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提要】

尽管有巫师告诉维多利亚女王(Queen　Victoria，　1819—1901)的父亲，他唯一的孩子将成为伟大的英国女王，但维多利亚出生时并没有举国欢庆的场面。不到1岁时，父亲肯特公爵去世。在继承王位之前，维多利亚受到了身为比利时国王的舅舅、德国贵族的母亲和家庭教师的百般呵护与良好教育。18岁继位之后，她迅速摆脱他人的控制，处理家事国事天下事，逐步独当一面。维多利亚同德国的表弟亚尔培结婚，婚后除长子令他们头疼外，家庭生活还算美满。此间亚尔培全身心投入工作，排除种种障碍，英国经济蒸蒸日上。42岁丧夫后，孀居的维多利亚继续履行亚尔培的遗愿，但思想日趋保守。老年的维多利亚在国民中的形象日益高大辉煌。

 

【作品选录】

新女王差不多完全不曾为她的臣民所知晓。过去每逢她露面的时候，总是她的母亲来主持局面。她的个人生活是一个小修女关在修道院里的生活：　难得有一个外人对她讲过话；除了她的母亲和莱纯男爵夫人，根本没有一个人单独同她在一个房间里待过。这样一来，不但社会上一般人一点也不知道她；连出入内廷的政治家、官员、贵家妇女也同样茫然。当她从这个默默无闻里突然崭露出来的时候，她立刻给了人一种深切的印象。她在第一次御前会议上的举止博得了全场的惊讶和敬佩；威灵敦公爵，罗伯·庇尔爵士甚至于野蛮的克乐可，甚至于冷酷的格累维尔——全弄得神往了。关于她嗣后的举措所传的种种，似乎也无一非吉祥之兆。她的理解力是灵敏的，她的决断是清明的，她的话语是谨慎的；她执行一切皇上的职务都是应付裕如的。社会上涌起了一片热诚。感情用事与浪漫情调正开始流行；看这位小女王，天真，贤惠，淡头发，红面颊，驾车在京城里走过，观众都乐狂了，满心是爱戴的忠诚。尤其引人注意的是维多利亚女王和她的叔伯间的对照。那些乖戾的老人们，荒淫，自私，顽冥，可笑，不断的负债，起纠纷，贻笑大方的——他们像冬天的雪一般消失了，终于在这里，光华焕发，普照一切的是春天了。约翰·罗素爵爷在一篇煞费苦心的演说辞里表白了一般人的感情。他希望维多利亚成为一个伊利莎白女王而没有她的暴戾，成为一个安女王而没有她的脆弱。他请求英国国民一致祈祷这位怀了最纯洁的意向，最公正的愿望，新登宝座的显贵的公主可保奴隶制度的取消、罪犯的减少、教育的改进。他深信英国国民从此以后会从开明的教义与道义中获得他们的力量、他们的操守、他们的忠诚，深信维多利亚的朝代，如此保障了，会著称于后世，于世界各国。

然而不久从各方面看来就显得将来也许并不如欢忭的国民所梦想的那么简单，那么乐观。究竟这位“显贵的公主”胸中也许另有道理，不比一本教诲色彩的故事书里一位品行端正的女英雄的幻想来得那么随便。最纯洁的意向，最公正的愿望吗？自然；可是就这样算了吗？譬如，在观察得仔细一点的人看来，那张小嘴的怪曲线上却有些不吉之相。当她第一次上朝以后，她走过接待室，看见她的母亲在那里等她，她就说，“现在，妈妈，我的的确确是女王了吗？”“你看，亲爱的，可不是这样吗。”“那么，亲爱的妈妈，我希望你答应我作了女王的对你的第一次的要求，让我自己待一个钟头。”她独自待了一个钟头。于是她出来了，发一道重要的命令：　把她的床搬出她母亲的房间。这是肯德公爵夫人的劫数了。多年的期待终于完结了；一生中的紧要关头来到了；她的女儿做了英国女王；也就是这个关头带来了她自己的灭亡。她觉得自己是极对的，不可挽回的，连一丝一毫的势力、信任、权威都断绝了。的确，她身边一切尊敬的外表是应有尽有，可是这无非使她处境的真相更难堪罢了。从朝仪与孝道混合的虚套里，她永远穿不到维多利亚的心头。她不能够隐瞒她的失望和她的愤慨。“Iln'yaplusd'avenirpourmoi〔我再没有什么前途了〕，”她对黎也文夫人说：“jenesuisplusrien〔我完了〕。”十八年来，她说，这个孩子一向是她的生活、她的思虑、她的希望的唯一对象，可是现在呢——不！她是不会宽慰的，她失去了一切，她是苦恼到极点了。那么威武，那么顽强地航过了人生的激浪，这艘堂皇的大船，帆篷还在膨胀，旗子还在招展的，终于进了港了；在那里一看，什么也没有——一片荒凉的陆地。

 

最后的几年是奉为神明的年头。在臣民眼花缭乱的想象中，维多利亚穿过一片最纯净的光华而上升灵界了。一切的批评都归于沉默了；种种欠缺，如在二十年以前，当为举国上下所公认的，现在为举国上下所忽视了。这个国家的偶像是一个不充分的国家的代表，这一点事实简直没有人留意到，然而实在是昭彰得无可讳言。把一八三七年的英国造成一八九七年的英国，中间所经过的极大的变迁，似乎不曾使维多利亚发生什么影响。这一时期巨大的工业发展，亚尔培深知其重要意义，维多利亚却不感到怎样。惊人的科学运动，亚尔培同样重视，维多利亚却始终无动于衷。她对于宇宙、对于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对于自然与哲学上各种大问题，终身没有变更过她原有的观念。她的教义是她从莱纯男爵夫人和肯德公爵夫人所学来的教义。在这一点上，人家一定以为亚尔培的见解对她总有影响吧。因为亚尔培，在宗教观念上，向来是先进的。彻底不相信恶鬼的存在，他怀疑迦岱伦猪群的奇迹。史多克玛在他论教育威尔士亲王的一篇颇堪注意的备忘录中，甚至于提示说，虽然孩子“必须毫无问题的在英国国教的信条中教养成人”，但不妨遵从时代精神，在他的宗教课上，摈除“基督教的神异观念”的教诲。然而这未免离谱了；结果所有的皇家儿女全十足的受了正宗的陶养。不如此维多利亚一定不欢，虽然她自己的正宗观念不见得如何严谨。可是她生来是想象力不丰富，感觉不精微的，她遇见高派国教那种迷离恍惚的狂热，唯有却步；她似乎最喜苏格兰长老会的单纯信念。这是意料中事；要知道莱纯是路德派牧师的女儿，路德派和长老会颇有相同处。诺曼·马克利欧德博士，一位热心的苏格兰牧师，多年来一直是她的主要的宗教顾问；他去世以后，她在巴尔穆拉尔同乡民闲谈生死中得到不少慰藉。她的信念，绝对纯正，在老约翰·格兰忒持重的箴言中，在法加孙太太虔诚的谚语中，得到它所需要的一切。它们具有她在十四岁时候，读契思忒主教《马太福音解》所感服得五体投地的那种种特点；它们是“明白了畅，字里行间，满是真理和善意”。女王从没有更进一步，虽然穆勒和达尔文时就用了她的名字。

当时的社会潮流与维多利亚同样的隔得很远。对于最小的变更，亦不下对于最大的变更，她始终毫不通融。她在青年和中年时代是一向不许体面人吸烟的，她一辈子也不愿意撤销她的厉禁。哪怕国王们持异议，哪怕被邀至温色的主教们、大使们弄得偷偷地在寝室里伸躺在地板上，透到壁炉的烟突底下去吞吐，禁令还是施行。人家一定以为一位女君当优容她的时代所发生的一种大改革——妇女解放——可是，相反，一提起这个运动，她的头里立刻冒火。一八七○年，她的眼睛碰见了一次拥护妇女选举权大会的记载，她盛怒之下，写信对马丁先生说：“朕亟欲招集每一个能说能写的人，一齐来声讨这个疯狂的、邪恶的‘女权’要求，这个愚行的前途不堪设想，而我辈巾帼弱质竟执迷不悟，完全忘记了女人的天性和本分。×××女士该受一顿痛打。说到这个题目，朕气得不能自制。上帝造人，男女有别——那么就让他们各安其位。丁尼孙在《公主》一诗中有好些佳句讲男女之分。女人如果不做女人了，那一定变成了人类中最讨厌，最忍心，最可憎的东西，而且怎能还得到男人的保护呢？朕敢说马丁夫人一定与朕同意的。”这个议论是不能辩驳的；马丁夫人同意了；无奈溃疡却扩散了。

在另一方面，维多利亚的理解时代精神向来为世人所称道。有礼的历史家、客气的政治家，照例都恭维女王对于宪法的态度正当。可是这种称誉似乎与事实不大相符。维多利亚在晚年，不止一次，提及她在那次侍嫔问题中的举措，表示歉意，而且使人家明白她从那一次以后已经明达得多了。然而，她一生中，不管在理论上或在实际上，对于宪法事项有什么根本的改变，却实在难说。同一种专制的、一意孤行的精神，早先使她断然停止和庇尔谈判，后来也同样明显地见于仇视判麦斯吞，以退位威迫狄思雷利，想检举威思明斯德公爵，怪他不该参加反对保加利亚大惨杀的大会。她的智力实在说不上能够捉摸那些复杂而精微的宪法原理；在她那个朝代中宪法的实际发展上，她是处于被动的地位。从一八四○年至一八六一年，君权在英国是步步上升；从一八六一年至一九○一年是步步退落。第一个过程归功于配王的影响；第二个过程是由于一批出色的大臣立了功德。第一期中维多利亚实际上只是一个附从者：　第二期中，那些权力的线索，亚尔培生前辛辛苦苦集起来的，不可避免地从她的手里落到格拉德思敦先生、比肯斯斐尔爵爷，索耳兹布里爵爷强有力的掌握中了。也许，因为她全神贯注在例行公事上了，又因为她根本不容易辨得清琐屑与紧要之分，她对于这种演变只是朦胧的感觉到吧。事实却是：到她那一朝的末年，君权变得比英国历史上其他任何时期都薄弱。说来奇怪，维多利亚备受颂扬，说是她容纳了一种政治的演进，而其实，倘若她完全明白了这一种演变的重要含义，她一定非常不乐意。

然而切勿以为她是第二个乔治第三。她本是不为任何道理所节制的切欲推行自己的意志，无奈被一些狡猾手段所阻挠了。她尽管非常激烈地反对大臣们，她尽管毫不为理论与请求所动，尽管她的决心似乎是百折不回的，到最后一刻，她终于会顺从了。因为她天生尊重本务，有尽本务的能力，更兼她也许想起亚尔培素来有分寸，避免极端行动的，她永远不至于进入impasse〔绝路〕。她出于本能的到时候自会知道事实非她所能挽回，她照例便服服帖帖了。到底，她还有什么办法呢？

不过，即使女王和她的时代如此的分道扬镳，他们之间的接触点也并不少。维多利亚很懂得权力和财产的意义和可爱处，而在这一门学问上，英国国家也越来越精通了。这一朝的最后十五年间——一八九二年短时期的自由党内阁只是一场插曲罢了——帝国主义是国家最主要的信条。这也就是维多利亚的信条。朝这个方向，如果不朝别的方向，如曾经允许她的心思有所进展。在狄思雷利教导之下，她对于海外的英国领土比一向都重视了，她尤其恋慕东方。印度使她很动心；她念念不忘，而且学一点印度官话；她用了几个印度仆人，他们变成了她所不能分离的随从了，他们中有一个孟喜·阿白度尔·加黎姆后来几乎接替了约翰·白朗的位置。同时，国家的帝国主义气质使她的职位加了一种重要意义，与她自己最深处的癖性非常调和。英国政体大体上是一个常识的机构；可是其中有一个角落是不为常识所能达——普通度量是不能适用的，普通规矩是并不应用的。我们的先人就如此安排下来了，极有见识，为那种神秘成分——似乎在人事中是永不能断根的——留下了余地。自然而然的，英国政体的神秘性是集中在皇冕上——皇冕有悠久的历史，有神圣的联想，有威严的壮观。可是，几乎有两世纪之久，常识主宰了这一所大建筑，那个小小的，未经开发的，不可解的角落一直不大受人注意。于是，因帝国主义的得势，而发生了一种变化。因为帝国主义是一种业务，也是一种信仰；它一天天发达，英国公众生活里的神秘性随之而一天天发达；同时皇冕上渐渐加了一种新的重要性。需要一个象征——象征英国的威力，象征英国的价值，象征英国的非常而神秘的命运——这一种感觉空前的迫切了。皇冕就是这个象征：而皇冕正在维多利亚的头上。结果到这一朝的末期，君主的权力虽是显著的低落了，君主的威望却大大地增加了。

然而这种威望不仅是国家社会发生变化的结果；这与个人也极有关系。维多利亚是英国女王，印度女皇帝，为整个堂皇的机构所绕着旋转的枢轴——可是此外还不知有多少哩！譬如，她有高龄——这差不多是在英国得人望所必备的资格。她已经证明了这个民族最佩服的特点之一——坚忍不拔的精力。她已经当朝了六十年，她还没有完结呢。其次，她是一个不平常的人。她的本性的轮廓很确凿，甚至于隔了笼罩皇仪的烟雾，还很分明。在一般人的想象里，她的熟稔的身影，很自在的，占了一个清晰的、不可磨灭的地位。而且这又是一种自然而然会唤起国民中绝大多数景仰的同情心的身影。他们在一切人性中最看重善良；维多利亚在十二岁时候曾经说过她一定要好，她并未食言。义务、良心、道德——不错！女王向来生活在这些明证的光芒里。她把日子过在工作上，不在享乐上——为国家尽职，为家庭操劳。许多年前在奥思本天伦的幸福中所树起的坚实德行的标准，从不曾有过一刻的降低。足有半世纪以上，没有一个离过婚的女士接近过内廷的范围。维多利亚，的确，热心于妇道的贞节，立下了一条更严厉的法令：　她嫌恶任何重婚的孀妇。想到她自己就是一个孀妇重婚后所生的，这条禁令当视为乖僻了；然而，无疑的，这是正当的乖僻。中产阶级，板起了三重尊严的铁面皮，特别欢快的庆幸这位女王中最可尊敬的女王。的确，他们几乎认她为他们当中的人了；可是这当然是夸张过甚了。因为，她虽然有许多特性是最习见于中产阶级的，在旁的地方——譬如在举止上——维多利亚是贵族气十足的。而在很重要的一点上，她既非贵族的，亦非中等阶级的：　她对自己的态度只是帝王的。

这种特性是明显而重要的；可是，在个性的冲击中，真正奏功的还是一种更深沉的东西，一种基本的，全部特性所共通的东西。在维多利亚身上，是很容易认清这一种潜在成分的性质的：　这是一种特殊的真诚。她的信实、她的专心致志、她的感情强烈以及不能节制的感情表现，都是这一种中心的特性所取的各种形式。使她予人以深刻的印象，使她可爱，使她可笑的，就是她这种真诚。她以一种威严的确实性通过人生，在她掩饰是不可能的——无论对人或对己。她就是那样，毫无所隐——一位英国女王，完完全全，明明白白；任世人取舍；她没有什么炫耀，没有什么表白，没有什么修饰；她以绝世的仪态，堂堂正正地走自己的路。不但掩饰是不成问题的；缄默、忌讳、有时候似乎连威严，都尽可以不要。据黎德尔敦夫人说：“她的真诚有一种透明性，非常显著——形容感情或描摹事实不带一丝夸张的痕迹；我生平所知的人极少有如此者。尽有许多是同样真实的，可是我以为总常常带一点保留。她把一切都说出来；恰如其分，不多也不少。”她把一切都说出来；她也把一切都写出来。她的信札，从表情的喷发上看来，每令人想起一个转开的龙头。内部所有的一切都非常痛快地一泻而出。她那种完全不讲究文章的笔调至少有传达她的思想和感情，恰到好处的功效；甚至于她措词的落套也很古怪地带了一种个人的风味。无疑的是由于她的写作她才触动了公众的心。她不仅在温和的《高原日记》中不带一丝做作或拘束的痕迹，赤裸裸记述了她的个人生活，而且她常常在报纸上发表昭告国民，颇堪注意的咨文，使她的臣民读起来觉得她和他们很接近。他们出于本能地感觉到维多利亚不可抗御的真诚，他们也作出了反应。这诚然是一种可爱的特性。

人与地位——那种奇妙的混合——也许是最后的一种魔力。这位小老太太，一头白发，一身朴素的丧服，坐在轮椅或驴车上——人家看见她如此；接着——紧随在后边——令人立刻会油然生古怪、神秘、权威之感的——跟了一群印度仆人。这是习见的光景，这是可佩的；可是，在适当的时机，这位温色的孀妇自当挺身而出，俨然摆出女王的气派。这种时机的最后而最光荣的一次是一八九七年的登极六十年纪念。那时候，当辉煌的仪仗，护送维多利亚经过拥挤的、轰动的伦敦街市，前往圣保罗教堂行感恩礼的时候，她的王国的伟大、她的臣民的崇仰，一齐放出光芒来了。眼泪涌到了她的眼中；当群众在她的周围欢呼的时候，“他们对我多么好！他们对我多么好！”她说了又说，说了又说。当夜她的答谢词传遍了帝国：“我衷心感谢我所热爱的人民。愿上帝给他们赐福！”长程差不多完结了。可是旅人，来自那么远的地方，身受了那么些奇异的经验，仍然以稳定的步伐进行下去。少女，夫人，老妇，始终如一：　有生气、有责任心、骄傲、率直，永远是她的特色，一直到最后。

 

当两天以前危殆的消息传布出去的时候，全国都惊讶而哀痛。仿佛有一种违反自然律的事情要发生了。她的臣民中绝大多数从不知有维多利亚女王不统治他们的时候。她已经变成了他们全盘的生活中不可分离的一部分，他们简直无从想起他们就要失去她了。她自己呢，当她目不见，口不语，躺在那里的时候，在看护她的人看来，似乎脱卸了一切的思维——早已不知不觉的，逸入了忘乡。然而也许，在知觉的密室里，她也有她的思绪亦未可知。也许她那个渐渐衰息的心灵重新唤回了过去的影子，浮现到眼前，最后一次，回溯那篇长历史的种种消逝了的光景——穿过岁月的云雾，返到更旧更旧的往日——奥思本春日的树林，满是樱草，可以摘给比肯斯斐尔爵爷——判麦斯吞的古怪衣服，得意神气；亚尔培在绿桌灯下的面孔；亚尔培在巴尔穆拉尔第一次猎获的牡鹿；亚尔培穿一身蓝色和银色的制服；男爵从一个门道里进来；梅爵爷在温色一边沉思，一边听乌鸦在榆树上叫；坎忒布里大主教在黎明中跪在地上；老国王雄火鸡似的吆喝；利欧波舅父在克莱里蒙的柔和的语声；莱纯拿了球仪；母亲的羽毛拂到她的头上；父亲的装在玳瑁匣里的一只巨大的老自鸣表；一块黄地毯；一些织有小枝形花纹的亲切的细纱裙荷叶边；垦星敦的树木和草地。

 

(卞之琳译)

 

 

【赏析】

20世纪之前，英国的传记仍然没有摆脱传统观念的桎梏，鸿篇巨制的厚重部头里塞满冗赘的谀辞，与传记人物有关的材料多是生硬的堆砌，加之马虎的文风，更遑论有什么作者的独特见解了。里敦·斯特莱切的出现，给英国传记界带来一股清新的气息。斯特莱切反对传记一味地歌功颂德，强调保持一种排斥一切冗赘与琐碎的简洁，主张不偏不倚地揭示事实的真相，而斯特莱切最负盛名的作品之一便是这部《维多利亚女王传》。作品篇幅简练，仅一卷十章，相对于传统历史传记的拖沓，斯特莱切可谓惜字如金。然而，这并非仅是一部维多利亚女王的简史，实际上，作者花了足足三年的时间来研究各种长篇累牍的史料，并进行繁重而琐碎的甄别和提炼工作，藉此获得对维多利亚女王及其亲近人物的充分了解，结合具体的历史进程，总结出自己的精辟见解，最终完成这样一部洗练的作品。

对史料恰如其分的运用是这部传记最突出的特色之一。维多利亚晚年是她一生中最为辉煌的时期，英国国民对女王的信任和崇拜达到了最高点。传统观念认为，维多利亚之所以如此深得人心，是因为她的理念符合当时社会进步的要求，“容纳了一种政治的演进”。然而斯特莱切通过灵活地引证维多利亚生前的信札，结合当时实际的社会背景，得出的却是相反的结论。维多利亚对禁烟令的严苛执行，在宗教问题上的极端保守，对女权解放运动固执的反对，才是此时女王的真实状态。斯特莱切是通过研究维多利亚数量庞大的书信，才发现了事实的真相。在维多利亚写给大臣的信件中，她甚至称女权的要求是“邪恶的”，是一种“愚行”。她这种极端保守的个性和当时英国工业和科学的飞速发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同时，英国王室的地位并没有像英国的国运那样昌盛，相反，王室的地位在女王的丈夫亚尔培逝世后被迅速地削减。在她统治的末年，历史的真相是“君权变得比英国历史上其他任何时期都薄弱”，而“倘若她完全明白了这一种演变的重要含义，她一定非常不乐意”。然而此时女王受人尊敬的程度却与日俱增，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只有通过具体的史料才能得到充分的解释。斯特莱切不但注意到了这一矛盾，还利用女王的信札等翔实可靠的史籍资料，对这个矛盾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和合理的解释，从而总结出他自己独特的见解。

维多利亚时代以来的传记作者，在进行传记写作的过程中，着眼点仍然主要放在对传记人物德行的颂扬上，并不重视对其个性的刻画。到维多利亚时代后期，一种新的“拆台”文学应运而生。所谓“拆台”，就是揭露虚假的表象。斯特莱切很好地将“拆台”这一写作理念运用到传记当中。他笔下的维多利亚女王不是一个简单的精神崇拜物。这里的女王是真实的，她不是一个头罩光辉的“神”，而是一个鲜活的“人”。在对女王最后岁月的描述中，斯特莱切毫不客气地指出她在科学上的无知，对于各种自然哲学问题的认识，她“终身没有变更过”；而关于宪政问题，女王“的智力实在说不上能够捉摸那么复杂而精微的宪法原理”。斯特莱切“试图把本来模糊不清的东西描清楚”(法国传记作家莫洛亚语)，主张传记应当尊重人，传记作家应当有自身的“自由”，传记应当“揭露”而不是唱赞歌。实际上，斯特莱切在撰写《维多利亚女王传》时运用的方法已经趋于成熟，不再像处理《维多利亚时期名人传》时那样一味尖锐的讥讽。在女王八十余年的漫长一生里，有着许多普通人的质朴情感，也经历了宫廷内外变幻莫测的恩怨情仇。登极之初的维多利亚是看起来似乎只是一个单纯的小女孩，然而，一旦清楚了自己作为女王的神圣地位，她倔强的个性开始显露，她要“把床搬出她母亲的房间”，此种性格一直保留在她的身上。直至孀居生活，她的地位更加稳固，这种个性就愈发清楚地展现出来。当然，要如实地描述清楚传主的个性，仅仅“揭露”是不够的。女王真诚和坚韧的特质是作者非常推崇的，因为在作者眼里，这两种特性直接影响了英国国民的性格。斯特莱切抓住了维多利亚性格的主要特征，写出了它们在时代进程中的丰富变化，尤其是结合了女王具体的人生环境来进行描述和刻画。在描述人物和事件的同时，穿插了很多心理描写，大胆剖析维多利亚女王的性格变化及其由来。

这部传记文笔优美、行文流畅，丝毫不落一般传记的俗套。整部传记尽管是根据时间顺序来描写的，却鲜见具体年份的出现。即便是有年份的出现，也是因行文牵涉到历史进程而不得不为之。所以这部传记不会有年鉴一般的面目，而是具有相当的文学价值，充分展现了传记中“文学”的特质。传记的结尾部分，是整部传记的精华所在，不仅有精辟的总结分析，还有动人的散文式的抒情描写。一个有着普通人情感和不普通地位的人终于快要走完了她的一生，弥留时的维多利亚渐入幻境，后人对她的追思也不再空洞肤浅，而是回到了关注人性本身。《维多利亚女王传》完全可以看作一部构思精巧、情节引人入胜的故事。事实也的确如此，这是一个完整而隽永的故事，主人公的生命历程让读者随之心潮起伏，其字里行间流露出一种深远而冷静的英国式幽默。这部传记之所以成为传记经典，正是由于其具有两方面的价值：　它既是一部洗练可靠的历史资料，又是一部妙笔生花的文学作品。于是读者也有机会通过这样一部堪称完美的作品，一方面得以窥见历史的真貌，亲历逝去的岁月，另一方面感受人世的兴衰，欣赏一个美妙动人的故事。

 

(卿小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