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提要】

我在年轻时因为参加社会革命党人的活动被捕入狱，后来被迫流亡法国。在巴黎我见到了列宁和很多侨民，同时走上了文学创作、翻译的道路。我与很多的文学家、艺术家有过接触，对他们有一定的了解。长篇小说《胡利奥·胡列尼托》出版后，我成为职业作家。我的一生是在兽行、战争、大屠杀和集中营的标志下度过的，我亲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前后特别是二战中的诸多事件，亲见了战争的罪恶和它带来的创伤。战争期间我是多种报纸的编辑和通讯员，接触到很多官员、将军、士兵、普通百姓以及各国的政要和外交使节。二战结束后，我从事保卫和平工作，访问过很多国家。我对斯大林统治的独断专行以及对持异见者的压制有着深切的体会和反思。

【作品选录】

我第一次回忆起向外国旅客一躬到地的服务员们是在1947年，当时作家协会的一位领导人曾对我说，我国文学的任务在长时期内将是为反对奴颜婢膝和逢迎谄媚而斗争。我仔细地问了许久，因为我很希望他指的是某些类似我所描写的“国际旅行社”工作人员的那种有损尊严的行为，指的是莫斯科的时髦女人对外国破烂货的崇拜，指的是那些为数不多、但仍然存在着的人们，对他们说来，金钱、自由竞争、投机冒险的世界仍然是有吸引力的。但是我想错了，和我谈话的同志跟我解释，必须同对西方学者、作家、艺术家的膜拜作斗争。

我怎么也不能理解“西方”是什么意思，在我看来，西欧和美洲各国并不是清一色的： 约里奥-居里和皮杜尔相比是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贝尔纳教授不像麦克阿瑟，海明威显然不同于杜鲁门总统。“西方”？……难道马克思不是诞生在特里尔？难道十月革命以前没有发生过1848年的6月革命、巴黎公社以及西方各国的工人斗争吗？

不久我就看出反对奴颜婢膝和阿谀逢迎的斗争导致了什么样的结果。食品工业的领导人将卡马别尔乳酪更名为“小吃”，把列宁格勒的“诺尔德”咖啡馆改名为“北方”咖啡馆。一家报纸断定凡尔赛宫模仿了彼得大帝修筑的宫殿。苏联大百科全书在“航空”这一条目中证明，西欧的学者和设计师对航空事业的发展所作的贡献微乎其微。我在一篇文章中谈到爱德华·马奈是19世纪的大师，编辑把这一句删掉了，并说：“伊利亚·格里戈里耶维奇，这是纯粹的卑躬屈膝。”

1949年在巴黎召开第一次保卫和平代表大会期间，法国人要求我举行一次记者招待会。有一位记者问我怎样看待苏联报上的一篇文章，文中说，莫里哀是个没有才能的剧作家，这在读了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剧本后尤为明显。记者手里拿着一份苏联报纸，但是我看不清楚是什么报。我回答说我不知道译文是否正确，并说我没有读过这篇文章；如果确实发表了这样的文章，那只能表明文章的作者在文学方面不是内行，也不很聪明。“我们说我国已经消灭了剥削者，这是事实。但我们从来没有说过已经消灭了傻瓜……”记者们笑了起来，接着就更加注意地听取有关“冷战”、杜鲁门的政策、保卫和平的任务的回答。而我却浑身是汗，我在猜他援引的是什么报上的文章。记者招待会结束的时候，提出这个伤脑筋的问题的记者走了过来，把报纸给我看了。我轻松地吐了一口气，原来是一份《晚报》……

从那个时期以来，许多事都发生了变化，但真正的奴颜婢膝、阿谀逢迎(不是批评家们在1947年所写的那种东西，而是1934年鼓舞过“国际旅行社”的指导员的那种东西)却尚未消失。在伊斯特拉市离我的住宅不远的地方立着一座不大的契诃夫半身像(1929年以前伊斯特拉叫做沃兹涅先斯克，安东·帕夫洛维奇曾在该城地方自治局的医院里工作)。纪念像是1954年立的。几年之后，纪念像周围长满了牛蒡、荨麻、飞廉等杂草。我劝地方当局把纪念像四周清扫一下，种点花木，但是白费唇舌。两个法国女人——《人道报》的记者曾来找我，其中的一位能说俄语。她们途中在伊斯特拉停留一下，开始为契诃夫的纪念像拍照。区苏维埃的一位工作人员很惊讶：“原来法国人也知道契诃夫……”那位法国女人回答说：“当然知道，可我原先以为在苏联人们也知道他呢。”她顺手指了指一丛丛的荨麻。第二天我就看见纪念像的周围满是蝴蝶花。

缺陷和优越感常常是并存的，不相信自己的人往往目空一切。我国人民不仅在建设新社会的艰辛道路上领先，在科学的某些领域里也走在别人前面。当然，我国还有许多不通车的道路，几家合住的住宅，拙劣的写生画，这种或那种日用品供应不足的现象。但因此在外国人面前感到惭愧却是不必要的，应该在自己面前感到惭愧，惭愧之后就去为提高生活水平而斗争。对别国，包括对那些过时的制度还占统治地位的国家的文化的尊敬不会损害任何人的尊严。这些国家的人民是有生命力的，他们不仅在过去产生过，而且现在仍然产生着伟大的学者、作家、艺术家。那些尚未从奴隶的心理状态中解放出来的人是会奴颜婢膝的。但自尊心却与半奴隶、半骄傲自大者的妄自尊大毫无共同之处。

对斯大林的顶礼膜拜不是突然发生的，它不是人民感情的迸发。斯大林是长期地和有计划地在制造这种顶礼膜拜： 根据他的指示编纂了一部神话传说史。斯大林在这部历史中扮演了一个不符合真实情况的角色；画家们绘制描写革命前夜、十月革命、苏维埃共和国最初几年的巨幅油画，而在每一幅这样的图画里斯大林都是在列宁旁边；报纸上对于作为列宁生前最亲密的助手的其他布尔什维克进行诽谤。承认斯大林是“天才的”和“最英明的”这件事发生在大规模镇压之前。我曾谈到1953年斯大林在斯达汉诺夫工作者会议上出现时响起的掌声和歇斯底里的叫喊如何使我不安。当时我曾长久地设法说服自己： 我不理解人民的感情，我是个知识分子，何况又脱离了俄罗斯的生活。后来我对欢呼声和做弥撒似的修饰语都习惯了，不再注意它们了。

圣彼得对于天主教徒来说是教会的基石，是打开天堂之门的人，对于我来说，他是富于诗意的传说中的英雄，他曾三次宣布同自己的老师脱离关系，而后来以殉难补偿了自己的过错。但是，当我在罗马大教堂里看见青铜的雕像时，我忘记了一切传说： 我看着彼得的一只脚——青铜已被人们的亲吻磨损了。信仰也同恐惧和其他许多感情一样有传染性。尽管我受到过19世纪自由思想的熏陶，并写了《胡利奥·胡列尼托》，在其中嘲笑一切教条，但我并未完全避免膜拜斯大林这种流行病的传染。别人的信仰不曾使我的心灵激动，但它有时压制着我，不让我认真思考已经发生的事。1957年，我在回忆往事时曾写道：

信仰是眼镜，也是障眼物。

信仰能推动大山。

我是人，不是山。

信仰不是我的姊妹。

我看见过灰色的石头，

它被嘴唇的颤动磨损。

信仰能唤醒死者。

我是人，不是尸首。

我看见过人们如何失明，

看见过人们如何在灰烬中生活，

看见过大地的颤抖，

看见过灰烬中的天空。

我不相信信仰。

我在安达卢西亚的支队里待过，人们在那里进行殊死的战斗，他们把自己的部队称作“斯大林营”。在战争年代，我多次听到“保卫祖国，保卫斯大林！”的喊声。意大利和法兰西的抵抗运动的英雄们在被判处死刑前写的书信，有多少封是以“斯大林万岁！”结尾的。在斯大林70岁时，一个法国女人把她那被秘密警察折磨死了的女儿的一顶小帽子寄给了他。诗人们(对于他们的真诚是难以表示怀疑的)——艾吕雅、让-里沙尔·布洛克、埃尔南德斯、奈兹瓦尔颂扬斯大林。他变成了旗帜、绝对正确的圣徒、神灵。

斗争在进行，“超然于战斗之上”的地方是没有的。对于我们的敌人来说，斯大林也不再是一个人了，希特勒或戈培尔，福莱斯特或麦卡锡，在谈到他的时候都像跳大神似的歇斯底里般狂吠不已。

在30年代，我看到了什么是法西斯主义。西班牙人民的抵抗运动遭到了挫折： 法西斯独裁者帮助佛朗哥，西方的民主国家伪善地宣布“不干涉”，只有很少的苏联军人站在共和主义者方面进行战斗。慕尼黑是建立反苏同盟的尝试： 张伯伦和达拉第希望希特勒转向东方。当“奇怪的战争”开始时，法国的统治者与其说是在同德国国防军作战，不如说是在同本国的共产党人作战。在法兰西毁灭前的几个月内，它的统帅们忙于筹组要去芬兰同红军作战的远征军团。在希特勒侵犯苏联之后，美国和英国的某些政治家之所以感到高兴，不仅是因为“赤色分子”将会削弱德国国防军，而且也因为希特勒最后将消灭“赤色分子”。第二次世界大战尚未结束，人们就谈起第三次世界大战来了。热衷于资本主义的人、冒充十字军骑士的实业家、双手老是发痒的军人，不论他们是否愿意，都促进了对斯大林的崇拜的加强。

我没有一下子就看出“最英明的人”的作用。如果至今我对情况还不够了解，那么在1937年我所知道的则只是个别的暴行。同别的许多人一样，我曾试图在自己的面前为斯大林辩护，我把大规模镇压归咎于党内斗争、叶若夫的暴虐狂、虚伪的报道、风气。

斯大林是个具有巨大的智慧和更巨大的阴险的人。他曾多次以一个想制止专横行为的捍卫公道者的面目出来发言。我还记得他所说的“胜利冲昏头脑”和“儿子不能替父亲负责”。在“叶若夫作风”的猖獗以后，他曾公开表示难过： 在一个城市里开除了几个正直的共产党员，在另一个城市里甚至还逮捕了一个无辜的人。10年后，在反对“世界主义者”运动的高潮中，他谴责了揭发笔名的做法。他总是提醒大家必须爱护人。马·谢·萨良曾告诉我说，斯大林在接见一个亚美尼亚代表团时曾问起诗人恰连涅茨的情况，说是不要去打扰他，不料几个月后恰连涅茨却被逮捕和杀害了。

看来斯大林是善于迷惑同他谈话的人的。巴比塞曾写道：“可以说，列宁的思想和言论在任何人身上都不像在斯大林身上那样被体现出来。”罗曼·罗兰在会见斯大林之后说：“他非常仁慈！……”福伊希特万格认为自己是个怀疑主义者，是个老于世故受不了骗的人。当斯大林对福伊希特万格说，他对于到处都显眼地悬挂着他的肖像感到多么不愉快时，他大概在暗自窃笑。而老于世故者却相信了……

苏里茨，后来是李维诺夫和迈斯基，都曾对我说，同希特勒签订条约是必须的： 斯大林成功地粉碎了仍在妄想消灭苏联的西方各国结成同盟的计划。但是斯大林没有利用两年的暂息时机来加强国防——无论是军人还是外交官都向我谈到过这一点。我曾写到，会在自己最亲密的同事当中看见潜伏的“人民公敌”的非常多疑的斯大林，不知为什么却相信了里宾特洛甫的签字。希特勒分子给我们来了个突然袭击。斯大林起初惊惶失措了——他不敢自己说出敌人的入侵，而把此事委托给莫洛托夫；后来看到尽管苏联士兵充满了英雄气概，法西斯分子依然迅速向莫斯科推进，斯大林只得向人民求助，我们被提升为上帝的“兄弟姊妹”了。但他很快便鼓足勇气，以自己的平静使霍普金斯大吃一惊，他留在空空的莫斯科城内，而在1942年艰苦的夏天则竭力谦虚地退居幕后——报上很少见到他的名字。当德国人在伏尔加河被击溃以后，崇拜立刻就恢复了。取得胜利的是人民，他们作战、盖工厂、挖运河、修路，虽然食不果腹，但未丧失信心。但报上写的却是“英明统帅”的胜利。

战后的岁月是艰苦的，并且我不是住在巴黎，而是住在莫斯科。我知道了许多事情。在1953年3月，我明白了，就其天性而言，就他所选择的方法而言，斯大林就像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出色的政治家。我记得在巴黎围绕在列宁身边的那些布尔什维克，其中也许只有卢那察尔斯基和柯仑泰侥幸地能够在自己的床上寿终正寝。在死者当中有我的一些密友，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不能使我相信弗谢沃洛德·埃米利耶维奇、谢苗·鲍里索维奇、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或伊萨克·埃马努伊洛维奇是叛徒。谢·米·爱森斯坦曾谈到他同斯大林的一次会见，后者在谈到必须在人民面前推崇伊凡雷帝时曾补充了一句：“彼得鲁哈没有砍完……”我现在不是在写伊凡雷帝或彼得大帝的历史，我只不过想对读者们说明何以我不喜欢斯大林。

我生平从来不曾认为沉默是一种美德，同时在本书中谈到自己和我的朋友们时，我曾坦白地说，我们要保持沉默有时是多么困难。

1937年底从西班牙来到莫斯科后，我看见了在家庭里和思想界所发生的事情。我企图安慰自己： 斯大林对许多事都不知道。的确，我不认为斯大林知道年纪轻轻的娜塔莎·斯托利亚罗娃，或画家舒哈耶夫的妻子，或谢苗·良德列斯——如果他阅读所有牺牲者的名单，那他就不能做任何别的事情了。但是就在当时我也明白，消灭老布尔什维克或者我在西班牙遇到过的那些红军的高级指挥员的命令，只可能来自斯大林。半年后在回到巴塞罗那时，我不能对任何人叙述我在莫斯科的见闻。

为什么我没有在巴黎写下《我不能沉默》？须知《最后新闻》或《黎明报》是乐意刊登这样的文章的，哪怕我在其中甚至还谈到自己对共产主义未来的信念。列夫·托尔斯泰不相信革命能消灭恶，但他也不想捍卫沙皇的俄罗斯——正好相反，他想在全世界面前揭发它的暴行。我对苏联采取的是另一种态度。我知道，我国人民正在贫困和不幸中继续沿着十月革命的艰苦道路前进。沉默对于我不是膜拜，而是可诅咒的东西，在一本记述业已经历过的生活的书中我不能避而不谈这个问题。

法国抵抗运动的一位参加者在1946年曾告诉我，他在其中作战的那支游击队是由一个残酷而又不公正的人指挥的，此人枪毙过同志，烧过农民的房屋，怀疑所有的人叛变或胆怯。“我过去不能向任何人谈这件事，”他说，“这会意味着给整个抵抗运动以打击，贝当分子会抓住这件事……”

是的，我知道许多罪行，但要制止它们我却无能为力。况且在这种情况下又有什么可说的呢： 就连那些势力大得多、对情况的了解也清楚得多的人也没能制止罪行。1956年6月30日公布了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其中有这样的字句：“……中央委员会的列宁主义核心在斯大林逝世后就立即着手同个人崇拜及其严重后果作坚决的斗争。也许要问： 为什么这些人不公开地反对斯大林，不解除他的领导职务呢？在当时已经形成的情况下，这样做是不可能的。”文件接着说，“斯大林对许多违法事件是负有责任的，”但他的威望是如此之高，以至于“在这种情况下，对他的任何反对都会为人民所不理解，这里问题完全不在于个人勇气不够”。

斯大林大概至死都认为自己是共产党员，是列宁的学生和继承者，他不仅这么说，而且也这么想： 他正引导人民奔赴崇高的目的，为此就得不择任何手段。我不是偶然地想起了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马基雅弗利曾写道，为了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任何手段都是好的——毒药，告密，暗杀；他建议统治者要同时具备狮子的勇敢和狐狸的狡猾，要像人那样英明，也要像野兽那样凶恶。对于美第奇家族或博尔贾家族说来这种劝告大概是有益的，但是对于共产党员说来却是不能接受的。

我觉得，关于目的是否能为手段开脱罪责的古老争论是抽象的。目的不是路标，而是一种十分实在的东西，这是现实生活，不是明天的图画，而是今天的行动；目的不仅预先决定政治策略，而且也预先决定道德。干着分明不公道的事情，就不可能树立公道；把人民变成“齿轮和螺丝钉”，而把自己变成神话中的神灵，就不可能为平等而斗争。手段总是会影响目的，不是提高它就是使它变形。我觉得，在第20次和第22次代表大会以后这已成为人人都清楚的问题，也许只有某些外国的教条主义者是例外，他们在谈到自己的袈裟的干净时竟亵渎地把斯大林的名字同列宁的名字并列。

正如千百万我的同胞一样，在读了第20次代表大会的材料以后，我感到从我的心上搬去了一块石头。虽然斯大林的那些做法在他死后立刻就被抛弃，我国人民以及全人类依然应该知道痛苦的真相——理智和良心都要求这样。我们知道了过去的错误。在这个过去之中有着苏联人民的许多功绩和胜利，但是在谈到它们时更正确的说法也许不是“由于斯大林”，而是“虽说斯大林”——他过多地把自己的治国之才和罕见的毅力用在同他经常引用的那些思想相矛盾的事情上了，他伤害了任何一个正直的人的良心。

回头来谈三月间的那些天。夜里在列宁墓上添上了斯大林的名字。马林科夫、贝利亚和莫洛托夫在葬仪上讲了话。讲的话彼此雷同，但马林科夫提到“以同国内外敌人作不调和的和坚决的斗争精神”保持警惕，而其名字使人人害怕的贝利亚则答应苏联公民要“保护斯大林宪法给他们规定的权利”。

次日，莫斯科恢复了日常生活。我看见扫院人辛勤地打扫高尔基大街，人们去上班，在院子里卸下箱子，孩子们在淘气。一切都很熟悉，于是我对自己说： 同一周前一样……这一点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斯大林死了，而生活仍在继续。

白天我走到红场上。它堆满了花圈： 人们站在那里，想读完绸带上的题字，然后默然走开。

我和法捷耶夫驱车同去“苏维埃”旅馆——前来参加葬礼的世界和平理事会的朋友们住在那里。法奇的眼神忧伤，但他立刻就开始鼓舞我们道：“一切都会平安无事地过去”——他的性格就是这样： 他必得安慰别人。南尼拥抱了我，又不安地问道：“今后究竟会怎么样呢？这真可怕！……”他的眼里有泪水。我自己也不知道往后将会怎样，但法奇的榜样看来具有传染性，于是我答道：“一周后我们将在维也纳相见。不要绝望——一切都会平安无事地过去……”

我在高尔基大街上走着。天气很冷： 这是个冬天的晚上。突然我站住了——一个简单的想法钻进了脑海： 我不知道未来将会坏些还是好些，但它将是另一个样子……

(冯南江、秦顺新译)

【赏析】

爱伦堡是前苏联的重要作家，著作等身。他对自身作品的评价是，诗居第一，小说次之，政论第三。但时过境迁，诗歌、小说和政论都不能为他保有往昔的声誉，反而是后出的回忆录《人·岁月·生活》再现了“爱伦堡热”。

这部回忆录是独一无二的，“因为谁也没有他那样的经历” 。爱伦堡把自己丰富的经历带入了回忆录，使作品呈现出恢宏的气魄。作品的时空跨度很大，从十月革命前的俄罗斯到1960年代的苏联，从西班牙到法国、英国等；内容则涵盖了军事、外交、政治、文学艺术和日常生活诸多领域。爱伦堡在书中对自己接触过的各色人等作了或详尽或简略的描述，其中既包括列宁、斯大林等领袖，也包括普通士兵、民众，更多更重要的则是作家和文化人。该回忆录的一个重要价值就在于它为文化人作的素描。他不仅把当时不为人知的帕斯捷尔纳克、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第一次介绍给读者，而且谈到了很多名作家的鲜为人知之处。例如他认为马雅可夫斯基的自杀与自尊心太强、脸皮太薄有很大关系，他也写到了法捷耶夫内心世界的矛盾和痛苦。当然爱伦堡对其他作家的判断有时未必为人接受，如他对帕斯捷尔纳克创作成就的看法就颇受非议。但无论如何，他都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历史片段，而他对文化人的评价也已成为后人了解当时文坛和思想界的重要参考。

回忆录的价值绝不仅仅在于保留了珍贵的原汁原味的众生相。爱伦堡曾说，在回忆录中，“我不分析时代，不思考巨大的历史画面，只描写日常生活以及我自己和朋友们(主要是作家和艺术家)的心态。”但正如中译本序言所说，这是谦虚之词，我们能够从阅读中感受到强烈的时代气息。身为政论作者的爱伦堡对时局、社会现象及人生有着深刻的见解，他对斯大林的批判尤其发人深省。

爱伦堡对部分苏联人的弱国心态非常敏感。针对这种落后民族常有也是特有的自卑和自大，他写道：“缺陷和优越感常常是并存的，不相信自己的人往往目空一切。”爱伦堡没有局限于美苏冷战的政治因素和思维，更没有用它们来解释苏联对西方优势文明的排斥，而是把它与对西方的盲目崇拜联系起来，发现了两者的必然联系，继而发现了弱国民众和弱者的普遍心态。保持冷静的头脑，从具体浮泛的问题中发现直达人性深处的东西，是这部回忆录的闪光点。

爱伦堡对斯大林没有好感，斯大林也不喜欢他，甚至想杀掉他。爱伦堡因此对斯大林的统治有着更深切的体会和认识。他认为群众的盲目给了斯大林机会，斯大林的有意误导、阴谋和残暴则最终导致了独裁。爱伦堡对斯大林的批评带有浓厚的感情色彩和书生气： 部分地揭露了真相，但是未能从制度层面来分析斯大林的独裁。而且他对斯大林人格的认识恐怕也存在偏差，如他把斯大林看作马基雅维利式的人物，认为他虽有着共产党员的目的，但却犯下了为目的而不择手段的错误。如此一来便把苏联的问题变成了斯大林的个人问题，这是不恰当的。爱伦堡揭露斯大林，帮助人们走出膜拜斯大林的悲剧，是有积极意义的，而他从个人角度对斯大林独裁的思考，就需要斟酌。斯大林的独裁不只是斯大林个人的问题，如果单从执政者品德的角度考察政治，冀望于领袖人物的个人魅力，就容易陷入人治怪圈，最终导致个人崇拜。赫鲁晓夫及其后的苏联领导人对斯大林等多有批判，但始终缺乏生机，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从制度层面反思斯大林的错误。

1960年代的苏联在政治上有很多禁忌，人们也保留了在斯大林时代的思维模式，因此爱伦堡对斯大林的批判有不足也有诸多顾忌，语焉不详之处甚多。尽管如此，他在回忆录中的反思仍极具震撼力。《人·岁月·生活》在被译介到西方国家和中国后，对知识分子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也是了解苏联知识界真实面貌的重要参考。

除了史料及思想价值，本书在创作上也有独特之处。在开篇一章中，爱伦堡就声明自己不准备有条理地叙述过去，而是要叙述一些个别的人，叙述各个不同的时代，杂以某些未能淡忘的对昔日的见解。各章节的安排也体现了这一创作思路。全书近200个章节，每一章都是围绕某一特定年代、人物、事件或者见解展开，叙述事件、描绘人物、说明见解。不同于那些自我吹嘘的回忆录，《人·岁月·生活》绝少提到爱伦堡的个人生活，特别是情感隐私。它不单单关注某个人、某些人的命运，更关注整个民族、国家和全人类。爱伦堡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不是回忆录的重点；他是如何形成这样的人格？他人格的发展过程又是怎样？这些问题同样没有得到解答。爱伦堡说他对斯大林的认识有一个变化的过程，但这只是书中很罕见的例子。限于片断式结构，回忆录并没有能对其人格及人格的发展给出展示和解释，使我们在庆幸没有看到一部自我吹捧之作的同时，未免感到另外一种遗憾。但我们仍从书中看到了一个正直、有思想的爱伦堡。他关注生活和艺术，反对一切丑恶的事物，特别是战争和法西斯式暴政。在战乱频仍的年代，在紧张忙碌的与军政有关的工作中，他仍保留了对文学艺术的热爱。在《结语》部分，爱伦堡说：“只用一条腿走路是不能前进的，没有人的精神美，任何社会变革、任何科学发现都不会给人们带来真正的幸福。”在今天看来，这一观点仍是中的之论。

(王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