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提要】

1869年10月2日，　我出生在英国殖民桎梏下的印度的波尔邦达尔，成长在一个虔诚信奉仁爱、素食、苦行的印度教家庭。19岁时赴伦敦求学，西方的文明曾令我感到自卑，羞涩的性格和自小受到宗教陈规的约束使我在一个异域的环境里无所适从。经过一段迷惘和痛苦的摸索，我放弃了对西方文明的盲目崇拜，坚持原有的宗教信仰并吸取其他宗教之精髓，并接受英国法制思想，取得伦敦大学的律师资格。学成回国后，我开始从事律师业务，律师业务的不景气和周围令人窒息的环境，使我感到苦闷压抑。正好有个来自南非印度人的案子需要我帮助处理，我就毅然决定去南非。南非当时也是英国的殖民地，看到同胞在此受到的歧视和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使我走上了领导南非印度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我的非暴力思想逐步形成。1915年，我回到印度，经常在集会上发表自己的演讲，宣传自己的主张，从事非暴力斗争。为了实现自己的宗教信仰，我身体力行，通过节欲以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通过绝食以抗争英国殖民统治。我还号召民众通过自制、绝食、不合作、自力更生来实现印度人的自治。在印度全民反压迫斗争的实践中我的不合作思想逐渐成为国大党的指导思想。

【作品选录】

在40年前，英国的印度留学生为数很少。当时有一种风气，就是印度留学生即使是已经结了婚的，也要装作是单身汉的样子。因为英国的中学生和大学生都是未婚的，他们认为念书和结婚是不能并行的。印度古代的时候，也有这样好的习俗，那时候的学生叫作“波罗摩恰立”。只是到了近代，却盛行童婚的风俗，这在英国是闻所未闻的。因此，旅居英国的印度青年都羞于承认他们已经结婚了。还有另一个不好说出口的原因是：　如果事实被人知道了，那些年轻人便不可能和年轻姑娘一同出去玩或者嬉戏了。一起游玩是不算什么的，家长甚至还会鼓励这么做，况且因为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男女青年的这种交流和联系也是必要的。但是，如果印度青年到了英国以后，也放纵于这种在英国人看来十分正常的关系当中，后果却是难以想象的。正如我们经常看到的那样，一些印度青年经不起诱惑，因为经常和英国女青年一起游玩，而过着一种不诚实的生活。这种生活对于印度青年来说，是非常不好的。我自己也染上了这种恶习，虽然我已经结婚，而且也做了父亲，但是自己也冒充单身汉。不过我这样自欺欺人，并不觉得从中可以得到什么快乐，只是我的胆怯和沉默，才使我免于卷入更深的漩涡当中。

我固然有些胆怯，却也十分谨慎。有一次假期，我寄住在文特诺的一个人家里。这里有一种风俗，房东的女儿要招待客人外出游览。有一天，房东的女儿带着我到文特诺附近那些风景秀丽的小山上去。我走路并不慢，但我的女伴走得比我更快，她经常把我落在后面。她一面在我的前头走，一面滔滔不绝地说着话。而我只是回答一声“是”或者“不是”，最多也不过说一句：“真的，那是多么美啊！”她像一只鸟儿一样在前面飞着，我却在想，什么时候才能回家啊！我们终于跑到了山顶上。然后就要下山了。那个才21岁的少女，尽管穿着高跟鞋，却像箭一般地冲了下去。我使足力气也赶不上她，觉得非常惭愧。年轻的姑娘站在山下，微笑着为我鼓劲，还要上来扶我。我怎么这样无用呢？于是我拒绝了她的帮助，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连跌带爬的，总算下了山。我的同伴放声大笑，并为我喝彩，这样更让我觉得无地自容了。

但是我不可能老是安然无事，因为神灵要我从说谎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有一天我到布莱顿去，这是一个和文特诺差不多的避暑胜地，这件事发生在我去文特诺之前。在那儿的一家旅馆里，我碰到一个中产阶级的老寡妇。这是我在英国的第一年，旅馆里的菜单都是用法文写的，当时我还不懂法文。碰巧我和这位老太太同桌，她见我是个外国人，看见我正在为难，便过来帮忙，她说：“你是才到这里吧，有什么需要帮忙吗。为什么你不点菜？”这位好心肠的太太跟我说话的时候，我正在一个字一个字地念着菜单，打算问一问侍者这些菜是用什么做的。我向她道谢，把我的困难告诉了她，告诉她我不懂法文，不知道哪些是素菜。她说：“让我来帮助你吧。我来给你解释菜单的意思，告诉你可以吃哪些菜。”我于是很高兴地接受了她的帮助。在这一次邂逅之后，我们便开始了我们的友谊。这段友谊维持了很长时间，在我留学英国期间直至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这段友谊也没有中断。她告诉我她在伦敦的地址，请我每星期日去她家吃饭。有时她还特别邀请我，帮助我克服羞怯的性格，向我介绍一些年轻的女子，设法使我获得和她们交谈的机会。有一个少女，是和她住在一起的，对我好像特别垂青。老太太也特别制造机会让我和那个少女有更多的交流。最初，我对这样的交际感到非常为难，既不能找到谈话的题材，又不善于打趣说笑。但是那个少女却努力引导我，使我渐渐地不再那么羞涩了。我开始学习，不久就每个星期都盼着星期天的到来，开始喜欢和这个年轻女子交谈了。

这位老太太一步步地开始实施她的计划。她开始注意我们的会面。也许她对于我们有她自己的目的。我因此才感到非常苦闷。我想：“我如果早把我已经结婚的事告诉这位老太太，那么她就不会产生让我同那少女订婚的念头了。但是，亡羊补牢，未为晚也。我现在应该把真相告诉她，以免再发生更多的麻烦事了。”我于是给她写了一封信，信中的大意如下：“自从我们在布莱顿认识以来，你待我非常好。你照料我如同母亲照料儿子一般。承你美意关怀我的婚姻而给我介绍了不少年轻的女子。与其让事情这么发展下去，惹出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我觉得不如让我向你表白我实在有负你的盛情。在我们相识的时候，我就应该告诉你我已经结婚的事实。我知道留学英国的印度学生常常隐瞒他们已经结婚的事实，而我也这样做了。现在我明白了，我不应当这样做。我还应该告诉你我在童年时就已经结婚，并且已经是一个孩子的父亲了。我很抱歉没有及早把这件事情告诉你。但是我庆幸神灵现在给了我承认事实的勇气。你肯原谅我吗？我向你发誓，我对于你好意给我介绍的少女并没有不端的行为。我知道应该遵守的规矩。你不知道我已经结婚，所以希望我同她订婚。为了防患于未然，我应该向你说明真相。

“收到这封信以后，如果你认为我有负于你的厚意，我可以保证我不会再来打扰你了。你对我的真情厚谊我将终身不忘。如果你仍然不嫌弃我，依然把我当作是值得你关心的人，我自然会很高兴，并且会为你这样更深的厚爱而感激不尽。”

我的这封信并不是一挥而就的，确实经过了再三修改。信送出去以后，我觉得如释重负。送信人回来时，给我带了一封复信，大意如下：　

“你的信我收到了。你是那样的率直坦白，我们两人都很欢喜，并且痛快地笑了一场。你所说的关于你的不诚实的过失，是可以原谅的。并且你能将事实告诉我们，那是值得称道的。我仍旧要邀请你到我家里来，下星期天我们等着你来，希望你为我们讲述你的童婚故事。我们可以尽情高兴一场。难道还需要我向你保证：　我们的友谊丝毫不受这件事的影响吗？”

就这样，我摆脱了不诚实的苦恼。而且从此以后，只要是必要的时候，我总是毫不踌躇地将我已经结婚的事实告诉别人。

在我留英的第二年底，我遇到了两个通神论者。他们是兄弟俩，都是未婚的单身汉。他们跟我讨论《纪达圣歌》。那时他们正在读艾德温·安诺德爵士翻译的《天府之歌》，并请我和他们一起研读原文。我觉得惭愧，因为我从没有读过用梵文或古遮拉特文写的那首圣歌。我不得不告诉他们我对《纪达圣歌》一无所知，可是我很愿意和他们一起研究这本经典，虽然我的梵文根底很浅，但我希望我能指出译文中与原文不相符的地方。于是我就开始和他们共同研究起《纪达圣歌》来。其中第二章有这么几行，给我印象很深，而且对我产生了久远的影响：　

人如果注意感觉之物，

那就将受它的诱惑；

诱惑生爱好，

爱好煽起欲火，

由欲而生怒，

由怒而生狂，

由狂而失记忆，

由失记忆而失理性，

终至身心同归于尽。

我觉得这本书对我来说是无价之宝。这本书中的一些真知在我心头铭记不忘，时至今日，我依然把它视为我认识真理的一本无上宝典。在我烦闷的时候，它给我极大的精神支持。在我后来所阅读的所有英文译本中，我还是认为哪一本都不如安诺德爵士的译本好。他对于原文很忠实，而且让人读起来不觉得是翻译过来的。我虽然和这些朋友一起阅读《纪达圣歌》，但当时还说不上有什么研究或心得，直到若干年以后，我才把它作为我的每日必读之书。

这两位年轻朋友还给我推介艾德温·安诺德爵士所著的《亚洲之光》。我以前只知道他翻译过《天府之歌》，直至读了这本书后，才觉得比《薄伽梵歌》有趣多了。当我拿到书开始读起来，便爱不释手了。有一次他们还把我带到布拉瓦斯基的住宅里，把我介绍给布拉瓦斯基夫人和贝桑特夫人。那时贝桑特夫人刚刚加入通神学会，她关于改变信仰的辩论，使我很感兴趣。这些朋友劝我入会，但是我婉言谢绝了。我说：“我对于自己奉行的宗教也仅有非常肤浅的知识，不便再加入别的宗教团体。”我记得我曾听从这两位弟兄的劝告，读了布拉瓦斯基夫人的《通神学入门》。这本书使我对阅读有关印度教典籍产生了兴趣，而且使我消除了那些传教士们所宣扬的、认为印度教全是迷信的观念。

大概就在这个时候，我在一家素食公寓里遇见了一个来自曼彻斯特的善良的基督教徒。他和我谈论起基督教义。我把我在拉杰科特的往事讲给他听，他流露出很难过的神色。他说：“我是一个素食者，也不喝酒。不错，是有很多基督教徒既吃肉，也喝酒；但是《圣经》上并没有规定肉食或饮酒的制度。你只要读一读《圣经》就知道了。”我听从了他的意见，他便给了我一本《圣经》。我依稀记得他自己常常有很多种版本的《圣经》出售，我向他买了一本有插图、有索引和附录的《圣经》。我开始读起来，可是无法把《旧约》读完。我读了《创世记》，但是后面的几章却使我昏昏欲睡。可是我仍然勉强读下去，用了很大的努力也觉得茫然无绪，我对它既无兴趣，也不了解。我最不喜欢的是《民数记》。

然而《新约》却给我一个不同的印象，尤其是《登山宝训》，使我深受触动。我认为它可以和《纪达圣歌》比美。书中有这样一段话：“我告诉你们：　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如果有人想要拿你的内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我读后觉得很有道理，它还使我想起萨玛尔·巴特说的“惠我杯水，报以美食”那一段话。我用未成熟的理性试图把《纪达圣歌》、《亚洲之光》、《登山宝训》的教训都贯穿起来。宗教的最高形式莫过于弃而不取的理念，它给了我很大的鼓舞。这几本书引起了我对读书的欲望，并使我对研究其他宗教家的生平发生了兴趣。有一个朋友向我推荐卡莱尔的《英雄与英雄崇拜》。我读了其中《先知是英雄》那一章，才认识到先知的伟大、勇敢和严肃的生活。

在这段时期，因为我要准备考试，几乎没有多余的时间可以做其他的研究，所以除了这一点对宗教的认识外，我已无力做更多的研究。但是，我立志以后要多读一些宗教书籍，并研究各种宗教的教义。

可是我怎能不学点有关无神论的知识呢？每一个印度人都知道布拉德劳的名字和他的所谓无神论。我曾读过有关无神论的一本书，不过书名却记不起来了。这本书对于我没有产生什么作用，因为我已经走出了无神论的大沙漠了。贝桑特夫人是当时社会上很有影响的一个人物，她从无神论转变为有神论，这个事实更加坚定了我对于无神论的反对。我曾经读过她的一本书《我怎样成为一个通神论者》。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布拉德劳去世了。他安葬在沃金公墓。我们所有侨居在英国的印度人都参加了他的葬礼，我也去了。有几个牧师也在送行的队列中。举行完葬礼，在回家的路上，我们在一个车站上等车。人群中有一个无神论者诘问其中的一个牧师说：“喂，先生，你相信有上帝存在吗？”

“我相信。”牧师低声说道。

“你也相信地球的圆周是两万八千英里，是吗？”那位无神论者很自信地笑着说。

“那当然。”

“那么请你告诉我，你的上帝有多高？他究竟在什么地方？”

“我们只知道一件事，他就住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

“得了，得了，别把我当小孩子了。”那位无神论者胜利地望着我们说。

那位牧师谦逊地保持沉默。

这一段对话，更增添了我对无神论的偏见。

我对印度教以及其他的宗教，虽然都有了一点粗浅的了解，但是我也知道当我遇到困难或者在生活对我的考验中，我的这一点点知识还不足以使我得救。一个人当他经受着考验的时候，究竟是什么力量在帮助他，他是意识不到的，更别说事先有什么预兆了。如果是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人，他一定会将自己的安全归功于运气。如果是一个信仰神灵的人，他就会说这是神灵拯救了他。他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说在他困难的时候，或是在他受到考验的时候，给他以精神力量的是他对于宗教的研究，或他的精神力量起作用的结果。但是在他获得帮助的时候，他实际上并不知道是宗教的信仰还是别的东西援助了他。那些对自己的精神力量十分自信的人，不是也对它盲目崇拜吗？

我在留学英国的时候才开始发现，只依靠宗教知识并不能起多大作用。在那之前，我所遇到的几件类似的事情，究竟是怎么幸免的，我也不记得了，因为我那时毕竟太年轻了。而在英国发生以下这件事时，我已经二十岁了，并且成了家，还有了儿子，经验也有了。

我记得在我留学英国时，也就是1890年，有一次素食者会议在朴次茅斯举行，我被邀请参加会议，到会的还有我的一个印度朋友。朴次茅斯是一个海港，平时有很多海军人员在那儿停留。那里有很多名声不好的妇女，她们倒不是真正的妓女，只是道德并不那么好。我们借住的人家也属于这类人。当然，会议组委会对此是一无所知的。像朴次茅斯这样的地方，对于我们这些不常来的过客，是不容易分清好的或坏的住处的。

晚上会议结束后，我们回到住处，吃完晚饭后就坐下来玩桥牌，我们的女主人也来参加了。那时英国有一种风气，上等人家也不例外。玩桥牌时，大家之间会相互开玩笑，说一些无伤大雅的话。但是我的同伴却和我们的女主人讲了一些无聊的话。我不知道我的朋友对此还是颇为在行的。他们的谈话使我产生了兴趣，我也加入了他们的玩笑之中。正当我要越出界限把手里的牌都放下不玩的时候，神灵通过这位好同伴发出了可喜的警告：“你哪儿来的这种鬼主意呀，我的孩子？走吧，快！”

我觉得十分羞愧，于是接受了这个警告，衷心感谢我的朋友。我马上想起了我在母亲面前曾经立下誓言，而我现在在做什么呀？我立刻从他们身边离开了。我慌慌张张地、不安地逃回我的房间，像一只猎物逃脱了它的追逐者。

我记得那是除了我的妻子以外，第一次引起了我的冲动的女子。整个晚上我都没有睡着，我的心灵十分不安，心烦意乱。我应当离开这间屋子吗？我应当离开这个地方吗？我现在是在什么地方呢？如果我控制不住心性，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呢？因此我打定主意，以后要非常谨慎；我要离开这间屋子，还要离开朴次茅斯。还有两天时间这个素食会议就可以开完了，但是我记得我在第二天晚上便离开了朴次茅斯。我的同伴又在那里多住了几天才走。

那个时候我还不明白到底什么是宗教的真谛，神灵的实质是什么，也不懂得它在我们的心中究竟是怎样发挥着作用。在我的意识当中，我只是模模糊糊地认为，我这次得以幸免，没有陷于堕落，是因为神灵拯救了我。在我的一生当中，我所经历的所有考验，都是在神灵的帮助下才得以顺利通过。直到现在，我才明白“神灵拯救我”这句话的更深刻的涵义，即使这样，我还是不能完全透彻地了解它的真义。只有经历更为丰富，积累了更多的经验之后，我才能对它做更加充分的认识。但是就我所经受的一切考验来说，不管是精神上的考验，还是在当律师的工作中，以及对社团的经营管理和从事政治工作等等活动中所遇到的一切困难和挫折，我都可以说，都是神灵保佑了我。当我有时候陷于绝望当中，觉得前途渺茫之际，“当愿意帮助我的人无能为力而得不到任何人的安慰时”，我发觉天无绝人之路。虽然我并不清楚地知道前途在什么地方，希望是否还存在。祈愿、膜拜、祷告，都不算迷信；它们是比衣食住行等等更加真实的行为。甚至可以这样说，只有它们是真实的，其他一切都不是真实的。这种膜拜或祷告并不是信口开河，也不是说说而已，它是从内心发出的祝愿。因此，我们能听到世俗的声音，并把它们都纳入正调。而这些发自真心的祷告却往往并不为人所知，仅隐蔽在音乐当中颤然成调。祷告是不用说出来的。就它本身而言，是独立于任何理性的努力之外的。我绝对相信祷告是消除内心情欲的一种成功的手段，但同时它也需要非常的谦逊。

(鲁良斌译)

【赏析】

甘地是印度民族主义运动的杰出领袖，20世纪非暴力主义的倡导者，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与争议。甘地生活的年代，印度正处于英国的殖民统治之下，古老的印度文明在西方文明的合围中正一步步失去它昔日的光辉。英国对印度的长期统治不但没有给这个次大陆带来繁荣，反而使民众处于更加贫困的状态。大英帝国在民主的幌子下从来不把印度民众看作印度的主人，作为有色人种印度人在大英帝国的殖民地内处处受到歧视。尽管西方的法制文化对印度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它是建立在对印度古老文明的摧残的基础之上的。在殖民统治的夹缝中如何求得生存，这成了印度人亟待解决的问题，任何一个有良知的印度人都会为民族的生存而担忧。正是在这一社会背景下，甘地出现了。他以宗教家仁厚的胸怀，革命家雄伟的魄力，凭着一把盐，几部纺织机，同强大的英国势力展开了持久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最终把英国殖民者逐出了印度，成为顶天立地的“圣雄”。

甘地出生于英属印度西部的波尔邦达尔，生长在一个笃信印度教毗湿奴神的家庭，并带有浓厚的耆那教色彩。耆那教是印度一种道德严明的宗教，其主要信条是非暴力，主张业报轮回、灵魂解脱。因此，甘地认为，不杀生、素食、为自我净化而绝食、各种教义各个教派信徒之间互相容忍，乃是天经地义之事。可见童年的家庭生活对甘地的影响是巨大的。甘地的人生观和宗教观在他留学英国时就初见端倪。留英初始，他性格羞涩，但他并不把这看作他最大的缺点，羞涩少言有时也是一种宗教体验。面对英国强势文化，羞涩也许是一种明智的生存策略。在实践中他总结出，沉默是信奉真理的人进行精神考验的一种方式。他认为人们天生有一种毛病，有意或无意地喜欢浮夸或抹杀或缩小真理，而沉默的方式是克服这种毛病的方法之一。一个讲话不多的人，所讲出的话通常是经过考虑的，他会衡量他的话该说不该说，以怎样的方式说出来。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他的羞涩维护了他，使他不断成长，并帮助他获取真理。

羞涩有时也使他在与人交往时显得拘谨不自然，但羞涩并不等于不诚实，他认为诚实是一个人的基本品德。留英期间，英国的中学生和大学生都是未婚的，他们认为念书和结婚是不能并行的，而甘地作为印度童婚习俗的受害者早在13岁就结了婚。早婚在当时的英国被认为是一种陋习，说出来会被人歧视，还会失去很多异性朋友。甘地不想在谎言中生活，他毅然向那位热心的英国太太说出自己真实的婚姻状况，他的率直坦白最终赢得了理解和尊重。神灵的启示告诉他，诚实是人性的基本要求，诚实是一种伟大的力量。甘地一生待人诚实，以自己的良知对抗人性中的恶。他不仅对所有的民众有一个诚实之心，甚至对英国殖民者也以诚实之心对待。诚实是他非暴力思想的具体体现。

甘地将非暴力和博爱不仅视为真理，而且视为体悟和发现神的途径和方法。在甘地看来，真理和神是目的，非暴力和博爱是通向目的的手段。爱的非暴力不是弱者的武器，而是强者的武器，勇者的武器。它意味着诉诸灵魂的力量，用精神力量反对物质力量，用灵魂力量征服肉体力量，以爱制恨，以德报怨，用自我牺牲感化别人。他认为哪里有非暴力，哪里就有神。他的这些思想是在他留英时通过对各种宗教的研究而感悟得出的。他阅读和研究伟大先知们的生平和教诲，将他们视为神灵之子。他与不同宗教信仰者为友，将他们共同视为兄弟姐妹。甘地从世界许多宗教和先知那里得到启发和教益，他将登山宝训与薄伽梵歌相比较，在道德上以耶稣基督的登山宝训为指南，在行动上以他的十字架精神为榜样。耶稣的博爱思想和自我受苦的精神是形成他非暴力永恒信念的一个重要因素。从某种意义上说，甘地是20世纪的佛陀和基督。正是英国留学期间对各种宗教的接触，与先知和神灵的对话，使他的非暴力学说有了坚厚的宗教基础。他认为，非暴力不仅包含不在肉体和精神上伤害任何生物的消极含义，而且包含将人们与生俱来对亲人的爱扩展到全人类包括仇敌的积极含义。也就是说，在其积极意义上，非暴力意味着最大的爱，即博爱。

在南非和印度，甘地号召民众为反对压迫而采取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他关心下层民众的疾苦，号召他们自力更生，并以自己的行动感知民众，使他们在神灵的帮助下走上自律和非暴力不合作的斗争道路。他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暴力，他把自己的宗教体验和政治理想结合起来，发现了一条行之有效的实现民族自治的道路，最终成为国大党的精神领袖。他独特的斗争方式使他成为一个颇受争议的人物。英国人对甘地的态度混杂着钦佩、迷惑、猜疑与恼怒，认为甘地从最好方面说只不过是除了极少数基督教传教士及激进社会主义者之外的又一个乌托邦幻想主义者，从最坏的方面说则是狡猾的伪君子，戴着对英国统治者口头上讲友谊、骨子里搞颠覆的假面具。在甘地的祖国也有对他吹毛求疵的人，他的党内亦然。自由主义派领导人抗议他步子太快；青年激进分子抱怨他走得太慢；左翼政治家责备他没有严肃对待驱逐英国出印度及清算王公、地主等既得利益者的问题；贱民领导人怀疑他作为社会改革家的善心；穆斯林领导人斥责他偏袒他所属的教派。尽管人们对他的思想行动存有争议，但他最终赢得了人们的爱戴。美国前国务卿马歇尔将军曾说：“莫·卡·甘地是全人类良知的发言人。”世界著名物理学家爱因斯坦也评价道：“后世之人大概不会相信，像这样一个有血有泪的人，曾在这个地球上走过。”他是圣徒中的一名政治家，同时也是政治家中的一名圣徒。甘地的一生其实就是实现其宗教信仰的一生，是追求真理的一生。

《甘地自传》以甘地的宗教体验，追求真理为线索，用朴实而真诚的语言记述了甘地追求真理即神的心路历程。他把自己的信仰付诸实践，使他不仅成为“圣雄”，而且成为一个政治活动家。他身体力行，善于剖析自我。他在忏悔、节欲、绝食中与自己的心灵和不公平的社会斗争，他的非暴力思想也许存有争议，但其博爱之精神将永存史册。

(许勤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