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提要】

我1853年生于乌克兰的一个县法官家庭。乌克兰美丽的大自然，边远地区的乡村生活，童年时代所听到的民歌、民间故事和传说，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与许多同龄人一样，我先在私人寄宿学校接受启蒙和小学教育，然后到日托米尔中学就读，在这里经一位语文老师的介绍我读到了莱蒙托夫、屠格涅夫、涅克拉索夫等作家的作品，并且以半工半读的方式完成了彼得堡工艺专科学校的学业。自1873年到莫斯科彼得农林学院学习开始，我因为参加学生运动和革命运动而屡次被逮捕、流放、关进监狱，在这段艰难的日子里我接触到大量的下层劳动人民，了解到许多风土人情，看到了政权变换时临时政府对居民的暴行、蹂躏、劫掠以及非法的死刑。1885年我在彼得堡被释放，在《俄罗斯思想》杂志社编辑部继续我的文学事业。

【作品选录】

我最初发生这种心情，还是在罗夫诺的时候： 有一天早晨，邮递员给我送来一封信，上面盖着工艺专科学校的图章，写着我的名字。我心惊肉跳地拆开了这封信，取出一张上端填着我的姓氏的印刷通知单来。工艺专科学校校长叶尔玛科夫通知我，说我被录取在一年级，须在八月十五日以前来校报到。

我看了信之后向四周一望，觉得在这几分钟内仿佛已经过了整整一昼夜： 邮递员来到以前是昨天，而现在已经是另外一天，是今天了。我仿佛睡了一夜，醒来的时候不但已经换了一个人，而且好像也换了一个世界。这种感觉是从那张有印刷文字和叶尔玛科夫签署的坚实的灰色纸上产生的。此后我在街上奔跑的时候，觉得房屋、墙垣和一路遇见的居民们也都用不同的眼光来看我。事实上他们的确也是开天辟地以来第一次看见……专科学生某某人。

我有好几天随身带着这通知书。我一人独处的时候，常常把它取出来反复阅读，每次都感到一种新的满足，仿佛这不是一个枯燥的公文，而是一首诗。这的确是一首诗： 脱离旧世界，被召唤到你所希望的光明的新世界去。……召唤的人是“校长叶尔玛科夫”。在我想象中觉得这姓氏联系着一个很坚强的、几乎像花岗石一样的(大概是联想到了西伯利亚的叶尔玛克)、同时又是无比崇高而明慧的人物。就是这个叶尔玛科夫在等候我八月十五日以前到校。他需要我去执行他的崇高的使命。……

这种心情是愚蠢的，我当然也意识到它的愚蠢。因为叶尔玛科夫的签署是印刷的；这种通知书他并不亲自签字，而是由办公室大量地散发。我知道这一点，然而这并不能改变我的心情。我的理智很聪明，可是感情很愚蠢。当我给自己指出了事情的真相之后，我的嘴巴不由得张开到了耳朵边。我必须转过头去，不让人家看见这种愚痴的笑容，不让人家因此而猜测到叶尔玛科夫在召唤我，需要我在八月十五日以前亲自去见他。……

我怀着青年人的利己心，完全不顾问母亲关于我的行装的操心。她向人抵押了她的恤金领取簿，卖了些东西，向可借的人借了些债，终于凑成了两百卢布光景。然后她又同裁缝施姆科长久地商谈。

裁缝施姆科是一个矮胖的犹太人，面庞宽阔，脸上的薄嘴唇和尖鼻子给人一种近于阴郁的滑稽印象。父亲在世的时候，我们常常嘲笑施姆科，尽情地讥讽他的外貌，猜测他的作弊。父亲死了之后，母亲生活困难，施姆科到我家来，批判地检查了我们的服装情况，一本正经地对母亲说：

“唔，该缝一件大衣和两套制服了。”

“施姆科，你要知道我现在没有钱，将来还不知道怎么样呢，”母亲悲哀地回答。

“哪里！” 施姆科反驳，“您没有钱，可是有孩子。……孩子难道不是钱？……”

于是他又替我们缝衣服，不计较付款日期，而且不再像从前那样讨价还价。

现在他在我们家里展开了他的业务。他探问我是否要缝“最新式的”样子，知道我讨厌最新式的样子，他竟高兴得叫将起来，于是就尽情地施展他的创作幻想。他把衣料浸过，蒸过，量了尺寸，裁剪了，给我试穿一下，然后缝制。终于由他一手把我打扮好了，虽然打扮得不十分阔绰，价钱却很便宜。他替我缝了一套夏装，布料结实而坚硬，棕色底子上有黄色的小花束。此外他又替我缝了一件大衣。我当时隐约地觉得： 有花束纹样的坚实布料很像家具上的套子，却不像到首都去穿的服装；而那件大衣很像西班牙式的斗篷。……然而我对于这些并不讲究，毫不介意。不管式样如何，我只觉得自己穿着崭新的衣服，“十分朴素，却别有风味。”

在这假期的中央，我长满了十八岁，但是我觉得我早已不能容纳在我周围的这个狭小的世界里了。这世界整个儿只有这么一点点，就好像局限在一只平坦的盘子里，在监狱和邮局之间的范围内扰扰攘攘，到处都是熟悉的，枯燥无味，陈腐可厌。我在这里的最后几天中有一个傍晚，我用告别的眼光望望在公路街上散步的群众，我面前的暮色中突然浮现出官员米哈洛夫斯基的脸来，我以前曾经把这个人当作“名诗人”。他嘴里衔着一枝粗大的雪茄烟，雪茄烟上的火亮一亮，照明了他的异常乏味的平面孔和突出的、毫无表情的眼睛。不久以前我还觉得这个人后面映着一圈诗的光轮。此外还有多少人曾经被我看作高尚人物，只因为他们都是成年人，而我是一个小孩子。可是现在我已经长大，这个狭窄的世界就缩小了。……以前的聪明人或是变得愚笨了，或是变得十分平凡了。……现在我能够敬仰谁，能够崇拜什么人或什么东西呢？这里有哪些人知道并且能够指出我这年轻的心灵所向往的高尚生活呢？……即使仅仅是想到这种高尚生活，去找求它、怀念它、想望它，他们之中又有谁能够做到呢？……没有人，没有人！

我心中产生了一种自高自大的信念，认为我恐怕是这城里最聪明的人了。我的看法是这样： 在这像盘子里的水一般从关卡到邮局往来动荡的潮流中，所有闪现在我面前的人，我全都能够了解。在所有的人都应该知道的事物里面，他们所知道的，我全都知道了。可是他们却猜不到我对他们怀着怎样的看法，我心中萦绕着怎样的理想。

我这种想法真笨。后来，我变得聪明些了，就很容易在生活的最荒僻的角落里找到比我高明的人。可是在那时候，我似乎仅用“文学发展”这一种尺度来衡量一切。

然而必须指出： 对于另一个世界，对于在八月十五日之前等我去的那个世界，我并不自高自大。反之，我到那个世界去的时候准备怀着一种真诚的信念，认为我在那个世界面前渺小而不足道。不过，说实话，我心中隐藏着一种希望： 在那股光明的、雄厚充实的生活潮流中，我也会前进，会与某些人并驾齐驱，并且赶上别人。……但是如果这时候有人想指示我，说在我将要离去的这个世界和我所向往的那个诱人的世界之间，并没有质量上的区别，说那班“堂堂的高等学校学生”只不过是由一些平凡的人集合而成的，这些人大都像我现在一样无聊而乏味——那么我一定不相信，也许竟会替我的理想叫屈。……

我的同时代人怀着生来丰富并且由于过早阅读而十分发达的想象力，站在歧途上。文学的这种影响，向来似乎还没有受人充分的注意。文学中的批判的因素和游移不定的形象，会破坏青年人在这种场合下所产生的精神完整性。青年人失去了原有的精神完整性，就去找求另一种新的完整性，努力依照新的、才有眉目的未来人物类型来形成自己。而在这时期，青年人就容易去追随别人的使他惊愕的任何疏狂有力的行径。……

我们要拟订一张集体抗议书。这事件已经迁延了两星期光景，一直拟不出这抗议书的稿子来。大家都要求声明： 学院当局对学生的态度引起了公愤。然而绝大多数人只赞成提出纯粹学校范围内的问题。我们的小组对于仅仅提出这一点表示不满意。我们还要求抗议学院当局的密探行为，可是大多数人不赞成这一点。

这件事沉闷地拖延下去；上课的事根本不放在心上，无论如何总得解除这危难。在一次热烈的集会之后，我和格利果列夫声明： 我们不再参加讨论，我们要自己拟订抗议书，递送上去，即使这抗议书上只有我们两人签名也不要紧，总要有人肯说真话才好。我们这样声明以后，就回到我的房间里。我愤慨之余，就在那里草率地拟定了请愿书，并且签了字。格利果列夫显然不大注意文字的细节(这些细节后来给我们招致了一些不快)，他完全赞成其中的要旨，即： 学校当局和学生之间的关系是彼此完全不信任和互相不尊敬，而最近这种关系变得越发不成体统了——校方竟企图逮捕某某学生，这事件使我们把学院办公室看作莫斯科宪兵司令部的分部，而把学院行政代表人看作宪兵司令部的驯服的爪牙。

我们两人在请愿书上签了字之后，就向大家声明，说我们不再进行讨论，只是请赞成这请愿书的内容的人大家都签名；但是无论如何，不管有多少人签名，我们一定要把这请愿书递呈上去。结果请愿书上签满了名。我们小组里的阿尔汉格尔斯克人——普鲁加文氏兄弟二人阿列克塞和维克多，尼科尔斯基和李奇科夫——最先加入。住在莫斯科的韦尔涅尔特地来到这里，以便参加签名。不久，签名者达九十六人，事情就此告成。大多数人看见提到逮捕，认为要牵涉到危险的“政治”问题，立刻退避了。签名者推选格利果列夫、韦尔涅尔和我为递呈请愿书的代表。集会就此结束。学院里肃静无声了。

这一天，莫斯科的知识界人士所谈的只是关于彼得农林学院的事件。傍晚时候，我们才知道同学们已经递呈悔过书，而且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其主要动机是为了关心我们三人的命运；他们认为如果风潮继续闹下去，我们将大大地受苦。我记得这消息使我们多么懊恼。我们仿佛完全没有考虑到我们自己的后果。我们认为我们所说的是真话，我们希望坚持真理到底。对于我们个人的顾虑竟能破坏友谊的团结，损害这全部事件的道德意义，这使我们感到很难受。

押送我们的人拿到了字据就去了。我们被送进牢房。警察分局局长表示抱歉，说他只得把这两位前任军官(他所指的是格利果列夫和韦尔涅尔)送到地下层的牢房里，因为上面都住满人了。过了几分钟，我们来到了巴斯曼警察分局的地下层的臭气熏人的走廊里。……

窗子下面靠墙的地方是一张板床，上面放着三条龌龊而狭小的装麦秆的褥子。褥子上面罩着帆布制的厚褥单。然而使韦尔涅尔看了简直发抖的，却是用灰色的囚犯呢制成的被，因为这上面爬着许多很大的警察局虱子，这些虱子在深灰色的被头上非常触目。我们推开被褥，坐在板床边上了，就拿起警察送来的锡杯子来喝茶。

我们这样坐了很久，倾听着附近的牢房里传来的各种各样的声音。其中有醉汉的歌声，有叫声，有骂声……常常从街上带进醉汉来。被带进来的人起初喧噪，反抗。于是警察就把他们痛打一顿。走廊上传来尖锐的叫喊声，不久变成了低微的苦楚的呻吟声。于是门开开了，这个驯服了的人就被推进一个公共牢房里。后来我曾经好几次记述我们各处警察局里所发生的杀害行为，每次我都回想起我第一次被捕时的这第一个晚上。

在上一卷里，我曾经指出我的同时代人的一个特点，这个特点恐怕不需待我指出，早已为读者所注目。我想，这个特点不是我一个人所特有，而是我这一代人所共有的。这便是： 我们创造了一些偏执而笼统的观念，通过这些观念的三棱镜观察现实。在我身上，这个特点可能比别人更加明显，因为我的想象力特别发达，并且早年就读书。

在这时期内，我们眼前显出的人民形象，是那么笼统而神秘，就像屠格涅夫的一首散文诗里所谈到的那个“司芬克斯”一般。这个形象令人神往，我们努力猜测它。我曾经在第二卷中谈到，我在第一次流放中、在沃洛格这大道上穿过森林时怎样想象人民的形象： 一个态度和善的勇士，体力强壮，性格温顺，然而略带病态，显出衰竭的痕迹。在这里，在这树木丛生、忽晴忽阴的丘陵之间，在我和阴沉沉的比塞罗沃人初次会面之后，这个形象略微变了样。现在，在这些树木丛生、一望无际的山坡上，我眼前显现出一个斯拉夫人的原始面貌来，威严而天真，还没有摆脱同自然力的联系，并把雪风当作有生命的东西。

这个浪漫主义的三棱镜老是隔在我和我的各种直接印象之间： 当我在渡口小屋中和比塞罗沃人发生冲突的时候，当甲长的妻子款待我而同时又责备我的时候，以及我望着树林边上“偷儿人家”的可怜的炊烟的时候，都是这样。我对任何一个印象都没有直接而全面地施加过影响。比塞罗沃人在渡口小屋中用骂声和威吓包围我的时候，我的确曾愤然地站起身来，用拳头在我的箱子上敲了一下，使他们畏而却步。这好像是个人直接表现出来的发怒。但只是好像而已，其实那时候我心中并没有愤怒。我的心灵深处有一个声音在告诉我说： 这些人对我抱有成见是有理由的；因为人家把城市的渣滓送到他们这里来，而他们凭什么一看见我就应该把我同这些渣滓分别看待呢？当我由于一时冲动，为了甲长的妻子一边款待我一边责备我而把一个十五戈比钱币丢给她的时候，我对她也是这样的想法。后来，这些人对我的温顺畏怯的态度和迅速的和解打动了我的心；甲长的妻子对“偷儿人家”的态度也同样地使我受到了感动。而在这一切事件之上，一直隐约地显现着那个想象的笼统的人民形象。

这个人民形象一直伴着我来到加甫略·比塞罗夫所住的地方，甚至和我一起走进他家里。……我还一直感觉到有一片“玫瑰色的烟雾”异样地蒙蔽在各种严肃的印象上。起初，当加甫略·比塞罗夫长久地不让我知道他到底收留不收留我的时候，他从高板床上回答我的那种嫌恶而颤抖的声音使我感到非常不快。但是当加甫略终于从高板床上走下来，威严地和我握手，对我说欢迎话的时候，他那并不漂亮的身子忽然在我眼前高大起来，参加到这期间一直显示在我心目中、显示在这些黑压压的森林和雪地上的那个笼统的形象中去了。这天晚上我睡觉的时候特别富有浪漫心情，我想： 看哪，我终于来到了还没有被片面的文明触动过的人民生活的最底层。……如果人民生活中有“人民真理”的宝贵的珍珠，那么……这珍珠正是在这里，在这些阴暗沉寂的树林里。……我的想象中模模糊糊地浮现着那些在树林上空移行的、实实在在地出现在我所不熟悉的这个境域中的林妖，被这林区的农民以替他修屋顶为报酬雇来当牧人的心地忠厚的弗洛尔·拉甫尔，以及为古怪的树干摇炉散香的“车累米西神甫”。……在这一切上面，我在睡梦中听到加甫略的威严的家长风的欢迎辞。……

这似乎已经是玫瑰色烟雾的最后一片浪漫之云。从第二天早上起就开始过现实的日常生活了。

九月四日，我们来到托姆斯克；我们在鄂毕河上度过了冬天般的日子后，到这里来碰上了几乎还是夏天一样的气候。这一次，他们把我带到省长办公厅去了一趟之后，并不把我关进转送监狱，却关进囚犯们所说的“拘留监狱”里。这是一所破烂的房屋，没有围墙，那些栅栏窗仿佛厚颜无耻地直对着街道。住在楼上栅栏窗里的囚犯，常常同街上的人互相说笑，有时竟是肆无忌惮地说笑。我们必须从胡同里绕过这所房子。绕到那一头，才有围墙和大门。我们在大门口被阻住了。当他们在进行交涉的时候，我得暇看到了一种有趣的光景： 通过半开的便门，可以望见监狱的菜园子里有一个穿棕色大衣的绅士，旁边围着一群狱吏和几个手持铁铲的管菜园的囚犯。这绅士原来是托姆斯克的省长梅-洛夫。他显然是刚刚发现了一种不良情况： 他在一棵白菜上看到一个软体虫，正在把它指给典狱官看。典狱官恭敬地对他鞠躬，接着副典狱官、看守长等等也都一个个地鞠躬。

然后我们被带到办公室里，要在这里等候典狱官的来到。我在办公室里看到一种情景，使我永远不能忘记。在一张围着栅栏的桌子旁边，坐着副司法稽查官，他是每两星期来一次，来解答囚犯们关于他们案件的进展情况的询问的。一群囚犯互相倾轧着，紧靠在栅栏上。

“伊凡·西多罗夫大人，我的案件怎么样了？……”

这官员把公文翻了一会，回答说：“这案件在××区的陪审员那里。”

“天哪！已经几个月了，他还不来提审我！……”那个囚犯绝望地叫嚷着。

他就被挤开；别的囚犯上前来探问，都得到同样的答复。这情况给人一个印象，仿佛托姆斯克的案件当时全部处在停顿状态，这一群囚犯在这里永远被遗忘了。囚犯们之间的骚动随着这种问答而增长起来，时时迸发出几句恶毒的谴责声，有时竟是咒骂声，骂的是这个也许完全无辜的官员。有一桩案件特别引起了愤慨。附近村子里有一个农民有事进城来。警察向他要公民证。公民证没有，警察为此就把这农民抓起来。抓起来而且……把他关进监牢里。这件事是极简单的： 只要打听一下他的身份就是了。他所住的村子就在附近。这期间囚犯的亲属来探望他，大伙儿替他出了一张保状，村长特地拿了这保状进城来交涉；可是这案件一直长眠在某某区的陪审员那里，而这农民一直坐在监狱里，每两星期得到一次同样的答复。……当这一次副司法稽查官又对他作同样答复的时候，农民伊凡·拉利昂诺夫简直放开嗓子怒吼起来。伊凡·拉利昂诺夫的案件仿佛总结了这一大群不幸者的印象。我开始替这个可怜的官员的命运担心，因为那栅栏在囚犯们的压力之下格格作响了。连押送我来的两个宪兵，对于这异地机关也忍不住表示愤慨了。……幸而那官员匆匆收拾好公文，从办公室里溜之大吉。要不然的话，这件事结局如何，是很难说的了。

我在这里看到的光景，气魄雄壮得使我吃惊。阿姆加河上的冰起初开始移动了，后来突然又停留下来，造成了“壅塞”的现象。冰块一块块堆积起来，形成了一堵巨大的壁障，在这上面又有别的冰块和树林里倒下来的圆木不断地堆积上去，这就使得河水翻腾起来。旁边峡谷里流出来的一股股水源变成一条条小河，给这混乱景象添上了更多的杂乱感。我看了这光景，不胜惊讶，就站定下来。但听见有的地方水声嘈杂，忽而冲出一个决口，奔腾澎湃起来。有时在壅塞处仿佛有什么东西震颤了一下。……

当我骑在马上欣赏着的时候，突然听见高处的岸上有人拼命地在叫喊。这叫声是对我而发的： 有一个朋友在向我挥动着手臂做什么手势。我领悟到自己站的是危险地方，就把浑身发抖的马掉过头来。我一拨转马头，马就旋风似地飞奔到高岸上去了。再过几分钟，壅塞的地方开始蠢动。有一大块冰和几根圆木摇晃起来，震颤一下，于是壅塞的地方哗然崩溃。杂乱无章的冰块和圆木全部随波逐流而去，发出轰隆轰隆的声音，仿佛地震一般。阿姆加河冲击着两岸，发出冗长的怒吼声。……我不得不再逃远些，这时候水一直在我的马后面追逐。过了一会儿，壅塞的冰块渐渐以较缓的速度顺着河水流去。冰块互相碰撞着，咔嚓咔嚓地碎裂开来；一整株一整株的树木杂乱地翘出在冰块之间——这一切发出轰隆声和爆裂声，顺着河水流下去——起初流到阿尔丹河里，后来流入勒拿河和北冰洋。河的两岸一路发出噼噼啪啪的爆裂声。

但在河流向周围一带隆重宣布春天彻底胜利的那一天之前，春天早已在各地高唱凯歌了： 牧场上已经草色青青，开放着五色缤纷的鸢尾花，到处出现明蓝色的湖泊。流冰期过去之后，河面上飞来难以计数的鸟禽。我们已经开始在菜园里工作了，有时鸭子在暮色苍茫中从我们身旁飞过，翅膀差点儿碰着我们。在比较小的湖泊即当地所谓“勒瓦”上面，黄昏时候由于群鸟乱鸣，简直形成一片隆隆之声。这里有鹤唳声，有磨齿似的声音，还有各种各样其他的声音——一切生物都用叫声来表示生的狂喜。

(丰子恺、丰一吟译)

【赏析】

《我的同时代人的故事》是柯罗连科晚年的作品，也是他毕生创作的最长一部作品，前后共花费了十六年的时间。作者参考了他在流放和监狱中寄给亲属的大量信札和旧笔记本、草稿，但更主要的创作源泉则是他对那个时代的记忆，因此这部作品具有鲜明的回忆录色彩。《我的同时代人的故事》不仅多角度介绍了19世纪60至80年代俄国社会的发展情况和重大历史事件，也记录了作者思想日趋成熟、个性逐渐发展、人格走向完善的过程。

十八岁的夏天，柯罗连科收到了彼得堡工艺专科学校的录取通知书，这对一个生长在封闭环境里、对平静如水的生活感到厌倦、一心想闯荡的男孩子来说是一个重要的人生转折点。一张通知书，一次挣脱周围狭小世界的机会，让柯罗连科意识到自己的成长，他以前所敬仰、崇拜的人和事已成为过去式，而内心高远的追求夹杂着少许叛逆的因子则带来了观念的更新与自信心的高涨。沉积已久的想法敢于表达了，过去所仰视的那些人现在则成为柯罗连科心中的芸芸众生。与其他刚刚步入青春期的同龄人一样，他自高自大，渴望独立，自我感迅速增强。可贵的是，柯罗连科没有失去理智，在生发出种种年少轻狂的想法后，他能够及时进行自我反省、重新定位，并自信、乐观地憧憬着未来。

柯罗连科具有强烈的反叛精神和无畏的勇气，面对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统治时期僵化的教育制度，他敢于挺身而出，维护青年学生的利益，并带领大家反抗当局的压迫。在大多数人因畏惧“政治”问题而退缩时，柯罗连科依然坚守在最前线，不断组织集会、递呈请愿书，坦然面对一次次的审问，即使最后被捕也只是看作“尝到逮捕的美味”。柯罗连科主动站在风口浪尖，奋力抵抗政治逆流，显示出一代杰出青年强大的生命力和对光明的执著。他甘愿为那些无力发出自己声音的群体代言，这是他做法官的父亲和优秀的俄罗斯文化传统影响的结果，也是他从个人意识走向群体意识的标志。劳动人民可贵的精神品质是他人生观的沃土，为了让个体打破桎梏，使群体挣脱牢笼，他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大力呼吁群众为争取自由和正义而奋斗。从这个意义说，柯罗连科不仅是激进的学生代表，更是杰出的“时代鼓手”。

柯罗连科早年受莱蒙托夫、屠格涅夫等作家的影响，在创作和生活中不停地进行自我剖析，他的思考并没有拘泥于自我的樊篱，而是能够扩大到一个时代，一个民族。但是，柯罗连科最初更多是从书本中和理论上来理解诸如“人民”这样的字眼的，因此必然具有笼统而浪漫的想象色彩，是“浪漫主义的三棱镜”观照下的结果。从因“国事犯”的罪名第一次被流放开始，柯罗连科更真切、更广泛地接触到了囚犯、酒馆老板、农民、牧人等下层劳动人民，一副副真实的面孔、一颗颗敏感善良的心影响着他心中人民形象的重塑。当看到村民以温顺的态度对待流放犯，农民加甫略以和蔼的态度同意收留自己时，柯罗连科终于触及“还没有被片面的文明触动过的人民生活的最底层”，并认识到：“如果人民生活中有‘人民真理’的宝贵的珍珠，那么这珍珠正是在这里。”柯罗连科饱含对劳动人民的深切感情，以人民对自己的影响为出发点展开回忆，体会到了真挚的人民情。他以自己对人民的认识为主线进行思考，形成了质朴的人民观，并把自己所理解的“人民性”作为道德标准贯穿作品始终，做到了自我生命意识的成长和人民意识的觉醒、人道主义思想发展的有机整合。

柯罗连科的人道主义思想体现为对底层人民的同情和对黑暗社会的仇恨。《我的同时代人的故事》用了大量笔墨描写沙皇统治下的监狱生活。可怜的囚犯们唯一的要求就是被提审，好不容易盼到稽查官的到来，但一句简单的“在陪审员那里”就浇灭了囚犯们所有的希望。执法者的任务只是欺骗、敷衍人民大众，奉承、讨好上级，他们对大众或者使用暴力，或者漠不关心。不停变换的只是当权者不同的嘴脸，长期不变的是当权者对待人民的态度和人民受压迫的现实。1911年7月柯罗连科在写给鲍格丹诺维奇的信上说：“我在十年之间收集了关于刑讯室中拷问的惊人的材料。我每逢得到一个新消息，就越加觉得我非写完这些材料决不从事别的工作……”柯罗连科对人民的苦难有着深刻的理解，把所经历、所目睹的一切讲述出来已成为他的一个使命。文章有许多篇幅都是在叙述人民生活的苦难，那些看似波澜不惊的语句却充满了同情与仇恨。

因为热爱光明，向往光明，柯罗连科总能保持乐观向上的心态和恬淡自然的心境，无论政治环境与自然环境如何，他总能努力发现蕴藏着的真、善、美。1881年至1885年柯罗连科在西伯利亚的雅库特度过了三年艰难的岁月，这让他更加接近人民大众。他以极大的兴趣研究了雅库特人民的生活习惯和风土人情，搜集了大量的民间口头创作。他以极大的热情讴歌春天到来时万物复苏的场面，寄托了自己对光明未来的希望。这三年的生活，对他的创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吕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