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提要】

21岁的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 1483—1546)以优异的成绩获得硕士学位，父亲为他设计好的康庄大道就在眼前，但是他却突然在一个暴风雨的夜晚发愿进入了修道院，背叛了父亲的愿望；23岁时首次主持弥撒，但不久即陷入极端的怀疑与顾忌之中，在唱诗班中发狂；他28岁获神学博士学位，在威丁堡大学发表诗篇演讲并经验了“塔中的启示”。路德最终叛逆教会，成为一位宗教改革的领袖。

【作品选录】

唱诗班中的发狂

一

三位路德同时代的人(三位之中，没有一位是路德的信徒)曾经提起路德二十岁至二十五岁之间，在艾福(Erfurt)修院的唱诗班中，突然好似为恶魔擒获一般，跌倒在地，野牛般地狂吼：“我不是！我不是！”或是“不是我！不是我！”。前者是德文，后者是拉丁文。

对学者来说，路德当时用的是德文还是拉丁文是个很有趣的问题，但这三个报告都没有明说他用的到底是德文还是拉丁文。它们一致的地方是路德发狂的情况。那时正在读经，读到耶稣治愈了一位恶魔附身的病人。我们可以从马可福音第九章第十七节中找到这段经文：“人丛中有一个人说，老师，我带了我的儿子来看你；因为他有邪灵附身，不能说话。”这几位纪录者相信路德当时也是恶魔附身——在中世纪，一般认为这是一种宗教与精神病之间的边缘病症，——而他大声地否认，正是他病症的表现。而“我不是”这句话可以看成一个孩子被人用脏话骂时的反应。这些脏话在这里是指傻瓜、哑巴或恶魔附身。

下面，我想讨论这个传说在路德生命中的地位以及在他传记中的角色。

马丁修士是二十一岁时进入坐落在艾福的奥古斯丁修会黑色修院的。在一个疯狂的暴风雨中，他在极端的痛苦之中发了愿。在这以前，他以最高荣誉获得了艾福大学的文学硕士学位，但他却未经他父亲的允许突然进了修道院。在他父亲雄心壮志的牺牲栽培之下，马丁修士曾受过最严格的学校教育。他的父亲想要他念法律，因为法律是进入政界的跳板。然而，长久以来，马丁却一直生活在内心极大的冲突之中，他对宗教常有着病态式的关心。这些经验最后使他放弃了修道生活，而成为背叛中世教皇权威浪潮中的精神偶像。因此，在唱诗班中的发狂，正是他父亲为他事业安排的康庄大道死亡的时候，也正是他修道生活在“天赐良机”的开端之后陷入困境的时候，而他的未来也还在胚胎式的黑暗之中的时候。在他看来，这个未来只有在最严格(或最暧昧)的情况之下才可能是神圣的，也就是说，他只知道他有某一种精神上的使命感。

由于路德后来是那么的伟大与成功，我们很难想象他在年轻时竟以永久的沉沦为赌注来测验及塑造他未来的伟大。因此，我不得不将一些日期列举出来，以便读者参考：　

马丁少年时期的重要事迹

1483年　　马丁出生。

1501年　　17岁，进入艾福大学。

1505年　　21岁，获硕士学位，在暴风雨中发愿进入修道院。

1507年后　23岁，晋铎，首次主持弥撒，但不久即陷入极端的怀疑与顾忌之中，而发生唱诗班中疯狂的事件。

1512年后　28岁，获神学博士学位，在威丁堡大学发表诗篇演讲，并经验了“塔中的启示”。

1517年　　32岁，唱诗班发狂后十年，在威丁堡教堂门口钉下他九十五篇论证。

许多学者肯定唱诗班中发狂这件事的真实性，也有很多学者怀疑它。但即使是那些怀疑的学者也不知不觉为这件事所吸引。譬如，谢尔，一位德国神学家与路德早年史料的编纂家，干脆否定了这件事。他相信这个传说是起自一本最令人厌恶的路德传记，就是歌劳斯写的那本传记。但谢尔自己却很难忽略这个故事。对他来说，这个故事的意味是那样深长，使他在轻视中也不得不承认它的宗教意义。他说：“尼古拉斯·托勒提尼斯跪在圣坛前祈祷时，也曾为黑暗之王所袭击。但就在这个清楚可见的有意义的斗争之中，尼古拉斯证明了他是上主所选的甲胄……路德被诅这件事是不是也证明了他与恶魔斗争具有相同的意义？”他向那些反对路德的天主教说：“为什么我们不用同样的尺度来衡量这件事？”在注释中，他又问：“难道保罗神奇的皈依也是病态的？”我顺便要指出，在谢尔编纂路德早年发展史料时，他犯了一个少有的错误。他说引起马丁发狂的故事是来自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二十三节，“有一个邪灵附身的人……喊着说”而为耶稣所安抚。但是，有关哑巴或哑巴魔的故事，无论怎么说也不是指这一章。

谢尔是一位新教的神学家，他主要的目的是以神召来解释那些无意识的攻击与焦虑造成的疯狂以及那些幻觉，与那些偶尔困扰青少年路德、更不断困扰成年路德的失望状态。这些状态，对谢尔来说，是精神上的，而不是心理上的。我在研究德国的路德文献时，常常为他们的名词所困扰。譬如他们常说灵魂的受难或精神的病态，使我们弄不清是灵魂，还是心理，是精神还是思想，受到了折磨。最使人不解的是一些医师宣称这位宗教改革者灵魂的苦难是来自生理的原因。然而，这位教授——我们将称谢尔为教授以表示他是路德传记研究中一位特别的神学学院派——却在他那本最清醒、最详尽的传记中，坚持路德奇异的苦难是直接来自天上。

但最著名，或许应该说，最声名狼籍的，路德反对者，丹尼佛神父却不以为然。他是位天主教多明尼各修会的修士，也是教皇圣座档案保管人。他说这些事都是来自路德的内心，不是什么高贵的冲突或是真正的病痛，而是十分愚昧的个性失调。他认为路德是个十足的精神病患，因此不可能有什么心理或精神上的受难。路德口中只会说魔鬼的话。丹尼佛思想的前提是，无论是唱诗班中的发狂也好，或是引导路德走向宗教改革的启示也好，都与神召无关。在谈到暴风雨中发愿这件事时，丹尼佛道：“谁能证明这件传说中受圣神启发的事真正是来自天上，而不是来自意识或无意识中的自我幻觉？”他害怕(也希望显示)路德教派错误地把一个最错误的心灵创造出来的幻觉当成最高贵的教诲。

丹尼佛不但怀疑路德整个事业是来自魔鬼，他还指责路德精神与心理上最疼痛的一点，那就是，路德在修院中一直怀疑他自己首次主持弥撒时的暴风雨是魔鬼的怒吼。路德的父亲在弥撒中就那么说过。因此，路德的誓言是介乎病态学与魔鬼学之间。路德对他父亲的怀疑十分在意，他不断地与自己、与父亲争论这一点。甚至当他父亲承认他是欧洲宗教强人与精神领袖之后，路德的怀疑还是没有消除。而二十来岁的马丁，还只是个极端痛苦的年轻人，他完全无法说明到底什么东西在刺激他或困扰他。他最大的现世负担就是他父亲在不断地咒诅以后，才非常勉强地同意他选择宗教为业(父亲的同意在当时法律上并不是必要的)。

二

既然唱诗班中的发狂这件事有这么多大小不同的解释，为什么我还要用它来作本书的引子呢？

当我研究这许多种不同的事实与解释以为自己对路德认同危机的研究寻找方向时，我似乎听见路德在愤怒与嘲笑中怒吼：“我不是！”同样一件事实(当然如同我在上一节中指出，在有关心理解释的重要细节上有许多不同)，对教授、传教士或精神病学家可以造成完全不同的路德。这大概是他们为什么都异口同声地声明路德史料最好不要与动态心理学扯上关系的原因。是不是这样他们才能毫不羞愧地宣称自己的说法就能完全解释这位伟人的魅力呢？

在我的临床经验之中，我从来不晓得这种所谓正常的心理、身体和灵魂的平衡。就算是这种平衡确实存在，我绝不认为它会在敏感、冲动而野心勃勃的青年路德身上出现。路德，和其他与他类似但不及他伟大的人，有很好的内在理由拒绝过早委身于某些束缚之下。有些青年成功之后反而感到十分痛苦，因为这些成功在他们主观的想法里，只是一些虚假错误的东西。有些人甚至一再逃避他们将来寄托终身的角色。因此，教授与精神病学家所谓正常的说法对这位未来的改革家似乎是完全不相称的，而精神病学家(以及传教士)不但因此而否认上主在这件事中的影响力，还忽略了宗教人格的存在不见得是由奇迹来证明的，而是由他内在生活的逻辑、他工作才能的逻辑，以及他对社会的影响力造成的。就我而言，如果想要了解路德这样的人整体的存在，研究与说明这些逻辑是刻不容缓的工作。

但我们必须注意(就算是对我们自己的警告)，伟人的传记学者所谓的“客观研究”与“历史正确性”也可以用来支持传记者本身人格与天职支持的形象。我们也必须指出，那些反对有系统的心理解释的传记学者，却常常纵容他们自己大量地使用心理解释——他们认为这些解释只不过是常识而已，因为他们从来不承认有所谓清楚的心理学观点。然而，在这种明显的反心理学派之下总是暗藏着心理学。

布克哈特是诽谤路德的专家。他告诉尼采，路德只不过是一个吵闹的日耳曼农夫，半途拦截住了文艺复兴的前进。他说：“我们到底是什么人，可以要求路德……去完成我们的目标？具体的路德存在着。我们应该还给他本来的面目。”

但一个人应该怎么做才能还给一个伟人“本来的面目”？“伟大”这个字实际上就表现了他的巨大、庄严、耀眼，而无法全盘了解的。那些想全盘了解他的人，只有三条路。他们一则不断地后退直到他们看到这个伟人的全身，但那时他们却无法看得清楚。一则不断地前进直到他们完全看清这伟人的某些部分，但他们那时又难免把这部分看成他全部一样大，或把他的全部看成这部分那样小。还有一条，那就是论战的办法。他们可以把伟人据为己有，而反对其他想把他据为己有的人。这时伟人的历史形象常由某一段暂时掩盖住其他事的轶事来决定。然而，就捕捉一件历史事件的情境而言，这三条路可能都是不可缺少的。

三

由于知识与篇幅的限制，我无法描绘出一个新的路德，也不能把那旧有的路德翻新。我能做的，是在路德生命周期其中一个阶段现有的材料上，带来一些新的看法。就如同第一章所说的，我对他做修士那一段时间最感兴趣，因为那正是一个年轻人转变成一个伟人的过程。

读者已经知道唱诗班发狂的故事吸引我的原因，是因为我怀疑“我不是”这句话表现出来的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认同危机——在这个危机当中，这位青年修士抗议他不是恶魔附身、生病或是罪恶的，或许想因此而突破到他未来的角色。现在我想进一步解释我的怀疑，以及我自己对这个故事的理论。

路德一生中经过一连串极端的心理状态，使他痛哭、流汗或昏厥。因此，唱诗班中发狂这件事很可能是真的。就它发生的情况与时间来看，它也很可能是真的。就算里面有点假货，也无关紧要，因为传说的制造，与历史事实一般，也是历史专家历史著作中的一部分。因此，我们不得不把半传说当成半历史，只要这个传说不与其他公认的历史相抵触，只要它带着一点真实，只要它能产生与心理学理论一致的意义。

路德本人晚年常谈到他肉体与心灵上的病痛，但他却从来没提过这件事。看来他好像只记得那些他奋斗过来，并找到一些新见解的情况，而不记得那些他完全被打倒的状况。譬如，他记得他三十五岁参加圣体游行跟在手持上主肖像的施陶毕滋博士后面时，忽然感到一阵恐慌，汗流浃背而想晕倒，(这位博士是路德一生碰到最具父亲性格的人。他也在自己的学生之中发现了路德的宗教人格，并以高度的智慧治疗他。)但施陶毕滋博士没有让路德认定是耶稣基督惊吓了他。他告诉路德：“基督不可能吓你，因为基督是来安慰人们的。”这句话对路德来说，不仅具有心理治疗作用，也是一种神学上的启示。因此，路德把它牢牢地记在心里。但对唱诗班中发狂那件事，他却像得了健忘症一般忘得一干二净。

就精神病学的观点来看，我觉得这件事(以及其他许多马丁当时的病态与焦虑)，像其他所有的神经病症一样，有一种内在的矛盾与两面性(inner two-facedness)。这个疾病的发作可以说是在口头上否认马丁父亲的指控——他的儿子只是魔鬼附身，并不是神圣的。但它同时也证明了他父亲的话，因为这话是在从前目睹过他父亲愤怒与怀疑的同样一批观众面前说的。这次发狂因此一方面是对他父亲无意识的服从，一方面也是对修道院的反叛。这些话一方面反对他父亲的指控，一方面又确认了马丁二十二岁在暴风雨中与焦虑的侵袭之下的誓言：“我要做一个修道士。”我们发现，这位青年修士是站在十字路口当中，一条通向对他父亲倔强而偏差地服从，一条通向他对自己修道誓言几近荒谬似地坚持的服从。

我们也认为路德当时的处境是介乎心理疾病与宗教性的创造之间。我们猜测，其他人经验到的完全启示，在路德身上可能分成三个(或更多的)片断。一次完全的启示应具备下面几个因素：　肉体上突然的不适，失去知觉，无法控制地说话：　生活与希望全面的转变，一种精神上的启发，以及一种突然好似重生一般重大而普遍的觉悟。在路德的生命中，这三个片段分别是：　第一，那暴风雨给他的新方向，叫他做一个默默无闻、安静而服从的人；然后，在唱诗班中的发狂，路德经历到一种癫痫性突发的自我迷失；最后，在第五章要讨论到的塔中启示，路德看到了精神救赎的新光。

虽然传统坚称杰出宗教家的皈依只是一件吸引大众信仰的完全事件，路德宗教启蒙上不同的几个阶段，使我们清楚地看到宗教皈依的心理规则。我认为，最能表现路德是一个未来的人的现象——我们心理上的现在就是未来——就是他忠实地报告了那些最后造成他宗教人格认同感的几个步骤。我强调这一点，并不是因为他是比较好的材料(当然我不否认这也是个原因)，而是因为他整个经验是一个超乎教派的历史事件，是我们人类认知与责任感前进的一大步。而了解这一大步中的心理层面，是本书最大的目标。

马丁作修士以前，他情绪上最大的特征就是极度的忧伤。这种忧伤在他唱诗班发狂之中，又再度出现。在暴风雨事件发生以前，他好像为一种忧郁症所麻痹，他无法上学，他的父亲鼓励他结婚，他也办不到。在暴风雨中，他感到的是巨大无边的焦虑，一种被夹起来或被勒绞般的焦虑。马丁用围困这个字来形容他在暴风雨中好似生活空间突然被限制住的感觉。他只看到一种出路，那就是抛弃过去的生活与世间的未来，把自己奉献给一个新生命。而这新生命就是用那围困他的东西所造成的。就建筑上、仪式上或他对世间的感觉而言，那是指世间的生活好似一个自我加给而自觉的监狱。这监狱只有一个出口，那就是永生。接受这样的新生命，使马丁一度感到平静而“神圣”。但在唱诗班中的发狂里，他又再度陷入忧郁之中。

四

对那些“只出生一次”的人来说，青年时期是最丰富的、最粗心的、最自信而创造力最大的。“只出生一次”这个名词是纽曼大主教发明的，后来为詹姆斯所采用。它指的是那些很容易就溶入时代的意识型态之中的人。他们在这个意识型态塑造下的过去或未来与现在科技下的日常工作之间并没有发现有什么不协调的地方。

詹姆士认为只出生一次的人，和那些“患病的灵魂”或“分裂的自我”的人有很大的不同。那些人追求的是再生与一个“成长的危机”，以使他们自“个人能源惯性的重心”中转换过来。他赞同史达伯克所说，“信仰的皈依是一个正常的青年现象”，而“神学会强化这些正常的趋势，但就它带来的危机而言，神学也缩短了青年时期”。但詹姆士(他自己年轻时也有过十分严重的精神病危机)在他对患病的灵魂、分裂的自我以及信仰之皈依的讨论之中，并没有清楚地指出这种“个人能源惯性重心”自发性的皈依，只会在十几二十来岁的青少年身上发生。但在这个年龄，人特别痛苦地感到作决定的迫切性，他们被逼着去选择一个新的信念，去放弃旧的信念，他们也最容易受到意识型态宣传的影响。这个意识型态给他们一个新的世界观，但也残忍而全面地扼杀了他们旧的世界观。

因此，对信仰奉献的需要，是我们心理学家认为造成这些趋势与易感性的认同危机的一面。排斥的需要是这个危机的另一面。十几二十岁的青少年，就算是没有明确地表现他们的信仰或兴趣，也会对个人领袖，对团体，或艰苦的活动或技巧献出自己。同时，他们又会对某些人(有时包括他们自己)极端的排斥。这种排斥常是势利的、阵发性的、恶劣的，而且完全不用头脑的。

我讨论这些神经病与创作力之间关键的性质，是想要介绍马丁在唱诗班中为疯狂所吞没的心理状况。这件事虽然可能部分是假的，但制造这些虚假成分的人，也就是马丁在修道院中的弟兄们，对马丁的内心状况必然有某种无意识的了解，而这种了解也就反映在这故事虚假成分之中。下一章我们将讨论路德幼年有限的材料，但再后一章我们就会讨论他后来的个性转变，以解释这位年轻人在唱诗班中为什么会为一种否定的力量所击倒。这个力量在十二年之后也使他在伏姆斯议会中否定德皇与教皇的特权，而以新的方式肯定人类的完整性：“我的良心只受上帝语言的限制。我不能也不会向任何事退缩。因为违背自己的良心行事，是不安全也是不真实的。”

上帝的语言：　他那时已经成了上帝的“代言人”、传教士、教师、演说家与宣传小册撰写者。这些身份是路德认同感的一部分。而路德在语言上的解放也是他最富创造力的地方。上面提到的教授、传教士、精神病学家与社会学家也都同意路德在语言上有极大的天赋。他对文字接纳的能力，对重要词句的记忆力与他口语表达力(无论是抒情、传道，或是讽刺、俗语)，在英语界只有莎士比亚能和他相较量。

这个天赋也暗藏在艾福唱诗班的狂喊中。在基督之前，不是“哑”魔骚扰了这位病患吗？这位修士不是“像一头牛”般地狂喊否认自己是哑巴吗？声音与语言这个主题，因此也与路德的认同感及其对当代意识形态的影响有牢不可分的关系。

我们将特别集中注意力来研究这个过程：　年轻的马丁如何在忧郁而艰困的童年结束之时突然发生了认同危机，为了治疗或延迟这个危机的来临，马丁进了静默的修道院；这位安静的修士又如何突然“中了魔”；在中魔之时，他又如何逐渐学到一种新的语言，也就是他自己的语言；他又如何在发展出新语言之后，劝服自己离开了修道院，又劝服大部分日耳曼人脱离罗马教会，并且为他自己与整个人类在伦理与心理问题上带来了新的见解；最后，他这种见解又如何因魔鬼复返而夭折。

(康绿岛译)

【赏析】

《青年路德》原是爱力克森研究青少年晚期与成年早期情绪危机的著作《童年与社会》中的一章，后来作者发现，仅用一章不可能处理像路德这样“庞大的人”，所以最后专门写成了这样一部学术论著。正如它的副标题——“精神分析与历史的研究”所示，爱力克森在这部著作中所要尝试的是如何将精神分析和历史研究的方法结合在一起来研究历史人物。但是，这部被誉为“心理史学的绝响之作”的《青年路德》，同样也是一部经典的传记作品。

从传记的角度来看，《青年路德》最为突出的特点在于它对弗洛伊德开创的精神分析传记的继承和超越。弗洛伊德创立了精神分析学说，并在《达·芬奇》中首次尝试将精神分析的方法与传记写作结合起来，首开20世纪精神分析传记写作的先河。但是，早期精神分析传记在对传主人格的诠释中，过于夸大童年性经验的作用，对传主解释有时显得机械和简单。在弗洛伊德之后，精神分析理论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变化，由此也带来了精神分析传记写作的新变化。从爱力克森的这部《青年路德》中，我们正看到了这种新的变化。

如书名所示，《青年路德》无意对路德的一生作全景式的展示和勾勒。尽管爱力克森对路德的童年甚至是婴幼儿时期经历的追溯占有很大的篇幅，并且也常常提及成年以后的路德，但是作者关注的焦点却是青年时期的路德。在爱力克森看来，这一时期恰是路德从一位年轻人转变成一位伟人的关键期。从已有关于路德的资料来看，21岁的路德，已经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硕士学位，父亲为他设计好的康庄大道可谓就在眼前；但是，他却突然在一个暴风雨的夜晚发愿进入了修道院，背叛了父亲的愿望；23岁的路德，首次主持弥撒，但不久即陷入极端的怀疑与顾忌之中，而发生唱诗班中疯狂的事件；28岁的路德，获神学博士学位，在威丁堡大学发表诗篇演讲并经验了“塔中的启示”，最终叛逆了教会而成为宗教改革的领袖。的确，年轻的路德在这一时期“经历了人类有史以来最激烈的成长过程——一切他属于的以及一切他拥有的，都被毁灭和重生”。所以，爱力克森认为，要想理解路德的人格以及他在历史中的角色(而这一直以来又常常是“暧昧不清”的，有人称他为圣人，也有人称他为恶棍)，聚焦于这一时期的路德就显得极为重要。

爱力克森从他自己关于人格发展的理论出发，认为处于这一阶段的路德正经历着一个青少年所面临的认同危机(或身份危机)。而通过这一时期在路德身上发生的事件，爱力克森发现，作为一位非同凡响的伟大人物，路德所经历的认同危机要比一般的青年人持续的时间更长，经历的内心挣扎更复杂。因为，路德不属于那种“只出生一次”的年轻人。唱诗班的发狂事件(尽管这一事件的真实性存在极大争议)之所以显得极为重要而成为全书的引子，是因为在爱力克森眼中，路德“在唱诗班中的发狂，正是他父亲为他事业安排的康庄大道死亡的时候，也正是他修道生活在‘天赐良机’的开端之后陷入困境的时候，而他的未来也还在胚胎式的黑暗之中的时候”。这一事件不仅是年轻路德无法走出认同危机的表征，而且这一事件也成为勾连年轻路德两次背叛——背叛父亲的愿望进入修道院和背叛教会另立新教——之间的关键环节。唱诗班中发狂的路德大呼“我不是！我不是！”这样的否定性话语，是潜藏在路德内心深处那难以驱散的焦虑的突然爆发。“我不是！我不是！”既是路德对父亲指责他的背叛是受魔鬼诱惑的否定，但同时也表现出路德对自己献身教会是否真的来自神召的怀疑。换句话说，“我不是”道出了路德对“我所是”的深度焦虑与迷茫。这也就是说，修道院的生活并没有能够解决路德的认同危机，他既无法服从于父亲又无法服从于教会(替代父亲)，内在灵魂的长期痛苦的撕扯引发了路德在唱诗班中的发狂，直到经历“塔中的启示”之后，路德才走出这一危机，找到了“我所是”——抛开教会，直接面对上帝。

如是，我们不难发现，爱力克森对传主人格的解释和弗洛伊德有了很大的不同。《青年路德》所建立起的是一种不同于早期精神分析传记对传主解释的新模式。在爱力克森的解释模式中，关注的重心从童年时期转向了青年时期，透视的焦点也从俄狄浦斯情结和性转向了认同危机，在强调生物学因素和家庭因素影响的同时也强调历史社会的影响，从而将弗洛伊德主义看待个人的观点从重复延伸到成长。许多研究者认为，爱力克森的心理历史理论沟通了精神分析和传统的传记方法，对传记家来说更容易理解和接受，因而也得到了更为广泛的应用，尤其是在以活跃于政坛的历史人物为传主的作品中更成为一种范式。

当然，从传记的角度来看，在充分认识到《青年路德》对现代传记，尤其是精神分析传记做出颇具独创性贡献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其存在的不足。杨正润先生在其《传记文学史纲》中曾指出，《青年路德》“作为一部心理学家写的传记，心理学的成分过重，篇幅冗长，而且在探讨路德的思想发展时，对当时社会方面的因素没有充分考虑。”的确，爱力克森在解释传主人格的形成和发展时，虽然力图将心理因素和社会历史文化结合起来，但显然前者过重。另外，过多的心理学术语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这部传记的可读性。

(袁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