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提要】

英国红衣大主教亨利·爱德华·曼宁是牛津运动的领袖，对英国的教会产生过深远的影响。然而细究其内心深处，这是一个野心勃勃、虚伪透顶、为了个人目标老谋深算的势利小人。他性格坚忍，善投机。在他的眼里，权力高于一切，其他都在其次，无论是爱情、友谊，还是信念。

弗洛伦斯·南丁格尔(Florence　Nightingale，1820—1910)的典型形象是手持灯盏的白衣天使。她舍生忘死，亲临前方战场救护伤员，并且创立了护士学，获得大英帝国的英雄勋章和千万人的爱戴。然而，南丁格尔的英雄事迹其实是她内心深处勃勃野心燃烧的结果。为了实现目标，南丁格尔横扫面前的任何障碍，甚至不惜伤害朋友。

在19世纪中叶一片改革浪潮声中，汤姆斯·阿诺德走马上任英国拉各比公学校长，任期内使拉各比公学名声大震，跃升为英国教育的典范。但这所模范学校里实行的却是一整套告密、体罚、大学生欺负小学生、重体育轻知识的管理制度。

戈登将军(Charles　George　Gordon，1833—1885)总是手持《圣经》，听命上帝的召唤，服从上帝的旨意。他在中国帮助清朝镇压过太平天国，战功显赫，李鸿章与之称兄道弟，英王为之授勋，英人称“中国戈登”。在苏丹戈登当过两省总督。最后，因觊觎全苏丹总督宝座，在苏丹发生叛乱时，拒绝撤离，兵败非洲，战死沙场。

【作品选录】

弗洛伦斯·南丁格尔

南丁格尔小姐来了，在这个地狱般的地方，她无论如何没有放弃希望。原因之一是她带来了救助物资。离开伦敦前，她曾请教过陆军卫生部部长安德鲁·史密斯博士，问要不要带什么补给品到斯库台利。安德鲁·史密斯博士告诉她“斯库台利什么都不缺”。就连锡德尼·赫伯特也给了她同样的保证，说“大批”医疗物资已经从英国发出，也许由于疏忽，在运输中会有些耽搁，不过“也就晚到4天而已”。她却更愿意相信自己的直觉，所以在马赛购买了大量的各种物品，结果全在斯库台利派上了大用场。她还带来了充足的资金——她在东线期间，共有7000英镑通过私人渠道汇到她的手中。此外，她还可以利用另外一种方式的宝贵支持。与她同期到达斯库台利的还有《泰晤士报》派来的麦克唐纳先生，他负责管理这家报纸的代理机构募捐来用以援助伤病员的大笔资金。麦克唐纳先生很有头脑，认识到充分利用《泰晤士报》资金最好的方法就是将钱交由南丁格尔小姐支配。一位目击者写道：“现在，当我平静地回顾伤员从英克尔曼来到斯库台利的前3个星期时，我简直无法想象，要不是南丁格尔小姐在那儿，要不是她手中掌握着麦克唐纳先生交给她支配的那笔资金，怎么可能收拾当时已至绝境的灾难性局面啊！”然而官方却另有看法。什么！战地医院乃国家之事，难道只因为接受了民间资助，就非得承认没有民间的不定期捐赠，国家就办不成战地医院了吗？不像话！因此，当麦克唐纳先生向英国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使斯特拉特福子爵请示如何才能最好地使用《泰晤士报》资金时，大使回答说倒是有一个值得投入资金的项目——在佩罗建一座英国新教教堂。

麦克唐纳先生没有在斯特拉特福子爵身上浪费更多的时间，他马上与南丁格尔小姐联合起来。然而，高层既是这样的心态，就不难想象那些普通军官和普通军医一看突然来了一伙外行和女流之辈，是多么厌恶和震惊了。他们搞不明白，女人何苦管战争的事？生性耿直的军官们讲“这帮娘儿们”的粗俗笑话发泄胸中的恶气。可怜的霍尔博士，为人粗俗，一心想爬上事业的高峰，一听任命了南丁格尔小姐，惊得说不出话来，回过神来后大骂这样的任命荒唐透顶。

她的职位是官方批准的，这不假，但这个职位上的事并不好办。在医院里，她的职责就是在医生需要她和她的护士时向他们提供服务，而且只有医生叫她们，她们才可以去帮忙。刚开始，有些医生不愿和她打交道。虽然也有一些医生很欢迎她，但大多数医生对她持敌视和怀疑的态度。然而她逐渐站稳了脚跟。她的善良不容否认，她的能力不容小瞧。她机敏老练，刚柔相济，终于以德服人，让她周围那些没有主见、劳累过度、意气消沉、不知所措的大小头目肯听她的。她坚定不移，就像海里的岩石。只要她在，就有安全，有舒适，有生命。就这样，斯库台利出现了希望的曙光。昔日一片混乱、长夜难明的情形逐渐好转，凡事有了条理。战地医院的大走廊里隔出一间小屋，里头不断传出有见识、有道理的决定，院长小姐在那里夜以继日地工作着。进展虽然缓慢，但进展实实在在。巨大变化的第一个标志是医院里多少个月来一直供应不上的一些必需物品现在出现了。病员开始用起了毛巾、肥皂、刀叉、梳子和牙刷。霍尔博士听了此事也许会嗤之以鼻，还会怒气冲冲地质问，当兵的要牙刷干什么？不过工作还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到后来，连医院伙食这种事实际上从头至尾也是由南丁格尔小姐亲自操办的。无论发生什么意外，似乎只有她才知道到哪里去找所需要的东西。只有她能爽快利落地发放她买来的物品。最重要的是，只有她有本事遏制官场陋习的恶劣影响。官场陋习是她的大敌，有时候连她也无可奈何。有一次，国内应她的要求发来27000件衬衣，运到了，卸下船了，只等开包。但是，“征发官”出面干预，说：“不组建一个委员会就不能开包。”南丁格尔小姐求情下话也无济于事。伤病员半裸着身子，因缺乏衣物而瑟瑟发抖。拖了3个星期委员会才将那批衬衣放行。此后不久，遇到类似事况时，南丁格尔小姐觉得她可以权宜行事。她命令强行开辟一条政府托运专线，那位专找麻烦的“征发官”被晾在了一边，为大权旁落气得绞手。

她发现，大批从英国发来的贵重物资都落入了土耳其海关的无底洞里。还有些物资装船时压在发往巴拉克拉瓦的军火底下，经过斯库台利时也无人知晓，所以医用物资有时候要在黑海上来来回回往返3次才能抵达目的地。整个体制显然存在弊端。南丁格尔小姐向国内政要提议在斯库台利建一个政府仓库，以便接收和分发政府专运货物。在她抵达斯库台利6个月后，此事便付诸实施了。

与此同时，她还对医院的食堂和洗衣房进行了调整改革。改革前，胡乱蒸煮的大块肥肉是伤病员惟一的食品，口味极差，开饭时间也没有规律。现在，一日三餐不仅准时开饭，而且饭菜经过精心烹调，香味诱人，需要补充体力的病员还可以额外分到一些营养食品——如汤、酒和肉冻之类(霍尔博士嗤之为“荒唐的奢侈品”)。但有一件事她解决不了。把骨头和肉分开并不是官方厨师的本分，又有规定饭菜必须均分成份饭，所以有些份饭中全是骨头的话——得，谁碰上只好自认倒霉。这条规定也许有不妥之处，但它好歹是条规定。于是有人建议：“需要制定一条新的服务条例，规定肉要去骨。”至于洗衣房的工作，则来了一场革命。南丁格尔小姐到来时，全院在洗衣房洗过的衬衣总共只有7件。她发现医院里的寝具全是用冷水“洗”。她租用了一幢土耳其房子，装上了锅炉，雇了一些随军家属来做洗浆工作，所需费用都是用她本人的专款和《泰晤士报》资金支付的。从此以后，伤病员们穿上了舒适干净的衣裤。

然后，她把注意力转向伤病员的衣物。由于军情紧急，大批士兵都扔掉了他们的行装，他们的背包再也找不着了。现在他们除了身上所穿外一无所有，这通常只会使病情加速恶化。当然，“征发官”指出，根据规定，所有士兵进医院时应该带足衣物，所以他宣称，给他们补充短缺衣物不归他管。那么这显然是南丁格尔小姐要管的事了。她购置了大批的袜子、靴子和衬衣，请人缝制裤装，还赶做了晨衣。她告诉锡德尼·赫伯特说：“事实上，我现在正给英国军队穿衣服呢。”

突然，从克里米亚传来消息，说一大批新的伤病员很快会送下来。把他们安置在哪里呢？病区每一寸可以利用的地方都派上了用场。事情紧急，刻不容缓，大小头目全都呆了。战地医院还有一些破旧失修的房子，不能住人，但南丁格尔小姐相信，立即采取一些措施后这些房屋可安放几百张床位。有一位医生同意她的意见，其他官员都拿不定主意。他们说，这可是项花费很大的工作，涉及到基建工程，谁来负这个责任？正确的做法应当是先向伦敦的陆军卫生部部长说明情况，由他向禁卫骑兵第三团提出申请，禁卫骑兵第三团向军械署提出动议，军械署再将此事提交财政部。财政部同意的话，这项工作就可以顺利实施。不过办这一趟申请得花好几个月时间，手续齐全了才能开工。于是南丁格尔小姐想了个主意，她说服斯特拉特福子爵——也就是说她自以为说服了他——批准了这项必需的经费开支。立即雇来125名工人，工程上马了。工人们闹罢工，斯特拉特福子爵借风使船，撒手不管该工程的事。南丁格尔小姐自作主张，另外雇了200名工人，动用自己的经费给工人发工资。病房如期完工，500名伤病员住了进去。所有用品，包括餐刀、叉子、汤匙、茶杯和毛巾，都是南丁格尔小姐配备的。

这位女中豪杰实际上在履行一个行政长官的职责。这是怎么回事？难道事实上她不仅仅是位护士？难道她的职责不仅仅是照顾伤病员？甚至她实际上留在她同代人心中的形象难道不仅仅是一位救死扶伤的天使？一位和蔼可亲的“提灯女士”？毫无疑问，护士、天使、“提灯女士”她都是。然而，同样确定无疑的是，正如她自己所说，具体的护理事务不过是“她必须履行的职责中最不重要的一项职责”。

她有英雄气概，这是生性粗鲁的人对她高尚品质的由衷称赞。对，她有英雄气概。但她的英雄气概不是小说的读者和圣徒传记编者所看重的那种简单类型，即人类乐意赋予其宠儿的那种浪漫多情的英雄气概。她的英雄气概是偏严的一类。对那些卧病在床的伤员来说，她也许是大慈大悲的天使；然而对那些军医、护理员、她手下的护士、“征发官”、霍尔博士，甚至斯特拉特福子爵等等来说，情形却完全不同。她把斯库台利医院从一片混乱治理到井井有条，她用自己的资金为英国军队配备了衣着用品，她叫当权不办事，推诿扯皮的大小官僚乖乖听话，这一切靠的并不是温柔可爱和女性的自我克制精神；这一切靠的是铁腕管理，靠的是无情的纪律，靠的是明察秋毫的细心，靠的是不间断的工作，靠的是不屈不挠的意志和坚定不移的决心。她冷静平和的外表下潜藏着凶猛和狂热。她穿着简朴的衣服，安静谦和地走过病房时，随便扫她一眼的人会觉得她简直就是完美无瑕的淑女典范。但眼光敏锐些的人所见会更多一些——宽宽的额头显出她的安详从容，高耸的单薄鼻梁表明她才智过人，小巧的嘴巴表明她脾气暴烈——性子倔，爱嘲讽，办事却很严谨。她脸上带着幽默的表情，但细心人看了会疑惑那种幽默是不是真心逗乐。她讲笑话让病人打起精神，即使引出了笑声，也令人不得不问：　同样是这位女士，独自一人待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时，难道也会这样开心吗？至于她的声音，据说“一听就得遵命”；说得恰当极了，比说她的表情还恰当。她语调清晰，说话无需加重语气。“我从未听见她抬高嗓门。”她的一位同事说。只要她一开口说话，好像除了顺从不会有别的结果。有一次她下达一道指示，一位医生斗胆指出此事办不了。“但此事必须办。”南丁格尔小姐说。碰巧旁边有人听到了这句话，他一辈子也忘不了她那句话不可违抗的权威气势，但那句话却说得平平静静——真的非常平静。

到了深夜，病员熄灯就寝，病房完全暗下来后，南丁格尔小姐就开始在她的小房间里伏案工作。这是她最劳心费神的工作之一。她要给士兵们的亲朋好友写几百封信，要处理大量的官方文件，还有自己的私人信件要回复。最重要的是，要给锡德尼·赫伯特写很长的机要报告。这些报告绝非官样文章。白天，各种工作要求她严谨自制，到了这会儿，她终于可以在书信中尽情倾诉自己的心声，如开闸放水一般。在信中，至少不必吞吞吐吐。在信中，她用最阴暗的笔调描绘周围可怕的情景。在信中，她无情地撕下罩在严酷真相上面的最后一层面纱。然后，她会写下长达数页的劝告和建议，写下对组织工作中最细微问题的批评，写下对意外事件的认真清算，还要填报详尽的分析数据和堆积如山的统计报表，一份接着一份，连喘气的工夫都没有。接下来她会笔锋一转，毒汁四溅地剖析每个人的表现，或谴责某个不称职的医生，嘲笑某个妄自尊大的护士。她的挖苦之辞像机关枪一样射向各级官员，瞄得准，打得狠。她给人起的绰号没一个好听的。斯特拉特福子爵、拉格伦子爵、斯特拉特福夫人、安德鲁·史密斯博士、霍尔博士、兵站总监、征发官——个个都是她斥责的对象，没一个能得到她的敬重。人人占着位子不干活，她受不了，又摆脱不开，恨得咬牙切齿。“该发火时就要发火。”这是她的口头禅。在斯库台利有几个公正无私的人？到底有几个人关心过伤病员，或者为减轻他们的痛苦尽过力？10个？5个？还是只有一个？她无法肯定。

戈登将军

1860年他(戈登)归国不久，英国对中国宣战。戈登上尉被派往作战前线，但没等他到达，战事已经结束。不过随后的四年时间里，他就留在中国，并在那里为自己今后的非凡声望奠定了基础。

尽管他没有赶上攻占大沽口炮台，但他还是目睹了火烧北京圆明园——这次行动是埃尔金勋爵以西方文明的名义向东方的野蛮复仇之举。

战争结束了，但英国军队却一直留在中国，直到满清政府的赔款付清为止。在天津扎营时，戈登忙着为部队搭建帐篷。在此期间，他染上了轻微的天花。“我很高兴，”他对姐姐说，“这场疾病将我带回到救主身边。我相信，自己今后将成为一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虔诚的基督徒。”

说来也怪，二十多年前也出了个类似戈登的生病之人，由他引起了一连串的大事，发展到现在，正好为戈登的第一次冒险经历铺平了道路。那是1837年，广州附近的一位乡村教师突然染病，而且和戈登一样，病后便是宗教信仰的改变。此人名叫洪秀全，他见了上帝显圣，突发癫狂，从此与上帝有了联系。不久之后，他结识了一位来自美国的卫理公会传教士，正是这位传教士引导他接受了基督教。新的教义激发了洪秀全头脑中业已存在的神秘热情，由此一发不可收拾。……到1850年左右，起义军已打到人口稠密、经济繁荣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势力日强，令清军闻风丧胆。1853年，起义军攻占南京，并在此建都。天王住进了富丽堂皇的宫殿，颁布了他自创的福音书。……起义军后来就叫太平军，此时达到鼎盛时期。他们甚至攻下半欧化的城市——上海，据守一年有余。这时形势突变。满清帝国的巨大潜力逐渐发挥出来。起义军开始丢城失地，屡遭败绩。到1859年，南京遭围，深宫里的天王胆战心寒。看来末日将至，不料命运之轮又突然转向。1860年英法联军侵华，长驱直入，攻占了北京。这不但使太平军免遭灭顶之灾，而且使之有机可乘，收复大片失地。太平军再一次控制了长江三角洲的大部分地区，并再次危及上海。……众人最后决定向当时英国占领军总部借一名军官来指挥这支军队。先前由于宗教立场倾向于支持太平军的英国人，现在站在实际利益的立场上，明白了镇压这次起义的必要性。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863年初，有人建议由戈登来指挥常胜军。他答应了，并领受了满清政府的将军头衔，开始了自己的新使命，时年仅三十而已。

他告诉李鸿章，一年半后大局可定。他果然言出必信。……归他指挥的部队人数不多，但灵活机动。另外他酷爱勘绘地图，早已利用闲暇时间仔细勘察了上海一带的地形，这样他就能采取一系列机动灵活的战术给敌军以致命打击。通过长途奔袭和诱敌深入，突击和偷袭，最重要的是派遣武装汽船绕水道深入敌后发起进攻，他先是逼得义军节节败退，进而分割围歼，甚至攻占他们的城池。如此战绩已够辉煌了，但戈登的军事天才在其他方面同样有不亚于其战绩的表现。常胜军人数三千左右，都是上海滩上招来的地痞流氓，实乃一帮纪律涣散的乌合之众，经常聚众闹事，打家劫舍，稍不如意就逃得无影无踪。戈登全凭他的人格魅力，硬是将这样一帮乌合之众训练成一名震天下的威武之师。他严厉苛刻地训练他们，给他们统一制装，配备系统武器，改发战利品为发现钱，到后来还制订了卫生规则。也有整个部队群情狂暴、险些失控的可怕场面。比如一怒之下要铤而走险，或丧失理智欲逞匹夫之勇，或有人犯军法被就地处决时。每逢此等险情，都是将军一人独挽狂澜，稳定军心。最后他获得了几近天神般的威望。他总是走在部队的最前头，手无寸铁，只拿根轻便手杖，宛如刀枪不入的神仙，泰然自若地闯过道道险关。就连太平军也吓得对他肃然起敬。许多太平军的首领敬畏之下乱了方寸，命令他们的神枪手不要瞄准那个面带微笑阔步前进的英国人。

意味深长的是戈登发现打胜仗、平内乱要比与满清权贵搞好关系还容易。他要与庞大的地方武装协同作战，很自然地方武装的统帅眼看这个英国人连连取胜，越来越衬托出他的无能，便越来越心怀嫉恨。最初戈登倒是能得到巡抚大人的支持。李鸿章和欧洲人打交道只限于低层冒险家，戈登一来叫他眼前一亮。“英国人戈登的到来，”他在日记中写道，“是上天赐福。……此人行为举止高于我所接触过的任何一位外国人。多数外国人傲气外露，我一见就心生厌恶，他却不然。”几个月后，他陪戈登打了胜仗，这位满清权贵热情洋溢。他写道：“看这位优秀的英国人打仗，如困目见美景，枯心遇甘霖啊！……当今天下，我最佩服曾国藩的高深学识，如果还有令我佩服之事的话，就只有这位优秀军官的军事才能了。他真是个大将之才！”一时兴起，李鸿章称戈登为其弟，并说他“认为他顶得上我过世的兄弟。此种情义人间话语难表。”戈登的反应却令这位敏感的中国人既感动又迷惑。“那英国人先是满面高兴，紧接着好像想起了什么伤心痛苦的事。因为当他谢谢我所说的话时，他嘴边的笑容突然消失了，眼中充满泪水。会不会是他生活中有或者有过什么大麻烦，现在一心想忘记它？要么他多次大难不死？”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李鸿章的态度有所改变。“戈登将军，”他是年七月写道，“必须管好自己的嘴，即使胡思乱想也不可胡乱说。”原来这位英国人曾指责李鸿章与中国将领背着他捣鬼，还克扣常胜军的军饷。“我身为该地区军政首脑，他为什么就不能照顾我的面子呢？”到九月时，这位巡抚大人起先的热情已经为比较审慎的理智态度所取代。“此人毛病太多，性子傲，脾气暴，还没完没了地要钱。尽管如此，他还是个高尚的人。我当面背后都批评过他，但我将一如既往地器重他……他是个正派人，但很难相处。”

像这样的分歧随着战争的结束也许会烟消云散的，不料一次意外事件导致了一场严重争执。戈登的进攻虽然遭到了顽强激烈的抵抗，但进攻却一直没有停。他攻占了几座重要城池，十月份还包围了苏州城，该城一直是中国最有名、最繁华的城市之一。十二月，苏州陷落已成定局，太平军守城将领同意投降，条件是保全他们的性命。戈登也参加了谈判，还特别强调有他在可保证清军信守诺言。然而献城之日守城的义军诸王却遭暗杀。戈登勃然大怒，据说他提着一支子弹上膛的手枪到处寻找李鸿章。他认定此事系巡抚大人密谋，巡抚大人则否认此事与他有关。“我问他，杀几个人，我寥寥几笔写一纸命令完全可以了事，何必偷偷摸摸搞密谋。他没有回答，只是骂我背信弃义，说要将他安给我的这个罪名告到上海和英国去。由他去吧。反正他也没法让诸王死而复活。”这位满清大员不放心，希望用巨额赏赐和朝廷嘉奖安抚戈登，但未获成功。“戈登将军，”他写道，“怒气冲冲地找到我，又骂我杀诸王是背信弃义。我不想和他争论……他拒绝了我给他准备好的一万两白银，还发誓不要圣上的嘉奖。这么做可是大不敬。”

(逢珍译)

注释：

　斯库台利：　在君士坦丁堡，即今天的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郊区。

【赏析】

“我们从来没有像法国人那样拥有伟大的传记传统。”利顿·斯特拉奇在《维多利亚时代名人传》(以下简称《名人传》)的前言里如是说。的确，纵观英国文学史，在斯特拉奇之前，只有18世纪末约翰生的《诗人传》、鲍斯韦尔的《约翰生传》等屈指可数的传记作品。而鲍斯韦尔的《约翰生传》，则可称作是英国传记文学的第一座高峰。对于19世纪英国的传记传统，斯特拉奇不无尖刻犀利的批判，但他没有想到他的《名人传》会引起一场传记革命，将成为英国文学史上第二座传记高峰。斯特拉奇的传记后来被伍尔夫誉为“新传记”，一时引来国内外无数模仿者。1936年，牛津大学校长乔治·格登在一次广播讲话中总结文坛近况时认为，在过去的一二十年间，文坛上革新最为成功的作家当是传记作家，而“现代传记作家的王子、领袖与大师是利顿·斯特拉奇”。《大英百科全书》(1989年版)的“传记”词条评价“斯特拉奇像当年的鲍斯韦尔一样，在领导传记‘革命’方面发挥了类似的作用”。

《维多利亚时代名人传》发表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1918年。它既是斯特拉奇的成名作，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作为一个有过十多年写作经验的文学评论家，斯特拉奇的传记对人物有着透彻的理解和一针见血的表述。虽然在他写作《名人传》时，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尚未被译介到英国，但斯特拉奇对传主的性格及性格与行为之间的种种联系特别关注，字里行间都在找寻传主行为中的性格烙印，这使得《名人传》迥然有别于维多利亚时代以来以资料汇编为主、不掺杂作家主体介入的传记。此外，斯特拉奇向来反对表面貌似尊重事实、实际却违背真实性的那种传记，称其为“悼词式”传记，认为这其实是对传主的极大不尊重——“人乃宇宙间伟大的生灵，万不可等闲视之”。为此，《名人传》突破传记陈规，广开门路，吸收利用一切可能的艺术手段，用事实的材料塑造起一尊尊活生生的传主雕像，文学性也因此成了斯特拉奇传记的最大特点。

对比法是斯特拉奇传记之文学性的一个突出特点。白衣天使南丁格尔雷厉风行，精明强干。与之相对的，是男人们的偏见、慵懒、人浮于事。南丁格尔即将前赴战场前线时，卫生部长认为医疗物资晚到前线“不过四天而已”，然而南丁格尔亲自带来的物资及时、周到，“结果全派上了用场”。对于“这娘儿们”南丁格尔小姐的任命，医生们、军官们“惊得说不出话来”；但南丁格尔机敏老练，刚柔相济，以德服人，终使战场前方出现了希望的曙光。在战地医院，供给官敷衍公事，南丁格尔另辟政府专线，化解危机；在扩建战地医院时，建筑工人企图以罢工要挟，南丁格尔动用自己的资金另外雇佣工人。对比法使南丁格尔干练的形象在平庸的男人世界里凸显了出来。

在斯特拉奇的笔下，对比法还被用来彰显基督教的虚伪。与戈登将军形成对比的是太平军和李鸿章。本来，笃信基督教的戈登和诚信基督教的太平军应当是同门兄弟，但戈登却奉了清政府的令，倒戈剿杀正在席卷全国的太平军。戈登发现，打胜仗“比与满清权贵搞好关系容易”，其中李鸿章成了他眼里清朝的代表。戈登率常胜军诱降了太平军之后，清廷却背信弃义暗杀了起义军诸王。戈登仿佛不能理解，更不能容忍此种行径，他找到李鸿章，“勃然大怒”；李鸿章却认为失信于守城太平军是理所当然，“希望用巨额赏赐和朝廷嘉奖安抚戈登”。一怒，一杀，戈登的虚伪面孔再次显露出来。战事奉行的逻辑是“兵不厌诈”，戈登领命镇压太平军时，就已开始了“同室操戈”，现在却又要奉行《圣经》的准则，履行承诺，心理矛盾与虚伪之心昭然若揭。

揭示法是斯特拉奇传记的另一大特点。在《名人传》的前言中，斯特拉奇强调，传记作家应当保持精神独立，即不能一味只唱赞歌。他应当“揭示”，而不作评判；应当将探照灯般的笔触伸向传主那鲜为人知的一面。这种传记观决定了斯特拉奇对传主的性格描写独具一格。南丁格尔有英雄气概，她实行铁腕管理和无情的纪律，靠的是不屈不挠的意志和坚定不移的决心。在战地医院，“哪里的病痛最严重，哪里最需要帮手，哪里就有南丁格尔小姐”，只要她在场就会产生奇特的效果。忙碌了一天下来，夜深人静之时，她又开始填写表格，写分析报告。她会温情脉脉地给伤者家属写信慰问，也会给上级写信汇报情况，对身边不称职的现象“毒汁四溅”，“挖苦之辞像机关枪一样”。南丁格尔性情暴躁，因为她的口头禅是“该发火时就发火”。李鸿章的日记是斯特拉奇运用揭示法的巧妙工具。透过李鸿章的日记，我们看到他眼里的戈登其军事才能可同曾国藩的学识才能相提并论；其人格修养不像其他外国人那样“令人生厌”，因而李鸿章愿意与之称兄道弟；随着接触的加深，双方的了解加深了，矛盾(观念的、文化的、个人修养的)也加深了。李鸿章发现，尽管戈登算是正人君子，但“人很难相处”，因为戈登不能容忍贪官们克扣军饷，不能容忍清廷官员们背信弃义。诚然，这里我们也看到了斯特拉奇遵循的西方人惯用的东方主义视角，以中国人(李鸿章为代表)的腐败衬托戈登的英雄本色。

斯特拉奇传记的特征是人物鲜活，性格鲜明，但也有其致命的弱点。在《名人传》的序言中，斯特拉奇表示自己立传的原则是“在材料的汪洋大海之中放下一只小桶，在这里那里吊上一些材料样本来”，据此立传。这一原则遭到许多历史学家的置疑。虽然伍尔夫曾经说过，生活中的一颦一笑，一个点头都可以表现传主的性格，但如果所选材料不典型，势必影响传主形象的真实性。而真实性是传记的生命线。另外，为了突出传记叙事的文学性，斯特拉奇运用了一些表现声音的话语手法，如传主的自言自语，旁人对传主的口头评价等，这也使得传记的真实性打了折扣，毕竟斯特拉奇无法真实地知道生活在19世纪的传主口头怎样说过哪些话。

相比斯特拉奇的传记成就来说，其缺点可谓“瑕不掩瑜”。斯特拉奇不仅使传记重新回到文学的行列中，还提升了传记作家的地位，从此传记作家不再是传主的奴仆，跟在传主的后面亦步亦趋。此外，传记在斯特拉奇这里，还超越了传记本身。斯特拉奇曾宣称，他写作的目的是为了“施加影响，不是出人头地”；是“用少量的话毒死大量弄虚作假的妖魔鬼怪”。(David　Garnett语)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斯特拉奇眼里的传记不是颂歌或纪念碑，而是一把利器，刺向传主们生活的维多利亚时代的保守、虚伪、道德至上的传统观念。他在本传中选取的四个标志性人物代表了维多利亚时代精神支柱的四个领域(宗教、博爱精神、教育和军事)，其目的就是推倒支撑维多利亚时代的精神偶像。这就是为什么Eminent　Victorians只能译成《维多利亚时代名人传》，而不是其他。那种在书名中用了“四”字的译法，不仅画蛇添足，而且远远背离原著精神，在这部传记中，名人们不仅代表自己，更重要的是，他们象征着那个时代。

(唐岫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