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提要】
萨德(Marquis de Sade， 1740—1814)，法国作家，人称萨德侯爵，1740年6月2日出身于法国巴黎贵族之家。1750年进入耶稣会创办的路易大公学校接受教育。1755年萨德步入军旅，先后约七年。1763年在国王的恩准下，萨德与新贵族之女雷妮·帕拉杰·蒙特勒伊小姐结婚。萨德婚前即是浪荡公子，性倾向和性行为脱离常规，婚后更加放纵，5个月后便因鞭打女仆而首次服监。1768年阿尔克伊事件成为轰动巴黎的性丑闻，萨德因为虐待罗丝·凯勒而受控被捕。1772年再次因变态性行为而酿成马赛风波，被缺席判处死刑。此后经历出逃、被捕等一系列事件。1784年萨德转囚于巴士底狱，从此开始囚禁中的写作，先后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法国大革命开始时萨德被转入沙朗通疯人院，并于1790年释放。1792年他担任所在地区的书记员，顺应革命。但萨德始终被人认为是不可救药的人，所作书籍也被认为不道德且淫秽残忍。1793年又一次被捕入狱，虽判死刑，但逃得一死。1801年拿破仑上台后萨德再次被囚，1803年转入疯人院，1814年病逝。
【作品选录】
戴白色皮手笼的男人
1768年4月3日，这是一个复活节的星期天，此刻是上午九点，一个年轻的男子站在维克托瓦广场路易十四的塑像底座旁，背靠着塑像的铁栅。他腰间佩着一把猎刀，手上拿着一支手杖。他的手上戴着猞猁狲皮的皮笼。“那是非常漂亮的白色皮手笼。”注意到这点的罗朗·巴尔泰斯这样评论道：“那玩意儿无疑可以给人一种雅致的印象。”真有意思。
一个女子刚做过弥撒后，从“圣父”教堂出来。她站在那个男子不远的地方，向路人乞讨施舍。这位三十六岁的女子名叫罗丝·凯勒。她来自斯特拉斯堡，丈夫已去世。她原先是个纺织工，可现在已失业，只得以乞讨为生。一个路人过来，给了她一个钱币后，继续走他的路。
那个戴皮手笼的男人招手让她过去。他对她说，如果她愿跟他走，他就给她三个法郎。她以带德国口音的法语抗议道：“我可不是你想的那种人。我可不干那种事。”那个男人向她保证，他不是让她去做那种事。他只是想要一个管家，没别的意思。她可以在他家免费食宿，还可以得到一份工钱。
她被说动了，愿意跟他走。他把她带到一个新市场边上的一座房子，一直引她来到三楼的一个房间。那房间的四壁都贴了黄色的锦缎，房间里有一张用黄色的锦缎罩住的躺椅，还有几张盖着篷布的沙发。那个男人请他的客人就座后，就问她是否愿意去他在乡下的房子。她说只要能有份活儿干，去哪里都没关系。那男人见她没表示反对，便站了起来，说自己要出去办点事，一小时后就回来。
一小时后，那男人回来了，还叫了辆出租马车。他们上了马车后，他随手锁了门，车夫立即策马向前。他们在车上都没说话，过了好长一段时间，那男人问罗丝知不知道他们去哪里。“我什么也看不见，怎么能知道去哪里呢？”在后来的旅途中，那个男人假装睡着，一声也不吭。
这时，侯爵的下人已把他主子要的两个妓女带到了阿尔·克伊。他把她俩带入一个与厨房紧邻的房间。大约一小时后，多纳西安的马车停在了村子的边上。他钻出马车，把一个神秘的包给了那个马车夫，接着就请罗丝跟他走。此时，时间已近12点半。走了一段路后，他们来到了一座位于拉德纳街的小屋前。侯爵请那个女人在门外稍候，而他自己进了大门。不一会儿，他从里面开了一扇绿色的小门，请她入内。他带着她走过了一个小院子，登上了一段楼梯，引她进了一个大房间。他又让她稍候，叫她别拘束，说自己去取些面包和饮料。说完，他就走出了房间，在外把门给锁上了。罗丝·凯勒被一人留在了房间里，这里面光线很暗，唯一的一个窗户也已被钉死。借着从百叶窗帘透进来的阳光，她看到墙上有护墙板，房间里有两张带华盖的床，还有几张配有厚垫子的椅子。
这时候，多纳西安却在与那两个被拉德纳带来的妓女在一起。一小时后，他回来了，手上拿着一支蜡烛。“跟我来，大妈。”他对她说。她跟着他进了一间小书房，他又关上了门。然后，他就要她脱去衣服。“为什么要脱衣服？”她问道。“玩玩。”他说。当她说她来这里可不是准备干这种事的时候，他就光火了。他威胁要杀了她，然后再亲手埋了她。说完，他就走了，把她一人留在书房里。她被吓坏了，连忙脱去了衣服。不一会儿，侯爵又出现了，他全身仅穿一件背心，头上倒扎着一条手帕。他看到她上身还穿着一件胸衣，就叫她马上把那去掉。“我宁愿死。”她回答道。他猛地把她的胸衣扯了下来，狠狠地把她推入隔壁一个拉上窗帘的房间。房间的中央有一张铺着红色印花布的床。他一把将她按在了床上，用绳子把她的身体和床绑在一起，还把她的手脚捆住不能动弹。他把一个枕头和那个皮手笼压在她头上，以闷住她的叫声。然后，他拿起了一根东西，也不知道是藤条还是鞭子，对着她的后背就是一顿猛抽，一直抽得她血痕累累。然后，他停下息了半晌，息后又开始抽，就这样停停抽抽重复了数次。
根据这位受害者的证词，萨德侯爵接着用一把削铅笔刀在她身上划开一个个小口子，然后把融化的蜡滴在了那些伤口上。他时而用鞭子抽她，时而用刀在她身上划口子，这样交替地进行了七八次。每当她痛得大声叫唤时，他就在她面前挥动着刀子，威胁要宰了她，埋掉她。可当她极力压下喊叫时，他却对她打得更狠。她乞求他别杀了她，因为她还没做过复活节的忏悔，不想带着罪去死。萨德一听此话，就让她对他忏悔。她越求他怜悯，他却越是打得狠。突然，他停住不动，像一个疯子似的大口喘气，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叫声，嘴上唾沫四溅，一副痛苦和快感交混难辨的样子。这场施虐终于结束。
萨德侯爵解开了她的绳索，把她带回到书房，让她穿好衣服。过了一会儿，他拿来了一块毛巾、一把水壶和一只脸盆。她在擦洗身体时，毛巾上留下了一片片的血迹。多纳西安立即让她把血迹洗干净。接着，他给了她一瓶液体的东西，说什么只要把这种药水抹在伤口上，一小时后，身上就看不出伤痕。她照他说的做了，可那液体却使她感到剧疼。当她穿好衣服后，多纳西安出去端来了一盘煮牛肉、几片面包和一瓶酒。
然后，他把她带到了二楼的卧室。他叫她别站在窗前，显然他是不想让人看到或听到她。她得在夜里才能走。“让我天黑之前走吧。”她乞求道，因为她不知道自己在哪里，身上也没钱，她不想在马路上过夜。“这你不用担心。”侯爵说完就走了。
罗丝·凯勒听他脚步声远去，便来到门旁，拉了几下门，门已被锁上。于是，她从床上拿了两条被单，来到窗前。她用一把刀撬开了百叶窗，把一根系牢的绳子伸到了窗外。她沿着绳子滑到了窗下的院子，快步跑向围墙，爬上了一个棚架，双脚一蹬跳到了墙外。她的手臂和左手都受了伤。
她沿着方丹街狂奔。侯爵的仆人朗格卢瓦追了上来，他在她身后喊叫，说什么他的主人还有话对她说。他追上了她，手上高举着一只鼓鼓的钱包，可她一把推开了他，继续拼命地跑。她的头发又蓬又乱，那件被撕破的胸衣拖挂在两腿之间，随着她那飞快迈动的双腿在扑扑飘动。
路上出现一个农村妇女(玛格里特·西克德尼耶)。罗丝一看到她，就泣不成声地向她诉说了自己的不幸。这时又来了两个女人(一个是蓬蒂尔夫人，另一个是巴朱夫人)。这三位女人听到罗丝的自诉都感到惊诧不已，她们把她带到了一座房子里，给她补好了衣服。她们看到“她后背到臀部”都是血淋淋的口子。她们用薰衣草水给她洗伤口，接着，陪着她来到税收检察官的家里。那检察官让她们去夏尔·朗贝的府邸，他是阿尔克伊的刑事执行官。朗贝的夫人玛丽-路易斯·茹埃特接待了她们。罗丝·凯勒再次诉说她的不幸遭遇，可那个软心肠的女人听到一半就难受得听不下去了。
可是，刑事执行官已外出，于是那位夫人派人去请武警队长杰森·拉贝纳尔戴尔。夜晚8点，那位警察队长到了。他先记下了罗丝的证词，接着让外科医生皮尔-保罗·勒孔特给她验伤。医生的检查报告很快就出来了：“整个臀部和部分背部都是鞭打的伤痕和刀口，脊骨也有内伤。”根据医生的看法，损伤是由“一种硬物和锋利的器具造成的”。他还发现“一些伤口残留着蜡”。朗贝夫人让她的邻居带这位可怜的女人去睡觉。那个邻居给了她一条被子，让她睡在他家的牲口棚里。两天后，朗贝夫人才让她住到了她家里。
那位萨德侯爵当晚6点就向他的管家告别，离开阿尔克伊，回到了在巴黎新卢森堡街的府邸。
赔偿
阿尔克伊的警察正忙于调查此案，而蒙特勒伊一家则乱作一团。是多纳西安向家人坦白了自己的事了？还是巴黎地区宪兵司令已把这消息透露给了蒙特勒伊先生？无论如何，蒙特勒伊一家都已行动起来，准备应战。院长夫人这次也像平时一样表现出坚强的意志，决心尽一切可能来保护自己女儿的名誉。当然，眼下的形势非常严峻，但尚未到绝望的程度。蒙特勒伊夫人马上采取积极措施。
第一步就是设法得到国王陛下的特许，这样她的女婿就不会受到普通的刑事体系的惩罚。要实现这个目的，蒙特勒伊夫人需要丈夫的帮助。平常办事拖拖拉拉的蒙特勒伊先生这次立即振作起来，他马上调动了他那些最有影响的朋友。第二步就是要说服罗丝·凯勒撤回她的指控。院长夫人在4月7日召来了两位可信赖的顾问，一位是马特里·索耶律师，另一位是安布勒神父，他过去是多纳西安的家庭教师，现在仍是这家人的亲密朋友。召他俩来干什么？她是要他们引诱那个女人放弃指控。这家人愿意不惜任何代价，只要她愿意收回她的指控。关键是要马上行动。时间不等人。
这两个人立即坐上马车，向阿尔克伊飞驰而去。罗丝·凯勒还在那里卧病不起。他们见到了她，可她只能躺在床上见他俩，她说自己还无法坐起来，“而且今后一辈子也无法挣钱糊口了”。
索耶问她要多少钱才愿意收回指控。她报了一个价： 三千里弗尔，一分也不能少。索耶一听吓了一跳。三千里弗尔？这数目可不小，简直已够得上一笔小财产。她就是能赢这场官司，法庭也不会判给她这么多的赔偿金。律师提出一个个建议，可凯勒夫人一个个予以拒绝。她的决定是不可更改的： 三千里弗尔，要么答应，要么走人。律师和神父看到无法动摇这个女人的决心，便退了出去，做了一次简短的商议。索耶回来后，向她出价一千八百里弗尔。可她还是一口回绝。那两个男人又商讨了一番。最后，她愿意做些让步，但至少不得少于二千四百里弗尔。这两位还是觉得这个价实在太高，便打道回府，去向院长夫人汇报。
院长夫人叫他们马上回阿尔克伊，不管是什么价，都要把此事解决掉。当他俩回到朗贝的府邸时，却看到她坐在那儿与几个当地的妇女在闲聊。“显然你并没像你自己说的那样病得坐不起来，”律师说，“你很快就能恢复健康。”终于，他们当着众人签订了一份协议书。协议规定，受害者得到二千四百里弗尔的赔偿金，外加七个金币“用以支付医疗费”。
替罪羊
索穆尔城堡的大门已在这位囚徒的身后关上。可这个案子却引起了议会的一阵喧闹。1768年4月15日，在议会的司法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一个成员对他的同事发表演说，要求谴责“在阿尔克伊发生的一件令人恐怖的罪行”。他谈到了罪行的一些详细内容。经过商议，司法委员会下令立即召总检察长来议会陈述此案的事实和审理过程。随后几天里，议会下令地方法庭收回此案的审判结果。巴黎的司法机关接手了这个案子，经过几天的调查取证，巴黎司法部发出了逮捕令。
这一来，蒙特勒伊夫人的所有努力都已化为泡影： 阿尔克伊的事已被公开，丑闻已不可避免。那位让议会做出这个决定的正是议长夏尔-奥古斯蒂·德·莫普。这次他抓住了机会，好好报复一下他的劲敌蒙科迪尔·德·蒙特勒伊。这消息在公众中引起了极大的愤怒，也让蒙特勒伊一家惊得手足无措。虽然国王的旨令可以使多纳西安不受普通法律的惩治，也就是说多纳西安的命运取决于国王的意愿，可是一旦巴黎议会参与此案，那最糟的事也可能会发生。
作者本人并不想为萨德侯爵开脱罪名，或降低此罪的严重程度。萨德过去的传记作家如莫里斯·海涅，曾把阿尔克伊发生的事说成不过是“掴屁股”而已，而另一位传记作家吉尔贝特·莱利则说此事出自于“非实质性的犯罪本性”。我们应该承认，不管萨德内心受到什么样的力量的驱动，他鞭挞一个没有自卫能力的妇女就是犯下了卑鄙的罪行。如果他在书里描写这些事，即使比他的实际行为残酷一百倍，他也是情有可原的，因为他只是把自己的想象和内心的欲望化为文学作品。但他无权以实际行动对别人宣泄他的这种欲望。
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在当时的社会里，贵族成员做出这样的事通常都只被认为犯了小节上的过错。那些贵族大人每天都殴打平民百姓，有时为钱，有时不为钱，而仅仅是为了满足他们的一种心理欲望，谁也不会为此讨个公道。出身贵族就有这种不公平的优越。我们还要记住，那个时代，教育者也常常用鞭子或尺子来教育那些孩子，以免他们被宠坏。而那些贵族自己小时候也曾在学校里尝过鞭子的滋味。而且，鞭挞还有宗教的意义，修道院的修士还在用鞭子来惩罚自己。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出于淫欲的目的，鞭挞在那时也不像今天那样是一种重罪。社会的进步和对人的尊重的提高，大大改变了我们对这种事情的态度。
此外，妓女成了当时一种独特的群体。18世纪的花花公子对待一位被供养的高级妓女或舞女一般较为尊重，可他们对待那些低级卖淫女就不一样了。妓女的含义就是出卖肉体。在萨德侯爵看来，罗丝·凯勒只不过是个街头妓女而已，他自然就会毫不犹豫地尽兴利用她的肉体。她不就是用她的肉体来换钱的吗？“只有在伦敦和巴黎这些可耻的女人才会得到这种支持。”萨德后来在书里这样写道，“如果她们在罗马、威尼斯、那不勒斯或华沙向法庭投诉，法官就会问她们嫖客有没有付钱给她们。如没付，法庭就会叫嫖客如数付钱。但如果，她们只是抱怨自己受到虐待，那法官就会叫她们别在此无理取闹，不然就把她们关起来。去干别的去，法官会对她们说，如果你们喜欢干这一行，那就忍着点。”
令我们惊讶的是，萨德不仅仅有时鄙视普通妓女，而是始终对她们表示憎恶。他对警察总长萨蒂纳持强烈的批评态度，因为他过于重视这些可耻的女人。萨德认为警察不应该关心她们。“一个男人如果看上了一个妓女的屁股，那他要做什么事都可以做得出来，什么不光彩的事都能想得出来。这道理很简单： 她们的屁股要花钱，而我们的屁股不用钱。我出狱后，一定得找警察保护我。我像妓女一样也有屁股，如果谁对我的屁股发生兴趣，那我可就喜不自胜了。”
如果议会对阿尔克伊的事件产生兴趣，这种关心与其说是与罪行本身有关，还不如说对罪犯个人，尤其与他的贵族头衔有关。当时的法国中央政府的影响力已受到削弱，政府不得不开始重视公众的意见，公众意见已成为一种新的力量。当时，公众对法庭常常宽容地处理甚至容忍贵族的性犯罪感到愤愤不平，普通百姓不愿再看到贵族罪犯逍遥法外，因此他们要树起一个贵族受到法律惩治的榜样。于是，萨德侯爵就成了这样一头现成的替罪羊。圣日尔曼夫人抓住了当时形势的实质，她因此更为她亲爱的“孩子”感到害怕。“现在，他成了公众愤怒的牺牲品。”她在给神父的信里说，“弗龙萨克爵士的案子及其他人的案子都一起落在他的身上。在过去的十年里，宫廷的贵族犯下的那些事可怕得令人难以置信，那些事都是明摆着的。现在公众要为此举行大抗议，或者他们是这么说的。”
显然，这时需要一头替罪羊。但为什么是多纳西安·德·萨德，而不是别的人呢？我们可以想出几条理由。首先，萨德从来不否认他有这种癖好。事实上，他还出于一种挑战心理，有意表现自己的这种癖好。他常常在警察的鼻子底下干这种事，警察也清楚他这些“战功”。其次，是莫普个人的对萨德的敌意，他在幕后积极活动，以让他的劲敌的女婿出丑。无疑，他的阴谋活动对萨德落难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此外，还有一个似乎不起眼的事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那位身为巴黎司法委员会主席的路易-保罗·皮农在那个阿尔克伊有一幢乡间别墅，那天他也恰好住在那里。据一位名叫哈代的书商说，他听到那事时，“气得不得了”。
不过，还有一个理由，这个理由以前的传记作者都曾忽视，那就是，侯爵的父亲与路易十五朝廷结下的宿怨。老一辈的人当时对法国派往德国科隆的这位大使颇有微词，而那位老萨德伯爵却不知天高地厚说起国王的情妇的坏话，还常常对国王的部长和大臣表现出轻蔑的态度，而他自己放荡不羁的行为更招致别人的非议(他被人看成是个不知羞耻、无可救药的浪子)——这一切可没成为古老的历史，那些人对这些仍记忆犹新。即使国王本人不会把老萨德的罪责归咎于他的儿子，可那些仍在朝廷当权的人却不会这么宽宏大度。虽然路易十五不会怎么在意多纳西安不愿向宫廷表示敬意，多纳西安在国王出席他的结婚契约协定仪式时却没有到场，他甚至不愿接受与国王同乘一辆马车的荣誉。国王可以不计较这些，可别的人却不会忘记。
海涅和莱利都认为萨德侯爵在这段时间有许多强大的庇护人，可我不同意他们的观点。我认为，多纳西安一辈子都是个独来独往的人，既没朋友，也无同盟，或可依靠的社会关系。他不属于任何派别或小团体，一直孑然一人，即使在寻欢作乐时，也一样。他与弗龙萨克、萨伯朗、若古以及当时其他的一些花花公子不一样，他不喜欢群体淫乱活动。虽然他有时让他的仆人跟他出去，或参与他的活动，但他通常没有与人一起做那些龌龊事的习惯。
在当时的那种社会，庇护人和亲戚关系是至关重要的，而萨德却是一个孤独的人物。虽然他自诩与孔代家族关系密切，可他们自己名声太坏，而有点自身难保。他越宣称与那个家族的关系，就越会给自己带来不利。孔代亲王家族与国王有血缘关系，别人拿那一家人没办法，于是，他们就会更渴望拿那家人的走狗来开刀。早在1765年，萨德伯爵的一个老朋友弗兰克夫人就曾说道：“多纳西安今天的那些关系似乎没用了，他几乎没花力气去维持这些关系。”
从社会上说，他像他父亲一样，或许正是因为他父亲的缘故，成了贵族圈子的外缘人物。虽然他在自己的领地里仍扮演封建领主的角色，可在巴黎他几乎不能起到任何作用。他娶了一个新贵的女儿为妻，也不能怎么恢复他的地位，因为照老话说，“只有公猪为母猪戴上贵族的头衔”，找个贵族的老婆可不能让丈夫得到贵族的身份。这样，当局在公众的压力下，面对不得不把一个贵族投给“狼群”的形势时，就自然选准了多纳西安。把多纳西安推出去，就不会面临有一个家族或强大的联盟站出来要把他夺回去的危险，就不会有谁会说他属于一个古老的家族或他的祖先立过赫赫战功，而可以让他免受法律的惩罚。一个脱离自己的社会环境的人，一个不与自己的家族融为一体的人，一个失去荣誉，又不能给别人任何回报的人，这样的人自然就会被抛弃。在他的困境中，多纳西安唯一的同盟者就是国王本人。国王下的那道特别令使多纳西安免受普通法律的惩罚。此时，议会又要让司法机构重新审理此案，他唯一能依靠的也就是国王的仁慈了。
(郑达华、徐宁燕译)
【赏析】
萨德是谁？谁是萨德？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这个人曾经随心所欲，张狂一世，离去时却希望泥土填平他的坟墓，野草淹没他的踪迹。然而，他的身影始终在酷刑室里游荡，他的声音也常常在暗夜里窃窃私语。作为邪恶的化身，性虐待的始祖，生前死后，他都是谜一般的令人恐惧战栗的神奇人物。那么，谁来揭开他蛊惑人心的神秘面纱，谁能走进他那幽暗的内心世界？法国博学的历史学者，同时也是一位多产的传记作家莫里斯·勒韦尔为我们带来了惊喜。
勒韦尔熟稔于17、18世纪法国的历史和文学，特别是这一时期的情色文学。对于传主萨德，勒韦尔更是用心良苦，《萨德大传》这部著作正是他长期不懈研究的结晶。立足于萨德家族庞杂的历史档案，经过细致的历史考证和文本校阅，同时对比吸收前人已有的研究成果，勒韦尔为我们展现了萨德——这位极具争议的自由斗士、文学天才抑或罪人和魔鬼——的惊世骇俗的人生历程和内心世界，以及他所属的那个时代的波澜壮阔的社会画卷。
在勒韦尔看来，萨德之乖张变态，其来有自。他出自贵族名门，家人的娇纵与溺爱，形成了他的傲慢与反叛。而学校、军队乃至整个社会的淫雨霏霏、奢靡堕落，也成为他内心和笔下挥之不去的帷幔。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土壤中，萨德这朵恶之花才能开得硕大畸形。18世纪的法国乃至整个欧洲是一个动荡的时代，萨德恰好见证了那个时代翻天覆地的历史剧变。他一生经历了路易十四的君主王朝、法国大革命的民主共和，以及拿破仑的帝国时代，然而，在74年的人生岁月里，由于各种各样的淫乱和性虐待罪行，由于那些蛊惑心灵的写作，萨德有27年是在监狱和精神病院度过的。不论是对于路易十四、罗伯斯庇尔，还是拿破仑，萨德都是一个不可救药的罪人。他一生都为自己的性欲冲动和写作冲动所驱使，行走在一条没有尽头的黑暗之路上，他的行为令人瞠目结舌，他的作品更是颠覆纲常，深陷人性罪恶的深渊。
在1768年发生的轰动一时的阿尔克伊事件中(如文中选录)，萨德可怕地向我们显露了他的邪恶冲动。尽管这只是萨德漫长的放荡生活、无数的性虐待中的一个片断，但我们已经深深地领教到萨德的乖戾和残暴。勒韦尔用简洁平淡的语气叙述了萨德从诱拐到施虐的整个过程。恐吓、捆绑、鞭打、刀割、滴蜡，萨德对毫无自卫能力的弱女子罗丝·凯勒所犯下的每一个恶劣罪行都是难以饶恕的。不过，勒韦尔不是就事论事，他并没有对萨德的这些行为本身做过多的评价，他更想探讨产生这些行为的原因及其社会效应。所以，他极力把这个事件还原到当时整个的历史环境中去。
透过历史来理解萨德，同时借萨德来了解历史，正是作者的深意所在。勒韦尔指出，在当时的法国社会，贵族们如此这般的享乐淫乱不过是犯了小节上的过错，对于下等妓女或者乡村姑娘的诱拐施虐更是习以为常。所谓的鞭打更是一种时尚，学校、修道院和妓院都为着不同目的进行着各式各样的鞭笞。萨德不过是无数恶棍中的一个，他的罪行每天都在巴黎的城堡或妓院里重复着。但是，权贵们的明争暗斗使得萨德陷入了一种尴尬境地： 一方极力周旋企图掩盖其丑行，而另一方却希望他恶名远扬以报复宿敌。后者显然成功了，萨德从此成为公众愤怒的牺牲品和替罪羊，被视为贵族阶级腐败堕落的恐怖象征。
身兼历史学家和传记作家双重身份的勒韦尔，擅长于从纷繁复杂的历史关联中客观地分析问题。对于萨德这样的人物，一般论者难免陷入非此即彼的片面观点之中，而勒韦尔的可贵在于他立论的平实公允。他没有一味地斥责萨德的邪恶，尽管他对于萨德的邪恶有着清醒的认识；他也没有一味的赞叹萨德的才华，尽管他同样清醒地认识到萨德文学成就的不同寻常。
作为一个透过监狱的窗口来冷眼旁观的人，萨德另一个发泄欲望的渠道就是写作。尽管把内心的幻想和欲望转化为文字，比之于直接施虐于人看似要温和许多，但就其对整个社会乃至人类的损伤来说，借由书本所撒播的思想无疑更令人战栗，更蛊惑人心。萨德的作品，那些“连魔鬼也会被腐蚀的艺术”，一如它们的主人，常常落入被囚禁的境地。勒韦尔依据翔实的资料，不仅追溯了萨德的创作背景及其作品的历史命运，还力图通过文本解读和理论诠释，进入萨德的灵魂深处。透过勒韦尔的解释，我们至少可以看到，萨德的作品虽然充斥着乱伦、谋杀、偷盗、侮辱、施虐、受虐等匪夷所思的性暴力，但他并不是仅仅停留于这些残忍和淫秽行为表面的情色作家。对萨德来说，性不过是一种工具，一条通道，他借此进入人性的最黑暗处，直面人性恶的极端。就此而言，萨德无疑是一位严肃的思想家。他挑战一切现成的规则与禁忌，揭露所有常识中的虚伪与荒谬，他把一种庸俗的唯物主义原则应用于人类社会，甚至是人类的精神世界。对他而言，美德与善，所有人性中美好光明的一面，都不过是累赘。他甚至动摇了人在宇宙中的根本地位，在他那里，人类长久建构起来的文明与希望轰然坍塌。
勒韦尔的这部巨著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传记作品，而是一部论证严谨、功力深厚的研究性学术专著。作者旁征博引，文风优雅而不失犀利，堪称传记的典范。一方面，大量的征引、注释和评论，使传记本身信实可靠，具有极强的史料价值；另一方面，一系列细节、场景的渲染摹画保证了作品的文学性和可读性，传主丰富鲜明的形象呼之欲出。历史性和文学性相得益彰，使这部作品甫一出版，就好评如潮，并荣获法国《读书》杂志年度最佳图书的殊荣。
(汪云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