就得说明官衔)，那么，他是所谓一辈子的九品文官，大家知道，有着欺凌不会咬人的人的值得赞美的习惯的各式各样作家们，对这些人是不惜尽情加以嘲弄和奚落的。这官员姓巴施马奇金。光瞧这个字，就知道原来是从巴施马克⁽¹⁾变来的；可是它在哪一年，什么时候，怎么样从巴施马克变来的，可就无从查考了。父亲，爷爷，甚至妻舅和全体巴施马奇金家的人，都穿长统靴，每年换两三回底。他的名字是：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读者也许觉得这个名字有点古怪，别出心裁，但我可以保证，决没有人搜索枯肠把它想出来，而是自然而然演变到这一步，无论如何也不能给他起别的名字。事情的经过是这样，他在哪一年，什么时候进部里当差，什么人举荐的，这一点谁都不记得了。不管换了多少任部长和各种长官，总看见他坐在老地方，采取同样的姿势，干同样的职务，总是一个抄写文书的官儿；因此，后来大家都相信，他准是穿了制服秃了头顶原封原样生到世上来的。部里的人对他一点也不表示敬意。当他走过的时候，看门人不但不站起来，甚至也不对他望一眼，就当是一只普通的苍蝇飞过接待室一样。长官们对待他冷淡而又横暴。有一个副股长一直把公文塞到他鼻子前面来，也不说一声：“请抄一遍，”或者：“这儿有一份怪有趣味的案卷，”或者添上一些在教养有素的机关中常说的悦耳动听的话。他一手接过来，眼睛只盯住公文，也不瞧瞧谁递给他，人家有没有权利这样做。他接过来，就动手抄写。年轻的官员们，尽量施展出他们全部公务员的机智来嘲笑他，挖苦他，当面讲述关于他，关于他的房东太太，七十岁的老太婆的种种捏造出来的故事，说房东太太打他，问他们多咱结婚，又把碎纸片撒在他头上，说是下雪。可是，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一句话也不回答，好象他面前一个人也没有似的；这甚至也不影响他的工作：在这种纠缠中，他没有抄错过一个字。除非玩笑开得太厉害，人家碰他的胳膊肘，妨碍他干活儿的时候，他才说：“让我安静一下吧，你们干吗欺负我?”

很难再找到一个象他这样忠于职守的人。说他热心服务，还嫌说得轻了；不，他简直是怀着爱心服务。他在抄写中看到了一片变化多端和赏心悦目的世界。愉快之情流露在他的脸上；有几个字母是他特别心爱的，一写到它们，他就神魂颠倒起来：又是笑，又是眨巴眼睛，又是牵动嘴唇，因此一看他的脸，仿佛就可以猜出他笔下描出的每一个字母。如果按照他的勤奋行赏的话，连他自己都要吃惊，说不定他会当上五品文官的；可是，正象他的刻薄的同事们说的，他却挣得了两袖清风。除了抄写以外，仿佛什么东西对他都不存在似的。他压根儿没有注意过自己的衣着：他的制服不是绿的，而是一种红褐带灰色的。他的领子又窄又矮，因此他的脖颈虽然不长，却从领子里耸出来，显得特别颀长，好象是侨居俄国的外国人把十来个一大堆顶在头上的摇头晃脑的石膏小猫的颈脖一样。并且，总有些什么东西粘在他的制服上：不是一根稻草就是一个线头；再加上他有一种特殊的本领，每次走在街上，总是当人家扔垃圾的时候，他偏偏打窗口经过，因此他的帽子上永远挂着西瓜皮、香瓜皮之类乱七八糟的东西。他一辈子从来没有一次注意过每天街上发生的事情。一回到家里，他立刻在桌子边坐下来，大口喝菜汤，吃掉一块葱炖牛肉，食而不知其味，连着苍蝇和这时老天爷送到他嘴边的不管什么东西，一古脑儿吞到肚里。觉得肚子填饱了，就从桌子旁边站起来，把墨水瓶拿出来，抄写带回家的公文。如果没有这样的活儿干，他就为了满足自己的乐趣，故意给自己抄下个副本，特别是如果公文的妙处不在于文体之美，而是因为写给一位什么新贵的话。

在彼得堡，对于所有每年挣四百卢布官俸或将近这个数目的人，有一个强大的敌人。这个敌人不是别人，就是我们北方的严寒，虽然也有人说它对健康是有益的。早晨一过了八点钟，正是满街泛滥着上部里去的人的时候，它开始不分青红皂白，对准所有的鼻子狠命地、刺一样地钻起来，简直叫那些可怜的官员们不知道把鼻子往哪儿搁才好。在这连大人先生都冻得脑门发疼、眼泪汪汪的时候，可怜的九品文官们有时简直是毫无防御的。唯一解救的办法，就是穿着单薄的外套尽快地越过五六条街，然后在门房里使劲地跺脚，直跺到把所有的在路上冻僵了的执行职务的能力和才干融解开来为止。最近以来，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开始觉得脊梁和肩膀奇冷刺骨，虽然他竭尽全力尽快地赶完那段一定的距离。他终于想到，别是他的外套出了什么毛病吧。回到家里把它仔细查看一遍，他发现果然在两三个地方，正是在脊梁和肩膀上，已经只剩下名副其实的几缕棉纱了，呢子磨得都透亮了，里子也开了绽。得交代一下，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的外套也早已成了官员们嘲笑的目标；甚至外套这个高贵的称号也给剥夺了，都管它叫长衫。它的确有一种奇怪的构造：领子一年比一年缩小，因为剪下缝补它的别的部分去了。这也实在显不出裁缝的手艺，补得又臃肿，又寒伧。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看出别无办法，只得把外套拿去求教彼得罗维奇，一个住在某处从后楼梯出进的四层楼上的裁缝，这人虽然只有一只眼，满脸麻子，可是缝补官员们以及其他人等的裤子和燕尾服倒是挺在行的，自然，是当他没有喝醉酒，脑子里没有在胡思乱想的时候。关于这位裁缝，当然，不应该说得太多，可是现在已经成了这样的习惯，小说里每一个人物的性格都非说得清清楚楚不可，所以没有法子，我们只得在这儿也把彼得罗维奇表述一番。起初人家干脆管他叫格利戈里，他是某一位老爷的农奴；不久他领到了释奴证，于是每逢节日就狂饮起来，起初还是逢到大节日才喝，后来只要看见日历上画着个十字，就不分大小，在任何一个教会节日都喝起酒来，从这时候起，人家就称呼他彼得罗维奇了。

通到彼得罗维奇家的楼梯，得说句公道话，沾满着水渍和污水，渗透着一种熏人眼睛的酒味儿，大家知道，这股味儿是跟所有彼得堡房屋的后楼梯不可分离地连在一起的，——走上这楼梯，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就盘算着彼得罗维奇会要多大价，并且拿定了主意决不付给他超过两个卢布。门是开着的，因为主妇在烹一条什么鱼，厨房里烟雾弥漫，连蟑螂都看不见了。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穿过厨房时主妇竟会没有瞧见，他终于走进屋里，看见彼得罗维奇象个土耳其总督似的盘着腿，于是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不由自主地只得说：

“好啊，彼得罗维奇!”

“祝您好，先生，”彼得罗维奇说，把眼睛往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的手上斜瞟过去，瞧瞧对方带来了一件什么样的好买卖。

“我是为了那个，彼得罗维奇……一件外套，呢子……你瞧，别的地方都挺厚实，就是有点灰扑扑的，看起来好象旧了，其实它还是新的，只有一个地方有点那个……脊梁上，还有肩膀上，有一个地方磨破了一点，就是这儿肩膀上有一点——你瞧，就是这么一点。费不了多大事情……”

“不行，不能补了，这衣取简直不成样啦!”

一听这几句话，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心里扑通一跳。

“为什么不能补，彼得罗维奇?”他几乎用小孩子似的恳求的声音说，“总共只有肩膀上磨破了一点呀，你总有一些零碎料子……”

“零碎料子有倒是有，零碎料子倒是容易找到的，”彼得罗维奇说，“可是缝不上去呀；东西全糟了，针一碰，它就破啦。”

“破就让它破吧，你可以立刻给打上一块补钉。”

“补钉叫我往哪儿打?再缝上几针也不顶事了，破得太厉害了。说是呢子，也不过叫着好听罢了，风一吹，就烂了。”

“给缝上几针吧。这是怎么说的，实在那个……”

“不行，”彼得罗维奇坚决地说，“一点办法也没有。东西完全不中用了。您还不如等严冬到来的时候，把它改做裹脚布吧，因为袜子不暖和。袜子是德国人发明的，为了要多赚咱们的钱(彼得罗维奇喜欢一有机会就刺德国人几句)；可是外套，看来您只能做一件新的了。”

一听见“新的”这两个字，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顿时两眼发黑，屋里的东西都在他眼前打起转来。

“您得花上一百五十多卢布，”彼得罗维奇说，同时意味深长地抿紧嘴唇。他非常喜欢强烈的效果，喜欢使个什么花招儿，突然把人家难住，然后斜着眼睛去瞧那个被难住的人听了他的话会窘成什么怪模样。

“一百五十卢布做一件外套!”可怜的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喊起来，他有生以来恐怕还是第一次大声地喊，因为一向总是以低声说话出名的。

“是喽。”彼得罗维奇说，“还得看是什么样的外套。如果领子上搁貂皮，帽兜用绸里子，那就得花两百卢布了。”

“彼得罗维奇，劳你的驾，”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用恳求的声音说，没有听见、并且也不想听见彼得罗维奇所说的话以及它的一切效果。“你给想法子补一补，对付再穿一些时候吧。”

“没有用，结果准是：白费工夫，白糟蹋钱。”彼得罗维奇说。于是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听了这些话，就垂头丧气地走了出去。

这时候，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看到非做新外套不可，心里凉了半截。真的，这可怎么办呢?指望什么，用什么钱来做新的呢?当然，一部分可以指望将来的节赏，可是这笔钱早就顶了别的窟窿了。得做一条新裤子，付清鞋匠给旧靴子换新靴面的一笔旧帐，还得向女裁缝定做三件衬衫和两件不便形诸笔墨的内衣，总而言之，所有的钱全要花光，即使部长大发慈悲，不是给四十卢布的赏金，而是给四十五或者五十卢布，也还是剩下寥寥无几，用来做外套，那真是沧海中的一粟罢了。当然，他也知道，彼得罗维奇就是八十卢布也肯做了；可是，打哪儿去弄这八十卢布呢?他可以对付上半数：半数是可以张罗到的；甚至还能更多些；可是，另外的半数上哪儿去找呢?……可是，读者先得知道，第一个半数是打哪儿来的。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有一个习惯，每花掉一块卢布，就往一只上了锁、盖上挖一个投钱的窟窿的小箱子里投进一枚半戈比铜币。每过半年，他就查看一次积蓄起来的铜币的总数，把它换成小银币。他这样继续了许久，因此在几年当中，积蓄起来的钱数已经超过四十卢布。这样，半数总算有了着落；可是，上哪儿去张罗那一半呢?上哪儿去张罗另外的四十卢布呢?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想了又想，于是决定至少在今后一年当中，必须缩减平时的费用：取消晚间的一顿茶，夜里不点蜡烛，如果要赶点什么公事，就到房东太太的屋里去，借她的灯亮；走在街上，要尽可能在石板和扁石子上举步轻些，小心些，光让脚尖着地，这样鞋底就不致于坏得太快；尽可能少拿内衣给洗衣妇洗，为了免得穿脏，每天一回到家里，就脱下内衣，只穿一件年代悠久而还能保持不坏的棉袍。说老实话，他起初对这种种限制也觉着怪别扭的，可是后来也就渐渐习惯，不觉得什么了；他甚至完全习惯了每晚挨饿；另一方面用精神食粮来补足，那就是老是念念不忘地想那件未来的外套。从此以后，连他的存在都仿佛变得充实起来，仿佛他结了婚，仿佛另外一个人跟他住在一起，仿佛他已经不是一个人，另外一个可爱的终身女伴愿意同他过上一辈子，——这女伴不是别人，正是那件填满厚棉花、衬着穿不破的结实的里子的外套。事情发展得甚至比他预料的还要快。完全出乎意外，部长赏给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的不是四十或者四十五卢布，而是整整六十卢布。不知道他是不是预感到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需要一件外套呢，还是出于巧合，无论如何，这么一来，他是多出二十卢布来了。这个情况加速了事态的进展。再稍微饿上两三个月，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就真的能积到将近八十卢布了。他一向很平静的一颗心，开始跳动起来。当天他就跟彼得罗维奇一起到铺子里去。买了质地很好的呢子——这是不足为奇的，因为他们俩早在半年以前就在筹划这件事，很少有一个月不上铺子去打听一趟价钱；所以连彼得罗维奇也说，再也没有比这更好的呢子。里子呢，他们选了一种细棉布，但质地是这样坚固耐穿，照彼得罗维奇的说法，这比绸缎还好，甚至看去也更漂亮些，更光泽些。貂皮没有买，因为价钱的确贵，可是，却买了铺子里仅有的一张好猫皮，远远的看上去是可以冒充貂皮的。彼得罗维奇忙了两个星期才把外套做好，因为许多地方都需要绗线，否则早就完工了。彼得罗维奇要了十二卢布的工钱——再少可怎么都不行了：处处满都是用丝线缝的，缝成两道细针脚，彼得罗维奇后来还在每道缝上用牙齿咬了一遍，咬出各式各样的花纹。这是在……很难说是在哪一天，但大概总是在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一生中最隆重的一天，彼得罗维奇终于把外套送来了。他是一清早在正要上部里去办公的时候把它送来的。在任何别的时候外套来的都不会象这样适当其时，因为严寒已经开始，并且似乎还有更加加剧之势。彼得罗维奇象一个好裁缝应有的那样把外套送了来。他的脸上现出一种意味深长的表情，那是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从来没有见过的。他仿佛充分感觉到自己完成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情，忽然在那些只做衬衬补补零碎活儿的裁缝和那些专门裁制新衣服的裁缝之间划出了一道分明的界线。他从一路用来包外套的手帕里把它取出来；手帕是刚从洗衣店拿来的；然后他把手帕叠好，放进口袋里留着使用。取出外套之后，他十分自傲地对它望了一眼，双手提起来，很灵巧地往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的肩膀上一披；然后把它摩挲平整，再把后襟往下扯扯；然后只扣上一两颗钮子，使它在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身上显得服服帖帖的。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象上了年纪的人似的，想穿进袖子试试；彼得罗维奇帮他把胳膊伸进袖子——结果袖子做得也不差。总之，外套似乎是尽善尽美的，刚好合身。不知怎么一来，部里忽然大家都知道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有了一件新外套，长衫已经不复存在。大家立刻跑到门房里来看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的新外套。大家恭喜他，祝贺他，起先他只是笑，后来甚至害起臊来。当大家拥到他跟前，对他说穿新外套得请大伙儿喝酒，至少也得招待一次晚会的时候，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完全茫无所措了，不知道他该怎么办，回答什么，该怎样推托。过了几分钟，他才涨红着脸，十分天真地辩解说这完全不是什么新外套，实在只是一件旧外套罢了。终于有一个官员，并且还有一个什么副股长，大概为了表示他绝不傲慢，甚至不惜跟下属交往，就说：“这么着吧，我来替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招待一次，请大伙儿今天晚上到舍间去喝茶，今天可巧是我的命名日。”官员们自然立刻祝贺副股长，欣然接受了他的邀请。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原想推辞不去，可是架不住大家七嘴八舌地劝说，说这太不礼貌，简直是不识抬举，于是他怎么也不好再拒绝了。不过，他后来想到，这么着他可以有机会晚上穿了新外套到外边走走，心里倒也着实很高兴。这一整天，对于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真是一个最大的庄严的节日。他怀着十分幸福的心情回到家里，脱下外套，再把呢子和里子欣赏了个够，小心翼翼地挂在墙上，然后特地把从前的那一件脱了线的长衫找出来，比较一下。他对它望了一眼，连自己也笑了起来：这样大的差别啊!后来过了许久，在吃饭的时候，他只要一想起那件长衫所处的境遇，还一直笑个不停。他高高兴兴吃完了饭，饭后什么公文也不抄了，趁天还没黑尽，随便躺在床上舒坦了一下。然后，不多耽搁，穿上衣服，把外套披在肩上，就上街去了。副股长住得很阔绰：楼梯上亮着灯，他的住宅在二层楼上。走进前厅，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看见地上放着许多双套鞋。在这些东西中间，在屋子中央，放着一个茶炊，咻咻发响，冒出一团团的热气。墙上挂的尽是些外套啦，斗篷啦，其中几件甚至是有着海狸领子或者天鹅绒翻领的。隔壁传出喧哗声和谈话声，当房门打开，侍仆端着放有空杯、牛油缸和盛面包干的筐子的托盘走出来的时候，声音就忽然变得清楚响亮起来。显然，官员们早已到齐，喝过了第一杯茶。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自己动手把外套挂好，走进屋子，于是蜡烛、官员、烟斗、牌桌，同时出现在他的面前，四方哄然而起的急促的谈话声和移动椅子的声音，震得他的耳朵嗡嗡直响。他很不自在地站在屋子中央，踌躇着，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可是人家已经看见他了，喊着欢迎他，大家立刻都挤进前厅去，又把他的外套看上一遍。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虽然有点不好意思，可是他是一个老实人，看见大家都夸奖他的外套，也不能不高兴起来。后来，不用说，自然是大家又把他跟外套都撇在一边，照例回到打惠斯特牌的牌桌前面去了。喧哗声、谈话声、一大堆的人，这一切在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看来，都是不可思议的。他简直不知道该干点什么，把手脚跟整个身子往哪儿搁才好；最后，他坐到打牌的人旁边去看打牌，望望这个人的脸，又望望那个人的脸，过了一会儿就打起呵欠来，觉得乏味，尤其是因为早已到他平时上床睡觉的时候了。他想向主人告辞，可是人家不放他走，说是为了祝贺新外套，一定得喝一杯香槟酒。过了一个钟头，晚饭开出来了，有凉拌菜、冷小牛肉、肉馅饼、甜点心和香槟酒。人们逼着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喝了两杯，这之后，他觉得屋子里变得热闹了些，可是仍旧忘不了已经十二点钟，早就该回家。为了不使主人挽留他，他悄悄地走出屋子，在前厅里找到了他的外套——他怪心疼地看见外套掉在地上——把它抖了抖，去掉每一根绒毛，披在肩上，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满怀高兴地走着，甚至不知道为了什么，忽然跟在一个女人后面跑了起来，女人象一阵闪电似的走过他的身边，浑身充满着异常的活劲儿。可是，他立刻停下来，又跟先前一样慢慢地往前走去，连自己也纳闷儿为什么会不知不觉地跑了起来。

在远处，天知道什么地方，有一个岗亭闪动着一星微光，这岗亭看来好象站在世界的尽头似的。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的一股子高兴，一到这儿不知怎么就大大地减少了。他怀着一种不由自主的恐惧走到广场上，仿佛他的心早已预感到有什么不祥似的。他往后，又往左右瞧了瞧：周围简直是一片茫茫大海。“不，最好还是别瞧，”他想着，闭着眼睛一直走去，当他睁开眼睛想知道广场是不是快走完的时候，忽然看见在他面前，几乎就在他鼻子跟前，站着几个满脸胡子的家伙，究竟是干什么的，他也摸不清。他两眼发花，心里怦怦直跳。“这不是我的外套吗!”其中一个人抓住他的领子，用打雷似的声音说。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正打算呼救，另外一个家伙把一只有他老人家脑袋那么大的拳头往他下巴颏上一顶，补添了一句：“你敢喊!”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只感觉到有人从他身上把外套剥掉，用膝盖拐了他一下，他就仰面朝天跌倒在雪地上，此外再也不感觉什么了。过了几分钟，他醒过来，站了起来，可是已经一个人也没有了。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垂头丧气地回到自己的房间里，至于他这一夜是怎样挨过去的，凡是稍微肯替别人设身处地想一想的人就很容易想象得出。第二天一大早他就去见警察局长；但人家回复他局长在睡觉；他十点钟去——又说在睡觉；他十一点钟去——说是局长已经出门；吃饭的时候再去——可是，接待室里的书记们说什么也不肯放他进去，一定要知道他是为了什么公事，什么要务来的，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最后，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生平第一次想发点脾气了，斩钉截铁地说他要亲自见局长本人，说他们不敢不放他进去，他是为了一件公事从部里来的，他只要告他们一状，他们就会知道他的厉害。书记们对这些话一点也不敢反驳，其中一个人就去请警察局长出来。警察局长听取外套被劫这件事的态度很有点古怪。他不注意事情的要点，反而盘问起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来：他为什么这么晚才回家，是不是到什么不规矩的地方去了?问得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羞愧万分，也没有弄清楚外套一案会不会得到适当的处理，就从那儿走了出来。这一整天他都没有去办公(这是他生平唯一的一次)。第二天，他满脸苍白，穿着那件变得更加凄惨的古旧的长衫出现了。外套被劫的故事毕竟感动了许多人，虽然还有些官员即使到了这个节骨眼儿也不肯放过机会嘲笑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大家立刻决定给他募款，可是只募到了很少一点钱，因为官员们即使没有这件事也已经有很多意外的开支，例如认购部长的肖像，响应科长的建议订购一本什么书，这位科长就是作者的朋友，——所以数目是微乎其微的。有一个人被怜悯心打动了，决定至少得对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进一番善意的忠告，劝他别去找巡长，因为即使巡长为了博得上司的称赞，可能设法把外套找到，可是他如果提供不出法律上的证据，证明外套是属于他的，那么外套总还是留在警察局里；他最好去见某一位要人，只要要人跟有关方面公文来往，交涉一下，事情就可以顺利地解决。没有办法，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就决定上要人那儿去了。要人正在办公室里，兴高采烈地跟一个最近来到的老朋友，一个多年不见的儿时的伙伴谈话。这时有人进来报告，说有个巴施马奇金要见他。他轻率地问了声：“是个什么样的人?”回复道：“一个官员。”“啊!叫他等一等，现有没有工夫。”最后，话谈够了，尤其是沉默得厌烦了，坐在设有能折叠过去的靠背的十分舒适的安乐椅里吸完一支雪茄，这才好象忽然记起来似的，对一个拿着报告文件站在门口的秘书说：“噢，仿佛还有个官员在那儿等着；告诉他可以进来了。”他一看见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谦卑的样子和他那身旧制服，就突然对他说：“您有什么事?”声音轻率而强硬，那是他还没有得到现在的地位和将军头衔的一星期之前，特地在自己房间里独自对着镜子预先学会的。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早已不寒而栗，有点张皇失措起来，费了很大的力气转动着他那不灵活的舌头，并且比平时加上了更多的小品词“那个”，解释道：有一件崭新的外套，现在被人用非常残酷的手段抢去了，他来求见他，是希望他草拟个公文，想法子那个，跟警察总监或者别的什么人交涉一下，好把外套找回来。不知道为什么，将军觉得这种做法太放肆了。

“您怎么了，先生，”他继续用轻率的口吻说，“您不懂得规矩吗?您找上什么地方来了?您不知道办事的手续吗?办这种事，您得先向办事处递个呈文；呈文送到股长那里，再到科长那里，然后再转给秘书，秘书才把它交给我……”

“可是，大人，”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竭力鼓起他仅有的一点勇气，同时觉得已经浑身汗湿了，“我敢来麻烦您大人，因为秘书们那个……都是些不可靠的人。”

“您知道这是跟谁在说话?您明白谁站在您的面前?您明白不明白，明白不明白?我问您。”

说到这儿，他一顿脚，嗓门提得这么高，即使不是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也会害怕的。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就这样晕了过去，浑身发抖，摇摇晃晃，再也站立不稳，要不是看门的赶紧过来扶住他，他准会摔倒在地上；他几乎一动不动地被抬了出去。

怎样从楼梯上下来，怎样走到街上，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一点也不记得了。他的手脚都麻木了。他这一辈子还从来没有这样厉害地被一位将军申斥过，并且还是一个陌生的将军。他张大嘴，辨不清人行道的高低，在遍街呼啸着的暴风雪中走去；风，按照彼得堡的惯例，从所有的胡同，四面八方向他吹来。转瞬间就吹得他扁桃腺发起炎来，等到他勉强走回家里，已经一句话也说不出了；喉咙全肿了，倒在床上。一顿好骂有时竟是这样厉害啊!第二天他发了高烧。由于彼得堡气候的慷慨的帮助，病情进展得比预期的更快，当医生赶到的时候，摸了摸脉，除了开一张敷药的方子以外，一点办法也没有了，连这也只是为了让病人不致于受不到医术的恩惠罢了；最后，可怜的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咽了气。无论是他的房间或者他的物件，都没有封存起来，因为一来没有承继人，二来剩下的遗产很少，不过是：一束鹅毛笔，一帖公家的白纸，三双袜子，两三颗裤子上脱落下来的钮扣和那件读者已经熟知的长衫。谁得了这一切东西，只有天知道。老实说，连讲这个故事的人对这也不感觉兴趣。人们把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抬了出去，埋掉了。于是彼得堡就没有了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仿佛彼得堡从来就不曾有过他这个人似的。

可是谁会想到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的故事到这儿还没有完结，他注定死后还得轰动几天，好象补偿他没没无闻的一生似的。可是事情就这么发生了，于是我们可怜的故事就意外地得到了一个荒诞无稽的结局。忽然谣言传遍了彼得堡，说是在卡林金桥畔和附近一带地方，一到晚上，就有一个官员模样的死人出现，在寻找一件被劫的外套，并且以外套失窃为借口，不问官职和身份，从一切人的肩上剥掉各种外套，不管是猫皮的、海狸皮的、棉絮的、貉皮的、狐皮的、熊皮的，总而言之，剥掉凡是人们想得出用来遮盖自己的皮肉的各式各样的毛革和柔皮。部里的一个官员亲眼看见过那个死人，立刻就认出他是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于是死官员甚至在卡林金桥的那一边也出现了，给胆小的人带来不少的惊慌。可是，我们完全把某一位要人忘怀了，他才可以说真正是这本来完全真实的故事获得荒诞无稽的趋势的原因。要人虽然满足于家庭的温暖，却认为在城里别处另外交个女朋友倒也无伤大雅。这女朋友一点也不比他的老婆好看些，年轻些；可是，这样的难题世间是常有的，评判这一类难题可不是我们的事。这样，要人走下楼梯，坐上雪橇，对车夫说：“到卡罗林娜·伊凡诺芙娜家里去，”而他自己，雍容华贵地裹着一件暖和的外套，落进了一种被俄国人认为无可再好的愉快心境。然而，不时有一阵一阵的暴风来打扰他，这风，天知道是打哪儿，也不明白由于什么原因，突然就刮起来，刀子似的割他的脸，成块的雪往他身上撒，把外套的领子吹得风帆似的鼓起来，或是蓦地来了一股子非常的力量，吹得领子蒙住他的头，这样就使他老是忙着要把头钻出来。要人忽然觉得有人紧紧地把他的领子抓住了。他转过脸来，看见一个身材不高、穿着破旧的文官制服的人，并且不无恐惧地认出这人就是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官员的脸色苍白如雪，完全象个死人。可是，当要人看见死人咧开嘴，阴森森地向他嘘出坟墓似的气息，说出下面几句话的时候，他的恐惧就更无法控制了：“啊!这下子可找到你了!我总算那个，把你的领子抓住了!我正需要你的外套呢!你没有给我的外套想办法，并且还骂了我——现在把你的给我!”可怜的要人差点没有吓死过去。不管在办事处，一般的在下属面前，他的脾气有多么大，也不管每个人一见到他堂堂的仪表和魁悟的身躯，就是说：“吓，多神气!”可是他在这时候，象许多外表英武的人一样，害怕到了这步田地，竟并非毫无根据地担心自己要发病了。他甚至赶快自己从肩上把外套脱下来，用不自然的嗓音对车夫喊道：“赶快回家!”车夫听见平时只在紧急关头才喊出的声音，还伴随着一种更加有效得多的动作，就把脑袋缩在肩膀中间以防不测，鞭子一挥，箭似的飞去了。死官员从此完全绝迹了：显然，将军的外套披在他的肩上是完全合适的；至少，再也不听说有从谁身上剥掉外套的事情发生。

(本文有删节)

【鉴赏】：

《外套》选自果戈理的《彼得堡的故事》，写于1842年。它与其中的《狂人日记》交相辉映，驰名世界。

这是一个既荒诞离奇，却又十分可信的故事。它是根据作家的朋友所讲的真实故事构思而来。故事说的是一个穷职员因丢失心爱的猎枪而差点丧命。果戈理听后深受启发，并不断思考，从而，他决定用一件人人必不可少的外套来代替猎枪，以加深作品的思想深度及其现实意义。《外套》的梗概是这样的：九品文官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身为某司的抄录员，他整日伏案抄写，忠于职守，但却被上司冷落和常遭旁人的奚落。他生活清贫，衣着寒酸。为抵御无情的严寒，他勒紧腰带，缩衣减食，苦苦攒钱添制了一件新外套。不幸，第一个晚上外套就被强盗剥走。他四处奔走，寻求岗警、巡长和某个“大人物”帮忙找回外套，结果，不是受到冷待和怀疑，就是受到训斥。回家后他重病数日便含恨离世。果戈理在小说中进一步发挥了《狂人日记》中的主题，更为深刻地揭露了尼古拉沙皇帝国的惨无人道及其社会的不平，同时，又对俄国社会的“小人物”寄予深切的同情。

《外套》充分显示了果戈理的艺术天才，尤其是在刻划主人公的形象上，作家表现出惊人的魄力。他以“自然派”的现实主义手法塑造了俄国“黑暗王国”这一“典型环境中的典型形象”。这一形象是继普希金的威林之后的又一个“小人物”形象。然而，果戈理独具匠心地处理了这一题材，他的态度既不同于卡拉姆辛的那种感伤的怜悯，也有别于普希金的那种温和的同情，而是一种“含泪的笑”。他充分利用了“笑”的效应来加强小说的悲剧效果，用喜剧手法来描写悲剧题材，融悲剧和喜剧于一体，构思十分巧妙。小说一开始，作者煞费苦心地赋予主人公一个意味深长的姓——巴什马奇金(俄语含“鞋子”之意)，以此暗示他一生注定像鞋子一样遭受世人的践踏。事实也是如此，巴什马奇金终身默默无闻，是一个“谁也不保护的，谁都不珍惜的、谁都不感兴趣的”生物。他对工作热爱到近乎病态，上班抄写，回家后还是写抄，仿佛生来就是一个只会抄写的机器人。他倍受欺凌和冷落，连门警也对他不屑一顾，同事们拿他作笑料。他的最大反抗就是在忍无可忍之下才说上一句：“让我安静一下吧，你们干吗欺负我?”这些谈来不禁可笑，然而，掩卷之时读者又不得不为主人公悲惨命运洒下人道主义的同情之泪。这不能不说是果戈理的艺术上的伟大创举。

此外，小说的结局也颇有艺术性。故事写到巴什马奇金之死时本该结束，但果戈理却添了出人意料的一笔，使故事得以荒诞的结局。谁也没想到，生前默默无闻的主人公死后却轰动了整个彼得堡，这仿佛是对生前的一个补偿。为了申张正义，他先从岗警开刀，指责他们“什么也不管，连拦路抢劫也视而不见”，最后又清算了那位不知名的“大人物”的帐，让他脱还外套，从而，被损害的正义终于得到恢复，被侮辱的人得以雪耻。这样，荒诞的结局成了喜剧性的结局，它大大加强了小说的穿透力和批判力，并号召千千万万个活着的巴什马奇金起来反抗。果戈理用荒诞之笔出色地解释了俄国当代的荒诞现实。因此，那种认为《外套》只有同情，没有反抗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

小说在刻划人物时还采用了对比手法，大胆地把“大人物”和“小人物”对照起来描写。通过几处描写，“大人物”的道貌岸然、荒淫无耻，假慈假悲的丑态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一形象同样富有喜剧色彩，然而，“大人物”的喜剧性和“小人物”的喜剧性是有原则区别的，如果说对后者的笑意味着同情和声辩，那么，对前者的笑就意味着揭露和批判。

值得一提还有，果戈理用外套取代猎枪决非出于偶然。小说中的外套除了本意之外，还有它的物外之意，即象征意义。一件新外套象征了主人公所获得的新生活，即精神面貌的更新。作者把外套看作是“一个带来光明的来客”。他这样写到主人公的变化：“他有了精神食粮……他的生活仿佛变得充实起来……他变得有点生气了，甚至性格也变得坚强起来，好像一个目标明确，勇于追求的人。怀疑、犹豫，一句话，一切动摇不定，优柔寡断的特征，不知不觉地从他的脸上和行动中消失了”。而穿上新外套后的主人公更有新奇之举：几次失声而笑，参加晚会、评品女人画像、街上追逐女人等等，这一切无疑都是由新外套所唤起的主人公身上的人性复归。然而，一切维新思想和人性的东西都必遭专制社会的扼杀。巴什马奇金被剥夺的岂止是一件新外套，更重要的是他被剥夺了向往新生活的权利。

总之，《外套》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艺术上都属世界短篇名著中的珍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