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提要】

我生于1869年，是家中的独子。父母是富有的新教徒。我从小养成了“不良习惯”，在阿尔萨斯学校的学业也因为疾病原因中断了，我主要在家中受教育。1880年，父亲去世。在成长过程中，我萌发了对表姐爱玛妞的爱。1887年，我重新进入阿尔萨斯中学。1890年，我开始写第一部作品《安德烈·瓦尔特笔记》。次年，我向表姐求婚，但遭到拒绝和母亲的反对。1893年，我游历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开始体验同性恋生活。1895年，母亲去世，同年我终于与表姐结婚。

【作品选录】

我生于一八六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那时我父母住在美第奇街，一套位于四层或五层楼的公寓，几年后搬走了，故此我没留下什么记忆。不过，我还记得那个阳台，或者不如说站在阳台上所看见的东西：　笔直望过去的广场和广场上水池的喷泉。抑或更确切地说，我还记得我们站在阳台上，把父亲剪的纸龙扔出去，纸龙被风刮着，飘过广场上喷水池上空，一直飞进卢森堡公园，被高高的栗树枝挂住。

我还记得一张相当大的桌子，大概就是餐厅的餐桌吧，所铺的桌布垂得很低。我常常和门房的儿子钻到底下去；门房的儿子是个年龄与我相仿的孩子，有时来找我。

“你们在底下搞什么鬼？”保姆喊道。

“没搞什么。我们玩儿。”

我们把玩具摇得蛮响。那些玩具是为了装样子带到桌子底下的。实际上我们另有玩法：　不是一个和另一个玩，而是一个贴近另一个玩。我们的所作所为，后来我才知道叫做“不良习惯”。

这种不良习惯，我们两个是谁教给谁的？是谁头一个养成的？我说不清。不过应该承认，这种不良习惯小孩子有时是能够再创造的。我吗，既无法说是什么人教我的，也无法说自己是怎样发现那快乐的，而是我的记忆力回溯多远，那快乐就已存在了多久。

我深知，讲述这件事以及后来发生的事，对我自己会有所伤害，我预感到有人会利用这些来诽谤我。但是，我的叙述唯有真实才站得住脚。权当我写这些是一种忏悔吧。

人当童年，心灵应该完全透明，充满情爱，纯洁无瑕。可是，记忆中我童年时代的心灵却阴暗、丑恶、忧郁。

对父亲我向来怀着敬畏，书房这地方那样肃穆，更增加了我的敬畏。每次进入书房，我感觉仿佛是进到教堂里，半明半暗中，耸立着圣体龛般的书柜，厚厚的地毯，色调富丽而深暗，走在上面没有一点声音。两个窗户，一个旁边摆了一张斜面经桌；房间中央一张宽大的桌子，上面放满了书和文件。父亲找出一本厚书来，题目大概是《勃艮第或诺曼底习俗》，一本沉甸甸的对开本书，打开搁在沙发扶手上，与我一块一页一页地翻看，一直翻到蠹虫老是啃啮的地方。这位法学家查阅了一篇古文，欣赏着私下的小收藏品，想道：“瞧！这准会让儿子开心。”这果然让我很开心，但也是由于他自己显得开心的缘故。

我对这间书房的回忆，尤其是与父亲让我在那里面阅读的书紧密相联的。父亲在这方面想法独特，母亲不愿苟同。我常常听见他们一块争论，应该给幼儿的头脑提供什么食粮。有时，类似的争论围绕着顺从这个问题展开。母亲始终持这样的意见：　孩子应该顺从，而不需要明白为什么；父亲则始终倾向于无论什么事，都要向我解释清楚。我清楚地记得，母亲当时把我这样的孩子比作希伯来民族，必须先绳之以法，而后方能宽恕。现在我认为，母亲所言乃真知灼见，但当时我与她处于对立状态，经常软磨硬抗，不断顶嘴。可是对于父亲呢，只要他一句话，叫我干啥就干啥。我觉得父亲更多的是顺从自己心灵的需要，而谈不上是遵循什么方法，因为他推荐让我开心或欣赏的东西，无一不是他自己喜欢和赞赏的东西。

父亲去世的情形我不记得了，倒是记得他去世之前不久的一天，在他再也没有离开的病榻上，一本厚厚的书摊开放在他面前，但是扣着的，所以只看见书脊。大概是在我进去时父亲那样放的。后来母亲告诉我，那是柏拉图的一本书。

我当时在韦戴尔家里，家里打发人来叫我，不记得是谁了，可能是安娜。在路上我知道了一切。然而，直到看见母亲身披重孝，我才抑制不住悲痛。母亲没有哭，在我面前克制着自己，但我感觉得出她流了很多泪。我扑在母亲怀里哭泣。她担心我神经受到太大震动，想让我喝杯茶。我坐在她膝头上，她一手端着茶杯，一手将一勺茶送到我嘴里。记得她强作笑颜对我说：　

“瞧！看能不能把这一勺顺顺当当喝下去。”

我顿时感到慈母之爱包围了我。从此这慈母之爱始终庇荫着我。

在鲁昂，我又见到了表姐妹们。我说过，我身上种种小孩子的兴趣，怎样使我更接近苏珊娜和路易丝。可是甚至连这个也不完全确切。也许我更经常与她们两个一起玩，但这是因为她们两个更愿意与我一起玩。我更喜欢爱玛妞，她越长大我越喜欢。我也在一天天长大，但这不是一回事。在爱玛妞面前我装出一本正经也无济于事，总感到自己仍是小孩子，而感到她已经不是小孩子了。她温柔的目光流露出忧郁；那忧郁我揣测不透，所以更加吸引我。甚至爱玛妞心情是否忧郁我也不确切知道，因为她从来不谈她自己。她那种忧郁不是别的孩子琢磨得透的。我生活在这位表姐身边，已经意识到我们有着一致的兴趣和思想，衷心想使这种一致更密切、更彻底。我想，她为此感到开心。例如当我们一块在克罗斯纳街吃饭用餐后甜食时，她故意不让我吃我喜爱吃的东西，办法是她首先不吃她喜爱吃的东西，因为她知道只有她吃了的东西我才会碰。这一切都显得孩子气，是吧？——可是，唉！后来发生的一切就太缺乏孩子气了！

使我的女友过早成熟的秘而不宣的忧郁，我不是慢慢发现的，像通常发现一个心灵的秘密那样。这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世界，突然彻底暴露在我面前，我突然向这个世界睁开了双眼，犹如天生的盲童摸了救世主，双眼突然睁开了一样。

我傍晚时分离开表姐妹们，回到克罗斯纳街。我想妈妈正等着我回去，可是家里没有人。我犹豫片刻，决定返回乐卡街。我觉得这挺有意思，因为我是出其不意返回去的。我思想上已流露出这种幼稚的欲望，让自己不熟悉的空间和时间充满神秘。我十分关心在自己背后发生的事情，有时甚至觉得，如果回头敏捷，准能发现匪夷所思的情形。

我在非正常时间来到乐卡街，想给人家一个意外，却在这天晚上，我窥探秘密的兴趣如愿以偿。

刚到门口，我就觉察到情况异常。与平常相反，大门没有关，不需要按门铃，我便悄悄溜进去。舅妈身边的使女阿丽丝这个讨厌的女人，突然从门厅的门后钻出来——她显然埋伏在那里——粗声粗气地问道：　

“怎么，是你！这个时候还来干什么？”

显然我不是人家等待的人。

我不理会她，径直往里走。

底层是舅舅艾弥尔的书房，又小又暗，弥漫着雪茄烟味。他经常将自己反锁在里面，一锁就是半天，挂在心上的远远不是他的业务，而是种种烦恼，每次出来时总显得十分苍老。最近这段时间，舅舅的确老了许多。这一点说不清是不是我自己注意到的，但听见母亲对舅妈吕茜尔说：“这可怜的艾弥尔变化真大！”我立刻发现舅舅前额上布满了皱纹，目光惴惴不安，有时现出心力交瘁的神色。这天，舅舅不在鲁昂。

我悄无声息地爬上黑乎乎的楼梯。孩子们的卧室全在最上面一层楼，下面一层是舅妈的卧室和舅舅的卧室。二层是餐厅和客厅。我经过餐厅和客厅前面，准备一个箭步冲过第三层，可是舅妈的卧室门完全敞开着，里面灯光通明，连楼梯口平台也照亮了。我只匆匆往卧室里溜一眼，瞥见舅妈毫无神色地躺在一张沙发上；苏珊娜和路易丝坐在她身边，弯着腰打扇子，好像还给她闻盐。没看见爱玛妞，或者更确切地说，本能告诉我爱玛妞不可能在这里。我怕被看见和被叫住，很快经过了门口。

我先要从爱玛妞两个妹妹的卧室前面经过。这两间卧室里黑乎乎的，引导我向前走的唯一亮光，是两个还没拉上窗帘的窗户透进的一点微弱光线。我到了我女朋友的门前，轻轻敲了两下，没有回应，正要再敲，门开了，原来是虚掩着的。这间卧室里更黑。床占住了紧里的一面。我背对着床，起初没有发现爱玛妞，因为她跪在地上。我以为房里没有人，正要退走，却听见她说道：　

“你为什么要来？你不应该再来的……”

她没有站起来。我没有立刻明白她正伤心，只是感到她的热泪落在我面颊上，我双眼才突然睁开了。

在这里我根本不想讲述她伤心的细节，不想讲述那使她痛苦的该死的秘密故事，况且这故事当时我基本上不清楚。现在想来，对一个纯洁无邪、心里只装有爱和亲情的女孩子来讲，最残酷的事情，莫过于要她对自己的母亲做出评价，谴责自己母亲的行为。更使她痛苦的是，那个秘密，她不知怎么发现的、已给她造成伤害的秘密，她必须独自藏在心里，还要瞒着她所尊敬的父亲。这个秘密全城人议论纷纷，佣人们当作笑柄，只有她两个天真无邪、无忧无虑的妹妹蒙在鼓里。不，这一切我只是后来才知道的，但是我感到，在这个我已十分钟爱的少女心里，藏着一个巨大的、无法忍受的痛苦；这痛苦我凭着满腔的爱，一辈子都无法为她消除。此外我还有什么好说的呢……到此时为止，我只是盲目地游荡，这时突然发现了自己新的人生方向。

表面上什么也没改变。我会像前面一样，继续记述我曾经关注的一些琐事。变化只有这样一点：　我不再全心全意关注这些事，把自己命运的奥秘深深藏在心里。我的命运如果不那样横遭非议，历尽坎坷，我就不会写这本回忆录了。

头一道闪电把我带回到遥远的过去。我想确切地说哪一年，但我仅仅说得出的是当时家父还在世。我们围坐在餐桌边，安娜和我们一块吃中饭。父母神情悲哀，因为上午他们获悉了一个四岁小男孩夭折的消息，那小男孩是我们一位表亲维德梅的儿子。这消息我还不知道，但听到母亲对娜娜说的几句话，我就明白了。小艾弥尔·维德梅我只见过两三次，对他没有什么特别的好感。可是我迟迟不知道他死了，这时悲伤骤然像海潮般涌向我的心头。母亲抱起我坐在她的膝头上，千方百计让我平静下来，不要哭，说我们每个人终归都要死的，小艾弥尔已升入天国，再也不会有眼泪和痛苦。总之，母爱所能想象的一切安慰人的话母亲都说了。但无济于事，因为确切地讲，令我掉泪的，并不是这位小表兄的夭折，而是一种难以言状、无法向母亲讲清楚的恐慌。这不奇怪，就是现在我也无法讲得更清楚。在某些人看来，这也许非常可笑吧。但我要说，后来读到叔本华的某些篇章，我似乎突然辨别出了这种恐慌。的确是这样，要想理解……在这里我不由自主、情不自禁提及的，是在我的记忆里我听到这个死讯后，平生头一次发抖的情形。

第二次发抖更加离奇。那是几年后，家父过世不久，即我大概十一岁的时候。事情还是发生在餐桌旁，是一次吃午饭的时候。但这次只有母亲和我两个人在场。这天上午我上了学。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也许什么也没发生……那么，为什么我突然全身瘫软，扑倒在母亲怀里，呜咽，抽搐？我是否再次感受到那种难以言状的恐慌，刚刚听到小表兄的死讯时那种恐慌？仿佛一个寻常而又神秘的内心之海的特殊闸门，突然打开了，滚滚波浪涌进我的心里。我恐慌胜于悲伤。可是，这怎么向母亲解释呢？母亲透过我的呜咽，仅仅隐约分辨出我绝望地不断重复的这句含糊不清的话：　

“我与其他人不一样！我与其他人不一样！”

这一年(1884)伊始，我就发生了一桩奇遇。元旦上午，我去拥抱安娜。我说过她住在沃吉拉尔街。回来的路上，我已是欢欣雀跃，对自己、对天空和对周围的人，都感到满意，对一切充满好奇，对一点小事都感到开心，对未来满怀着希望。不知为什么，这天回来时，我没走平常习惯走的圣普拉熙德街，而走了左边平行的一条小街。是出于开心，或者纯粹是出于换条路走走的念头。时近中午，空气清纯，几乎称得上暖融融的阳光，把那条窄窄的街道，纵划为两部分，因此一边的人行道阳光灿烂，另一边的人行道处在阴影里。

半道上，我离开阳光，想去感受一下阴凉。我那样高兴，边走边唱，欢蹦乱跳，两眼望着天空。正在这时，仿佛是对我的愉快心情的回应，我看见一个小小的、会飞的、金色的东西向我飘落下来，宛如一团阳光穿过阴影，扇动着翅膀，向我飞近，圣灵般落在我的鸭舌帽上。我伸手一抓，一只漂亮的小金丝雀蹲在我的手掌心里。它像我的心脏一样跃动着；我感觉自己的心脏膨胀得充满了整个胸腔。我极度的快乐无疑明显地表现出来了，即使感觉迟钝的人类没有觉察到，但稍许敏锐的眼睛，肯定看到我整个儿像一面诱鸟反光镜一样闪闪发光。正是我的光芒引来了这个上天的造物。

我跑回母亲身边，欣喜若狂地带回金丝雀。但使我心潮澎湃，使我飘飘然的，主要是这种令人振奋的信念，即上天通过这只小鸟选定了我。我的秉性已倾向于自以为肩负了某种天职，我想说的是某种属于神秘范畴的职业。我觉得从此有一种契约约缚着自己。例如，每当听到母亲希望我能在河湖森林管理方面谋求到这样或那样一个职位时——她认为这方面的工作应该特别符合我的兴趣——我出于礼貌，心里勉强准备接受她的安排，就像有人准备接受某种游戏，而知道自己的根本兴趣在别处。我差点儿对母亲说：“我怎样支配我自己呢？你不知道我没有这种权利吗？你难道没有明白我是被上天选定的吗？”我相信总有一天母亲会迫使我选择某项职业，到时候我就会对她说出这种话。

可是，福音书……啊！我终于找到了爱的缘由、相思和无尽的消耗。我在这里感受到的情感，使我明白了我对爱玛妞的情感，并使这种情感得到加强。我在这里感受到的情感与我对爱玛妞的情感没有什么差别，可以说它仅仅加深了我对爱玛妞的情感，使之在我心里占有了真正的位置。我只有晚上如饥似渴地读《圣经》，到了早晨又由衷地拿起《福音书》来读，整个白天还是读《福音书》。我口袋里总是揣着一本《新约》，从来不离身，随时掏出来，不仅单独一个人时是这样，就是当着那些恰恰我担心会嘲笑我、会把我当成笑柄的人，我也会随时掏出来，例如在电车里，就像一位教士。在凯勒寄宿学校或后来在阿尔萨斯学校课间休息时，也常常掏出来，在同学们的奚落下，窘得满脸通红地向上帝祈祷。初领圣体的仪式与我的习惯比较，并没有什么特别；圣体圣事也没感受新的喜悦，甚至没有明显增加我已暗自品尝到的狂喜。相反，那一天人们喜欢搞的盛大宗教仪式和宗教裁判，多半令我感到局促不安。在我眼里这些盛大仪式和宗教裁判几乎是糟蹋了这一天。正如这一天之前没有任何萎靡不振，这一天之后也没有丝毫的意气消沉。相反，领了圣体之后，我的热情更加高涨，在翌年达到了顶点。

整整三个月，我保持着一种高尚纯洁的状态，我想也就是圣洁意味着的那种状态。时值夏天。我几乎不再去上课，因为我得到特别关照，只去上自己觉得真正有用的课，即很少几门课。我为自己制订一个作息时间表，严格遵守，因为正是从严格遵守之中，我获得了最大的满足，觉得没有自暴自弃而有点自豪。我黎明即起，钻进先天晚上放得满满一浴缸的冰凉的水中，然后在开始学习之前，先念诵几段经文，或者更准确地讲，是重新念诵我先天晚上标出供第二天默祷的经文。接着就祈祷。我的祈祷仿佛是为了更接近上帝的一种可觉察的心灵运动。这种运动我每个钟头都要重做。这就势必经常中断学习，而所学的东西如果不重新作为供奉的祭品，我是不会改变的。为了体验苦行，我睡在地板上；半夜里爬起来跪在地板上，但这不再完全是体验苦行，而是急于达到快乐的境界。于是我觉得自己达到了幸福的顶点。

现在找出我那本《安德烈·瓦尔特手册》，里面那种急促的语调令我恼火。那时我喜欢使用能留下想象余地的字眼，如“不确知的”、“无穷无尽的”、“难以描述的”，等等。我求助于这些词语，恰恰像阿尔贝求助于雾，以掩饰模特儿身上他感到难以画出来的部位。这类词语德语里很丰富，使得德语在我眼里特别富有诗意。很久以后我才弄明白，法语固有的特点是力求确切。这本《手册》虽然是我青春时期躁动不安的神秘主义的证明，但整本书里极少有我愿意保存的段落。然而在写作的时候，我觉得这本书是世间最重要的作品之一；我在书中所描写的危机，具有最普遍、最紧迫的意义。那时我怎么知道它是我个人特有的情况？我的清教徒式的教育使肉体的需求变成了恶魔。那时我怎么知道，我的天性逃避的解决办法是最普遍接受的，只有我的清教徒主义与之水火不容。然而我不得不相信，贞洁状态是暗藏危险的，靠不住的。其他排遣对我来讲一概遭到拒绝，我便重新堕入少年时的那种恶习，而每次重新堕入那种恶习，就进一步陷入绝望。我大量描写了爱情、音乐、形而上学和诗歌，这是我这本书的主题。我前面说过，超过这本书的东西我就什么也看不见了。这不是我的一本书，这是我的全部，我觉得，我的一生应该在这本书里结束了，盖棺定论了。然而有时，当我的主人公陷入疯狂时，我的心灵跳到我的主人公之外，终于摆脱了它，摆脱了很长时间以来它拖在后面的这个死气沉沉的重负，而隐约看见了种种令人眩晕的可能性。我设想模仿格拉特利神甫的《源泉》，写一部《世俗说教》的续篇，绕一个很大的弯子，在整个大地上兜一圈，把性格最倔强的人带回给福音上帝(正如我在第二部更不折不扣宗教性质的续篇中所论证的，福音上帝并不完全像人们平常想象的那样)。我从安娜之死获得灵感，打算写一个故事，题目大概可叫《论安然死去》，后来则成了《窄门》。我终于开始感到世界很大，而我对之一无所知。

我据以写出现在这些记述文字的事实，以及我的心灵和思想的活动，在最初的启示下是怎样的，我就想怎样写，而不要过分地显示我随后对它们所做的评价。尤其这种评价已不止一次改变过，而我对自己一生的看法，根据它在我内心里显得清晰还是不那么清晰，也是时而宽容，时而严厉。如果我最近看到一个重要角色即魔鬼参与演出这出戏，那么我在叙述这出戏时，也不会一开始就让我很久以后才辨认出来的这个角色介入。无论要绕多大弯子，无论会被引向怎样盲目的幸福，这都是我打算要叙述的。我满二十岁的时候，开始相信我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都会是幸福的；直到前几个月，我还保持着这种信心。使我对此突然产生怀疑的那件事，我视为自己一生中最重大的变故之一。怀疑过后我依然镇定自若，可见我的快乐多么强烈。我心中怀着如此强烈的自信，因此最初发生的最不幸的变故，仔细考虑起来，可能也最能让我们获得教益，使我们懂得，坏事可以变成好事。祸兮福所倚，我们之所以经常不知福，是因为幸福到来之时，不是我们所预期的那副面孔。我无疑太性急，会把整个叙述弄糟，如果我把这快乐的状态视为已经是确定无疑，而其实我刚刚想象这是可能的，尤其我刚刚敢于想象这是允许的。后来我阅历更丰富了，这一切在我看来自然更容易了，我可以笑对小小的困难给我造成的巨大痛苦，连那些还模糊不清、我还辨认不出轮廓因而感到害怕的微弱愿望，我也能清楚地一一说出来。这时我什么都要去发现，同时发明痛苦和医治的良药，我不知道这二者哪一个在我心目中最可怕。我所受的教育就是这样培养了我，赋予某些事情如此的重要性，以至于我根本想象不到，那些使我心神不安的问题，根本不令整个人类尤其不令单独的个人感兴趣。我像普罗米修斯一样觉得奇怪，人居然能够没有鹰而活着又不被吃掉。我毕竟喜欢这只鹰，开始与它妥协。是的，对我而言，问题依然如故，不过在人生路上越往前走，我已经不再把问题看得那么可怕，也不再从那么尖锐的角度去看待它。什么问题呢？我很难用几句话确切地讲出来。不过，有问题这不是已经不寻常了吗？用最简单的话来讲，这就是：　

你以什么神的名义，以什么理想的名义，禁止我按自己的天性生活？但这种天性会把我带到何处，如果我只按天性行事？迄今为止，我奉行的是基督的伦理道德，或者至少是人们作为基督的伦理道德而教给我的某种清教徒主义。为了竭力遵循这种主义，弄得我整个人深深地陷入了惶恐之中。我不赞成生活可以没有准则，我的肉体的要求不可能不需要得到我的思想的同意。这类要求如果更平常，那么我怀疑我的惶恐是否会小一些。因为问题根本不在于我的欲望要求什么，不管我多么长久地认为应该拒绝给它一切。不过我终于开始怀疑，上帝本人是否要求如此的克制，不断反抗是否并非大逆不道，是否不是针对上帝的，而且在这场自我闹别扭的斗争中，我是否可以合情合理地把错误归咎另一半。最后我隐约看到，这种不谐调的二重性也许很可能转化为和谐。我立刻觉得，这种和谐可能就是我的最高目标，就是寻求活在世上的明显理由。当九三年十月我乘船去阿尔及利亚时，我的热情驱使我奔向的并不仅仅是一片新的土地，而是奔向“这个”，奔向那金羊毛。

(罗国林译)

注释：

金羊毛：　语出关于阿尔哥号船英雄们的神话，金羊毛是人人都想得到的珍贵财宝。

【赏析】

《如果种子不死》的题目来自《新约全书·约翰福音》，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掉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安德烈·纪德用这个悖逆圣经的题目，表达了对上帝的怀疑和对自我的肯定，他自诩为人间一粒不死的“种子”，与众不同而命运非凡。

纪德确实命运非凡，作为20世纪法国文坛最重要也最受争议的作家，一方面深受青少年喜爱，其作品被称为“不安的一代人的圣经”，影响了西方整整三代人。而另一方面，他也是少数在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仍然不能为每个人所接受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他能让左翼和右翼联合起来反对他，一部分人爱之欲其生，而另一部分人恨之欲其死。

谈到纪德自传，不能不谈到纪德的其他作品。因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纪德的所有作品都是自传，他那大量的日记和小说，无不围绕着同一个主题：　安德烈·纪德。令人迷惑的是，他的作品常常自相矛盾、出尔反尔：　在《安德烈·瓦尔特笔记》中，婚姻关系被极端理想化，而在《纳克索斯解说》里面，男人一旦有了女子陪伴，则会整日焦虑、恐慌。《地粮》、《背德者》颂扬感官享乐，而《窄门》的主人翁却是禁欲主义的清教徒。

解开纪德之谜的钥匙，就是这部自传。“我的意愿一直都是什么都说。” 纪德把坦率和诚实当作最高美德。王尔德曾指着纪德说：“这张嘴是不会说谎的。”小说中如此，自传中更因其坦白而惊世骇俗。《如果种子不死》的开头就令人震惊，纪德暴露自己童年起就养成了“不良习惯”，还攻击过表姐，童年的心灵“阴暗、丑陋、忧郁”。这个开头被保尔·苏岱形容为“就像是擦鞋垫上的一堆狗屎”，让人产生厌恶感。但是，继续读下去的话，我们却会发现纪德的童年其实也充满了阳光和欢乐，和一般孩子没什么两样。那么，为什么纪德要把如此丑陋的形象作为自传的开头呢？

这恐怕是“忏悔意识”作用下的结果。自传的写作就是一次面向公众的公开忏悔，罪恶感的驱动下形成了这种袒露自我的文风。这种强烈“忏悔”意识来自于纪德的清教伦理的家庭教育。纪德家境富足，但由于父亲早逝，他与恪守清教伦理的母亲一起生活，在她刻板严厉的管制下痛苦地长到二十几岁，自然天性受到深深的压抑。以至于纪德后来说：“我憎恨家庭！那就是封闭的窝，关闭的门！”“至诚至善”的母亲教导纪德，肉体是罪恶的渊薮，心灵纯洁而肉体肮脏。清教伦理深植纪德内心，他甚至一度陷入宗教狂热，但最终却仍旧痛苦不堪。

纪德痛苦的根源在于，始终有两个世界、两种文化，甚至两个自我同时存在于他的身上，撕扯着这个脆弱的灵魂。例如：　一是来自母亲的清教教育，一是来自父亲的自由而充满智性的引导；一是圣经所构成的宗教世界，充满了信仰的激情，一是由希腊悲剧、亨利·海涅等构成的艺术世界，充满了美与感性；纪德一方面忠诚地爱着爱玛妞，一方面却是“不良习惯”的上瘾者；天堂和天使在召唤着他，地狱和魔鬼也从未远离过他的身边。

在非洲之行以前，前者的影响压倒了后者的影响。纪德形容自己的青春期是“一片黑暗，没有尝过大地的盐，也没有尝过大海的盐”。《安德烈·瓦尔特手册》就是这个时期的困惑的产物。分裂的自我发生着痛苦的碰撞，在这个时刻，他唯一的救赎是对表姐爱玛妞的爱。但实际上，这段爱情是这两个人的一场悲剧。纪德对爱玛妞的感情实际上与他那真诚的宗教狂热相似，只是一段漫长的、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然而非洲之行后一切全都改变了，纪德就彻底转变为“背德者”。

1893年开始，纪德几次前往非洲，在那里，纪德彻底解放了压抑的自我，开始了自己的第二次青春，完成了人生的重大转折。“你以什么神的名义，以什么理想的名义，禁止我按自己的天性生活？”这就是纪德为自己的行为所寻找到的依据。他感到，分裂的自我其实可以找到“和谐”，只要以欲望为唯一的向导，便可以“心系四方，无处不家，总受欲望的驱使，走向新的境地……”因而，纪德宣扬性与爱无关，感官与心灵无关。所以他娶了心爱的表姐，但同时又是公开的同性恋者。他既能对柏拉图式的爱情保持忠贞，同时又享受着“背德者”的快乐，这就是纪德的哲学。

在20世纪西方伦理的进程中，纪德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他开始质疑，上帝本人是否要求克制与禁欲，而质疑一旦开始，他就意识到肉体的快乐并不天然就是罪孽。从此，他开始尽情地品尝大地的盐、大海的盐。22岁的时候，纪德曾在日记中写道：“敢于成为自己。”纪德很早就意识到自己“和其他人不一样”，他把金丝雀降临自己身上的事件，看作是自己命运非凡的象征，他不断地解放自己，坚信自己有权利走自己想走的道路。人一旦有勇气活出自我，那么很自然地，在大写的人与上帝之间，就画上了等号。纪德开创了一条通往感官、通往身体的道路。他修改了笛卡儿的名言，把“我思故我在”改成了“我感觉，故我存在”。在他的作品里，感官描写总是那么的惊心动魄，例如自传中描写纪德在非洲的春天，打开心结走向自我解放的片段，就充满了强烈的生命气息。这样的感官描写不仅在其小说中是常见的，在自传中也比比皆是。纪德认为：“读到沙滩是柔软的，这对我远远不够；我要用赤裸的双脚去感触它的柔软……任何未经过感觉的知识都对我毫无用处。”重理性而轻感性，在西方历史上古已有之。而纪德对感官与感性的推崇，则开启了回归感性、回归身体的潮流。

最后要谈到的是这部自传的奇特风格。这首先是一部矛盾之作，纪德忽而说自己顺从，忽而又说自己叛逆；对于同一件事情，他肯定而又否定，例如先是津津乐道地说起十六岁喜欢读海涅的诗，马上又说“可是，一次阅读有什么可谈的呢？”例如刚刚激情洋溢地谈到自己的宗教热情，马上又说“最无关紧要、最毫无意义的事情不断篡夺位置”。纪德曾说，“我是一个爱自言自语的人。我内心的一切都在相互争吵，相互辩论。”这部自传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这种内心争吵的记录，因而整个过程好像不断地写好—涂掉—写好—再涂掉，建构与解构几乎同时发生，令人目不暇接，但却真实地反映了灵魂内在的真实状况。从结构上讲，这部自传采用了非线性的结构，一件事情尚未讲完，便开始叙述另一件事情，就像一条条不断分岔的小径，散漫地向前延伸。纪德曾说，“描述不能不有所选择，最棘手的是，乱糟糟同时发生的情况，却要写得似乎是相继发生的。”因而这部自传并不刻意追求统一性，反而要保持这种“乱糟糟”的原貌。所以，萨特才感叹，“纪德是一个过程”，他永远都在不停地生成。

纪德及其作品最大的意义在于，在上帝与人的关系上，他为人性争取到了应有的位置，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他是另一个卢梭。1968年的法国街头，学生们高喊着要做自己身体的主人，而他们的先驱，正是安德烈·纪德。

(颜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