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提要】
24岁的漂亮姑娘韦罗妮卡供职于一家公立图书馆。她经常出入于酒吧，不时遇到富有魅力的小伙子，还与他们中的一些人上床。然而她却感到不幸福，觉得一成不变的生活平淡乏味，于是吞服了大量安眠药自杀，经维莱特精神病医院抢救活了下来。泽德卡患有抑郁症，被丈夫送进了维莱特精神病医院。资深女律师马莉莫名其妙地患上了恐惧综合征，听从同事劝告前往维莱特医院就医，并主动要求住院治疗，结果失去了工作，丈夫也与她离了婚。病愈之后她决定留在维莱特医院工作，并成为兄弟情谊会的成员。埃杜阿尔德是大使的儿子，因与父母发生冲突，结果作为精神分裂症患者被送进了维莱特医院。这四个并非疯癫的人先后都进了斯洛文尼亚的维莱特精神病医院。
【作品选录】
“这是干什么？我到这里来并非因为我是疯子！你们不能这样对待我！”
她终于推开了那名男护士，此时其他的住院病人开始大喊大叫，发出了一阵喧哗声，使她感到害怕。难道我应该去找伊戈尔医生，立刻离开这里吗？
“韦罗妮卡！”
他再次呼叫出了她的名字，并以超出常人的力气，挣脱开了两名男护士。但是他没有跑掉，相反却一动不动地站立在那里，同前一天夜里的姿势一模一样。仿佛魔术师施展了某种魔法，所有的人也都停止不动了，等候着开始下一个动作。
其中的一名男护士重新向他靠近，但是埃杜阿尔德再次使出他所有的活力，死死地盯着他。
“我会跟你们走。我知道你们要把我带到什么地方去，也明白你们希望让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件事。请你们只等一分钟。”
这名男护士认为应该冒一次风险。无论如何，一切似乎都已恢复正常。
“我认为你……我认为你对我十分重要。”埃杜阿尔德对韦罗妮卡说道。
“你不能说出来。你不是生活在这个世界里，你不知道我叫韦罗妮卡。昨天夜里你没有跟我在一起，求求你了，你说你没有和我在一起。”
“我是和你在一起的。”
韦罗妮卡抓着了埃杜阿尔德的手。疯子们开始喊叫，鼓掌，讲起下流话来。
“他们要带你去什么地方？”
“去做一次治疗。”
“我跟你一起去。”
“用不着。即使我向你保证一点不疼，什么感觉也没有，你也会吃惊的。要比注射镇静剂好得多，因为可以更快地清醒过来。”
韦罗妮卡听不明白他所讲的话。她后悔自己刚才抓着了他的手，想尽快地离开他，以掩饰自己的羞怯，并再也不与这个目睹过她最见不得人的举动却仍然继续温柔地对待她的男人见面。
就在这时，她想起了马莉说过的话： 你无需对任何人解释你的生活方式，包括你面前的那个小伙子。
“我跟你一起去。”
护士们认为也许这样更好： 已经用不着对这位患精神分裂症的小伙子采取强制手段，他会自愿去的。
来到卧室之后，埃杜阿尔德主动躺在了床上。已经有两个男人在等着他，还带来了一台奇怪的机器和一个装着布条的袋子。
埃杜阿尔德转向韦罗妮卡，要她坐在旁边的床上。
“几分钟之内，这件事就会传遍整个维莱特。所有的人都会安静下来，因为连最暴怒的疯子都会感到害怕。只有经历过这种疗法的人，才知道其实它并不是那样地可怕。”
护士们在一旁听着，不相信这个精神分裂症患者所说的话。应该是很疼痛的，但谁也无法知道一个疯子的头脑里所想的东西。只有一件事小伙子说对了，那就是它令人害怕。这件事会很快传遍维莱特，局势马上就会恢复平静。
“你躺下得早了。”一名护士说道。
埃杜阿尔德从床上站起来，护士们在上面铺上了一条类似橡皮的床单。“现在行了，你可以躺下来了。”
埃杜阿尔德躺了下来。他很平静，仿佛这一切不过是在按常规办事。
护士们用几个布条把埃杜阿尔德的身体捆住，将一块橡皮塞进了他的嘴里。
“免得他不自觉地咬破舌头。”一名男护士对韦罗妮卡说道。他很高兴在提供一个技术知识的同时又附加了一个警告。
他们把那架奇怪的机器——比一个鞋盒大不了多少，上面有几个电钮和三个带指示针的探望镜——放在床边的椅子上。机器的上半部露出两根电线，电线末端是个类似耳机的东西。
一名男护士把两个类似耳机的东西置于埃杜阿尔德的太阳穴上，另一名男护士时而向右时而向左地旋转着几个电钮，仿佛在调试机器。虽然因为嘴里塞了橡皮而不能讲话，埃杜阿尔德用眼睛望着韦罗妮卡的眼睛，似乎在说：“别担心，别害怕。”
“已经调到每零点三秒一百三十转。”调试机器的男护士说道，“马上开始。”
他按下一个电钮，机器立刻发出一阵嗡嗡响声。就在同一个时刻，埃杜阿尔德的眼睛失去了光泽，身体开始在床上扭动，如果不是被布带子紧紧捆住，其猛烈程度会把脊柱弄断。
“快停下来！”韦罗妮卡喊道。
“已经停了。”那名男护士说道，同时从埃杜阿尔德的头上取下了耳机似的东西。即使如此，埃杜阿尔德的身体仍在扭动，脑袋向两侧来回摇摆。看到摇摆得过于猛烈，其中的一位男护士决定把他的头部按住。另一个男护士把机器收进一个袋子里，然后坐下来点燃了一支烟。
这种情景持续了几分钟之后，埃杜阿尔德的身体似乎恢复了常态，但接着又开始重新抽搐，此时那位男护士更加用力地按住了埃杜阿尔德的头部。抽搐渐渐地减弱，最后完全停止下来。埃杜阿尔德的两只眼睛还睁着，一个护士就像对死人做的那样把它们合闭上了。
随后这位护士从埃杜阿尔德的嘴里取出橡皮，给他松了绑，将布条收进装着机器的袋子里。
“电击的效力要持续一个小时。”他对韦罗妮卡说道，此时的韦罗妮卡已不再喊叫，似乎眼前的情景使她感到精神恍惚。“一切都很好，他很快就会恢复正常，变得更加安静。”
“我刚来的时候是个感到压抑的女人。现在我成了一个疯女人，并且为此感到骄傲。到了外边，我的表现会完全地和其他人一模一样，比如去超级市场购物，和女友们聊些平庸琐事，在电视机前浪费一些重要的时间。但我知道，我的心灵是自由的，我能够梦想到其他的世界，并与那里的人们交谈，而在住进这里之前，我甚至做梦都没有想到过他们的存在。
“我会让自己做出一些蠢事，目的只是为了让人们说： 她是从维莱特出来的！但我知道我的心灵将是完整的，因为我的生活有某种意义。我能够看到日落并相信上帝就在它的后面。假如有人令我十分讨厌，我就会恶语相加，而不去理会别人的想法，反正所有的人都会说： 她是从维莱特出来的！
“我会打量大街上的男人，在他们的注视下，不会因为感到被人垂涎而害羞。但随后我会马上去一家进口品商店，根据我钱的多少尽可能地去买最好的酒，并且让我的丈夫陪着我喝，因为我那么爱他，希望与他同乐。
“他会笑着对我说： 你疯了！我会这样回答： 当然了，我进过维莱特！是疯狂把我给解放了。亲爱的丈夫，现在你每年都必须要申请假期，带我去认识一些危险的山脉，因为我需要冒险的生活。
“人们会说： 她是从维莱特出来的，现在让她的丈夫也失去了理智！而他明白这些人是有道理的，并且会感谢上帝，因为我们的婚姻现在才刚刚开始，而我们都是疯子，就像创造爱情的人全是疯子一样。”
泽德卡走了，嘴里哼着一支韦罗妮卡从未听到过的乐曲。
这一天虽然很劳累，但却没有白忙。伊戈尔医生虽然尽量保持着一位科学家的冷静与淡漠，却几乎无法控制住自己的兴奋： 治疗维特里奥洛中毒的试验有了惊人的结果！
“您没有事先预定今天来。”他对马莉说道，后者没有敲门就走进了他的诊室。
“我不会耽搁您很多时间。其实我只想征求您的一个意见。”
“今天所有的人都只想来征求一个意见。”伊戈尔医生想道，因为他回忆起韦罗妮卡那位姑娘以及她的有关性的提问。
“埃杜阿尔德刚刚接受了一次电击。”
“电痉挛疗法。请您使用正确的名称，不然您会认为我们是一群野蛮人。”伊戈尔医生终于掩饰住了自己的惊讶，不过，他决定随后要查清楚是谁做出了这一决定。
“如果您想征求我对这件事的意见，我就应该向您阐明，电痉挛疗法今天的使用已经与过去不同。”
“但有危险。”
“过去非常危险。那时人们不知道精确的转速，不知道放置电极的正确位置，许多人在治疗过程中因为脑溢血而死亡。不过，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如今电痉挛疗法正被重新使用，技术的精确性比过去要高得多，其优点是可以迅速造成记忆缺失，从而避免因长期使用药物造成化学中毒。请您去阅读一些精神病学杂志，不要把电痉挛疗法与南非拷问犯人时用的电击混为一谈。
“好了，我已经讲了我的意见，现在我必须要重新开始工作了。”
马莉没有动。
“我不是来问您这个的。其实，我想要知道的是我能否离开这里。”
“您想什么时候离开都可以，愿意的时候再回来，因为您的丈夫还有钱为您在这里保留一个昂贵的床位。也许您应该问我： 我的病治好了吗？而我要用另外一个问题回答您： 治好了什么病？
“您会说： 治好了我的害怕，治好了我的恐惧综合征。我会回答说： 好，马莉，您已经三年没有受它的折磨了。”
“那么我已经痊愈了。”
“当然不是。您患的不是这种病。在我正撰写的准备提交给斯洛文尼亚科学院的论文中(伊戈尔医生不愿详谈维特里奥洛)，我正试图研究被称为‘正常的’人类行为。在我之前许多医生已经做过这种研究，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正常只是一个约定俗成的问题，或是说，如果很多人认为一个东西是正确的，那么这个东西就成了正确的。
“有些东西是合乎情理的，比如把扣子钉在衣服的正面就符合规律。因为如果把它们钉在侧面，系起来就非常困难。如果把它们钉在背面，就根本无法系上。
“然而另外一些东西却是逐渐地让人被迫接受的，因为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必须要这样做。我给您举两个例子吧。您是否问过自己，为什么打字机键盘上的字母非要按那种顺序排列呢？”
“我从来没有问过自己这件事。”
“让我们把它称为QWERTY键盘，因为它的第一排字母是按这种顺序排列的。我问过自己为什么要这样排列，并且找到了答案： 第一台打字机是克里斯托弗·肖尔斯于一八七三年发明的，目的在于改进书写。但他提出了一个问题： 如果人们用很快的速度打字，字排就会互相碰撞和损伤机器。于是肖尔斯设计了QWERTY键盘，一种迫使打字员放慢速度的键盘。”
“我不相信。”
“然而这是事实。当时制造缝纫机的雷明顿公司在它生产的第一批打字机上使用了QWERTY键盘，这就意味着有更多的人要被迫学习这种制式。随后更多的公司开始生产这种键盘，直至它成为现存的唯一制式。我再重复一遍： 打字机和计算机上的键盘是为了让手指的动作更慢而不是更快而设计的，您懂吗？假如您试图变动键盘字母的位置，那么您就找不到任何一个购买您产品的顾客。”
第一次看到打字机键盘时，马莉曾自问过为什么不按字母表的顺序进行排列。但她再也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因为她相信，这是为了能让人打得更快的最好设计。
“您去过佛罗伦萨吗？”伊戈尔医生问道。
“没有。”
“应该去，离这儿不是很远，那儿有我的第二个例子。在佛罗伦萨主教堂，有一座极其漂亮的挂钟，是一四四三年保罗·乌切洛设计的。这座挂钟有个奇怪之处，即虽然它和其他所有的挂钟一样都能表示时间，但是与我们所习惯的不同，它的指针是反方向运行的。”
“这跟我的病有什么关系？”
“我就要谈到这一点了。制造这座挂钟时，保罗·乌切洛并非想要标新立异。实际上，当时有些钟就是这样运行的，而另外一些钟的指针走向则与今天我们见到的相同。因为某种不知道的原因，也许是因为公国的君主有一座挂钟，其指针的走向就是今天我们认为是‘正确的’这一种，这位君主最后就强行地把它定为是唯一的走向，而保罗·乌切洛的挂钟则成了一种越轨之物，成了一种疯癫。”
伊戈尔医生停顿了一下，但是他知道马莉正在紧随着他的思路而行。
“现在我们来谈谈您的病。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特点、天性、欢愉的方式和寻求冒险的精神，具有其唯一性。然而社会却要把一种集体的行为方式强加在每一个人的身上，于是人们便要不停地问自己为什么非要这样行事不可。他们仅仅是接受而已，就像打字员接受QWERTY制式是可能设计出的最好的键盘这一事实一样。在您的一生中，您所认识的人有谁这样问过： 为什么钟表的指针要朝这个方向而不是相反的方向运行呢？”
“没有。”
“假如有人这样提问，他可能会听到这样的回答： 你疯了！假如他坚持再问，人们会试图找到一种理由，但随即就会转变话题，因为除了我刚才的解释之外，不存在任何其他的理由。
“现在我回到您的问题上来，请您把它重复一遍。”
“我的病治好了吗？”
“没有。您是个与众不同的人，却想要与别人一模一样。在我看来，这可以被看作是一种严重的疾病。”
“与众不同很危险吗？”
“强迫自己与别人一模一样才危险，它会导致神经官能症、精神病、妄想狂。想与别人一模一样后果是严重的，因为这是在扭曲天性，违反了上帝的法规——在世界所有大大小小的森林中，上帝没有创造哪怕是一个与其他树叶相同的树叶。但是您却认为与众不同是一种疯癫，并且因此而选择维莱特作为生活之地。由于这里所有的人都各不相同，您也就和所有的人一模一样了。您明白了吗？”
马莉点点头表示明白。
“因为没有勇气成为一个与众不同的人，所以人们就会违反天性，于是机体就开始产生维特里奥洛，或叫苦味剂，人们通常是这样称呼这种毒药的。”
“维特里奥洛是什么？”
伊戈尔医生发现自己的注意力太集中在这个问题上了，于是决定换一个话题。
“维特里奥洛是什么并不重要。我现在要说的是，一切都表明您的病没有治好。”
马莉具有多年的法庭经验，她决定把这些经验拿到这里来实践一下。她的第一个招术是假装同意对手的看法，以便随即将其引导到另一种思路上去。
“我同意您的看法。当初我住进这里是因为一个十分具体的原因——恐惧综合征——，而最后留在这里的原因却十分广泛： 没有能力正视一种与众不同的生活，没有了工作，也没有了丈夫。我同意您的这种看法： 我失去了开始一种新的生活的愿望，我需要重新习惯新的生活。让我把问题扯得更远一些，我同意这样的看法： 在一所疯人院，尽管那里使用电击——对不起，应该是电痉挛疗法，这是您喜欢的叫法——，尽管要按作息时间表进行活动，尽管有些住院的患者歇斯底里症会发作，但是与您所说的尽一切可能使每个人都一模一样的那个世界的法律相比，它的规章制度更加容易让人容忍。
“昨天夜里，我听到一个女人弹奏的钢琴声。她弹得相当出色，我极少听到过这么好的音乐。我一边听，一边想到了为创作这些奏鸣曲、前奏曲、柔板而受苦受难的所有作曲家，想到了他们把这些独树一帜的作品拿给在音乐界发号施令的人物看的时候所遭受到的讥讽，想到了他们为了让某个人资助一个乐队而遇到的困难和羞辱，想到了他们可能从还不习惯于这种谐音的听众那里受到的嘲笑。
“我想，更糟糕的是，不仅这些作曲家忍受了痛苦，还有热情地用灵魂演奏他们作品的那位姑娘，因为她知道她就要死了。而我难道不同样也会死吗？为了能以她的那种同样热情演奏我的生活乐曲，我把我的灵魂留在了何处呢？”
伊戈尔医生默默地听着。看来，他所想的一切都正在得到验证，但要完全肯定尚为时过早。
“我把我的灵魂留在了何处呢？”马莉又问了一遍，“留在了我的过去，留在了我所期望的那种生活之中。我把我的灵魂囚禁在那样的一个时刻里： 有一个家，有一个丈夫，有一个我想摆脱却又从没有勇气去摆脱的职业。
“我的灵魂一直留在我的过去，但是今天它却热情洋溢地来到了这里，我在我的身上重新感受到了它的存在。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只知道，我花费了三年的时间才明白了生活正把我推向另外一条不同的道路，而我不愿意去走这条路。”
“我认为我正发现您有了某些好转的迹象。”伊戈尔医生说道。
“我无需提出离开维莱特的要求，只要我走出大门就可以永远不再回来。但我需要把这一切讲出来给某个人听。现在我要告诉您，这个姑娘的死使我理解了我该怎样去生活。”
“我认为这些好转的迹象正奇迹般地变化为痊愈。”伊戈尔医生笑着说道，“您打算怎么办？”
“去萨尔瓦多，去照顾那里的儿童。”
“无需去那么远的地方，离这儿不到两百公里就是萨拉热窝。战争已经结束，但问题还继续存在。”
“那我就去萨拉热窝。”
伊戈尔医生从抽屉里取出一张表格，小心地填好，然后站起身，把马莉领到了门口。
“愿上帝保佑。”他说道，随即便转身回到诊室，并立刻关上了门。他不愿对他的病人们产生什么感情，却又一直无法避免。维莱特将会缺少了马莉。
埃杜阿尔德睁开双眼时，韦罗妮卡依然还留在那里。最初几次接受电击之后，要经过很长时间他才能够回忆起刚刚发生过的事情——说到底，这恰恰是电击所要达到的治疗效果： 造成部分记忆缺失，使病人忘记困扰他的问题，从而变得更加安静。
然而，随着电击的次数不断增加，其效果就难以持续很长时间了，埃杜阿尔德很快便认出了韦罗妮卡。
“你睡着的时候讲到了天堂的幻影。”韦罗妮卡边说边用手抚摩着他的头发。
天堂的幻影？是的，天堂的幻影。埃杜阿尔德望着韦罗妮卡，想把自己的一切都告诉她。
就在这时，一名女护士拿着注射器走了进来。
“你现在该打针了。”她对韦罗妮卡说道，“这是伊戈尔医生的命令。”
“今天我已经打过了，我不会再打任何针。”韦罗妮卡说道，“我也不想离开这里。我不会服从任何命令、任何规章，不会做任何你们想要强迫我做的事情。”
女护士对这类反应似乎已习以为常。
“可是很不幸，我们一定要给你注射兴奋剂。”
“我需要跟你谈一谈。”埃杜阿尔德说道，“让她打吧。”
韦罗妮卡挽起毛线衣的袖子，女护士给她打了一针。
“好孩子。”女护士说道，“你们为什么不离开这阴森的病房，到外面去散一会步呢？”
“你在为昨天夜里发生的事感到羞愧吗？”当两个人漫步在花园时，埃杜阿尔德问道。
“曾经羞愧过，但现在我为此感到自豪。我想了解天堂的幻影，因为我曾非常接近过其中的一个。”
“需要朝更远的地方看去，在维莱特楼房的那一边。”埃杜阿尔德说道。
“那你就看吧。”
埃杜阿尔德向后望去，他要看的不是病房的墙壁，也不是住院病人静悄悄散步的花园，而是另外一个大陆的一条街道，那里或是雨水很多很多，或是一滴也不落。
(孙成敖 译)
注释：
此处原著有误。
保罗·乌切洛(1397—1475)： 意大利文艺复兴初期佛罗伦萨画家。
【赏析】
小说以斯洛文尼亚共和国的一家由外国人投资开办的维莱特精神病医院为背景，讲述了一个故事当中几个人物不同的命运。其中，又以韦罗妮卡的故事为主。她因不满生活现实，吞服安眠药自杀未遂，被送进维莱特医院抢救，并成为该院医生研究治疗维特里奥洛中毒的实验品。她在经历了无数次生与死的考验之后，最终挣脱了非人待遇，找到了尊严与爱情。小说的主旨在于启示人们摒弃偏见，直面人生，珍爱生命。
作品所表现的社会问题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关于疯子问题。作家认为，疯子就是“没有办法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别人的人。”他给出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就像你到了一个别的国家，看到了一切，明白你身边正在发生的事情，可却没有办法进行解释和求得帮助，因为你不懂那里的人所讲的语言。”他们无权自由表达自己的意愿，无权拒绝不人道的治疗。于是，他们只好默认“我们是疯子”。在这部小说里，循规蹈矩、为生活忍耐想法的人都是正常人；追求自由、遵循内心想法的都是疯子。韦罗妮卡因为对生活感到厌倦而自杀，结果被定为疯子，关进维莱特疯人院。她被抢救过来后，还来不及弄清自己为什么被送到疯人院就成了伊戈尔医生的实验品。疯子和正常人的差别在哪里？作品中有一个很有趣的观点： 正常人用一道墙将自己挡住，隐藏自己心中的想法，偶尔探头窥视他人。而疯子没有构筑这道墙，他们毫不隐瞒地将心里所想全都表现出来。一种是富有诗意，面对现实和充满哲理的风格，一种则是不诉诸我们的理智而诉诸我们心灵的象征性语言。疯子还有两种，“一种是没有机会重返社会；另一种是已经彻底痊愈，但却宁愿装成疯子，目的在于不必去承担生活的责任。”很不幸，在现实中，我们大多数人都是后者。科埃略以一种脱离了俗套的同情描写疯狂，他的风格是倾诉而不是说教，所产生的是那种人们在出神地倾听最沉痛的忏悔时所得到的效果。
其次，不知死，焉知生，这是作者想要传递给读者的重要思想。伊戈尔医生瞒着所有的人，让护士每天给韦罗妮卡注射一种名为费诺塔尔的药物，造成一种心脏病发作的假象，使韦罗妮卡深信自己很快就要死去。因为逼近死亡，韦罗妮卡摒弃了过去束缚她的偏见，直率地把自己的爱献给精神分裂症患者埃杜阿尔德。在韦罗妮卡得知自己只能活“二十四个小时”后，她要求医生给她服一种药，使她能醒着，她要好好利用自己生命中的每一分钟。她发现真正想杀死的“是一个我所厌恶的韦罗妮卡，当时我不知道在我身上，还会有着我会喜欢的另外一个韦罗妮卡。”以前，她觉得生命十分漫长，所以总是把事情推迟到将来去做。现在，她要活个痛快，活个充实，她想投入男人的怀抱，投入生活的怀抱，以“从前没有的多余精力使自己成为真正的自己”。可见，个人的死亡从存在论的角度来说是极为痛苦的，因为死亡意味着失去唯一属于你的东西——个人的生命。在这里，“个人”的孤悬和死亡的焦虑之间构成了因果关系。问题是这种心理倾向或者情绪品质仅仅是主人公的经历所赐予的吗？还是另有一种东西，使她困苦的经验被整合于其中，使之必须借助“死亡边缘”的形式来表达？韦罗妮卡必将死去的消息使许多患者受到触动，不少人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患抑郁症的泽德卡获准出院，她要去寻求一种冒险生活。患恐惧症的律师马莉留下一封信走了，她要去萨拉热窝救助儿童。韦罗妮卡和埃杜阿尔德最后一道逃出了医院。伊戈尔医生用死亡意识使他的病人产生了强烈的“逃出维莱特”的念头，而被筛选下来的、认命的、不愿意承担责任的人，将继续留在维莱特精神病院里。
小说人物都有完整连续的情节，书中充满了对人生常规的质疑，反映了人在死亡面前的意志、尊严和追求幸福的本能。韦罗妮卡通过自己内心的对话，发现自己可以跳出生活本身，结束人生无聊的游戏，去实践自己成为一个有意志力个体的意愿。作品给人一种努力进取、只争朝夕的力量。在即将死去的韦罗妮卡看来，多活一天就是奇迹，她因此分秒必争地生活着。与其说这是一本探讨“死”的小说，不如说它是一本探讨“生”的小说。
小说在故事结构上一改作者以往擅长的平铺直叙的写法，而将几个主要人物的故事并列和穿插，又使人物之间彼此发生联系，从而增加了作品的丰富性。尤其是小说中安排的伏笔，几乎令读者以假为真，到最后才恍然大悟，比如埃杜阿尔德并非真正的精神分裂症患者；比如韦罗妮卡并非无可挽回地行将死去，而是伊戈尔医生瞒着所有人把她视为豚鼠在进行医学实验，这一点直到全书马上就要结束之时才真相大白，令读者在主人公韦罗妮卡的生死问题上松了一口气。这也是《韦罗妮卡决定去死》的成功之处。
小说给人印象最深刻的除了对“疯子理论”和“死亡问题”的诠释，还有韦罗妮卡喜欢的“半月”，“因为它有可以扩展的空间，在不可避免地沉落以前能把光亮铺满它所有的表面”。其实，人生何尝不是在到底是按自己的意志去生活，还是被别人的看法或社会偏见所左右之间徘徊？脆弱的人往往会选择逃避甚至死亡，为何不在可以扩展的生命当中挑战一下，努力活下去？在生命不可避免地沉落以前让光芒照耀在我们追求自由、勇敢奋斗的生活旅途上，丢掉心灵的枷锁，重新审视自己的生命价值和生活方向，我们会发现奇迹的光亮就在身边。这或许就是作品中蕴含的最普遍而又容易被人忽视的道理。
(赵昕雅)