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提要】
诗人理查德·塞维奇(Richard Savage，1697？—1743) 是麦克雷斯菲尔德夫人和立弗斯伯爵的私生子，出生后遭到母亲的遗弃。年幼时他受到母亲的虐待，不但被剥夺了遗产继承权，而且差点被运送到种植园当奴隶。后来他跟一位鞋匠学徒，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为了谋生，他才选择成为一名作家。1727年，塞维奇在一家酒吧和他人争吵时犯下了谋杀罪，被判处死刑。在朋友们努力请求女王对塞维奇降恩的时候，他的母亲却百般阻挠，以致女王很长时间内拒绝任何人为他请命。后来赫特福德伯爵夫人代为求情，塞维奇才获得女王的赦免。这时，塞维奇迎来了一生中的黄金时刻，他获得了期待已久的名声和财富。他的题为《私生子》的忏悔诗，以5个版本发行。后来，塞维奇又陷于困顿，最后由于欠债被关进布里斯托尔监狱，1743年8月1日死于狱中。
【作品选录】
现在他的名声越来越响，尽管有时会卷入到一些令人困惑的事件中。这些事件对人类来说似乎是有好处的。就在这个时候，他的声誉和生活由于一个突发事件而陷入了危险境地。这个事件还未定性，不知道是犯罪呢，还是不幸的事件？
1727年11月20日，塞维奇先生从瑞奇蒙德回来。他住在那里，外界打扰比较少，能够集中注意力学习。这样，他打算放弃在威斯敏斯特的一处住所。他偶然遇到两位熟识的朋友，一个是莫沁特，另一个是格瑞高利。他和他们一起来到了附近的咖啡屋，尽情地喝，直到很晚。因为在塞维奇先生的生活中，只要是与同伴一起时，没有他先提出来想分手的时候。他很可能也非常愿意就在这家店里过宿，但店里没有三人房间了。因此他们一致决定上街闲逛，用这种方式自娱自乐，直到清晨。
他们正走着，碰巧发现在切阿林十字路口附近的罗宾汉咖啡屋还亮着灯，于是就走了进去。莫沁特要开个房间，态度有些粗暴。店主告诉他，隔壁房间的火炉很旺，里面的客人正要离开，已经结了账。莫沁特对这样的回答十分不满，冲进了那个房间，他的同伴也跟着进去了。他不耐烦地站在对方和火炉之间，一下踢翻了桌子，双方争执起来，剑拔出鞘，一个名叫吉姆斯·辛克莱尔的先生被杀死了。同时，塞维奇还刺伤了一位拖住他的女招待。他与莫沁特冲出了那个房子，但由于胆怯和慌乱，他们不知是逃跑，还是留下来，结果他们被对方的一个成员和他叫来帮忙的几位士兵逼进了后院。
那天晚上，他们一直被囚禁着，第二天一早就被带到了三个法官面前。法官判他们入城门监狱。然而辛克莱尔先生在同一天因医治无效而死亡，他们又被连夜移送到新门监狱。在那里，他们也得到了不同的对待，没有戴镣铐，也没有和普通罪犯呆在一起，而是被关在另外一个院子里。
审判的那天，法庭内外异常地挤满了人。公众对此似乎很感兴趣，就像对一件普遍关心的事件那样。反对塞维奇和他的朋友们的证人有： 那家名声不好的咖啡店女主人，她的女招待，那天和辛克莱尔先生在同一房间的男人们，和他们一起饮酒作乐的镇上的一位女人。他们一起发誓说，莫沁特挑起事端，塞维奇和格瑞高利拔剑相助；塞维奇先出手，在辛克莱尔没有防备，或者当格瑞高利控制着他的剑的时候刺中了他；塞维奇刺中辛克莱尔以后，脸色苍白，想要逃走，但那个女招待抱住了他，他挥剑刺中了她的头部，挣脱了她的纠缠；对方一员也企图阻止他逃跑，被他突破了，但后来就被带上了法庭。
在他们的证词中，有一些不一致的地方。其中一个人没有看到塞维奇那致命的一剑，另一个说是在辛克莱尔的剑朝着地面的时候看到了那一剑；镇上的那位女人宣称她根本没有看到辛克莱尔的剑。虽然这一不同远远不能认为是前后不一致，但它足以表明： 争吵时的场面非常混乱，很难发现当时特殊情况下的真相。因此需要一些可靠的证据来作出推断。
辛克莱尔曾在死前声明了几次，他是被塞维奇刺中的。塞维奇在法庭上也没有否认这一事实，但他一方面通过强调整个行为的突发性和任何预谋和蓄意伤害的不可能性来做掩饰，另一方面，通过自我防御的必要性来作辩护。如果他失去了那个刺杀的机会，他自己的生命就陷入了危险境地。他意识到： 无论是法律还是理智都不会迫使一个人等待致命一击的到来。如果他遭到那一击，他可能就永远不会回来了，为了避免袭击，通过赶走一个将会使自己陷入危险的对手而保全自己的性命总是被允许的。
至于他竭力逃跑时发生的暴力，他声明： 逃脱正义的制裁或是拒绝审判不是他的意图，而是为了逃避监狱的费用和严酷。他已经打算不需要强制的手段出现在法庭上。
这一辩护持续了一个多小时。聚集在法庭内的大多数人听得非常仔细，在沉默中带着敬意。那些认为他不应该被无罪释放的人也为他鼓掌喝彩，而那些以前就同情他的不幸的人，现在更佩服他的能力。
法庭上那些反对他的证人们被证明是一些没有信用的人。一个是普通的妓女；一个是使妓女得到快乐的女人；一个是由妓女养活的男人。而塞维奇的人格则由几位高贵的人士作担保。他们宣称： 塞维奇是一位谦逊、不伤害他人的人。他不好争吵，或无理取闹。
如果他的听众就是他的法官，毫无疑问他将被无罪释放。但是坐在法官席上的派杰先生，却用他惯常的傲慢和严厉来对待他。当他总结证词的时候，发表了热烈的演说，努力激怒陪审团成员。就像塞维奇曾说过的那样：
“陪审团的先生们，你们会考虑塞维奇是位伟大的人，比你我要伟大得多的人，陪审团的先生们，他穿着非常好的衣服，比你我的衣服要好得多，陪审团的先生们，他的口袋里有大量的金钱，比你我的钱要多得多，陪审团的先生们，但是，陪审团的先生们，这不是一件非常难的案子，陪审团的先生们，难道塞维奇先生就可以杀死你或者我吗？陪审团的先生们。”
听到他的辩护被如此错误地提出异议，决定他命运的那些人受这些令人反感的比较所刺激而反对他，塞维奇先生立刻宣称他的案因没有得到公正的解释。他开始重述他先前所说的关于他处境的内容，努力逃避监禁费用的必要性。但法官命令他保持沉默，在重复命令仍然无效的情况下，命令采用强制手段将他带出法庭。
后来，陪审团听取法官的意见，认为好的品格不能把确证无疑的证据压倒，尽管在有疑问的地方，它们可能起着决定性作用。尽管两人相互攻击，造成一方死亡的，也只是杀人罪，但当一方是侵略行为，正如他们面前的案例，在实施第一次攻击而造成对方死亡的，法律认定这样的行为，尽管是突然的，但是蓄意的。他们仔细考虑他们的裁决之后，判定塞维奇先生和格瑞高利先生犯有谋杀罪，而莫沁特先生，没有剑在手，只是杀人罪。
这一值得回忆的审判就这样结束了，共持续了8个小时。塞维奇先生和格瑞高利先生被带回了监狱。在那里，他们被囚禁得更加封闭，而且戴着50磅重的镣铐。4天之后，又被带回法庭，接受宣判。在那个场合，塞维奇先生作了如下陈述(尽记忆的可能保留下来的)：
“尊敬的大人们，现在无论什么辩白都已经无济于事了，我们已经不能期望从你们那里得到什么，在法庭上，只是法律需要你们，如法官们，对像我们这样造成灾难的人进行宣判。——但是，我们也相信，作为人，在严格的审判席之外，你们也是易受温柔的情感影响的，太人道，而不去同情那些法律有时也许强迫你们宣判的人的不幸遭遇。毫无疑问，你们在有预谋的犯罪行为和习惯于做坏事、不道德的事和违法之间作了区分。后者是偶然的缺乏理智和突发的感情冲动造成的结果，是不幸的和不可预见的。我们因此希望你们奉献你们的仁慈，就是陪审团的先生们已经乐意施与莫沁特先生的，那位导致我们发生这一不幸事件的人(允许宣誓的事实通过证据来反对我们)。我希望，这不会被看作好像我们想要指摘那位先生，或是把我们身上的罪行推加在他头上，或是对我们自己的命运发更多的牢骚，因为他没有参与其中： 不，尊敬的大人们，在我这方面，我要表明，除了在如此巨大的灾难中没有任何同伴之外，什么也不能缓和我的悲伤。”
塞维奇先生现在没有生的希望，除非女王降恩。他的朋友们在非常努力地作请求。至于遇到何种困难，听来令人难以置信。朋友们的请求却惟独遭到了他母亲的阻挠。
为了使女王对他存有成见，她利用一个省略了时间次序的事件。谈到这一事件的时候，要与它被用来服务的目的一起提及。在塞维奇先生知道自己身世的时候，他有着持续不断的欲望，和他的母亲讲话。而他的母亲在公众场合总是回避他，又不让他进入自己的房子。一天晚上，当他习惯地在他母亲居住的那条大街上散步的时候，他看到她房子的大门出人意外地敞开着。他走了进去，在楼道旁没有人阻止他，就上楼向她问候。在他进入她的房间之前，她就发现了他，以最痛苦的叫喊惊动了全家。当她的尖叫声使家人都聚集在她身旁的时候，命令他们把这个试图靠近并谋杀她的恶棍赶出去。塞维奇试图以最顺从的温柔来缓和她的狂怒，听到她说出如此可憎的罪名，慎重考虑，认为还是退出为好。我相信，在此之后，他再也没有想要和她讲话。
在对她的虚伪和残酷感到震惊的同时，他想象着她的谎言除了使他不再拥抱和请求她之外，别无他用。他远未想到她会把它珍藏在记忆中，作为将来行恶的工具，或是她会利用这个虚构的攻击来夺取他的生命。
当有人请求女王宽恕他，并告诉女王他已经得到法官的严厉对待时，她回答说，对他的审判方式无论是多么不公正，或者他的犯罪行为可以减轻惩罚到何种程度，她都认为他不是适合国王宽恕的对象，因为他曾经在晚上闯入母亲的房间，试图谋杀他自己的母亲。
我不知道这个可怕的诽谤是由谁传到女王那里，是否他母亲捏造的这件事有前因，是否她发现有非常脆弱的人会相信它，堕落的人会赞同她可恶的阴谋。但是让女王相信确有其事的方法是如此有效，以至于女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拒绝任何人为他请命。
这样，一个鸨母、一个妓女，以及他母亲的证据就决定了塞维奇的毁灭。然而，没有获得公正和同情却使他得到一个支持者，其地位之高，闻所未闻，品德之优秀，难以置信。他的功绩和灾难碰巧传到了赫特福德伯爵夫人那里。她把由同情激起的全部温情和由慷慨燃起的全部热情都投入到支持他的行为中。她要求为女王所接见。在女王面前，她展示出他母亲的全部残酷行为，显示出他犯有对他没有任何好处的谋杀罪行的指控是不成立的，并且，很快使女王相信他以前的行为根本不值得用来作为严酷惩罚的理由。
这位女士的干预非常成功。此后不久，他便获得保释，并于1728年3月9日，获得国王的赦免。
查问他的母亲有什么样的动机以这种残暴、不可饶恕的方式陷害他是很自然的事情。为什么她能用这些恶意行为、这些诽谤的陷阱剥夺她自己儿子的生命？她的儿子从未伤害过她，从未得到她的抚养和支持，也没有妨碍过她的任何快乐或是利益的前景。为什么她要用一个谎言，一个不能获得信誉、经不起任何推敲的谎言，来尽力摧毁他。据说只有这样的谎言才可能显示，她的行为表明有时没有明显的诱惑就犯下了最可憎的罪行。
这位母亲仍然活着，尽管她的预谋经常失败，但也许还享受着回想的快乐，因为由于她母性的作用，至少缩短了她试图摧毁的生命。尽管她没有能够把她儿子运往种植园，把他隐居在一位技工的店里，或是加快他死刑的执行，她仍然有满足感，她使他的每一时刻都在受煎熬，使他处于危急的关头，而所有这一切都加速了他的死亡。
绝对没有必要加重这个女人所作所为的凶恶，来与赫特福德伯爵夫人的行为作对照。人人都能看到： 减轻比加重别人痛苦要亲切得多；从毁灭中拯救无辜比对别人造成破坏要亲切得多。
塞维奇先生在他囚禁、审判以及宣判死刑以后的时间里，表现出坚强的意志和平静的心态，他的坚忍更加巩固了那些敬佩他能力的人的尊敬。他的特殊生活环境通过一个简短的记叙变得广为人知。这一记叙被印刷发行之后，在短短几周内，数千册就销售一空并传遍了全国。人类同情的力量是如此强大，他不断地收到礼物，这不仅支撑了他，也支撑着同在狱中的格瑞高利先生。当他被赦免、释放出来之后，他发现他的朋友并没有减少。
用来裁定他罪行的那项律条本身是值得怀疑的。在看上去对他不利的证据中，人的品格并不是不可抗议的。那些女人臭名昭著。提供主要影响陪审团对他定罪的证词的那位女人，后来收回了她的宣誓。他也否认自己喝醉了，正如广泛报道的那样。据说格瑞高利先生，现在是安提嘎的收税员，宣称他要比在别人的想象中，甚至是那些偏爱他的人想象中，罪行要轻得多： 派奇先生后来也承认，他以非同一般的严酷对待他的。所有这些事项被放在一起评价，塞维奇先生的记忆也许不会被他的审判玷污很多。
获得自由之后的一天，他在街上遇见了那位在法庭上对他恶言相加的妇女。她告诉他，她现在穷困潦倒。她以很难达到的自信，希望能够得到他的救济。曾经使他处于危险境地的人陷入了困境，他并未侮辱她，或是幸灾乐祸，只是轻微责备了她作伪证的行为，然后把自己仅有的1基尼换成零钱，与她平分。
这样的行为在一些时代被认为是圣徒的表现，而在另一时期被看成是英雄之举。毫不夸张地说，这可称为一种非同寻常的慷慨，难以理解的美德。有了这种品质，他能立刻接济穷人，纠正邪恶，原谅敌人。有了它，他能够压制最强烈的愤怒，进行最热心的慈善事业。
同情确实是塞维奇的显著特征。他从不恃强凌弱，攻击无防卫之人，也不对受挫者雪上加霜，对痛苦的人，他至少会给予良好的祝愿，即使他不能把他们从不幸中解脱出来，他也会努力用同情和温柔来安慰他们。
但有时他的心肠也不能被他目睹的灾难软化，有时对于他的憎恨很固执，不能很快忘记所受到的伤害，总是不停地带着愤怒谈及派奇的傲慢和偏见。在他临死之前，还写了一篇讽刺诗来加以报复。
当危险已经结束时，询问塞维奇先生对这一致命行为的看法是很自然的事情。他没有必要使用任何艺术来使他的行为处于最佳灯光之下。他不愿意详细叙述它。即使他偶尔提到它，他似乎既不认为自己是谋杀犯，也不认为自己是完全没有犯罪。至于他后悔的程度以及后悔了多长时间，在他多年后所发表的诗中似乎有所显示。这首诗是关于好人的缺点，其中作者阐述了他的立场： 最好的人有时也会偏离道德的轨道；并举了塞维奇在醉酒的情况下所犯的谋杀罪的例子。塞维奇写道，假设他由于醉酒而放纵自己去杀人，这不是对一位好男人的公正的阐释。
他现在虽然获得了自由，但和以前一样，依靠他人偶尔的帮助和恩主的不定期的资助生活。这些资助来源有时非常大方，有时就突然停掉了。因此他生活在贫穷和富有之间，或者更糟糕地说是在极度贫困和极度奢侈之间。他得到的一切都是偶然的馈赠，只能是一时的帮助。由于他常常身不由己，浪费自己的钱财，所以他总是希望立刻得到资助。
他挥霍成性的另一个原因是他朋友们荒诞的热心。这些朋友请他在酒馆里奖励和欣赏他的才能，并让他沉迷于他享受不起同样也无法抗拒的享乐之中。尽管在一个晚上的奢华之后，他往往要忍受一个星期寒冷和饥饿的痛苦。
这些痛苦的经历使他下决心尽力获取稳定的收入，但他发现长时间的顺从和恳求并没有效果，于是他打算用粗暴的方法来勒索他的母亲。正如他自己承认的，他已经失去了对母亲的爱，这是她一系列的冷酷所完全不能抑制的。通过母亲对毁灭他所作的努力，他发现她并没有满足于单单拒绝帮助他和对于他挣扎于贫困时的置之不理，而是随时准备抓住每一个加剧他不幸的机会。她被看作是只有他的血才能满足她的异常狠毒的敌人。因此，他就威胁写讽刺诗来困扰她，并发表有关她行为的故事，除非她同意支付他年金，才让她摆脱恶名。
这个计策成功了。或许是羞耻仍然存在，尽管德行已丧失殆尽；或许是她的对外交往比她自己更重要，想到了可能指向她的讽刺的矛头： 无论他的动机是什么，为了使他的不再披露自己母亲的冷酷的诺言得以实现，泰可瑙伯爵接受他回到自己的家里，平等地对待他，并且给他200英镑的年金。
这就是塞维奇先生生活的黄金时期。在一段时间内他没有理由去抱怨命运，他拥有完美的外表，大量的财富和很广的交际。他被那些努力想成为天才的人讨好着，并被那些自以为有着高品位的人喜欢着。崇敬塞维奇是有眼力的证明，和他相识就沾上了诗人的美誉。
(孙勇彬译)
【赏析】
1744年，还在为面包而写作的约翰生在朋友理查德·塞维奇瘐死狱中之后创作了《塞维奇传》。此书一经刊发，就以其特别的风格赢得了读者的喜爱。现代批评家们一致认为，《塞维奇传》是英国传记中的代表作之一，也是同时代伟大传记中的精品。
在《塞维奇传》中，约翰生对传主塞维奇寄予了某种同情。这种同情不是为塞维奇曲意回护或高唱赞歌，而是对他同情性的理解，对他的缺点和错误作出合乎情理的解释，同时也不因为他阴暗的一面而无视其人格的光彩。约翰生善于进行场面描写，并运用各种解释方法，既对传主塞维奇的人格提供最人道的辩护，同时也彰显了自己的主体精神。
约翰生通过一些感伤场面的描写对塞维奇寄予了无限的同情。作为一个私生子，塞维奇试图看一眼自己的母亲：“他时常黑夜里在她的门前散步达几个小时，以期她偶尔来到窗前，或手持蜡烛穿过她的公寓时能够看她一眼”。然而，儿子的这种感情却不能为生身母亲所认识和理解，却反遭污蔑，塞维奇的境遇不能不唤起读者的同情与怜悯。
约翰生还精心描述审判场面，为塞维奇真诚地辩护。塞维奇因为一次斗殴而身陷囹圄，约翰生采用独特的叙事技巧，以证明法庭上那些反对塞维奇的证人是一些没有信用的人，而塞维奇的人格则由几位高贵的人士作担保。约翰生重点描写了弗兰西斯·派杰法官，他是一位政客，以严厉和傲慢为人所熟知。蒲柏曾经写文章攻击和讽刺过他，亨利·菲尔丁也对他进行过讽刺性的模仿。约翰生说他以一贯的傲慢与严厉对待塞维奇，试图通过讽刺挖苦来影响陪审团的决定。这样的人来审判塞维奇，其公正性当然值得怀疑。
除了场面描写之外，约翰生还在《塞维奇传》中大量引用塞维奇的作品，把它们放置在详细的脚注中，并把这些引文整合到他的叙述框架之中。这些引文，从写作手法上来讲，是一种新的传记技巧，因为它给读者带来了塞维奇自己声音的印象，塞维奇直接与读者交谈，就像他与约翰生之间的谈话。通过引用，约翰生有效地再现了塞维奇作品的活力。
约翰生在《塞维奇传》中不仅阐释传主的作品，而且对相关事件也作了解释。在这些解释中，约翰生对塞维奇的同情同样得到鲜明的体现。他对麦克雷斯菲尔德伯爵夫人的动机的解释就是其中一例。在《塞维奇传》的开篇，约翰生写道：“实际上很难发现是什么动机使得一位母亲对子女自然的爱失去平衡。”后来约翰生又回到这个主题，塞维奇试图拜访她，却被错误地理解为企图谋杀。为什么一个母亲竟然企图用恶意的诽谤行为来剥夺自己儿子的生命，而这个儿子从未伤害过她，从未得到她的抚养和支持，也没有妨碍过她的任何快乐或是利益前景？为什么她要用谎言来尽力摧毁他？约翰生的解释是：“据说只有这样的谎言才可能显示，她的行为表明有时没有明显的诱惑就犯下了最可憎的罪行。”约翰生的这一解释既是对一个母亲病态人性的揭示，也是对一个儿子遭遇无端陷害的深切同情。
约翰生同情塞维奇，但决不隐瞒他的缺点。约翰生发现了塞维奇性格中的致命弱点： 他有时太狂妄自大、桀骜不驯，甚至拒朋友的帮助于千里之外。他有着极强的虚荣心，还容易变脸，报复心强。尽管塞维奇表现出种种弱点，但约翰生也感觉到他性格中仍然保留着一种善，他认为“同情”是“塞维奇最突出的品质”。塞维奇把自己身上仅有的钱的一半给了一位乞讨的妇女，而这位妇女就是在有关他的谋杀案审判时在法庭上作证反对他的那位。慈善和同情心，忍受侮辱和原谅自己的敌人是约翰生强调的善。约翰生不同于那些高度自制者，他不希望灭绝人类的情感，而是调节和鼓励它们和道德保持一致。
在作品的结尾，约翰生为塞维奇作了动人的评判：“尽管他的行为没有得到正面的评价，常以睡觉消磨时间，但是也没有任何聪明的人敢于说，‘如果我处于塞维奇的处境，我能够活得或写得比塞维奇好。’”可以说《塞维奇传》是愤慨的年轻约翰生的一种自我心理分析，写作这部作品是他对所置身世界之憎恨的某种宣泄，因为自己青少年时代有着与塞维奇相似的经历，所以他才这样感同身受地理解塞维奇，为他辩护。
约翰生对塞维奇的辩护是对诗人气质的辩护，也是最真实、最人道的辩护。
(孙勇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