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提要】

我出身于英国一个古老的贵族世家，由于父母早逝，我在祖父母的彭布罗克邸园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光。对知识的追求是我早年生活的主题。从11岁到38岁，数学是我主要的学术兴趣所在。作为哲学家，我的思想大致经历了绝对唯心主义、逻辑原子论、新实在论、中立一元论等几个阶段。在1910年前后，我的工作方向开始转向实践的社会哲学。我对人类苦难怀着不可遏制的同情心，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积极从事反战活动，因此遭到当局的罚款和羁押。战后，我先后访问了俄国和中国，1927年与我的第二任妻子一起创办了比肯山学校。二战前夕，我开始支持反对纳粹的战争。50年代以后，我积极参加各种形式的禁止核武器运动。在个人生活中，我热情而真诚地寻求爱情，相继娶了四任妻子。此外，我与奥托琳·莫雷尔夫人、演员科莉特·奥妮尔之间，还有过深厚的爱情和友谊。

【作品选录】

11岁时，我开始学习欧几里得几何学，哥哥做我的老师，这是我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就像初恋一样令人陶醉。我从来没有想象到世界上还有如此美妙的东西。我学过第五命题以后，哥哥告诉我，一般认为这个命题很难懂，但是我并不觉得它有什么困难。这是我第一次开始认识到我也能有某种智力。从那时起直到我38岁，怀特海和我完成了《数学原理》，数学是我的主要兴趣所在，也是我幸福的主要源泉。然而正如所有幸福一样，它不完全是快乐。人家告诉我欧几里得证明了许多定理，但他都是从公理出发来证明的，这使我非常失望。一开始我不愿接受这些公理，除非哥哥告诉我提出接受这些公理的一些理由。但是他说：“假如你不承认这些公理，我们就讲不下去了。”因为我还是愿意继续学下去，只好勉强承认这些公理。从那时起，我一直对于数学的前提感到怀疑，而且这种怀疑决定了我后来工作的进程。

初学代数，我觉得要困难得多，这也许是教得不好的结果。老师让我死记硬背：“两个数的和的平方等于它们的平方之和加上它们乘积的两倍。”我对所背的内容一点也不理解，当我记不住这些话时，老师把书扔到我的头上，而这一点也不能激发我的智力。在代数学习入门以后，一切就都变得很顺利了，我总喜欢用我的知识给新老师留下印象。我13岁时，换了一个新老师，我转一个硬币，于是他问我：“为什么那个硬币会转？”我回答道：“因为我用手指给它一个力偶。”他说：“关于力偶你知道什么呢？”我轻率地回答：“噢，关于力偶我全都知道。”祖母总是怕我用功过度，给我规定的学习时间非常短。结果我总是在卧室中偷偷地点一支蜡烛，在寒冷的夜晚穿着睡衣坐在桌前用功。只要稍有动静，我马上吹灭蜡烛，迅速上床。我讨厌拉丁文和希腊文，我觉得只有傻瓜才去学那种没人讲的语言。我最喜欢数学，除数学之外，我喜欢历史。因为我没有别人可以进行比较，所以很长时间里，我不知道和别的孩子比起来是好还是坏。但我记得，罗洛叔叔送别贝里奥尔学院院长乔伊特到前门时说：“他的确很有进步。”我知道，他是说我的功课。虽然我说不清我是怎样知道的，一旦我知道自己是一个有智力的人，我就决定，如果可能的话，我要在学术上有一番作为。我整个青年时代，不能让别的事妨碍我实现这个抱负。

年复一年韶光流逝，我越来越热爱他们家那个待字闺中的女儿艾丽丝。艾丽丝比她的哥哥洛根更客气，比她的姐姐科斯特洛夫人更有责任感。我觉得她似乎具有所有的我在彭布罗克邸园中体验过、现在仍然珍爱的单纯的亲切态度，但却没有那种一本正经和偏见。我不知道她能否等我长大而一直不嫁，因为她长我5岁。这似乎有点不般配，但是我的决心越来越大，假如她等着我的话，那我就会向她求婚。我记得有一次我同她和她的哥哥一起驱车去莱思山去拜访沃恩·威廉斯法官，他的夫人戴着伊丽莎白时代的皱领，而且在其他方面也令人惊奇。在路上，他们先诱我说出我相信一见钟情，接着拿我开玩笑，说我多愁善感。我深感受到伤害，因为我还不到解释我为什么这样相信的时候。我意识到，她不是我祖母说的淑女，但是我认为她很像简·奥斯丁笔下的伊丽莎白·贝内特，我想我在这种看法中，意识到某种令人愉快的心胸开阔的感受。

1893年5月我成年了，从这时起，我和艾丽丝的关系就越过了保持一定距离的爱慕之情。一个月后，我获得数学优等考试一等及格第七名，并且取得法律和经济上的独立。艾丽丝和她的一位表兄到剑桥来，我有了比以前更多的机会与她畅谈。暑假期间，她又和那位表兄一起来，他表兄走了以后，我留她待了一个白天，我们一起到河边去，讨论离婚问题，而她比我更赞成离婚。在理论上，她是自由恋爱的拥护者，这方面我认为她值得钦佩，尽管事实上我自己的观点还要严格些。然而，我发现她对她的姐姐抛弃丈夫而去爱那个艺术批评家贝伦森深感羞耻，这使我有点困惑。确实，直到我们结婚之后，她才答应去认识贝伦森。她第二次来剑桥看我使我异常兴奋，从此开始和她经常通信。我已不再去哈斯勒米尔度夏了，因为祖母、阿加莎姑姑和罗洛叔叔的第二个妻子合不来。但就在那年的9月13日，我去弗赖迪山游览两天。天气温暖，阳光灿烂，没有一丝风。清晨，山谷里云雾缭绕。我记得洛根嘲笑过雪莱说“金色的雾”，而我就以此打趣洛根，那天清晨的确有过金色的雾，不过是在他醒来之前。而我起得很早，因为已经约好早餐前要和艾丽丝散步。我们在一个小山岗上的山毛榉树林中坐下来，那地方异乎寻常的美丽，看起来像早期哥特式教堂一样。我们通过四面八方树干的间隙向远处眺望。那天早上空气新鲜，朝露似闪，使我想到或许人生是会有幸福的。我们坐在树林中时，羞涩使我除了稍加试探之外再没有什么表示。只是在早餐后，我终于带着无限踌躇和惊恐，按当时的习惯，试探着明确向她求婚。她既没有接受，也没有拒绝。我没有试着去吻她，甚至没有想去握她的手。我们同意继续交往、通信，让时间去决定是否结婚。

1900年7月，国际哲学大会在巴黎举行，正好与那一年的万国博览会同时，怀特海和我决定参加这次大会，我应邀在会上宣读论文。我们到达巴黎，由于和著名数学家博雷尔发生多少有点激烈的冲突而令人难忘。凯里·托马斯要艾丽丝帮她把以前留在英格兰的12只空皮箱带到法国，而博雷尔则要怀特海夫妇把他在英国教书的侄女带回法国。当时，巴黎北站十分拥挤，我们一行人只有一张行李票。博雷尔的侄女马上就拿到了她的行李，我们的行李也很快就拿到，但是凯里的空皮箱只出现十一只，当我们等第十二只空箱子时，博雷尔失去了耐心，一把抢走我手中的行李票，带着他的侄女和她的一个手提箱走了，使得我们既不能认领凯里的空皮箱，也不能认领我们自己的行李。我和怀特海只好把行李一个接一个抓过来，用它们当破城槌，从围城一圈的车站官员中穿行而过。他们简直惊呆了，我们这招最终奏效。

这次大会是我的心智生活的转折点，因为我在会上见到了皮亚诺。会前我已经听说过他的大名，并且还读过他的一些著作，但是我并没有下工夫去掌握他所用的符号。在大会讨论中，我发现他总比其他任何人都更为严密，而且在参加任何辩论时，他总是占上风。随着会议一天天进行下去，我判定这种优势必定是来自他的数理逻辑，因此我请求他送给我他的全部著作。会议刚一结束，我就回到费恩赫斯特，潜心研究他和他的学生所写的每一个字。我逐渐清楚地了解到，他的符号正好是我寻求多年的、可用来进行逻辑分析的工具，学习他的著作，为我长期以来想做的研究工作提供了一种强有力的新技术。到8月底，我已经完全掌握了他的学派的所有工作。9月份我花在把他的方法推广到关系逻辑上。现在回想起来，整个9月对我来说，每一天都是温暖而晴朗的好天气。怀特海一家和我们一起都住在费恩赫斯特，我向他解释我的新思想。每天晚上我们都进行讨论，最后总是碰到某些难点，而每天早上我总发现前一天晚上碰到的困难在我睡觉时已经不成问题了。当时真是智力迷狂的时刻。我的感觉就像在雾中登上顶峰的感觉，突然间云消雾散，一切豁然开朗，从各个方向上都能见到40英里之外的村庄。多年来，我一直致力于分析数学的基本概念，像序和基数。突然，就在这几个星期中，我发现了那看来多年未能解决的问题的最后答案。在发现这些答案的过程中，我引入一个新的数学技术，通过这个技术，以前留给哲学家任其暧昧不明的思想去发挥的领域都可以由精确的公式来征服。从智力上说，1900年9月是我一生中的顶峰，那时我可以对自己说，现在我终于做了一些值得做的事，而且我感到，在我把著作写出来之前，必须格外小心，别在街上让车撞上。我寄了一篇论文给皮亚诺，提供在他的杂志上发表，论文体现我的新思想。10月份初我就坐下来写《数学原理》，这本书我过去已经做过许多未成功的努力。该书发表的第三、四、五、六各部分写于那个秋天，第一、二、七三部分也是那个秋天写的，但是后来重写过。因此一直到1902年5月全书才算最后定稿。10月、11月、12月我每天写10页，在19世纪的最后一天终于完成这份手稿，并及时给海伦·托马斯写了一封颇自得的信，告诉她我刚刚写完20万字。

特别奇怪的是，随着19世纪的结束，我这种得意洋洋的感受也就告终了。从这时起，我开始在智力问题和感情问题上同时遭到各种冲击，使我陷入我所知的最深的绝望中。

1901年的春季学期，我们和怀特海家一起搬到梅特兰教授在唐宁学院的房子。梅特兰教授由于健康原因已经不得不去马德拉群岛休养去了。他的管家告诉我们，他“吃干面包使自己干瘪了”，可我想这不是医生的诊断。怀特海夫人病得越来越厉害，经常因心脏病而感到剧痛。怀特海、艾丽丝和我都为她忧心忡忡。怀特海不仅深深爱着她而且非常依赖她，要是她死了，很难说怀特海还能否再写出好的著作来。一天吉尔伯特·默里到纽纳姆来朗读他翻译的、当时尚未出版的《希波吕托斯》的部分章节。我和艾丽丝去听他朗诵，我被那诗的美深深打动。我们回到家时，看到怀特海夫人正遭受一次不同寻常的剧痛，痛苦之墙似乎把她和一切人、事隔离开，突然间每个人灵魂的孤独感让我受不了。自从我结婚之后，我的感情生活一直平静而浮泛，我已经忘掉所有更深层次的问题，满足于轻率的小聪明。我突然感到脚下的地面坍塌了，觉得自己落到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在5分钟内，我经历了如下的思想历程：　人的灵魂的孤独感是无法承受的，除了宗教传道者所宣扬的那种至高无上的强烈的爱之外，没有任何东西能穿透这种孤独感，凡是来自这种动机的事物都是有害的，充其量也是没用的；由此可以得出，战争是错误的，公共学校的教育是可憎的，使用暴力应该坚决反对以及在人际关系中人应该深入到每个人孤独的核心之中，同它对话。怀特海刚3岁的小儿子当时在房间里，我原先没有注意到他，他也没注意到我。在他母亲病痛发作时，必须防止他去打扰她。我牵着他的手把他领开，他很乐意跟我走，同我在一起无拘无束，像自家人一样。从那天起一直到他在1918年大战中战死，我们都是亲密的朋友。

那5分钟过去之后，我完全变了一个人。有时，一种神秘的启示照亮了我。我感到我晓得在街上所碰到的每个人内心深处的思想，尽管这无疑是一种幻觉，但我确确实实发现我和所有朋友以及许多熟人都保持远比过去更密切的接触。5分钟时间使我由原先的一个帝国主义者，变成一个布尔人派和和平主义者。多年来，我只关注于精确性和分析，现在我觉得，我自己对美充满了半神秘的感情，对孩子们充满了强烈的兴趣，还有一种像佛祖一样强烈的愿望，想找到一种哲学能使人生变得更堪忍受。我感到一种奇异的激动，其中包含着强烈的痛苦，还有某种胜利的要素，使我能够压倒痛苦，并且正如我想的，使之成为通向智慧的通道。当时，我想象我所具有的神秘的洞察力大部分已经消失，分析的习惯又重新坚持下来。但是，我觉得我在那一时刻所认识到的某些东西仍在我心中保留下来，形成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态度，对孩子的兴趣，不介意小小不幸以及在所有人际交往中易动感情。

在春季学期结束时，我和艾丽丝回到费恩赫斯特。我着手写出数学的逻辑演绎过程，这后来成为《数学原理》。我想这工作行将结束，可是5月份我在心智上出现挫折，就像2月份情绪上的挫折那么严重。康托尔曾证明过最大的数不存在，而我似乎觉得世界上所有事物的数目应该是可能出现的最大的数。据此，我颇为仔细地检查他的证明，试图把它应用于所有存在的事物的类上。这就使我考虑到那些不是它们自身元素的类，并提出问题，所有这种不是它们自身元素的类构成的类是否是它自身的元素。并且发现答案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都导致矛盾。一开始我以为我也许能轻而易举地克服这个矛盾，说不定在推理过程中有某种微不足道的错误。可是，我渐渐明白情况并非如此。布拉里-弗替已经发现类似的矛盾，通过逻辑分析显示出这个矛盾同古希腊关于克里特人埃庇米尼得斯的矛盾极为相近。他说过，所有克里特人都是说谎者。我们还能造出一个本质上同埃庇米尼得斯悖论类似的悖论：　把一张纸条给一个人，上面写着“这张纸反面写的话是错的”，他把这张纸翻过来看，发现“这张纸反面写的话是对的”。一个成年人在这类无聊的事上花费时间似乎太不值得，但是我能做什么呢？一定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因为在通常的前提下，这种矛盾是不可避免的。不管无聊与否，它是一个挑战。1901年下半年，我以为解决它不会太难，但是快到年底我得出结论，这是个大难题。于是我决定先把这个问题搁置起来，继续完成《数学原理》。秋天，我和艾丽丝回到剑桥，因为剑桥聘请我讲两个学期的数理逻辑，这个讲演包括《数学原理》的大纲，但是我还没有任何处理这些矛盾的方法。

圣诞节时我和多拉在海牙相遇，我是到那里去看我的朋友维特根斯坦的。战前我在剑桥认识维特根斯坦。他是奥地利人，他的父亲是奥国巨富。维特根斯坦原想做一个工程师，因此到曼彻斯特去。因为读数学他对数学原理发生了兴趣，他就在曼彻斯特打听谁是研究这方面问题的。有人提到我的名字，于是他在三一学院住了下来。他也许是我所知道的如传统所说的天才的一个最完满的实例，易动感情，思想深沉，性情激烈，卓尔不群。他有一种纯真，就我所知，除了G·E·穆尔，是无人堪与伦比的。我记得有一次带他去参加亚里士多德学会的一个会议，在场的具有不同癖好的人，我都礼貌相待。当我们离开时，他竟暴跳如雷，斥责我没有对这些人说他们是一些什么蠢货，是道德的堕落。他的生活是混乱不安的，但是他有一种异乎寻常的个人影响力。他以牛奶和蔬菜为主食，我时常像帕特里克·坎贝尔夫人谈论萧伯纳那样想，“天可怜见，哪怕他吃一块牛排呢！”他常常每晚夜半时分来找我，像一头野兽在我的房间踱来踱去，踱上三个钟头，烦躁不安，一言不发。有一回我问他：“你是在思考逻辑呢，还是在思考你的罪呢？”他回答说：“兼而有之”，并继续来回踱步。我不想暗示他已经是就寝的时候了，因为无论在他还是在我看来，他在离开我的时候很可能会去自杀。在剑桥的第一个学期末，他来我这里说：“你认为我是一个十足的白痴吗？”我说：“你为什么要知道这个？”他回答说：“因为如果我是白痴，我会成为一个飞机驾驶员，如果我不是，我会成为一个哲学家。”我对他说：“我亲爱的朋友，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一个十足的白痴，但是如果你在假期里给我写一篇有关你感兴趣的任何一个哲学论题的论文，我会读的，然后回答你那个问题。”他照我说的做了，在下学期开学之初把他写的东西带给了我。我一读头一句话，就相信他是一个天才人物，并让他确信他决不应该做一个飞行员。1914年初，他到我这儿来，非常激动，对我说：“我要离开剑桥，我要马上离开剑桥。”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我的姐夫到伦敦来住了，跟他离得这么近，我受不了。”于是他到挪威尽北边的地方去度过这个冬季的其余时间。此前我有一次问G·E·穆尔对维特根斯坦的看法，他说：“我认为他很好。”我问为什么，他说：“因为他对我讲的课似乎感到困惑不解，而从来没有另一个人是这样的。”

战争发生以后，维特根斯坦是非常爱国的，就在奥地利军队中成了一名军官。开头的几个月，我还可能给他写信，也能得到他的回音，但不久之后通信已不可能了，我对他的情况就毫无所知了，直到停战后一个月左右我才收到他从蒙特卡西诺写来的一封信，说在停战后的几天他被意大利人俘虏了，幸而随身带着他的手稿。看来他在战壕里写了一本书，希望我读一下。他是这样一种人，他在思考逻辑问题的时候，决不会注意到吃鸡蛋要剥开蛋壳这样的琐屑小事的。他把他的书的手稿寄给我，我在拉尔沃思同尼科和多萝西·林奇做了讨论。这就是后来以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逻辑哲学论》)为书名发表的那本书。显然，重要的是见到他，同他亲口讨论这本书，而最好似乎是在一个中立国同他相见。因此我们决定在海牙见面。然而，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却出现一个出乎意料的麻烦。他的父亲恰好在战争爆发前将全部财产都转移到荷兰了，因此始终还是那么富有。正当停战之际，他的父亲去世了，维特根斯坦继承了他的绝大部分遗产。但是，他得出的结论是：　财富对于哲学家是一种累赘，因此他一分不留地把这笔遗产都给了他的一个哥哥和几个姐姐。结果，他竟没钱买从维也纳到海牙的车票，而他的自尊心又太过强烈，不肯接受我的资助。最后我们找到了一个解决困难的办法。他在剑桥住处的家具和书籍还存在那儿，他表示愿将它们卖给我。我向为他保管这些家具的剑桥家具商咨询了它们的价钱，按他的估价把它们买下了。实际上它们的价值远远超过他的估价，这是我有生以来所做的最占便宜的一次交易。这笔交易使得维特根斯坦有可能到海牙来，我们在那里呆了一个星期，逐行地讨论了他的书，而这时多拉正好去公共图书馆查阅萨尔玛修斯抨击弥尔顿的言论。

维特根斯坦虽然是一个逻辑学家，但同时又是一个爱国者与和平主义者。他对曾在前线有过友好交往的俄国人评价很高。他告诉我，有一次在加里西亚的一个村庄，他正闲来无事，找到了一个书店，心想里面也许有本什么书可看。果然有一本，是托尔斯泰讲福音书的。有一段时间，他变得非常虔诚信教，虔诚到开始认为我太坏了不能与之交往。为了维持生计，他到一个叫做特拉顿巴哈的奥地利乡村去做一名小学教师。他曾给我写信说：“特拉顿巴哈人很坏。”我曾回答说：“是的，所有的人都是很坏的。”他也曾回答说：“不错，但是特拉顿巴哈人比别处的人更坏。”我回答说，我的逻辑感反对这样一种说法。但是他的这个意见是有某种理由的。农民拒绝供给他牛奶，因为他教他们的孩子做的算术题不是计算钱数的。这段时间他一定很受了些饥寒穷困之苦，但是由于极端的高傲，他对此绝少提及。最后他姐姐决定建一所住宅，雇他做设计师。这才使得他过了几年足以果腹的日子，到这段时间的末尾他回剑桥做研究员去了，在那里克莱夫·贝尔的儿子用夸张的对句写了一些反对他的诗。在社交往来上他常常不很随和易于相处。怀特海曾向我讲过维特根斯坦第一次去见他的情形。那是午后吃茶点的时候，他被请进客厅。他好像就没有发觉怀特海夫人在场，而是沉默不语，在房间里来来回回地走了一会儿，最后突然迸出一句话来：“一个命题有两极。它是apb。”怀特海给我讲述时说：“我当然问他a和b是什么，但是我发现我的话说得很不得当。‘a和b是不可定义的’，维特根斯坦回答道，其声大如雷鸣。”

像所有了不起的人物一样，他也有他的弱点。1922年他的神秘主义热情正处于高潮，他很认真地要我相信做一个善良的人比做一个聪明人更好。我发现他被黄蜂吓怕了，我们在因斯布鲁克找到的一个住处就因为有虱子臭虫，他不肯再住第二夜。我出行俄国和中国之后，已受惯了这类小小的麻烦，但是他认为人世的一切都无足道也的那全部信念都未能使他耐心地忍受一下那些小小虫豸。尽管有这么一些轻微的弱点，他还是一个给人以深刻印象的人。

(胡作玄、　赵慧琪译)

【赏析】

“对爱情的渴望，对知识的追求，对人类苦难不可遏制的同情心，这三种纯洁但无比强烈的激情支配着我的一生”。这是《罗素自传》序言中的第一句话，它不仅凝练地概括了哲学家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不断求索的一生，同时也是其自传所抒写的核心内容。罗素87岁高龄时才开始动笔写《罗素自传》，直到95岁时，这部三卷本的自传方始完成。该著的价值首先在于它记述了罗素漫长的一生中所经历的大事，向我们展示了这位世纪哲人的心智生活和情感世界。

罗素出身于英国一个古老的贵族世家，他的祖父约翰·罗素勋爵是辉格党的重要领袖，曾两度出任英国首相。由于父母早逝，罗素在祖父母位于里士满的彭布罗克邸园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光。罗素自幼聪敏好学，对知识的追求，构成了他早年生活的主题。11岁时，罗素开始跟着哥哥学习几何，这给他带来无穷的快乐，将之比喻为“就像初恋一样令人陶醉”。同时，他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具有很强的智力，并决定要在学术上有所作为。从这时起一直到38岁他和怀特海共同完成《数学原理》，数学都是罗素的主要兴趣所在。

1890年10月，罗素考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在剑桥，他受到老师怀特海的特别关注，并结识了桑格、戴维斯兄弟、麦克塔格特、穆尔等许多朋友。其中，穆尔尽管比罗素小两岁，却极大地影响了他的哲学观点。1900年，与意大利数学家皮亚诺的相遇是罗素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多年来，罗素一直致力于分析数学的基本概念，像序和基数，而皮亚诺在数理逻辑方面的思想和符号系统恰好为他提供了逻辑分析的工具。在学习皮亚诺的著作时，罗素感到：“突然，就在这几个星期中，我发现了那看来多年未能解决的问题的最后答案。”他充满激情地回顾了生命中这段“智力迷狂的”时期，从罗素的追叙中，我们可以体会到，对知识的寻求和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心智的顿悟，曾给他带来多么大的幸福和狂喜。10月初，罗素便开始了《数学原理》(1903)的写作，三个月内完成了20万字的手稿。后来，罗素又克服重重困难，与怀特海一起完成了《数学原理》(1910—1913)。他的主要贡献首先是在数理逻辑方面，他由数理逻辑出发，建立起来的逻辑原子论和新实在论，使他成为现代分析哲学的创始人之一。然而，在20世纪的头十年里，罗素经历了一连串心智上的挫折和哲学上的难题，长达十年的紧张、沉重的脑力劳动和消耗，使他的智力再没有完全复原，“从那以后，我肯定再不像以前那样能够应付困难的抽象问题了”。这也是他日后改变工作、逐渐转向实践的社会哲学的部分理由。

从少年时代起，罗素就开始思考宗教和哲学问题，后来成为一个无神论者。但1901年春季的一个偶然事件却让他突然间被灵魂的孤独感所攫取：“人的灵魂的孤独感是无法承受的，除了宗教传道者所宣扬的那种至高无上的强烈的爱之外，没有任何东西能穿透这种孤独感。”这种认识使他产生了一种像佛祖一样强烈的愿望，想找到一种哲学能使人生变得更堪忍受。这使他比以往更加热衷于政治理论的探讨，并积极参与各种政治活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积极从事反战活动。1916年因为撰写反战传单被罚款100英镑，三一学院也因此解除了他的教职。1918年，他又因给反战报纸写社论，以“侮辱同盟国”的罪名被监禁6个月。然而，罗素并不是一个不抵抗主义者，他在二战前夕改变了自己一贯反战的态度，认为反对纳粹的战争是必要的，因为“我感到纳粹坏透了——残忍、偏执而又愚蠢”，而且，“纳粹的残忍是没有限度的”。罗素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所持的这种看似前后矛盾的态度，其实有着深刻的一致性，那就是对人类苦难不可遏制的同情心，这是一种类似于宗教信仰的深厚激情和力量，它来自人类灵魂的最深处，同时融会了生命个体所体验到的孤独和绝望。这种对人类苦难不可遏制的同情心，使罗素能够在英布战争中站在布尔人一边，能够对英国军队屠杀手无寸铁的中国学生的行径进行强烈谴责，并能够在50年代以后的冷战中积极参加各种形式的禁止核武器运动，成为保卫国际和平的战士。罗素一生兼有学者和社会活动家的双重身份，这决定了《罗素自传》不仅是哲学家个体生命的历史，而且见证了欧洲和世界将近一个世纪的风云变幻，其中还不乏关于社会政治实践和国际事务的远见卓识。

对爱情的渴望是主导罗素的另一种激情，罗素将它置于三种激情之首，正是爱情的结合，使他看到“圣徒和诗人们所想象的天堂景象的神秘缩影”。罗素认为，两性关系中的先决条件是诚实和相互吸引，一个人完全可能跟多人相爱。在爱情上，罗素表现出惊人的真诚和勇气：　他一生结婚四次，还有多位婚外情人。在剑桥的岁月里，罗素爱上了他的第一任妻子、有着开放的美国文化背景的艾丽丝·史斯密，在自传中他以诗意的笔触描写了与艾丽丝相恋时的情景：　闪光的露珠、金色的雾霭、新鲜的空气、美丽的山毛榉树林……弗赖迪山的这个秋日，因为他对艾丽丝的爱情而变得更加明媚迷人。罗素与艾丽丝于1894年结婚，婚后几年的生活是幸福的，但到了1901年末，罗素却意识到他已经不再爱妻子了，尽管他不希望对她无情，但是，“在任何情况下，我不明白我怎能在不爱她时却能成功地假装爱她，无论时间长短”。这种在两性关系上多少有些残酷的诚实，始终主导着罗素的情感生活，幸亏他所爱的女人们大都能够沉着从容，不至于因情感的失落酿成悲剧，不过仍有一位美国女子因他而精神失常。1911年，罗素与奥托琳·莫雷尔夫人坠入爱河，这是一种建立在精神契合基础上的成熟的爱情，他在举止、谈话、观念乃至生活方式上都深受奥托琳的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罗素又结识了年轻的女演员科莉特·奥妮尔，她的爱成为他战时的精神避难所。1921年，罗素与分居多年的艾丽丝离婚后，先后又迎娶了多拉·布莱克(1921)、海伦·彼得(1936)、伊迪丝(1952)三任妻子。关于婚姻，罗素指出：　在大多数的婚姻中，不能期望完全的忠实；每一种有关婚姻的一般理论似乎都会受到无法克服的诘难。尽管罗素的生活和他关于婚姻家庭的观念曾经招致社会保守势力的反对和围攻，然而他对人生幸福的追求和思考，至今还有其重要意义。

《罗素自传》有着独特的叙事风格，它在摹画传主人生轨迹的时候，总是伴随着细腻、深刻、真诚的人生感悟。而作为一位哲学家，罗素又特别善于将种种人生感悟加以抽象和提升，使其成为一种实践的社会哲学或者说人生智慧。与纯粹的理论哲学相比，这种分散在《罗素自传》中的哲理虽然显得较为零散、具体、通俗，但它们却是从生活中自然而然地生发出来的，这种哲理融会了生之喜悦、渴望、痛苦和感慨，它们是那样的鲜活、诗意、悠闲和旁若无人，每一段哲理分析里都好像蕴藏着一声深沉的叹息。这种思与诗的结合，不仅使《罗素自传》成为一位哲人长期积累的人生智慧的结晶，同时还赋予它不朽的文学魅力。爱因斯坦曾说：“阅读罗素的作品，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之一，生为二十世纪的人没有看过罗素的作品，就像十九世纪的人没有听过贝多芬的音乐，十八世纪的人没有看过歌德的作品一般。”早在1950年，罗素即因为写出一系列“捍卫人道主义理想和思想自由的多种多样意义重大的作品”而荣获诺贝尔文学奖。而《罗素自传》的出版，再一次让读者认识到罗素著作的文学价值。

此外，《罗素自传》的价值还在于以简洁明晰的文风、生动传神的笔触，记述了许多数学界、哲学界、文学界乃至科学界大师的生活、性格和趣事，描绘了一幅幅个性鲜明的巨人侧影。罗素以较大篇幅写到的大师有哲学家怀特海、G·E·穆尔、维特根斯坦，文学家康拉德、劳伦斯、艾略特以及经济学家凯恩斯等，罗素对他们的智力、观念、趣味、宗教态度和思维方式的分析是深刻、敏锐而独到的。在写到维特根斯坦时，罗素用的是一种混合着敬畏、欣赏和揶揄的口吻，且不时流露出英国式的幽默。他简洁的勾勒，使一位特立独行的天才哲学家的形象栩栩如生，呼之欲出。《罗素自传》中这些妙趣横生的插笔，犹如向世人敞开了一扇扇窗子，使我们能够得以领略大师们那超凡脱俗的卓越风采。

(陈瑞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