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提要】

马尔罗在“序幕”中摘引佛经，述说了自己为何要写这样一本与众不同的“回忆录”；接下来的回忆由五个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以童年记忆中祖父的死亡为引子，然后着重回忆接触埃及文明对自己艺术探索的启迪，并详述驾机冒险、死里逃生的经历。第二部分回忆涉及政治伟人戴高乐和尼赫鲁，穿插了自己两次重要政治活动以及二战中被俘和脱险的经过。第三部分的回忆重心是古老辉煌的印度文明，追忆了自己与尼赫鲁的交往。第四部分主要回忆在新加坡时的往事，尤其是与殖民地高官彻夜长谈生命意义的情景。第五部分的回忆内容主要是中国和日本之行。

【作品选录】

1940年，我与维尔科村未来的神甫双双越狱成功。此后不久，我们在德罗姆地区重逢。此时他已经当上维尔科村的神甫，慷慨地向犹太教徒发放天主教的洗礼证书，各种年份应有尽有，不过有个前提，就是要经他洗礼：“洗礼后肯定会留下一点痕迹……”他是从里昂神学院毕业的，从来没有到过巴黎。天已经黑了，四周弥漫着乡村的气息，我们像久别重逢的朋友，继续着没完没了地聊天。

“你主持忏悔，已经多长时间了？”

“大约有十五年了……”

“你主持忏悔，对人类有什么新的认识？”

“要知道，不能指望靠主持忏悔来了解什么东西。因为我们支持忏悔，立刻就换了一种角色，这里有神的成分。然而……首先，人们遭遇的不幸超出我们想象……再说……”

他扬起伐木工人般粗壮的手臂，夜空繁星密布。

“再说，归根结底，是因为世上没有伟人……”

他在格里埃尔殉职。

思考人生——面对死亡的人生——也许仅仅是深入地审视死亡。我不是说被杀这样的死亡，因为对于那些寻常有幸表现勇敢气概的人来说，这种死亡并不在话下；而是指那种与所有超越人力的事物一样势不可挡的死亡，那种与衰老甚至大地沧桑巨变(大地或以千年沉寂，或以沧桑巨变——即便由人类活动所致的形式在揭示死亡)，尤其是与不可逆转——“你永远不知就里”的事物一样势不可挡的死亡。面对这样的问题，那些只与我一己相关的事情，对我来说还那么重要吗？我认识的作家几乎人人都喜欢自己的童年生活，而我却讨厌我的童年。如果塑造自我就是在所谓人生的这个没有出路的客栈里将就的话，那么对塑造自我，我知之甚少，学得也不好。有时，我也会有所行动，但是行动的意义在于干了什么，而不在于说了什么，除非你的这种行动被上升到历史的高度。我对自己几乎不感兴趣。友谊在我一生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是它与好奇心没有关系。我赞同在格里埃尔殉职的神甫的观点——不过，他之所以希望世上没有伟人，是因为信徒们的灵魂已经得到拯救……

我为什么要回忆往事呢？

因为我曾经在艺术家圈子里生活，那儿变化无常，充满精神和想象力，然后经历战争，又涉足历史领域。20岁时到过亚洲，亚洲的垂危当时依然揭示着西方的意义所在，所以我经历过许多时而微不足道、时而灿烂辉煌的时刻。每当这时，生命的本质之谜便浮现在我们每个人眼前，就像在几乎所有凝视孩子脸庞的女士和几乎所有面对死者遗容的男子的脑际闪现。在所有吸引我们的事物的外表中，在我所目睹的全部反屈辱的斗争中，甚至在你身上——你的温柔不禁让人犯疑，在这个世界上温柔又有何用，生命酷似已经失传的宗教中的神灵，有时在我眼里像一本陌生的乐谱。

虽然我年青时到过东方，它像带着伊斯兰教难以抵挡的伊斯兰倦意、骑在毛驴背上的阿拉伯老人，但是开罗从当年二十万人口发展到了如今的四百万；在巴格达，机动小船取代了巴比伦农民用芦苇编织而成的捕鱼篓；在德黑兰，布满镶嵌画的城门如同巴黎的圣德尼城门一样，已经被都市的楼宇所湮没。“蘑菇城市”在美洲早已出现，但美洲的“蘑菇城市”没有抹杀另一种文明，也不象征人类的变化。

众所周知，地球从未在短短的一个世纪里发生过如此的巨变(外力毁灭除外)。我见过一群群麻雀在王宫广场等待拖马车的马匹以及腼腆而富有魅力的格伦宇航归来；我还见过莫斯科的鞑靼人居住区和莫斯科大学直插天际的高楼，以及宾夕法尼亚火车站油光锃亮的窄轨铁道、火车上有郁金香装饰的烟囱所展现的美洲古风和展现美洲新姿的泛美摩天大厦。多少世纪以来，哪一大宗教能够震撼世界？这是第一个能够征服全世界，但未能创建自己寺庙和陵墓的文明。

我欣赏那些被我们称为回忆录的忏悔，不过它们只能引起我百分之五十的兴趣。个体人物的分析，尤其是艺术大师作的分析，除了会对我们产生作用外，还激发了我与瓦莱里谈话时极感兴趣的精神活动：　尽量减少其喜剧成分。这个涉及到每一个人对自己身临其境，但并不属于自己的虚构世界的征服。对这个世界的质疑使每一个人愤怒，而喜剧又以这种质疑为基础，拉比西笔下的人物接替了莫里哀的喜剧人物，以及雨果戏剧中勇敢地向皇帝——在地中海国家政治中充当如此长久和空洞角色的人物——力抒己见的怒不可遏的演说家。然而，反对喜剧如同反对软弱，而过分讲究的真诚就好像是在追逐秘密。

当回忆录写成了忏悔录时，作者个人在其中的位置人所共知。圣·奥古斯丁的《忏悔录》里根本没有忏悔，而是一部关于形而上学的论著。不会有人想到把圣西门的回忆录称作忏悔录，因为他谈论自己，为了博得他人的赏识。有人曾在伟人的非凡行动中寻找人的本质，也有人在普通人鲜为人知的行动中探索人的本质(重大行动通常很激烈，普通事件则减缓这种激烈)。20世纪的回忆录可以分为两种类型：　一类是重大事件的见证，如戴高乐将军的《战争回忆录》、《智慧的七个支柱》，记述一个实现伟大抱负的故事。另一类是自我反省，纪德堪称最后一位杰出代表，这种反省是对人性的探索。不过《尤利西斯》和《追忆逝水年华》采用了小说的形式。反省式的自白发生了质的变化，因为回忆录作者无论多么惊世骇俗，他的自白与精神分析法招来的凶神恶煞相比，显得是那么幼稚，甚至那些不同意精神分析结论的人士也这么认为。在探究内心秘密方面，神经官能症的贡献更多，也更加具有说服力。《斯塔夫罗金的忏悔录》带给我们的惊诧比不上弗洛伊德的《养鼠的人》，只是因为作家的才华赋予了它价值。

“真诚”并非总是自身的对象。在各大宗教中，人类的生命都是神赋予的；忏悔隐退时，回忆录便泛滥起来。夏多布里昂与死亡交谈，大概也与上帝交谈，不过绝不可能同基督交谈。让人类成为研究的客体而不是被揭示的对象——因为任何先知在揭示神的同时，也揭示了人。深入研究人类，多么巨大的诱惑！既然回忆录和日记在与日俱增，对人的了解自然也会加深。但是，人类探索不到自身的底蕴；人类在自己掌握的知识中，找不到自己的形象，而只能在自己提出的问题中找到自己的一个形象。人类在此找到的，是同意死亡就世界意义提问的人。

我在埃及或印度比在任何地方都更加迫切地探索世界的意义所在，因为那里发生了巨大的变迁，与被夷为平地的古城形成强烈的对比。我曾经目睹德国插满白旗的城市(白旗悬挂在窗口)或者被炮火摧毁的城市；也曾目睹人口由二十万增加到四百万的开罗和它的清真寺，它的城堡，它的冥城，以及远处的金字塔；还见过沦为废墟，连原先的大广场都无处寻觅的纽伦堡。战争愚蠢地发问，和平则神秘地提问。在命运方面，深化问题有可能比回答问题更能体现人类的价值。

记忆——不知是否出于偶然——无序地再现人生，我任凭记忆驰骋，在文学创作和战争中，在真实或是假想的博物馆里，在文化、可能也在历史的长河中，重新探求一个基本的谜。在人眼看不见的恒星的照射下，出现了一些星云，仿佛在孕育一个陌生的星系。其中纯属想象，许多来自对往事的追忆，像闪电般稍纵即逝，有的需要耐心搜寻：　我生命中最铭心刻骨的时刻不在我心里落户，它们时而无法排遣，时而避我远去，这没有什么。面对未知领域，我们的某些梦想比起我们的回忆更有意义。因此，我在这儿重新启用以前写进小说的某些场景，它们经常以错综复杂的联系同记忆结合，也许会以更惊人的方式与未来相连。接下来的场景是从小说《阿滕堡的胡桃树》中搬移过来的，它是小说的开头部分，由于小说的手稿大部分被盖世太保毁了，我无法续写。它的标题是《与天使一起战斗》，我还需要修改什么？小说中自杀的场景是写我的父亲，那位祖父就是我的爷爷，人物当然按照家庭习惯作了改动。他是船主，《王家大道》主人公的祖父与他颇为相似——首先就是像老威金人那样死去。尽管与其手下几乎全部沉没海底的船队相比，他对自己的箍桶匠证书更为自豪，但是他仍然恪守年轻时的规矩，象征性地砍倒最后一艘船的船头雕像，然后举起双刃斧劈开自己的颅骨。这个出生在敦刻尔克的弗莱芒人变成了阿尔萨斯人，因为德国人首次施放毒气是在维斯土尔，也因为这次战斗迫使我塑造一个1914年在德军服役的人物。小丑们在高高的杉树林里光顾的库房原先是用来晾晒船帆的仓库，森林取代了大海。我那时根本不了解阿尔萨斯。我只在斯特拉斯堡拿破仑三世时代建造的土黄色兵营里当过五六周的骑兵，我书中的森林来自对圣奥狄和上科尼斯堡的模糊回忆。主人公的名字叫贝尔热，因为这个名字，按照不同念法，可以是法国人名，也可以是德国人名。但是有两年时间，它成了我的名字，因为一些参加抵抗运动的朋友用这个名字称呼我，后来便沿用下来了。我应阿尔萨斯人的请求，担任阿尔萨斯-洛林纵队的指挥，投入解放丹纳马利的战斗，就在几天前，我第二位妻子在布里夫市阿尔萨斯-洛林大街的一家诊所里死去。我的第三位妻子住在图卢兹市阿尔萨斯-洛林大街。总之，法国许多街道都以阿尔萨斯-洛林命名。不过我再婚是在科尔马附近的利克维尔村。

对于普通人，我的兴趣是人类的命运；对于伟人，我关心的是其伟大的性质和体现其伟大的手段；对于圣人，我关注他神圣的特点，包括一些较少表现个人性格、更多表达与社会的一种特殊关系的特征。尼采说过：“在心理方面，我有过两位老师：　司汤达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我完全同意！突然迸发的谦卑——从卢梭那儿继承下来的谦卑——理应打动同世纪最伟大的非理性主义者。(如果他那位傻妹妹没有给这位写过《旅客与他的影子》的作家的收尾之作取名《权力意志》，尼采的处境将不知要好多少！)那么司汤达呢？他的心理分析，不是像水晶般透明、精确的智慧，又是什么呢？

在这一章里，我只希望找回艺术和死亡。

很少有回忆录向我们叙述作者与那些后来影响或引导其生活的思想之间的碰撞。纪德给我们讲述了他是如何发现自己是同性恋者的，而他的传记则试图向我们说明他是如何发现自己的艺术才华的。但是在我看来——在大多数知识分子看来——思想观念之间的碰撞与人物之间的冲突一样现实。我故意使用碰撞一词，因为思想是在碰撞之后发生和发展的。然而，我们马上就会想到这些思想的丰富内涵，他们过去被称为“灵感”，我在埃及接触到了那些日后多年间指引我意识探索的思想。

第一次发生在狮身人面像前，当时它还未完全露出全身，但是不再像1934年那样完全被埋在沙中。它依然只能算是废墟，不过正在变成考古遗址。到了1955年，我在狮身人面像前这样写道：　

“年深日久造成的破坏使得狮身人面像的轮廓变形，突出了它鬼石圣山的特点；长发像古代蛮族人的头盔护翼，披散在因夜色临近而模糊、已被磨损的宽大面孔两旁。让古老的狮身人面像再现原形的时候到了，让这个神仙们高谈阔论的地方热闹起来，驱逐这丑陋的空旷，喝令夜空中的星座围绕着狮身人面像运行。

“充满中世纪昏暗的大殿里的圣餐与古埃及人表明强大的国玺之间有什么共同点呢？就是说，在所有包含其奥秘成分的形式之间有什么共性呢？对所有形式而言，真实都是表象，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还有别的事物存在，但不是表象，也不总被称为上帝。永远游离于人类与支配或无视人类的力量之间的和谐赋予它们以超越人类的力量和有别于人类的特点。狮身人面像有棱角的发型与金字塔彼此和谐，它们巨大外形则将其覆盖的小墓室和其中敷着香料的尸体构成一个整体，而它们负担永恒地保护尸体的使命。”

就在这时，我开始区分三十年来我同时听到的两种语言。一种是“表面的语言”，是与我在开罗听到的相似的民众的语言——一种短暂的语言。而真理的语言，则是永恒和神圣的语言。埃及人也许在人类身上发现未知事物，就如同印度农民曾有过同样的发现，但其永恒性的象征不是在被打垮的最后一个敌人的身躯上重新跳起宇宙舞的婆罗神的对手，而是埃及的“斯芬克斯”。它狮身人面，年深日久的破损使它形如巨大的死人骷髅，更加突出它的不真实性。不过，我发现许多大教堂，印度和中国的石窟也一样，艺术并不依赖于昙花一现的民族，不依附于他们的房屋和家具，而依附于他们先后创造的真实。艺术不依附于陵墓，而依附于永恒。大凡神圣的艺术都与死亡水火不容，因为艺术不会点缀死文化，而是以其最高的价值来表现这种文化。我用“神圣”一词不带任何伤感。希腊的胜利女神雕像在我看来如同早上的斯芬克斯。只有超越人世的现实主义才能天长地久。我发现，从整体来看，就连现代艺术也是一种神话动物，我后来花了十年时间研究它……

外面，姑娘们手执红花走过，海湾波光粼粼，阿曼的海鸥仍然在船前展翅腾飞。我们坐汽船往回走。孟买，这个以城市自诩的杂货铺子，渐渐浮出水面，我们朝东门巨大的门拱驶去。过去，它像一座战舰上的海上寺庙，监视英国的油轮。如今孤零零地靠近我们这艘来自永恒的印度的小船。原子反应堆贴着海面闪闪发光……

我们必须在拂晓时分赶回德里。当天夜里，有人给我提供了总督以前居住的矮平房，房屋建在半岛的顶端，四周带着游廊。和所有濒临海湾、无人居住的房屋一样，它死气沉沉的。园子里有几个默不作声的花匠，显得益发清冷，宛如印度军官陵墓。然而印度大军和阿克巴的骑兵一样，已经成为遥远的过去……

亚洲、消失的古代文明、人种志以往在我心中激起的热情，来自对多姿多彩的人类形式的绝对惊讶，来自所有外国文明对欧洲文明的揭示，以及它揭示侧面的独特性或者说独断性。我方才重新又经历了我青年时代最深刻、最复杂的发现之一。超出对西班牙殖民之前的美洲的发现，因为英国人没有摧毁印度的教士和武士，依然在那儿修建供奉神灵的庙宇。超过对伊斯兰和日本的发现，因为印度西方文化低，因为它更大地展开人类黑夜中的羽翼；超过了非洲，因为它精致，绵延不断。印度远离我们的梦幻和时间，它属于我们灵魂中的古老东方。最后的印度王公们不是法老，但是贝拿勒斯的婆罗门人让人联想到伊希斯的教士，苦行僧让亚历山大浮想联翩，安培的皇宫人去楼空，里面的孔雀使我想到无数看到印度王国使者而目瞪口呆的加勒底人，“他们的鸟儿会开屏”。这是另一个埃及，其民众和信仰从拉姆西斯时代起几乎一成不变，也许够不上最后一个宗教文明的称号，但肯定是最伟大的泛神文明。和湿婆相比，宙斯情况如何呢？其语言配得上印度的古代神灵只有一个，那就是没有寺庙供奉的神——命运。

我对于这个文明，实际了解多少呢？了解他的艺术、思想、历史。如同众多业已消亡的古代文明——有一点不同，我听到过它的音乐，见过数位宗教大师，这在这个思想表达的真理不应该去理解而应该去体验的宗教国度意义重大：“未经体验，请别轻信”——顺便插一句——这个思想抵御过十七次外来入侵，上下绵延两千年；我没法明白它那挥之不去的大声喧哗。

一个人可以在所有人身上体验到宇宙万有本体的存在；在宇宙万有本体身上体验所有人的存在；于是，他发现各种形式都是同一的，不管幸福还是痛苦，生还是死，面对自我或者进入神灵；他能够在自己身上触及超越其灵魂的本体，感到与一个轮回不止的世界的本质相通，通过与它难以言传的神交，获得解脱。然而印度思想包含某种令人着迷、勾魂摄魄的成分，它让我们觉得在奋力攀登圣山，而顶峰始终在后退；或者说循着它举起的火把，在黑夜中摸索前进。我们理解这种运动，因为我们的圣人和哲学家也曾经有所阐述；但是只有在印度，宇宙万有本体与尘世万象和再生变化非但没有区别，有时候反而如同“硬币的正反两面”那样密不可分，从而暗示一条通向绝对的道路，这种无止境的绝对超越经验，直至宇宙万有本体……

当然，“本体”这个词不能准确表达永存的梵，即最高的神——圣者接近它，靠的是最深的灵魂而不是思想。神祉林林总总，只是接近最高神的不同手段，而“人人通过自己信奉的众神，走向至高的神”。菩萨初转法轮时庄严地提出，忘我的目的在于实现欲壑清静，他试图摧毁的就是它。

迷信如同着了迷的蜉蝣飞舞，绕着这个深邃的思想盘旋。它充斥我到过的每一个寺庙。但是它带给我四周的无数民众的光明是多么黯淡！我曾经遇见婆罗门种姓的人，没有见过教士：　读书人，艺术家，外交家——以及他们的妻子；也见过数位重要人物，许多政治家；政治家在本世纪初还是默默无闻的社会阶层。没有见过一位商人，一个农民。孤零零地困在一个大城市的凄凉的花园里，面对世界上最信教、大概也是最富有人情味的国家，只有密密麻麻、与他们友善的牲畜一样默不作声的人群留在我的记忆中。那是印度人，更是婆罗门文化的印度人：　他的田野与法国的相似，他的梦幻与法国的迥异。然而我作为反衬想到的(确切地说是浮现于我的脑际的)，不是成群的基督徒，而是地铁里熙熙攘攘的人群，尤其是我最熟悉的——战争中的人流。印度的精神追求让我一时间想到格里埃尔的神甫，但是数不胜数的印度人认为死亡给生命赋予意义，这使我伤心地想到我们的人，他们认为死亡没有意义；几个世纪以来，阴影在黑色的上帝或者说一棵类似神灵祝福的树脚下留下鲜红的木槿，我只能瞅见农民兄弟也许在向塞米勒米斯行礼的凄惨微笑，与诸多小商贩情同手足的小商贩，他们都让我想到我们那些没有种姓差别的人们，我曾经看见他们面对死亡。

花园里已经听不见大海的涛声，远处，海湾依然波光闪烁；阿曼海的海鸥将翱翔到夜幕降临。我回到孟买末代总督荒凉的寓所，重读我1940年写的、记述我的战友们的旧文，当时他们正在浴血奋战，无谓地捐躯……

(钱培鑫、沈国华等译)

注释：

阿克巴：　印度莫卧儿帝国第三代皇帝(1542—1605)。著名的政治和宗教改革家，在他统治期间，印度达到空前的统一和繁荣。

伊希斯：　古代埃及司生育和繁殖的女神。

塞米勒米斯：　古代传说中的亚述女王，以聪明、美丽、淫荡而著名。

【赏析】

正如书名所示，一个“反”字道出了马尔罗这部回忆录的与众不同。在长长的“序幕”中，马尔罗不厌其烦地述说了自己写作这部别样自传的意图所在。显然，马尔罗既无意于像卢梭那样通过对往事的回忆，尤其是通过披露自己鲜为人知的私密，进行所谓“真诚的忏悔”；也无意于像纪德那样，在展现内心痛苦地挣扎和撕扯中反省自我，探索人性……袒露自我、解释自我并不是马尔罗在这部“反回忆录”中所要关心的主题。因此，他说：“我把这本书称为《反回忆录》，因为它回答了一个回忆录不谈的问题，而不回答那些回忆录论述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关于死亡的问题。

早在20世纪30年代，法国作家保尔·尼赞就曾经指出：　死亡是马尔罗作品真正关注的主题，他的著作是通过认识死亡来认识生活的。应该说，这一主题在马尔罗这部书中得到了有意识地加强。也许，对于追溯自我人格的形成而言，童年的经历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出现之后。然而，马尔罗却公开宣称，他“厌恶自己的童年”。所以他尽量不去谈论自己的童年经验，即使在开篇触及到自己的童年，那也是为了引出有关死亡的话题。因此，马尔罗不愿将笔触指向自己的内心世界，更不愿像许多心理传记作家那样刻意探讨童年经验对人后来一生的影响。这倒不是说他对精神分析学说有偏见，相反，他也赞成，“在探究内心秘密方面，神经官能症的贡献更多，也更加具有说服力”。但是，马尔罗要质问的是，一旦我们面对死亡来思考人生，那些“只与我一己相关的事情，对我来说还那么重要吗”？显然，在马尔罗这里，“小我”的思考已不可避免地让位于对人类“大我”的思考。

于是，我们发现，与死亡对话，在对话中去探寻人类生命不朽的可能性，构成了这部“回忆录”的真正主旨。每个人作为生命个体，都不可避免地面临死亡的宿命；但是，人类无法忍受的正是这一宿命。可以说，自从人类有了自我意识，追问生命意义、抗拒命运安排的漫漫历程便已开启：　难道生命的全部内容仅是短暂地在这个世界上走一遭，最终烟消云散？如果人一生下来就已经注定了死亡的命运，那么活着的意义究竟又在哪里？人是否有不朽的可能呢？漫步于人类远古文明的废墟、置身于古老的异民族文化、徜徉于先民创造的艺术世界，马尔罗领悟到：“从听天由命到主宰命运，这是人类所能创造的最深刻的变化之一。”“世上只存在一种行为，它是繁星的冷漠和江河永恒的涛声所不能征服的：　那就是人类与死亡的抗争。”

当然，人类抗争死亡的行为方式是多种多样的。艺术创造最为集中地代表了人类战胜死亡的渴望和梦想；所以在书中的第一部分，作者说：“在这一章里，我只希望找回艺术和死亡。”因为，艺术是人类创造的一个不同于现实的世界。现实世界的一切都可能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褪色、消亡，物毁人亡，这是现实世界不可抗拒的法则。然而，伟大的艺术却可以超越这一法则的限制，并不因时间的远去而消逝殆尽。在这个意义上，艺术象征了一种人类梦寐以求的永恒。诚然，曾经强盛的民族可能会消失，辉煌的文明可能会死亡，悠久的文化可能会衰落，但是，伟大的艺术却“并不依附于昙花一现的民族，不依附于他们的房屋和家具，而依附于他们先后创造的真实。艺术不依附于陵墓，而依附于永恒。大凡神圣的艺术都与死亡水火不容，因为艺术不会点缀死文化，而是以其最高的价值来表现这种文化。”所以，艺术可以走出文明的废墟，融入到后人的精神生活中去。从这个角度去看，我们便不难理解为什么马尔罗“一生都在搜寻杰作”(利奥塔尔语)，因为“杰作”正是对死亡法则的颠覆。同理，不同文明和文化中所蕴含的独一无二的伟大思想，它们同样不会因文明的消失、文化的衰落和死亡而化为乌有；相反，它们往往可以穿越时空，存活于后人的记忆和思想中，成为创造新的思想、新的文化的源泉。这是马尔罗在走访了埃及、印度、中国等这些曾经有着辉煌灿烂的古文明国度之后，在和这些国家的现代民族复兴领袖的对话中所获得的深切体悟。

伟大的艺术和思想之所以造就了这种不朽，在于它昭示了人类曾在与命运不屈地抗争中迸发出的创造性品质。因此，只要人类不愿屈从命运安排的冲动还在，不愿放弃追求永恒的渴望还在，这一品质就不会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美国存在主义神学家蒂利希认为，人对死亡的恐惧就其本质来讲，是恐惧自己一旦死亡，将永远地从他人的记忆中消失。从这个意义上说，留存于后世人们的记忆之中，尤其是存活于后人的精神世界中，就是对死亡的最大胜利。许多人指责马尔罗在《反回忆录》中对自己的很多回忆多有虚构和夸大；比如，他在二战中的被俘和脱险远没有他在书中塑造的那么传奇，而他在北京会见毛泽东也不过只有短短的半个小时……其实，回忆本身就是一种重构，它不是也不可能完全真实地还原过去。况且，如果从抗拒死亡的这个角度看，马尔罗也是希冀通过回忆，塑造(而不是还原)出一个富有传奇性和特立独行的人生雕像。这本身就是他人生追求的一部分——希望成为一个独一无二的创造性生命个体，只有这样才可能不被淹没于芸芸众生之中。

在与死亡的对话中，马尔罗也在尝试以一种独特的文体形式——“反回忆录”——为自己立传。在《反回忆录》中，他没有沿袭传统回忆录那种循序渐进的时间顺序来建构自己的文本，而是依照记忆本身的真实特性去建构文本。在他看来，“记忆——不知是否出于偶然——无序地再现人生，我任凭记忆驰骋”。“无序”的结构形式本身也透出马尔罗在无意识中对线性时间秩序的抗拒。在这样任由记忆的自由驰骋中，马尔罗仿佛觉得自己的人生逃离了时间的法则。正如他所认为的：“凡是受时间支配的东西都是表象。”表象注定要消失。于是，“反回忆录”这一独特的文体形式也被象征性地赋予了抗拒死亡的形而上意味。

(袁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